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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竺可楨對毛主席愈加崇敬。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認為這種成就的取得要歸功于毛主席的領導。

竺可楨是享有盛譽的科學大師，他的的學術水平和道德人格都可以說到了有口皆碑的地步，以致于有人稱其為“偉人”，并說“竺可楨是本世紀在中國科學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師，這樣的偉大人物100年中也不過七、八個人”（《紀念竺可楨先生誕辰120周年文集》氣象出版社2010第44-45頁）。 

1936年初，浙大校長出缺。有人向蔣介石推薦竺可楨接任。竺可楨在與蔣面談后，幾經考慮，同意接任。在隨后的十三年里，浙大成為了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同時也成為了有名的“民主堡壘”。在這段時間，他被誘迫加入國民黨，后又被列名為中央委員。臨近解放，盡管國民黨方面許以優渥的條件，但竺可楨最終還是拒絕了蔣介石去臺灣的邀請。他潛居上海，不期而遇了正在上海指揮將國庫中的金條運往臺灣的蔣經國。蔣經國以其父名義請他趕緊赴臺，竺可楨婉言相卻。上海解放第三天，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解放軍之來，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科學對于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 隨后的現實沒有讓竺可楨失望。剛解放，他就被推上了當時被認為全國科學事業最高機關——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崗位上，擔任了負責自然科學的副院長。

毛主席與竺可楨等人交談，左三為竺可楨先生

自從1949年9月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他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以后，此后他又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和宴請交談。中央領導和中科院黨組的信任和尊重，使他為領導重建一批新的研究機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到1956年初，研究機構從建院初期的16個發展到44個。經過自然科學評獎，中科院已經涌現出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理論研究成果。同時，竺可楨的科研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旺盛時期。他在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科學事業才有燦爛輝煌的明天。1958年10月27日，竺可楨在中關村陪同毛主席參觀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展覽會。竺可楨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次參觀的過程，在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劃線。這是竺可楨38年日記中唯一的一次。1961年1月21日下午，包括竺可楨在內的中科院四位科學家受邀，到中南海懷仁堂給毛主席、周總理以及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作科學方面的報告。竺可楨主講生物學、地學和農學方面的問題。“四位科學家共講四個半小時。毛澤東提議今后每月可組織兩次這樣的科學報告，對大家都有好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第516頁）。竺可楨在1958年6月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1962年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竺可楨在工作中更自覺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中央提出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總方針以后，他就率先研究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氣候問題。1963年8月，在青島修養期間，竺可楨寫就《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一文。一直關注科學的毛主席，在國家科委編印的內部刊物《科學研究動態》274期上讀到此文，立即引起興趣。他決定請竺可楨來談談這個問題。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請竺可楨，還有李四光和錢學森前往中南海菊香書屋談話。菊香書屋中有一間是毛主席的臥室兼書房。除了屋內的書柜外，寬大的木床的四周也擺滿了各種書籍。毛主席長期以來就有在床上看書的習慣，床上的書籍也往往是毛主席最關注問題的書籍。毛主席可以在床上很方便地從四周取到所需的書籍。與竺可楨一起參加這次談話的李四光后來回憶：“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談的范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竺可楨除了在當天日記中記下了這次談話的情形外，次日的日記中又提到了這次談話：“昨天所講可以看出：一是關于農業八字憲法，毛主席以為‘水、肥、土、密、保、種、工、管’八字憲法在農業方面照顧尚有缺點，應加‘光和氣’(日光和氣候)。”“昨天和毛主席談后，今日寫了封信給他老人家，并送他《歷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物候學》各一本，因他老人家昨天曾問：‘你們有什么著作？’交與沈文雄(竺可楨的秘書)由院送去。”竺可楨從這次談話中受到鼓舞。毛主席對氣候變化的情況的詳細詢問以及對未來氣候發展趨勢的關注，使竺可楨在此后幾年潛心于歷史氣候變遷的研究。他決意要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匯集資料，集以往三、四十年的深思，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國歷史氣候變遷問題。并計劃在1966年列入個人工作的重點。有過去相關的科學積累為基礎，有當時世界各國對于氣候異常引發的對氣候問題的普遍關注，又有毛主席在這方面的鼓勵，竺可楨在這個領域里的深入研究能夠取得震動國內外學術界的成果，也就成為了順理成章的事。1972年4月17日，竺可楨對《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了最后修改，交《考古學報》發表。在此后幾個月里，在校稿過程中又進行了一些修改。1972年9月1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晚間又重復改了氣候變遷文稿，為最后一次，可稱為畢生之作。”嗣后該文共刊印了11種版本，除中文的幾種版本外，尚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語文種。這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方法上都具有創新的科學論文一經發表，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竺可楨從1917年開始記日記，但保存下來的是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的日記（有個別日子沒有記）。這長達38年之久的心路歷程，不僅讓人們看到一個真實而豐滿的竺可楨，同時還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紀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在他的日記中，“毛主席”是出現得最多的詞匯之一。毛主席參加的任何活動，他都會把在廣播（有電視后也有電視播放）中聽到的，在會議上傳達的，在報紙上讀到的內容寫到日記中。他一直堅持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的心得體會也是他日記中的內容之一。例如在1958年的5月8日、9日和10日三天的日記中，都有他學習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記載。在學習中，他對毛主席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要靠政治動員才能勝利”等論述感觸尤其深。晚年的竺可楨對毛主席愈加崇敬。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認為這種成就的取得要歸功于毛主席的領導。雖然他看到或聽到當時城鄉物質匱乏的種種情況、也了解到文革中發生的一些內亂現象等，并在日記中都有所記載。但總的來說，他堅信形勢是大好的。這一方面是來自于他親身經歷過新舊兩個中國的體會。例如，1970年3月7日是他的80歲生日，他在日記中提到了他兄弟姊妹六人，有四人在舊社會不到40歲就去世了，他和一個姊姊活到了80歲，他稱“這是毛主席和共產黨衛生政策‘防重于治’之賜。國內鼠疫、傷寒、天花等病幾乎絕跡，這不可不為是世界一個大事。”他還比較了當時和蘇聯的物資供應，感覺到“我們也幸福得多了，只是單從福利著想。”另一方面，他從海外來訪的客人（有時一個月中科院要接待11批來訪的外賓）的反應中也深刻感覺到了這一點。例如，他在1972年12月4日的日記中提到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回國后感到國家變化之大的“感動”；在1973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了美籍華裔女科學家吳健雄“到祖國后最強烈的印象是人人奮發圖強”；6月16日，美籍中國學者觀光團“對中國日益強大覺得榮幸”、“驕傲”，“我們發射原子彈，美國人覺得中國人真了不起”；7月24日，英國華人學者“說農村變動之大驚人，由于人民公社窮鄉僻壤也有電燈”，等等。

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一組），影寫版，全套枚數4，全套面值0.68元，發行機構郵電部，志編號J149，整版枚數50(5×10)，全套售價0.68元，印制機構北京郵票廠，設計者鄒建軍，發行日期，1988年4月28日，4-1 地質學家李四光，4-2 氣象、地理學家竺可楨，4-3 物理學家吳有訓，4-4 數學家華羅庚。由此可見，竺可楨的學術地位和貢獻。
更重要的是，與科學終生結緣的他，強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取得的輝煌成就。他在1968年2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領導，科學技術進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現在我們能夠自己制造所需要的儀器，能夠培養高級科技人才，能夠有信心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科學真正在我國落地生根，這是解放以前所夢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內統統做到了”。 

（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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