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節前夕，習近平同志在陜西考察時強調：“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留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時期，黨通過大生產運動、勞模運動、勞動立法及傳媒文藝的推動，在抗日根據地的軍民中形成了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勞動光榮、科技重要”“勞動互助、勞動合作”“勞動保護、勞資兩利”的勞動倫理精神。延安時期的勞動倫理精神對于促進新時代勞動光榮理念的確立、推動勞資關系和諧穩定具有重要價值。

一、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勞動倫理的建構推動

1. 大生產運動：延安時期勞動倫理建構的總切入

為了戰勝由于國民黨封鎖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保障抗戰物資的供給，1939年2月，蘇維埃政府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號召，并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提出“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及“艱苦奮斗、不屈不撓”“堅決執行屯田政策”等指導方針。各機關學校部隊積極響應，掀起了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領導以身作則參加生產勞動。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取得了輝煌成績。農業方面，1942年開荒21萬畝、1943年開荒77萬畝、1944年猛增到120多萬畝，糧食產量由1938年的120萬石增加到1944年的180萬石，棉花產量由1941年的50萬斤猛增到1944年的300萬斤，大部分農民做到“耕三余一”，甚至“耕一余一”。

【毛澤東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工業方面，先后辦起紡織、兵工、冶鐵、被服、造紙、印刷、化工、石油、火柴、陶瓷等許多小型工廠，1944年公營工廠130余家，職工1.2萬人。鐵廠年產量共約7.0噸，占生鐵需要量的40%。油礦1939年至1945年生產汽油1.1萬桶，煤油66萬桶，柴油、機油3萬多桶，除滿足延安電臺、工廠的需要，還輸出一部分?！?】商業、交通運輸業也有很大發展。正是依靠延安大生產運動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奮發圖強的創造精神、勇于探索的開拓精神，革命力量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將勝利由陜北推向全國，延安大生產運動也成為延安時期勞動倫理建構的總切入。

2. 勞模運動：延安時期勞動倫理建構的重要載體

1939年4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先后頒布《人民生產獎懲條例》《督導民眾生產運動獎勵條例》《機關、部隊、學校人員生產運動獎勵條例》，獎勵大生產運動中有特殊成績的群眾和集體。1939年表彰1811名勞動英雄，1940年表彰3000多名勞動英雄。1942年吳滿有被確定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確立的第一個勞動英雄典型，《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向模范工人趙占魁學習》，號召學習新勞動態度的“趙占魁運動”拉開序幕。1943年10月，《解放日報》刊發勞動英雄評選條件，采取“自上而下”、隨后“自下而上”的方法挑選勞動英雄，激發群眾的參與熱情。對于農業生產中出現的吳滿有、馬杏兒，工業生產中出現的鍋爐工趙占魁、煉鐵工溫賢良、工程師沈鴻、邊區化工工業的創建者錢志道等勞動英雄，毛澤東稱他們為“人民的領袖”，在邊區建設中發揮了“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2】。

三五九旅則成為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集體的代表，在王震旅長帶領下進駐南泥灣，“生產、戰斗、學習”三豐收，密切了軍政、軍民和官兵關系。延安勞模運動的意義不僅在于促進經濟發展，更是為了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導推動將生產與軍事緊密結合，將個人命運與邊區生存相統一。“勞動英雄評選與表彰運動，成為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精神建構的重要載體，對于新中國各類勞模評選，及至國家榮譽制度的建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3】。

3. 勞動立法：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精神建構的理性思維

蘇維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于1931年12月、1933年10月兩次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勞動法》，從“雇傭手續、勞動合同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工資、女工青工童工、勞動保護、工會、社會保險、勞資沖突”等方面對工人基本權利予以保障。1940年4月，邊區政府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勞動保護條例（草案）》規定：工人工資不得低于最低工資率；工人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保護女工與青工權利；工人每日工作8小時，青工工作6小時等。【4】以上立法和條例由于過于機械不利于操作，特別是工資制度不盡合理、工作時間過短、社會保障理想化等問題，未能取得預期效果。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延安時期蘇維埃政府確立了依靠工人階級、團結資本家共同抗日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新的勞動法規政策。

1940年12月，《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勞動政策的初步指示》提出三點原則：“一是手工業農業店員工人目前絕不宜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二是對失業工人及其家屬應盡可能組織到各種生產部門中去。三是農業手工業店員工資，應以現在生活水準能夠維持生活為原則”【5】。毛澤東在《論政策》中指出：“必須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發動工人的抗日積極性。但是切忌過左……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6】?？箲饡r期的延安勞動立法，非常突出地體現了勞動倫理精神的理性思維，政府既重視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又注意團結資產階級，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宗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4. 傳媒文藝：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精神建構的感性推動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導推動大生產運動、勞模運動與勞動立法有力促進了勞動倫理精神建構，新聞傳播與文學藝術對其起到了重要的感性推動。陜甘寧邊區的報刊《解放日報》《共產黨人》《群眾日報》《中國工人》等多達60多種，文藝期刊《文藝戰線》《中國文化》《前線畫報》等也達20多種?！督夥湃請蟆飞缯摗多嵵販蕚溥厖^建設的“總檢閱”》《再談勞動英雄運動》等對宣傳勞模運動、大生產運動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這些社論、專論及通訊有力促進了“吳滿有運動”“趙占魁運動”，塑造了一大批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教育下、具有新勞動觀念、起到帶頭骨干橋梁作用、受到尊重愛護的勞模典型。一批有影響力的通訊報道《向模范村前進的井溝村》《二流子楊樹枝的轉變》等，使大生產運動和勞模運動直觀深入地得到促進。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艾青的長詩《吳滿有》、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陳學昭自傳體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以及秧歌劇《兄妹開荒》《變工好》《劉二起家》等，在促進文藝與大眾結合中推動了大生產運動和勞模運動。歌曲小調《趙占魁運動之歌》《建設邊區運動》在延安廣為傳唱，勞模形象在春聯、年畫、窗花中代替了財神爺，老百姓的崇拜對象由“傳統權威”轉移到“現實勞模”，崇尚“勞動光榮”的理念得以確立。“勞動的結果，對于自己是豐衣足食，過好光景；對于民族、對于全國人民，是爭取抗戰的勝利和民族的解放，勞動應該被看作愉快的，以致光榮的”【7】。新聞傳媒與文學藝術成為延安時期政府主導勞動倫理構建最有力的感性推動，“勞動光榮”理念通過傳媒文藝在邊區得到最生動、最廣泛的傳播。

二、陜甘寧邊區政府推動勞動倫理構建的內涵主旨

1.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的最顯著特征

陜甘寧邊區政府積極推動大生產運動，最生動體現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延安精神的最顯著特點，也是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的最顯著特征。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五一”勞動大會上強調：“我們的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是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8】。 同時，倡導艱苦奮斗要通過自力更生去改變，“不提倡發展生產并在發展生產的條件下為改善物質生活而斗爭，只是片面地提倡艱苦奮斗的觀點，是錯誤的”【9】。

1945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總結道：“古人說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10】。1949年3月，離開陜北不到兩年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1】。“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所體現的“艱苦創業”、“勤儉節約”、“勤儉建國”，成為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的最顯著特征。

2. “勞動光榮、科技重要”：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的重要內容

“勞動光榮”是延安時期基于大生產運動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而倡導的最重要的勞動倫理。眾多青年走向延安，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革命，但學習的第一課是“生產勞動”，勞動被置于首要位置。陜甘寧邊區政府通過大生產運動著力解決當時的物質困難，努力讓人們過上富裕生活，由此更加突出“勞動光榮”的理念。勞模評選與表彰運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營造“勞動是光榮的”、“勞動者是幸福的，也可以成為英雄”的勞動光榮觀。“二流子”改造的定位在于以“勞動光榮”的觀念改造社會不良意識，改造“二流子”工作“是人民的意識的改造”，也是“勞動光榮”意識的提倡?！?2】

【延安時期“科技工作”相關研究】

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高度重視生產科技，1940年2月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強調：“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13】。 陜甘寧邊區政府除創辦自然科學院外，還建立了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醫科大學、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等，共同推動邊區科學技術的進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科技工作者中主導推動開展的“科學大眾化運動”對于改變民眾愚昧落后意識起到重要作用，馬蘭草造紙術誕生、玻璃試制成功、大量中西藥品研制、邊區地質礦產自然資源開發，都有力地改變了邊區物質匱乏的狀況。

3. “勞動互助、勞動合作”：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精神的突出創造

陜甘寧邊區政府倡導的大生產運動在對外“自力更生”、對內“艱苦奮斗”的同時，特別重視“勞動互助、勞動合作”。1939年3月，《陜甘寧邊區勞動互助社暫行組織規程》規定：“勞動互助社，直接受鄉政府之領導”，“凡屬邊區農民，無論男女老少，只要贊成并能遵守本社一切規定者，均得加入本社為社員”，變工隊、互助組、合作社相繼出現，邊區形成勞動互助的高潮。為了加強互助組織制度的建設，1941年，陜甘寧邊區政府制定的《農業生產互助小組暫行組織條例》強調：“生產互助小組的宗旨，是依靠自力生產，互相幫助，并聯合借款和運輸，達到共同發展生產的目的”【14】。 尤其是互助公約、勞動公約的制定，克服了農民的散漫性，集體觀念逐步加強，被毛澤東稱為“延安經驗”。1943年10月，毛澤東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中，將勞動互助視為第二次生產制度革命，“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15】。

【延安時期“勞動互助與勞動合作”相關研究】

勞動合作是延安時期的又一突出創造，1938年1月，邊區合作社成立，并于次年10月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1943年11月，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總結道：“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16】。同時從“沖破教條主義、打破公式主義、公私兩利方針、根據人民意見改進”等四個方面對南區合作社的經驗予以總結，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工作方法由此產生。合作社給邊區帶來巨大變化，“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17】。由此，毛澤東稱其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18】。

4. “勞動保護、勞資兩利”：延安時期勞動倫理精神的開拓突破

基于“勞動光榮”的理念，勞動保護是最重要的體現。1939年4月，邊區政府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提出“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度，改善勞動待遇，保護工人利益”，1941年又一次提出“適當改善工人生活”【19】的主張。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從勞資關系的角度系統論述勞動保護：“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20】。 在重視勞動保護的同時，延安時期非常重視“勞資兩利”，“勞資兩利”也是“勞動合作”倫理精神的重要體現。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明確表述“勞資兩利”的思想，1935年12 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斗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21】。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強調：“在勞資關系上，我們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22】。為實現勞資兩利，1946年3月，《中央關于解放區經濟建設的幾項通知》強調：“解放區勞資關系必須采取合作方針，以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23】。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24】。在政府主導推動下，“勞資兩利”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完整的提出。

三、延安時期勞動倫理構建對勞動關系政府主導的借鑒

1.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勞者敬業、民族自立、國力強盛的永恒話題

中華民族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以自強不息著稱于世，這也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形成的歷史淵源，正是依靠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中華民族才能歷經滄桑而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愛崗敬業、爭創一流，艱苦奮斗、勇于創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勞模精神，生動詮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強大精神力量”【25】。同時，“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斗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26】。中興事件折射出我國制造業缺乏核心技術，缺“芯”之痛引發對中國“芯”的大討論，更鼓勵我們增強艱苦奮斗、自主創新的努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必然成為勞動者敬業、民族自立自強、國家國力強盛的永恒話題。

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伴隨傳統官本位理念與西方價值觀的沖擊，對勞動的忽視、輕視甚至歧視，曾一度導致社會價值觀混亂、精神引領誤導，直接影響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的傳承。“勞動教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重要內容，直接決定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勞動精神面貌、勞動價值取向和勞動技能水平”，面對“不珍惜勞動成果、不想勞動、不會勞動的現象，勞動的獨特育人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勞動教育正被淡化、弱化。對此，全黨全社會必須高度重視，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加強勞動教育”【27】。

同時，在科技進步、科學管理、平臺經濟及多生產要素參與的背景下，勞動不僅僅指狹義的體力勞動，更指“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與簡單勞動、復雜勞動”并重的廣義勞動。“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勞動倫理精神，對于政府主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在價值，在于“積極探索、勇于創新”，在勇于進取、知難而進的勞動過程中，創造新成果、新財富、新經驗；在于“勵精圖治、無私奉獻”，以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投入到現實工作中，在無私奉獻的勞動追求中實現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在于“博采眾長、自強不息”，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為理念的勞動過程中開拓嶄新事業。

2. “勞動光榮、科技重要”：政府責任倫理、勞動職業倫理的交融交集

延安時期通過大生產與勞模運動形成的“勞動光榮”倫理精神，需要通過政府責任倫理倡導、勞動職業倫理夯實。習近平在2013年的“五一”講話強調：“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間的美好夢想，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實現；發展中的各種難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輝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鑄就”【28】。2014年，習近平再次強調：“勞動是一切成功的必經之路……實現我們確立的奮斗目標歸根到底要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科學勞動”【29】。2015年，習近平又進一步強調：“勞動是人類的本質活動，勞動光榮、創造偉大是對人類文明進步規律的重要論釋……讓勞動光榮、創造偉大成為鏗鏘的時代強音，讓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蔚然成風”【30】。

在政府責任倫理與勞動職業倫理共同倡導“勞動光榮”的同時，“科技重要”同樣成為政府主導推動現代化建設高度重視的議題。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科技戰和未來戰，對此必須加大科研投入，強化科學家、科技人才的經濟待遇社會地位，在科技制高點上實現引領性突破。同時，“一個國家發展能否搶占先機、贏得主動，越來越取決于國民素質特別是廣大勞動者素質，要實施職工素質建設工程，推動建設宏大的知識型、技術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31】。源自生產一線的創新潛能是巨大的，任何一個創新理念，任何一個創新設計，最終必須依靠勞動來實現，勞動者從來都是推動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的主力軍。以技能報國為使命的產業工人是企業興旺發達的根本支撐，以“肯學肯干肯鉆研，練就一身真本領，掌握一手好技術”【32】的各行各業勞動者必然成為經濟繁榮、國家富強的中流砥柱。

3. “勞動保護、勞資兩利”：政府責任倫理、企業經營倫理的互推互進

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普通勞動者根本利益是政府責任倫理的根本，但曾經先后出現的“黑磚窯事件”、“張海超開胸驗肺”、“富士康十三跳”、“昆山鋁粉塵爆炸案”、“鹽城化工爆炸案”等，無不折射著我國的勞動保護依然任重道遠。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對保障職工“取得勞動報酬權利、保障休息休假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權利”提出了明確具體要求，也對企業提出切實承擔“報效國家、服務社會、造福職工的社會責任”的倫理要求。“讓人民體面的勞動，有尊嚴的生活”，尤其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33】，更成為政府責任倫理的莊嚴承諾。高危艱苦行業爭取與勞動付出相適應的工資待遇成為必然，但鹽城吊車工人停工事件從工作廠區走向公共場所，即使有明確罷工權的國家也會將其視為違法性公共事件，在國家高度重視勞動保護過程中勞動者如何強化自我保護的合法性同樣重要。

勞動關系的實質是資本獲取利潤、勞動者獲得工資，兩者必然存在對立，但最終必須兩利統一。解放初期，毛澤東針對私營企業勞資對抗的問題指出：“如果勞資雙方不是兩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為什么呢?只有勞利而資不利，工廠就要關門；如果只有資利而勞不利，就不能發展生產”【34】。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促進企業發展和維護職工權益相統一，同時調動勞動關系主體雙方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企業與職工群眾協商共事、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35】?！秳趧雍贤ā奉C布實施十五年，勞動所固有的從屬性必須通過向勞動者傾斜性保護達到勞資平衡，同時對雇主和用人單位的正當權益高度重視，對企業發展環境整體優化日益加強，政府責任倫理與企業經營倫理具有互推互進的重要作用。

4. “勞動互助、勞動合作”：突出國情、重視世情、全球發展的倫理追求

延安時期“勞動互助、勞動合作”的勞動倫理精神是基于延安艱苦環境的突出創造，在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中突出時代和國情特色。習近平強調：“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甘當人民群眾小學生，把蘊藏于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中的無窮創造活力煥發出來，把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動各項事業上來”【36】?；谧陨硖卣鞯氖讋摼耋w現著人們工作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基于國情特色的首創精神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也是市場競爭的必然要求。對于中國勞動關系協調的探討更需突出國情，吸收借鑒延安時期“勞動互助、勞動合作”的精神精華，更具中國特征地實現勞資和諧，更加堅定國家治理自信在文化自信中實踐價值的實現。

西方國家無論是“自由市場型”還是“經濟協調型”勞動關系調整模式，均基于資本與勞動固有矛盾而形成以“談判對抗”為特征的勞資自治，中國勞動關系在承認勞資矛盾對立存在的同時更加重視統一，尤其是基于“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必然形成政府主導的、以“合作互助”為特征的勞資自治，必然需要更加重視對“合作型”勞動關系協調模式的探索。而“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魅力和深厚底蘊，都是人類的精神瑰寶。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37】。在全球化發展背景下，需要更廣闊范圍形成勞動合作、勞動互助的“一帶一路”，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使全球化經濟發展更加良性互動。

注釋：

【1】張俊波、王祿林等：《延安歲月》，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頁。

【3】參見王建華：《革命的理想人格：延安時期勞動英雄的生產邏輯》，《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4】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工業交通》第三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8-683頁。

【5】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573頁。 

【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頁。

【7】《建立新的勞動觀念》（社論），《解放日報》1943年4月8日。

【8】《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5月10日。

【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頁。

【10】《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

【1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12】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農業》第二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5頁。

【13】《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頁。

【14】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農業》第2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5-426頁。

【15】《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頁。

【16】《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1-932頁。

【17】《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7頁。

【1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頁。

【19】韓延龍、常兆儒：《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33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頁。

【2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頁。

【23】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頁。

【2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頁。

【25】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

【26】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 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人民日報》2003年1月3日。

【2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人民日報》2020年3月26日。

【2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頁。

【29】習近平：《向全國廣大勞動者致以“五一”節問候》，《人民日報》2014年4月30日。

【30】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29日。

【31】同上。

【32】同上。

【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頁。

【34】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 -1976 ）》（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頁。

【35】《全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先進表彰暨經驗交流會在京舉行——習近平會見代表并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8月17日。

【36】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4月28日。

【37】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是》2021年第1期。

（作者系青島大學勞動人事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帶頭人，山東省勞動人事研究基地主任；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7期，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