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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濤 | 關于朝鮮戰爭中美軍實施細菌戰的再考察

點擊：  作者：孟濤    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0-04-07 16:34:06

 

      【編者按】朝鮮戰爭爆發60多年來，有關美軍在戰爭中對中朝軍隊發動細菌戰的問題始終備受歷史學家關注。1976年美國參議院專門委員會聽證報告的證詞證明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使用過細菌武器。在大量翔實的證據面前，盡管美國政府和軍方一直持否認態度，但仍不能掩蓋其在朝鮮戰爭中對中朝軍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此外，美國細菌戰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隊的特別項目部，該項目的研發中心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迪特里克營地。

 

 

朝鮮戰爭爆發60多年來，有關美軍在戰爭中對中朝軍隊發動細菌戰的問題始終備受歷史學家關注。隨著中、俄、美三國大批檔案文獻的不斷解密，塵封數十年的事實逐漸浮出水面。然而，面對翔實的調查結果和有力的證據，美國政府仍矢口否認。

 

1952年初，中國和朝鮮控訴美國軍隊違反國際《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秘密地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這一事件震驚了全世界。

 

國內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相當多，如軍事科學院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三卷［1］，在“粉碎美國的細菌戰”一章中，根據中國的檔案文獻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沈志華在《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2］一書中利用中、俄解密檔案和資料也對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實施細菌戰進行了闡述。

 

此外，相關研究還有曲愛國的《是美軍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面的“謊言”——關于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斗爭的歷史考察》［3］，等等。

 

真相到底是什么？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的細菌戰，是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面為打“政治宣傳戰”而編造的“謊言”？這一歷史事實的最后認定，不僅會影響亞洲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美國的看法和觀點，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對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認識，也涉及復雜的政治和外交等因素。

 

本文以美方的檔案和解密資料為基礎，試圖利用新的證據來揭露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對中朝兩國實施細菌戰的真相，以便得出更加接近歷史事實的結論。

 

一、中美有關朝鮮戰爭中細菌戰爭論的歷史回顧

1952年2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公開支持兩天前由朝鮮外交部長樸憲永發表的、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罪行的指控。

 

12月，毛澤東在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上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4］

 

面對中朝兩國有確鑿證據的指控，美國卻矢口否認。為了幫助美國政府否認這一罪行，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韋蘭德甚至提出，讓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波特·羅杰“冒著泄露軍事機密的危險”聲明美國遠東空軍不具備實施細菌戰的能力。［5］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過來指責中國和朝鮮是為了迫使美軍在戰俘遣返談判上作出讓步、贏得國際輿論的支持而搞的“政治宣傳”。西方一些學者對中國和朝鮮的指控始終持懷疑態度，認為兩國所列舉的證據是偽造出來的。

 

多年來，國內外學者有關朝鮮戰爭中美軍實施細菌戰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焦點問題上：

 

一是有關中國拒絕美國建議由國際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組成的國際科學委員會介入調查的爭論。

 

1952年6月，由劍橋大學著名生物科學家李約瑟博士率領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到中國進行調查。

 

在大量人證、物證和科學檢驗結果面前，科學委員會的專家們達成了一致意見，并完成了一份600多頁的報告。因該報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又被稱為“黑皮書”或者“李約瑟報告”。

 

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東北和朝鮮人民，卻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6］

 

該報告公布以后，美國立即對其進行批判和否定，其理由是：國際科學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有“親共”的傾向，而且中方數次拒絕了美方及聯合國軍成員國邀請國際紅十字會、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組成一個科學委員會進行調查的主張。因此，美國認為“李約瑟報告”的結果是虛假的。

 

而事實是，組成國際科學委員會的七名科學家中，除了一名來自蘇聯外，其他六名都不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由美國提議介入調查的這些機構和組織的性質與構成就會發現：

 

首先，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而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組成聯合國軍參與朝鮮戰爭，是戰爭的另一方；

 

其次，美國所謂的“國際紅十字會”實際上是瑞士的“國家紅十字會”，并不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再次，美國建議成立的科學委員會由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烏拉圭五國提名的科學家組成，在這五個國家中，除了埃及以外，其他四國都支持美國在1950年6月25日向聯合國提出的譴責朝鮮侵略韓國的提議。

 

考慮到美國提出的三個機構都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此中國拒絕其介入調查。［7］

 

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擔心有關細菌戰的檢驗結果和數據泄露給美國以后，會成為美國檢驗其細菌武器效果的重要依據。

 

二是關于美國空軍戰俘供詞真偽的爭論。

 

從1952年5月開始，中朝方面陸續公布了承認曾參與實施細菌戰的近30名美國空軍戰俘的供詞，其中3名上校軍銜的空軍戰俘談到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決策過程。

 

另外，美國空軍上尉駕駛員約翰·奎恩還供認其在朝鮮投擲了細菌彈。［8］

 

美方則認為這些飛行員是無法忍受中國軍方對他們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被迫供認，甚至認為有的飛行員被中國政府進行了“洗腦”，因此，這些戰俘在特殊情況下的供詞是不可信的。

 

美國現有的大量資料顯示，這些空軍戰俘在1953年被遣返回國后，在美國某些機構的審訊和威逼之下完全否認他們在朝鮮的供詞，特別是美國空軍第4戰斗截擊機飛行大隊大隊長瓦克·馬胡林上校在其回國以后立即翻供，并強調他是被中國軍方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情況下招供的，企圖化解有關細菌戰的供詞對美國聲譽的不利影響。這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7］(p92)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威脅與壓力才是導致戰俘翻供的主要因素。

 

美國檢察總長赫伯特·布勞內爾曾經公開說過：“美國戰俘在朝鮮囚禁期間，如與共產黨合作，將面臨可能執行死刑的叛國罪的指控。”［9］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高級參議員李察·羅素寫了一份聲明稱：“那些與共產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簽字的人，應該迅速被清除出軍隊，而不是給他們以榮譽。”［7］(p90)

 

除了美國政府和軍方制造的威脅與壓力外，戰俘還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壓力。因此，這些被遣返的空軍戰俘翻供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美軍沒有使用過細菌武器，即使受到再嚴酷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這些戰俘也編造不出實施細菌戰的細節和過程。

  

三是關于前蘇共中央檔案抄件真實性的爭論。

 

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了該雜志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以及其收集的12份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

 

其主要內容是：1953年4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向蘇共中央提交的備忘錄中稱，他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時任蘇聯國家安全部長的伊格納季耶夫扣留的有關蘇聯駐朝大使支持朝鮮方面“偽造”疫區、“偽造”被傳染人員的報告，并聲稱朝鮮方面根本沒有掌握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證據。中國方面也沒有發現鼠疫、霍亂等病菌。［10］

 

因上述內容來自原蘇共中央檔案，故而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強烈關注。美國威爾遜·伍德羅國際學者中心主辦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1998年冬季號刊載了翻譯的12份抄件，同時還配有美國學者凱瑟琳·威瑟斯比與米爾頓·利藤伯格的考據文章。［11］

 

他們認為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并且指出這些新的證據非常重要，它將使得長期以來關于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爭辯最終平息。

 

但是，這些檔案抄件的真實性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首先，斯大林去世后，蘇共中央陷入激烈的權力斗爭，這些檔案與政治斗爭密不可分。

 

其次，這12份抄件不包括貝利亞所說的被伊格納季耶夫扣留的報告，報告內容無從得知；同時，這12份檔案只有手抄件，沒有原始文獻，是內容摘抄，而不是全文照錄，并且這些檔案抄件的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正式認可。

 

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些抄件時也專門指出，在正式檔案文獻公布之前，這批抄件的真實性始終受到懷疑。

 

再次，到目前為止，這12份檔案抄件的內容無法得到中國檔案文獻的證實，就連美國學者凱瑟琳?威瑟斯比也同意需要更多的中方檔案來證明這些抄件的真實性。［12］

 

在沒有得到中、俄兩國原始檔案確切證明以前，不能盲目相信其內容，更不能以此為依據做出否定美軍曾經實施細菌戰的結論。

 

 

二、朝鮮戰爭爆發前后美國政府對細菌戰的政策及研發過程

1952年初，中朝政府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指控暴露出美國極力保護的一個軍事機密，即美方在朝鮮戰爭中開展細菌戰的能力。美軍到底是否具備細菌戰的能力？對這一問題的考察還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就進行了細菌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考慮到細菌武器的運輸困難以及如何科學有效地進行人口免疫的難題，美國還是放棄了大規模開展細菌武器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受同盟國軍事、政治、工業利益的驅使，特別是在德國和日本1939年公布細菌武器發展研究報告的刺激和威脅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發展細菌武器的可能性。

 

當時，不僅像蘇聯、法國、英國等大國有細菌戰項目的研究計劃，就連加拿大、波蘭等國也開展了此項研究。［8］(p27)

 

1941年10月，當時的美軍作戰部部長亨利·史汀生組建了一支由著名科學家組成的研究隊伍，對細菌戰項目進行指導和研究，他還要求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立一個細菌戰項目委員會。該委員會一成立，就立即與英國、加拿大的細菌戰項目建立了聯系。［8］(p29)

 

1942年2月，細菌戰項目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細菌戰是可行的，并且史汀生還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主張通過民間機構積極的、秘密的推進細菌戰研究項目。

 

羅斯福雖然沒有看過這份備忘錄，但他同意了史汀生的建議。事實上，羅斯福總統顯然是被這些主張開發和研究細菌戰項目的專家給說服了，最重要的是他考慮到了德國和日本細菌武器的發展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13］

 

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將細菌戰項目任務轉到了美軍作戰部，并且與美國海軍部共同合作進行。在25萬美元啟動經費的支持下，細菌戰項目迅速成為戰時美國第二大軍事科研項目，僅次于當時研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

 

由于細菌戰項目的重要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有近4000人參與到該項目的開發和研究中。

 

美國細菌戰研究的中心是生化部隊的特別項目部，該項目的研發中心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迪特里克營地。

 

迪特里克營地建立于1943年4月，當時，同樣位于馬里蘭州的埃奇伍德兵工廠已經不能滿足細菌武器研制迅速發展的需要。到1944年年底，該營地的科學家們對很多種細菌及生物武器進行了試驗和研究。［8］(pp30～31)

 

但是，一方面，因為美國已經批準了1925年《日內瓦條約》有關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的條款，因此美國政府一直擔心使用細菌武器會遭到美國國內及世界輿論的譴責，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卻沒有同意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條約，這就使國際社會懷疑美國的意圖，并成為對其進行指責的理由。同時，美國還有另外一種約束，就是害怕報復和考慮到戰爭對象是否值得冒險使用細菌武器。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蘇走向冷戰階段，基于對蘇聯擁有實施細菌戰能力的不確定性以及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軍方要求將細菌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擴大，以保證在未來的生物戰中處于優勢地位。

 

另外，由于細菌武器相當低廉的研究成本和發展迅速的特點，所以在冷戰前期，擴大細菌戰項目研究計劃對美國政府來講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擇。

 

基于以上考慮，美國政府決定對日本細菌戰戰犯及其罪行進行包庇和隱匿，準備赦免日本細菌戰戰犯，以便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細菌戰研究的資料和活體標本。

 

在被赦免的戰犯中，包括日本關東軍731細菌部隊的禍首石井四郎。由美國情報官員幫助編寫的石井四郎的個人評估報告，使他免除了戰犯的審判。

 

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們這樣描述石井四郎：“他是親美的，并且他尊重美國的精神文化和物理科學。”［14］

 

可見，美國為了獲取日本的細菌戰資料可謂是“煞費苦心”。由于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哈巴羅夫斯克市對日本細菌戰戰犯的審判，日本試驗和使用細菌武器的大量證據公布于世。美國政界、軍界、學術界與媒體為了掩蓋其與日本的不光彩交易，反稱蘇共是在“作秀”，是為了搞“政治宣傳戰”。［15］

 

美國到底從與日本的交易中得到了什么？美國國家檔案中的資料顯示，美國軍方對石井四郎和細菌戰專家至少進行了24次詢問，而且對詢問記錄進行了備份。

 

石井四郎和日本細菌戰戰犯總共向美國提供了35份書面報告，報告還附有大約8000張詳細記錄的800個人體測試的幻燈片，以及有關鼻疽、鼠疫和炭疽病的三份尸檢報告。這些報告的篇幅從300多頁到800多頁不等。

 

日本戰犯所提供的有關細菌戰研究的報告顯示，日軍對細菌戰的研究與美國相類似，范圍較廣，細菌類型多，但主要是集中在對鼠疫、炭疽、霍亂、傷寒等病毒的研究上。［16］

 

在得到日本細菌戰的詳細資料后，美國的細菌戰專家寫出20多份詳細的分析報告。

 

1947年11月，從日本回到美國迪特里克營地的生物戰項目負責人埃德溫·希爾博士稱：“在這次日本的調查中收集的證據，大大擴充了這個領域的各個方面。”［17］

 

在目前所解密的美國國家檔案中，雖然沒有關于石井四郎等日本戰犯幫助美國進行細菌戰和細菌武器研究的記錄，但是有證據表明，日本人所提供的細菌戰的情報資料幫助了美國人在1947年以后所進行的細菌武器的設計和測試。［17］(pp64，201～202;73，280)

 

1950年6月30日，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五天，美國國防部長特設的研究生物、化學和放射性戰爭的史蒂文森委員會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關于更加廣泛的發展生物武器的計劃和更加激進的八項建議。

 

10月27日，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批準了這些建議，使得美國軍方在戰爭爆發時能夠使用包括新的神經毒氣等生物武器，并研究和測試有關進攻和防守方面的生物戰。

 

史蒂文森委員會的報告還否定了國際上關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定義和分類”，主張美國放棄“使用生化武器只用于報復”的國家政策。

 

美國空軍完全贊同該委員會的建議，主張大規模開發和使用生物武器。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生物武器在削弱敵人精神、軟化敵軍進攻、隔離戰場等方面的潛力和好處，他們認為美國必須“毫不拖延地獲取強大的進攻性生物武器”，并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生物武器系統用于緊急戰爭，以對付蘇聯和中國。

 

盡管做了大量的努力，1952年9月，美國軍方負責生物武器研究項目的人員仍向政府報告，他們把殺傷力強、穩定、可行、易傳播、成本低、能產生疫情的細菌武器運用到常規戰爭中的計劃并不成功。

 

而一年后，在朝鮮戰爭結束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兩年的結果表明，他們對細菌武器的計劃過于樂觀。但是，這不表明他們的計劃在朝鮮戰場上沒有收獲。［5］(pp241～249)

 

早在1950年2月，美國生化部隊負責細菌武器研制項目的威廉·克雷塞就通知國防部，三種病毒試劑與最先進的M33炸彈已經成功地經過了實地測試，再經過一年的繼續研究，這種細菌彈的威力可以發展到4天內將病毒擴散到500平方英里的范圍。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后，美方除了研制出含有能引起波狀熱的豬布魯氏菌細菌彈外，還研制出了含有炭疽、兔熱病、鼠疫、肉毒桿菌四種病毒的細菌彈。

 

1951年夏天，美國軍方負責細菌戰項目研究的部門想在朝鮮戰場上對已經研制出的各種細菌武器進行測試和檢驗，與此同時，美國迪特里克營地的科學家與加拿大的細菌戰專家一起繼續研究和開發利用昆蟲作為媒介來傳播疾病的炸彈，他們利用蒼蠅、蚊子、跳蚤等昆蟲攜帶的病毒或帶病毒的火雞羽毛生產出細菌彈，中朝部隊在戰場上發現的美國空軍投下的細菌彈就是這種。［8］(pp64～79)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軍方對細菌武器的研發由來已久，特別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到朝鮮戰爭爆發這段時間里，美國的細菌戰研究有較快的發展，美國政府對細菌戰的政策也改變了“只用于報復性行動”的立場。

 

當朝鮮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后，美國為了在邊打邊談中取得優勢地位，是完全有能力和可能性采取細菌戰的。

 

 

三、美國現有檔案文獻資料中關于其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證據

 

在中朝兩國提供的大量關于美軍實施細菌戰的翔實證據面前，美國政府和軍方一直持否認態度。許多關于細菌戰的美方檔案一直沒有解密，美國政府也很少透露有關這一問題的檔案資料。

 

更讓學者們感到遺憾和困惑的是，美國國家檔案中一些有關細菌戰項目的檔案記錄要么丟失，要么被破壞和刪除，因此，在美國政府的極力掩蓋下，想得到美國官方公布的有關這一問題的書面材料是非常困難的。

 

20世紀60年代，由于美國政府公開承認在對越戰爭中使用過化學武器，這就重新喚起了人民對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使用細菌武器的懷疑。［15］(ppⅪ～Ⅻ)

 

從1976年美國參議院專門委員會聽證報告的證詞中，我們發現有兩點可以證明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使用過細菌武器：

 

第一，1952年春天，美國中央情報局曾與在迪特里克營地的美軍細菌戰實驗室達成了協議，規定雙方共同開發和研制細菌武器及運輸系統。

 

在參議院專門委員會的盤問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科比承認，由于缺乏書面記錄，同時一些書面材料在1973年被損壞，他不能排除細菌武器被用于進攻性行動的可能性。［7］(p81)

 

由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使其不可能留有大量的書面材料，即使有也不會對外公布，其目的是為美國政府和軍方利益服務。

 

第二，“合理否認學說”。

 

盡管這一理論不是美國所獨有的，但事實上“合理否認學說”被解釋為美國外交活動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參議院霍華德·貝克將這一學說定義為：“任何行為都要以確保美國政府不受責備的方式來完成的系統學說”。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說，“合理否認”被用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如果美國否認某些東西，而又不能被證明是虛假的，美國就可以這樣做。［7］(p81)

 

參議員克拉克?默爾霍夫更是直接指出：“‘合理否認’構成一個精心策劃的封面故事，常常還配有一小撮高級官員的偽證。然而，當謊言和偽證還不充分的時候，就必須故意銷毀一些與封面故事不一致的書面記錄。”［7］(p81)

 

可見，美國政府為了達到其“合理否認”的目的，不惜用破壞檔案記錄的方式來掩蓋真相。美國對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指控的否認，就是“合理否認學說”的最佳體現。

 

在參議院專門委員會完成上述聽證會以后，紐約的《新聞日報》出版了一份有關美軍細菌戰尚未解密的報告的摘錄。該摘錄公開了從1950年到1966年美軍在8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活體細菌試驗的情況。這則消息震驚了所有的參議員，他們認為軍方對他們不知道隱瞞了多少重要的數據和事實。［18］

 

與此同時，1976年11月9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頭版報道了一部日本電視紀錄片，該片控訴日本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細菌試驗殘忍地殺害了3000名中國囚犯，并且進一步指控這些劊子手通過與美軍分享試驗成果的方法逃脫了戰犯審判和懲罰。

 

日本細菌部隊的5名軍官聲稱，美國軍方承諾如果他們將有關日軍細菌戰研究的重要數據和資料提供給美國軍方，他們將受到完全的保護。美國國防部和司法部對此報道予以否認，但承諾進行調查。

 

日本媒體的指控恰恰與1952年李約瑟博士率領的國際科學委員會所提供的調查報告相吻合，即“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二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7］(p82)

 

除了以上的書面證據外，還有一些人證，他們因為支持中國和朝鮮對美國政府的指控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例如，20世紀50年代早期，美國的約翰·鮑威爾在上海主辦了英文雜志《中國月報》。由于在他的雜志上批評了美國及聯合國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因此，美國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該雜志。

 

1956年，鮑威爾與他的妻子被美國指控犯有煽動罪，6年后，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和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為由宣判他們無罪，但是，此后他再也不能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了。［8］(p39)

 

后來，鮑威爾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在1980年10月發表了《日本的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行》一文，對美國與石井四郎的骯臟交易進行了揭露。［19］

 

另外，還有一些戰地記者，比如當年第一時間向西方民眾報道有關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的澳大利亞記者弗雷德·格拉漢姆·伯切特和英國記者阿蘭·溫寧頓，他們非常同情中國的遭遇，撰寫了大量揭露美國罪行的戰地報道，因此，他們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視為眼中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四、結語

中朝兩國有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的指控雖然已經過去60多年了，由于參戰雙方關于這一問題的檔案沒有徹底公開，特別是美國方面將大量有關細菌戰的直接檔案證據和資料進行了技術處理和破壞，一些檔案已經不知去向，很難再還原其真實面目。所以，學術界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還會繼續。

 

面對已有的大量證據，美國政府仍采取各種方式進行否認。一些支持美國政府的政客和學者聲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不具備細菌戰的能力，還有一些人聲稱，朝鮮戰爭中美國對細菌戰的政策是“只用于報復”的目的，因此不會首先使用。

 

大量翔實的證據證明，以上學者的言論都是借口和謊言，其目的就是想掩蓋美國實施細菌戰的真相，維護美國在國際社會和輿論面前的大國形象。

 

雖然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所做出的努力和犧牲不亞于越戰，但是美國政府卻稱朝鮮戰爭為“被遺忘的戰爭”，極力讓它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試圖掩蓋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美國沒有在朝鮮戰爭中實施細菌戰，面對美國眾多學者要求政府開放關于朝鮮戰爭期間細菌戰項目的檔案資料時，美國政府不會至今仍保持沉默。

 

綜上所述，除了“李約瑟報告”，中朝方面掌握的大量人證、物證以及近30名美軍飛行員的供詞外，美國現有的檔案文獻中也有一些有力證據。美國再狡辯也不能掩蓋其在朝鮮戰爭中對中朝軍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

 

中朝兩國反對美國細菌戰的斗爭是朝鮮戰爭期間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朝鮮戰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僅在朝鮮戰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國際冷戰史研究中也具有非常獨特的影響。

 

參引文獻

 

［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曲愛國：《是美軍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面的“謊言”——關于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斗爭的歷史考察》，《軍事歷史》2008年第2期。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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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66～169

［9］New York Times，Aug15，1953;Canadian Far Eastern Newsletter，Nov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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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ter Pringle，Did the US Start germ warfare?New Statesman，Oct25，1999；12，578；ABI/INFORM Global，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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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eymour Hersh，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American’s Hidden Arsenal，New York，1968，pp13～18

［16］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New York and London，1994，pp59，64～65，188，206～207

［17］Albert ECowdrey，The Medics’War，Washington，DC，1987，p219，nd24

［18］StLouis Post Dispatch，Dec22，1976；Toronto Star，Dec23，1976

［19］John W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The USCoverup of a War Crime，in the October/December，1980，issue of 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作者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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