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的時間現在已超過了其歷史的2/3。因此，要認識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不僅要學習黨史，也要學習新中國史。要通過學習新中國史，進一步了解黨在新中國歷史時期是如何竭智盡忠，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是如何審時度勢，積極謀求國家建設更快發展的；是如何凝心聚力，不斷引領人民團結奮斗的。
歷史說明，中國共產黨過去是革命黨，現在仍然是革命黨，是執政的革命黨和革命的執政黨。它不僅為新中國建設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繪制了切實的宏偉藍圖，創造了良好的內外條件，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推動者、英明領導者、杰出組織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引路人、主心骨、守護神。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自己的百年誕辰。回顧這百年奮斗史，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的時間已然超過了2/3。此時紀念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誕辰，認識它的偉大、光榮、正確，固然要學習和了解它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的歷史，同時也要學習和了解它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的歷史。學習包括新中國史在內的“四史”，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期間提出的。最近，他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進一步號召，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宣傳教育。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只有學習社會主義發展史，才能明白社會主義是怎樣由空想變為科學，又是怎樣由理論變為實踐的；只有學習中共黨史，才能明白科學社會主義是怎么傳播到中國，中國共產黨又是怎樣誕生和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實現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偉大飛躍的；只有學習新中國史，才能明白中國人民是怎樣在黨的領導下捍衛國家獨立、統一、安全，又是怎樣在積貧積弱的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國家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只有學習改革開放史，才能明白社會主義中國是怎樣通過破除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而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又是怎樣在已有基本制度和建設成就的基礎上大踏步趕上時代的。“四史”合在一起，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再變為革命運動，再在中國取得成功，再進一步發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個邏輯過程。“四史”中的每一史，都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依據，也是對其他史的補充和印證。而新中國史剛好處于“四史”的中間環節，它上連社會主義發展史和黨史，下連改革開放史。學習它可以使人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并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的。新中國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稱中國現代史、中國當代史或當代中國史，簡稱國史。它與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內容上雖有交叉和重合，但角度、重點、范圍有很大不同。這一時期的黨史主要是從執政黨角度記述歷史，重點講黨在新中國成立后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把這些路線、方針、政策變為國家意志，以及處理與各參政黨之間、與國外政黨之間關系，進行黨的自身建設的過程和經驗教訓的總結，等等。而新中國史主要是從國家的角度記述歷史，重點講國家政權機關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組織各方面開展經濟、社會、文化、外交、國防等事業，進行機構改革和提高自身效率，各參政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政議政的過程，以及各項建設中的經驗和教訓，等等。因此，黨史涉及的主要是黨自身及其影響所及的事務，例如，黨的重要會議、事件、人物，以及黨的領導下的社會領域變化等。而新中國史則要更多地介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的決策過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訂過程，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的重大活動與舉措，各級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況，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進展，以及其他在黨史中不可能過多涉及的事務。這說明，黨史雖然是新中國史的核心，但新中國史的內容比黨史更加廣泛；學習黨史代替不了對新中國史的學習，而學習新中國史可以使人們更加認識黨的偉大、光榮、正確。說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并不是說它沒有缺點，沒犯過錯誤，沒出過壞人，而是說它從事的事業——為建立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是偉大的，肩負的使命——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民站起來強起來富起來是光榮的，指引的道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正確的。只要我們站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學習新中國史，就不難看清新中國史的主線和本質、區分新中國史的主流和支流，就會正確對待新中國史各個歷史時期的關系，自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更加深切理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的道理。古代中國一直處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是文明古國，也是大國、強國，只是近代由于封建專制制度的頑固而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時代列車，導致其屢遭列強的侵略欺辱，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民族獨立和工業化成了近代中國面臨的兩個最大的問題，誰能提出解決這兩大問題的正確主張并付諸實施，誰就能擔負起領導中華民族的歷史重任。在歐美國家，這兩個任務一般是資產階級擔負和完成的，但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缺乏獨立性，政治上軟弱、短視、搖擺，不愿也不可能徹底反帝反封建，所以無法擔起這副擔子。相反，工人階級雖然人數較少、年齡較輕、文化水平較低，卻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它不僅受壓迫最深重，力量最集中，革命最徹底，最有戰斗性，與占人口多數的農民階級有天然聯系，而且當先進知識分子通過接受馬克思主義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而成立中國共產黨后，更具有了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兩重革命任務的能力；同時，中國共產黨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華民族先鋒隊，擔負起了階級解放和民族復興兩副擔子。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國家獲得了獨立，掃清了工業化道路的政治障礙，但還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還在時刻受到外部勢力的威脅，帝國主義還在對我國進行孤立和封鎖，阻撓我國最終完成統一；另一方面，經歷長期戰爭后的國民經濟還有待恢復，小農經濟也有待改造，資金、物資、技術和管理人才等更有待積累和培養，一時還不具備進行工業化建設的條件。因此，鞏固民族獨立和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擺在我們黨面前的兩大歷史性任務。能否完成這兩個任務，仍然是對我們黨領導能力的巨大考驗。現在，70多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中國早已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且使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安全得到了空前鞏固，綜合國力在世界排名中得到了空前提高，正在向著國家完全統一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穩步前進。事實雄辯地說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是正確的”。新中國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宣布，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是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因此，新中國成立后，自然選擇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當美國趁朝鮮內戰之機派艦隊侵占臺灣海峽，組成所謂“聯合國軍”入侵朝鮮，把戰火燒到中朝邊境時，不顧國家仍處于戰后恢復時期、中美在經濟和軍事裝備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毅然派出志愿軍赴朝作戰，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捍衛了我國安全和遠東地區的和平。與此同時，和平解放了西藏，實現了大陸統一；此后又為粉碎美國妄圖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對金門國民黨軍實施了大規模炮擊；為支援越南抗擊美國侵略軍，派出防空、工程部隊，捍衛了祖國南大門的安全，并迫使美軍退出了東南亞，對國際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50年代后期，蘇聯主要領導人忽視我國主權，提議中蘇建立雙方共管的長波電臺和潛艇艦隊，遭到了毛澤東斷然拒絕。隨后，由于他們在中印邊境沖突中明顯站到了印度侵略勢力一邊，還單方面召回在華專家、撕毀政府合同，導致兩國關系破裂，甚至調兵遣將，制造中蘇邊境沖突，嚴重威脅了我國安全，毛澤東又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以及“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要求加大對大小“三線”和其他戰備工程的投資，號召全國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從而為反侵略戰爭贏得了時間和主動。20世紀60-70年代，亞非拉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美國為集中力量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急于從越南戰爭中脫身，頻頻向中國示好。面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審時度勢，作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的判斷，并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及時調整外交戰略，實現了美國在任總統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緩和的大門，又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改善了我國國際地位和安全環境，也為后來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鋪平了道路。改革開放后，根據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后面臨發展難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形成均勢、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的國際形勢新特點，鄧小平作出關于當今時代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的論斷。隨后，我國在對外政策上作出了較大調整，強調革命不能輸出，在國與國的關系上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別，全方位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同時，仍然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同第三世界團結合作作為新時期的基本外交政策。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格局結束時，鄧小平提出對國際形勢變化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方針，使我國平穩度過了世界大變動、大動蕩的歷史關口。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些國家妄圖侵犯我國的主權，如越南當局驅趕華僑并在中越邊境制造流血事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借口我國平息“八九”風波對我國實施所謂“制裁”，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南斯拉夫轟炸我駐南使館，美國戰機在我國南海空域與我戰機撞擊，日本政府宣布購買釣魚島及其附近島嶼等，我國政府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維護了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鄧小平指出“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重申毛澤東關于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的警示。這一時期，我們黨還正式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收回了香港、澳門的主權，雪洗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向祖國完全統一邁出了重要一步。進入21世紀，為促進祖國統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對“臺獨”分裂勢力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為順應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把握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特點，我們黨和國家又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作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外交布局，建立了中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建立了中非定期協商機制和合作平臺——中非合作論壇，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和二十國集團（G20），為自身發展爭取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黨的十八大后，根據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我們黨一方面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我國發展仍然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另一方面，著重指出當前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強調“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要求各級干部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為維護國家正當權益和加強國防建設，我國設置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加強了釣魚島海域巡航，進行了南海島礁基礎設施建設并部署防御性力量，建立海外后勤保障基地，深化軍隊改革，強調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突出戰斗力標準，嚴正聲明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積極參與和推動已有國際對話及合作平臺的基礎上，倡議和促進“一帶一路”建設，使我國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外交布局，越來越多地成為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行動的發起者、倡導者、組織者，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斷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還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把安全概念由過去局限于政治、國防、治安，擴大到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太空、深海、極地、生物以及海外利益等領域，同時，對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作了進一步全面、準確的解讀，強調為防止外部勢力干涉、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堅持“一國”，“兩制”才能并存。在香港接連發生反中暴恐事件后，國家決定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一舉改變了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長期“不設防”的狀態。針對前一時期“三股勢力”造成大量無辜群眾罹難的情況，有關地區近幾年通過舉辦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和整治“泛清真化”，遏制它們的興風作浪，鏟除了它們賴以生存的土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寧，受到人民群眾廣泛而熱烈的擁護。所有這一切，使我國獨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也使國家統一大業愈益接近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歷史時期的另一個任務，是抓緊實現國家工業化，挽回近代被耽誤的時間，趕上時代進步的潮流。70多年的歷史表明，我們黨在這方面也是不辱使命的，不僅適時制定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而且多次抓住歷史機遇，使新中國用很短時間便走完了西方先進工業國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使中華民族終于以昂揚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黨建黨時確立的奮斗目標。后來，通過革命實踐，我們黨認識到中國不同于先行工業化的歐美，故將革命分成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勝利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針對我國現代工業僅占國民經濟不到10%的實際情況，又決定暫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允許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國營經濟占主導的條件下，再發展一個較長時間，以便為重工業建設積累資金、物資和培養人才。然而，新中國成立剛剛3年，毛澤東又提出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并用10-15年過渡完。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否因為我們黨要急于搞社會主義呢？是否因此而走了彎路、耽誤了時間呢？只要深入分析歷史就不難看出，實際情況不僅不是這樣，而且恰恰相反，這是我們黨在遇到有可能提前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歷史機遇時，作出的一個敏銳反應和英明決策。恩格斯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我國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優先發展重工業成為具有極大緊迫性的問題。有關部門在編制“一五”計劃草案時，把蘇聯和歐美國家的工業化道路作了反復比較，一致認為“一五”計劃必須以重工業為重點，這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然而，要使這種緊迫性、必要性具有可能性、現實性，還必須爭取到先進工業國的幫助。那時在工業化國家中，可能給我們幫助的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所以，1952年周恩來、陳云一行前往蘇聯，洽談對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援助問題。斯大林過去對我們黨是否是民族主義政黨一直抱有懷疑態度，但當他看到新中國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以巨大的民族犧牲捍衛了包括蘇聯在內的遠東地區和平后，不僅消除了懷疑，而且感覺對中國有所虧欠，當即答應給予全面援助。斯大林表示：中國志愿軍在朝鮮作戰和在國內發展橡膠生產兩件事，也是對蘇聯的援助。關于斯大林的這個轉變，毛澤東后來在同蘇聯駐華大使談話時也說過：“蘇聯人從什么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所以，毛澤東正是從斯大林的這一表態察覺到其中蘊含的重大機遇，從而在中央書記處聽取周恩來、陳云訪蘇情況匯報和研究“一五”計劃方針、任務的會議上，改變了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原有設想，提出立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什么提前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基本建設就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呢？這是因為，1952年雖然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已順利完成，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國營經濟在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也有較快增加，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正全面開展，朝鮮戰爭戰局也已趨于平穩，但這一切并沒能改變我國資金、物資和技術力量極度匱乏的狀況。因此，當蘇聯答應在設備設計和制造、無息和低息貸款、派遣經濟和技術顧問、接收留學生等方面予以援助時，我們還需要把有限的資金、物資、技術力量加以集中調配，才能適應新形勢。這就不能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私有制進行改造，不能不實行蘇聯那樣的計劃經濟體制。而這樣做當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了。可見，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而是為了工業化、圍繞工業化的。黨中央在后來制定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明確指出工業化是主體，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實踐表明，正是這個決策，為我國工業化的“彎道超車”抓住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個機遇期從1952年持續到1960年，在此期間和隨后一段時間里，中國人民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僅用四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便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我國和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差距能在短時間里迅速縮短，與此有著密切關系。前面說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蘇矛盾激化，美國為集中力量同蘇聯爭霸，急于從越南戰場脫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澤東同意尼克松訪華，從而改善了中美關系，使我國在同蘇聯霸權主義斗爭中增加了分量，也撬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長期封鎖的門縫，得以從它們那里進口一些先進設備，一定程度上進一步縮小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這是我們黨為中華民族復興抓住的又一次歷史機遇，只不過由于那時我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把進口設備和技術統統批成“洋奴哲學”，阻礙了對外開放的步伐，耽誤了一點時間，所以只能算抓住了半個機遇。但實事求是地說，耽誤的時間并不多。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主要國家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游資難以流動。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這個體系解體，加上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使大量游資和耗能大、污染高的制造業設備得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就是說，在此之前，即使我國實行開放政策，西方國家也不會對我國大量投資和大規模出售先進設備。1977年鄧小平再次恢復工作后，把“文化大革命”后期抓住的那半個機遇繼續加以擴大，實現了中美建交，從而完全打開了同西方關系正常化的大門，終于使我國有了全面對外開放和實行國際大循環的條件。20世紀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幫”被粉碎，“左”的禁錮被打破，出現了全黨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過民族民主運動紛紛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求和平謀發展的呼聲日益高漲，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國際局勢逐漸緩和。對此，鄧小平作出了關于時代主題的新判斷，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確立了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從那時到現在，這個戰略機遇期持續了40多年，使我國更加縮小了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的差距。與此同時，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成為了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制造業大國，并開始向制造業強國和信息化大國邁進。最近一個時期，西方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導致世界經濟增速乏力，國際市場萎縮，貿易摩擦加劇，逆全球化抬頭，這給中國經濟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針對這一新情況和我國內需已成為經濟發展根本支撐的實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決定對我國發展戰略進行新的調整，提出要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特別是剛剛過去的2020年，我國人民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頂住了美國頻頻發動的貿易戰、科技戰，同時取得了抗擊百年不遇、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戰略成果，在國際國內雙重困難下，不僅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而且成為世界疫情中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唯一主要經濟體。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也已經成為了一種發展機遇。現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中國能不能抓住機遇，而是別人能不能抓住中國這個機遇的問題了。近代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屢遭列強欺凌，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四分五裂、一盤散沙，國民精神萎靡不振。所以，中國共產黨要擔負起解救和復興民族的重任，解決民族獨立和工業化這兩大問題，必須能把各階層各民族各地方的群眾團結和凝聚在一起，使中國人民煥發昂揚向上、意氣風發的精神，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歷史表明，我們黨在這方面也顯示了非凡的能力。我們黨的性質是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們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黨總能從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中找出共同點，并把它們變成奮斗目標，組織大家一起為之奮斗。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就曾根據形勢變化，把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先后凝結成打倒列強，打土豪、分田地，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等口號。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又先后提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用不太長的時間把我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獨立自主、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現四個現代化，“三步走”戰略，以及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口號，把全國人民最大限度地動員起來，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奮斗。要使全國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除了要善于提出代表絕大多數人共同利益的奮斗目標外，還要能統籌兼顧各方面的利益，協調處理好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例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摧毀了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從根本上解放了被長期束縛的生產力。但新中國成立之初仍處于農業社會，還需要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性發展經濟。為此，我們黨一方面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資產變為全民所有；另一方面，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既限制他們的剝削量，又使他們有利可圖。即使后來為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決定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仍然對他們采取“統籌兼顧、合理安排”的方針和付定息的贖買政策。社會主義改造在總體上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但由于當初要求過急、工作過粗、形式過于簡單，也存在某些與生產力水平不相符合的問題。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基本建設任務的完成，這些問題暴露得越來越明顯，同時也越來越具備了改革的條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出發，逐漸調整了所有制結構和經濟體制，由單一公有制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單一按勞分配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更加適應；在堅持共同富裕大方向的前提下，使各階層各行業的不同利益各得其所，使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得以競相迸發，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改革過程中也存在少數人利益的代表者試圖挑戰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現象，出現過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例如，有人鼓吹“經濟人”假設，要求“農民承包地私有化”，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收入差距應進一步擴大”等，在政策提法上一度把效率與公平相對立。當我們黨意識到這些問題后，及時采取了應對措施，該調整的調整，該糾正的糾正，該批判的批判，該拒絕的拒絕。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端正改革的出發點，一再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遇到關系復雜、難以權衡的利益問題，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習近平總書記著重指出：“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僅僅決定于這一點。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改革中一些與共同富裕原則相背離的問題，正在一個一個地得到解決。通過脫貧攻堅等措施，改革發展的成果正在越來越多、越來越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正是這一切，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越來越高，也使全社會的凝聚力越來越強。我們黨一向重視對人民物質利益的維護和協調，也一向重視精神力量的培育和壯大。毛澤東早就講過，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前曾培育出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紅旗渠精神等精神，改革開放后又培育出改革開放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災精神等精神。它們是革命年代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灣精神、西柏坡精神的一脈傳承，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形成的自強不息、威武不屈、精忠報國、以民為本、埋頭苦干、廉潔自省、助人為樂、勤奮好學等優秀精神的發揚光大。正是由于這些精神的鼓舞，新中國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都涌現出了無數先進人物和英雄事跡，創造出了無盡的物質財富和人間奇跡，反過來促使人民群眾的精神更充實更自信。現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反華反共叫囂和鬧劇，不僅難以對我們造成多少傷害，而且會起反面教員的作用，更加激發廣大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愛國熱情的高潮，使人們更加看清敵對勢力的可惡嘴臉，更加同仇敵愾、斗志昂揚。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一再要求“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要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任何時候都不要喪失理想信念”。新中國史已經說明并將繼續說明，中國共產黨過去是革命黨，現在執政了，仍然是革命黨，是執政的革命黨和革命的執政黨。它不僅為新中國建設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繪制了切實的宏偉藍圖，創造了良好的內外條件，而且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推動者、英明領導者、杰出組織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引路人、主心骨、守護神，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只要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心同德，奮力拼搏，就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頁。2.《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頁。3.《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頁。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頁。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頁。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頁。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7頁。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4—655頁。9.《陳云年譜（修訂本）》（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29頁。10.《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7頁。1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52—553頁。12.《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1頁。13.習近平：《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5頁。
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27頁。
15.習近平：《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頁。
（作者：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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