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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碑：投降沒有出路，躺平躺不出太平！

點擊：作者：黨人碑來源：黨人碑的熟人茶館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12-03 10:23:19

版畫《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1939年，宋秉恒

山西最北端有個天鎮縣，在大同東北，清代雍正三年（1725）設縣前就是外長城上的重要關隘，叫天鎮衛（明代叫“天成衛兼鎮虜衛”）。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曾評價這里：

“衛當東路最沖。”

天鎮正卡在外長城的咽喉位置，除西南接大同外，西北通平地泉（今屬內蒙烏蘭察布），東北達張家口，位于晉、察（今內蒙東北部和河北西北部）、綏（今內蒙西半部）三省邊界交會點。既有傳統的官道商道，京綏鐵路（北京到綏遠，即今內蒙呼和浩特，1923年全線通車，南京民國政府時代改稱平綏鐵路）修通后，鐵路又橫穿縣境，與三城皆有鐵路相通，所以天鎮乃兵家必爭之地，不但是晉北門戶所在，亦為綏遠屏障，甚至可算京西藩籬。

《三云籌俎考》所載明代天鎮（天成城）與外長城防御體系

有鑒于此，早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派心腹愛將、61軍軍長兼68師長李服膺率部駐防天鎮，天鎮境內安排了四個團，國防工事也如火如荼地修筑起來，僅深一丈五尺、寬兩丈的戰壕，就挖了六里，天鎮城外的盤山，作為防御重點，山洞就打了二十多個。

看這架勢，群眾歡欣鼓舞，說：

“李服膺所帶的六十一軍是真正抗戰的部隊，是要決心守住山西這個門戶的。”

可實際上，李服膺和參謀長劉金聲很清楚：

臨近開戰，國防工事實際上只完成了40%左右，南京參謀本部城塞組撥發給太原綏靖公署的國防工事費，真正發下去的很少。在一年來的施工中，從太原只領到很少一些試制材料，鋼筋、洋灰（水泥）不足計劃請準數的1%，土石工具更是寥寥無幾，民工工資、兵工津貼被閻長官百般尅扣，用來在全國各商埠大做買賣。

總之，完全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上下都在糊弄，都覺得這仗未必能打起來。

《京綏鐵路天鎮盤山》，民國明信片

1937年8月下旬，全面抗戰爆發不到倆月，湯恩伯軍棄守南口，張家口守軍劉汝明部亦不戰而退，來勢洶洶的日軍與應援南口的晉綏軍李服膺部，在察南萬全遭遇，一仗打下來，晉綏軍的一個團就被打得損失慘重。晉綏軍將士吐槽說：

“上邊決心和企圖不明，影響到下邊行動遲疑，以致處處吃虧。”

為什么會有此“怪論”呢？有啥決心和企圖不明，打不就是了？不就是把鬼子擋在長城口外，不讓鬼子殺進山西，屠戮父老鄉親嗎？

殊不知，閻錫山是有自己小算盤的，為了保有自己的基本盤，多年來他在各方勢力的縫隙間求生存，合縱連橫。如今蔣介石、共產黨和日本人，誰都惹不起，誰都不可靠，要想活下去，活得長遠，就必須多方博弈，在三個雞蛋上跳舞，所以早在1934年春，閻錫山就不斷與日方秘密且頻繁地走動，喊出的抗戰口號也非常灰色，叫“守土抗戰”。日本人只要承諾不打我的山西，我就不參與戰局，至于你打哪兒，跟我沒一分錢的關系！

閻錫山是民國政壇的不倒翁，統治山西38年

南口失守，蔣介石告訴閻錫山，要派三十萬大軍入晉，協助晉綏軍堅守山西。閻錫山大驚失色，連電拒絕，說還是我調動晉綏軍三十萬固守大同，保全三晉，拒敵于塞北吧？私底下，跟親信吐露真言：

“蔣先生那樣的隊伍，給山西開來三十萬，不用和日本人打仗，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與其那樣，還不如當亡國奴省事些。”

都是千年老狐貍，卻在這演聊齋，何必呢？前門去虎，后門進狼，蔣介石搞得太多了。貴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劉湘，都是前車之鑒，閻錫山不得不防。畢竟有地盤才有軍隊，有軍隊才有實力，有實力才有一切，民國以來，大大小小軍閥的興衰史莫不如此。

閻錫山提出的“大同會戰”計劃非常曼妙，以李服膺的第61軍為誘餌，命其于天鎮、陽高一線上，依托國防工事，逐步消耗日軍，待其師老兵疲芒，將敵引到口袋陣里，揮動左右兩翼預伏大軍鉗擊而出，聚殲日軍于大同以北地區。

問題是日軍和李服膺，都沒有按照“總導演”的劇本來演。

侵入華北的日軍，“一個月占領山西，三個月滅亡中國”是它們當時的夢囈

9月3日，日軍先頭部隊發起進攻。盡管基層官兵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和不屈的斗志，與兵力、武器優勢的日軍拼死苦戰，卻是有心殺敵，無力回天。前后打了九晝夜，盤山兩天丟了，可天鎮卻守了七天。

應該說李服膺也是盡力了，但問題是閻錫山五心不定，李服膺也有自己的小算盤，畢竟他們階級屬性擱在那里。地方實力派在階級屬性上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的代表者，抗戰時期則更多地表現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傾向（當然這也看情況，不是一成不變，利益驅使會變來變去），也就是具有革命（抗日）與動搖（反共）、妥協（投日）的兩面性，自然小算盤打到山響。

作為閻錫山的別樣鏡像，當時的記者曾揭露過李服膺：

“李服膺一夜賭博輸了現金十三萬。”

“好色貪財，姬妾不下六人，太原、崞縣（今山西原平）、大同等處所置房產田產無數，大同較大商店，至少有半數以上屬于李。長官如此，部屬遂起而效尤，于是各級軍官假公濟私，無視軍法，對軍務直等閑視之，直至不聞不問，故晉軍中以李部紀律最壞，若與此類軍人談民族危機、國家觀念，無異對牛彈琴！”

李服膺

天鎮失守，李服膺一路南逃，晉軍諸將也加入這場“追逐賽”，你追我趕，生怕成了墊背的，傷害自己，便宜別人。什么民族大義，哪叫守土有責，只要不傷害自己的利益，我跟誰合作都無所謂，只要本錢在，誰不得賞碗飯吃？

與此同時，天鎮城內的“體面人”已經躍躍欲試，準備歡迎大日本蝗軍進城了。此前，399團苦守期間，縣長和公安局長，就曾帶著厚禮，到團部慰勞，勸說張敬俊團長：

“為了老百姓不遭苦難，不要再守了！”

399團張團長是山東嶧縣（今屬棗莊）人，下級軍官和士兵也多來自冀魯豫三省，天鎮的“體面人”生怕這些彪悍的外地人，惹惱了蝗軍，讓他們吃瓜撈。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嗎？

如果說李服膺是閻錫山的別樣鏡像，天鎮的“體面人”就是李服膺的別樣鏡像，同時閻錫山又是蔣介石的別樣鏡像。這些上上下下的“實力派”，他們的抗日、聯共與親日、反共，實際上都是自身的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使然。

攻陷忻縣（今山西忻州）的日軍

正如閻錫山內部小范圍講話，對多年鐵哥們趙戴文（李服膺的義父）、邱仰睿等人所說：

“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絕了！抗日要準備和日，擁蔣要準備拒蔣，聯共又要準備反共。我們是母理不變子理變，要以萬變保不變，以不變應萬變。冬天穿皮襖，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來什么。”

果然后來，有了《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和《停戰協定》，晉綏軍與日軍緊密提攜，與南京政權（汪精衛漢奸集團）合作，閻錫山要當日寇在華北的總代理，成為南京政府副主席及軍事委員長，還有華北政委委員長及華北國防軍總司令。日本和南京出錢出槍炮，武裝80萬晉綏軍，消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維持華北全部治安。雖然鬼子后來口惠而實不至（拿不出來錢和槍炮，最后“生意”黃了，抗戰勝利后鬼子干脆給閻錫山打工，閻老西有錢），可當時這個香餌拋出去，閻錫山是真的春心蕩漾。“啪”地打開大腿，兩腿呈75度角，像是一塊頂級金槍魚接受食客的檢閱和贊美。

所以，閻錫山能賣晉，天鎮的“體面人”為啥不能賣天鎮呢？

突破晉北防線后，日軍向太原進逼

買辦官僚階級喜歡給帝國主義當代理人，把中國人民的好玩意賤賣給洋大人，好自己吃中間差，那是傳統。洗地邀好的文人，里外通吃，多拿幾份錢，也是生意，既然都是掙錢嘛，生意，不寒磣！

9月11日，李服膺給奉命固守天鎮城，掩護大部隊撤退的399團下了撤退令，當晚該部撤出。撤出前，沒有跟群眾打招呼，也不可能為了群眾利益而組織疏散、撤離，以防鬼子屠城。

雖說是抗日戰爭，但國民黨軍隊不是人民軍隊，軍閥作風屬胎里帶，脫離群眾，漠視群眾，缺乏群眾觀點，既不依靠群眾，更不組織群眾，當然群眾也不指望軍隊保護，能不擾民就是“王師”了。

一位叫段發仁的天鎮城內的小學教師，對晉綏軍突然棄城而走，后來提起來就悔恨不已，他回憶說：

“（淪陷）前4天，盤山打仗，城里的火藥味兒嗆鼻得濃，我老丈人趕著兩頭毛驢要接我全家到崔家山避一避。我犟嘴說，有晉綏軍399團把守，縣城丟不了！老丈人勸我說，管它丟了丟不了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去住上一陣子再說。最后我和老丈人各往后退了一步，先把我老婆和兩個女兒打發走，留下我爹和我的兩個兒子。誰知過了兩天，李服膺一下令，晉綏軍稀哩嘩啦撤出西城門，比兔子跑得還快，一下子全亂套了。”

1937年9月16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聽取戰況匯報。日軍察哈爾兵團由其指揮，故又稱“東條兵團”，天鎮和晉北的一系列大屠殺都是元兇

9月12日拂曉，日軍用重炮轟擊天鎮東北角的城墻。老祖宗留下來的真材實料也耐扛，轟到六點左右，才被轟出來個豁口，隨后鬼子沖進來，直撲街巷，開始了針對天鎮縣城和平居民的，三天三夜的血腥大屠殺。天鎮群眾解放后有人總結，稱之為“推磨式”大屠殺，意思是一條街一條街，一戶挨一戶，每條街道，每個院落，每個房間，只要遇到中國人，就殺！

當天是農歷八月初八，天鎮屠城又被當地群眾稱為“八八慘案”。

第一位罹難同胞是人稱“劉五”的劉金義，聽說昨晚張團撤走了，他一大早就起來，準備早點上城，去搬回保甲長征集走，借給守軍修筑掩體用的門板。門板沒搬回家，就遭遇了從城豁口沖進來的日軍，一個鬼子二話不說，手起刀落，將劉金義的人頭砍落城下。

接著遭殃的是縣城東北角的群眾，日寇沿門則進，見戶則入，逢人即殺，有的還未下炕，全家即被殺絕。這股日寇當場殺死群眾一百多人。然后，又驅趕二百多名群眾進入北門甕城，用刺刀挑、手榴彈炸，全部殘害。

上午十點許，日寇又制造了南街馬王廟屠殺，三百多名男子和十幾個孩子，被日寇分批用刺刀，挑殺于馬王廟前的長8.3米，寬、深各5米的大坑前，尸體堆滿大坑，又堆滿三間房和一口山藥窯。后來罹難者親屬來收殮尸體，發現最多有被鬼子捅了32刀的！

天鎮失守后，日軍騎兵部隊侵入大同

下午一點止，日寇在“馬王廟屠殺”中，集體屠殺五百余人。

日寇在西街制造了“云金店屠殺”，三百余人分十人一批被機槍掃射，連雙目失明的殘疾人侯二也不放過，又把四十余人逼入西門甕城墻洞內，用機槍掃、手榴彈炸死。

下午三、四點鐘，日寇在北門外制造了“霜神廟屠殺”，五百余名成年男子被分批用刀砍殺于廟前，寬約兩米、深約一米的水壕邊。

13日上午，日寇又制造“東北街大操場屠殺”，前日幸存的居民和被迫做完苦力的民工，合計五百余人，被押解到東北街大操場防空壕前，十人一批機槍掃殺，無一幸免。尸體填滿了深3米，東西長11米，南北寬兩米的三條壕溝。

段發仁老師一家三代四口人，包括老父親和兩個男孩，除自己被壓在死尸下，僥幸逃生外，祖孫都死在日軍東北街大操場的屠殺中。

14日，日寇殺紅了眼，再次搜殺院巷中幸存的男子，搶掠財物，奸淫婦女。一位年僅十五、六歲的張姓少女，被7名日寇當街輪奸后，揪住雙腿，活活分尸。東南街一位閻姓姑娘，即將出嫁，卻遭輪奸，然后扔進大水坑……

版畫《誰無姐妹誰無妻子》，1938年，酆中鐵

日軍大屠殺結束后的天鎮縣城，簡直就成了佛經中描述的阿鼻地獄。

大街小巷，尸橫遍地，臭氣熏天，不見活人，白天烏鴉盤旋怪叫，黃昏狼狗當道，吃死人吃得眼睛都發紅了。

大屠殺過后的許多天，日軍才允許居民清理死尸，大操場的一口井里，吹鼓手吳八元下去用繩子栓著尸體往上拽。罹難同胞的尸體，大多血肉模糊，腐爛不堪，已成殘肢。只能由親人，憑衣服布料和從自己做過的針線活兒上辨認。

可絕戶的人家怎么找，誰來找呢？

死在城里，各處無人認領的尸體，最后拉了七、八輛大車，才運完到城外，挖坑掩埋。有個死人坑，幸存者王家珍數過，里面就有286具死尸。

版畫《日軍暴行之一》，1938年，張在民

在日寇制造的天鎮大屠殺中，有批人死得實在“冤枉”，這些人就是由縣長、公安局長代表的，勸晉綏軍軍守城部隊趕緊撤走，免得殃及他們這些池魚的“體面人”。

日軍入城前，城內有所謂“知名士紳”，即本地“鄉賢”，也就是更本土化的地方實力派，不知羞恥地成立了“維持會”。會長、副會長、理事和各科科長的名單都草擬好了，恭恭敬敬楷書抄錄好，就等著“太君”認可，就運作起來了。

聽說張團撤走，蝗軍進城了，這些天鎮縣的“體面人”，一個個喜笑顏開，梳洗打扮，穿上節日盛裝，打著早就糊好了的膏藥旗，準備歡迎日軍進城。好日子可盼來了，鐵打的天鎮，不變的體面，流水的老爺，日本老爺來了，伺候舒坦了，還能壞規矩？大家一起發財，吃窮鬼就好了！

想得很曼妙，可日本老爺不是中國老爺，人家要的是亡你國滅你種，管你什么富人窮人，體面不體面，只要是中國人，日寇就要殺，還要殺出快感，殺出樂趣，殺出優越。

槍口下的“和平”

首先被日軍用刺刀捅死的是一個叫閻義的“知名士紳”，一旁張貼歡迎日軍標語的郭舉子、張大元也被日軍擊斃，其他如吳子玉、耿亮南、黃八子等“體面人”，一些士紳、商人和富戶，有的張羅著燒茶備飯要好好招待日軍，有的在為日寇準備的講話桌前，恭而敬之地跪迎許久，跪得腰酸背痛腿抽筋，終于等來了蝗軍，卻被悉數屠殺。隨聲附和或由“體面人”花錢雇來的四百多名“歡迎”者，也被日寇用刺刀威逼到北城門洞內，用手榴彈和機槍殺死。

在迎降者中，“業績”突出的，還有個東北街的街長張國安。聽說日軍從城墻豁口進來了，他覺得升官發財的機會來了，因為北城門還被麻袋沙土堵著，日軍的大部隊，坦克、裝甲車和汽車等車輛難以進入，如果自己帶人主動清理城門，打開進城通道，蝗軍會不會必有重謝？

于是張國安四處敲鑼，征集了200多居民，去北門清理門戶。

蝗軍這樣對待中國孩子，你信嗎？領外務省津貼的“中國人”，會讓你信！

日軍進來后，果有“重謝”，把這200多居民，趕到北門甕城奶奶廟，悉數屠殺。不但這些普通群眾被殺，連奶奶廟里看廟的和尚，也被日軍砍了。其中有位叫侯裕的西北街居民，破口大罵鬼子，自古巴掌不打笑臉人，哪有你們這樣壞規矩、壞良心的？話音未落，就被一刀將頭砍下。

試圖跟侵略者論理的，還有位開診所的周炳醫生。

有人勸他：

“鬼子打進城來，見人就殺，趕緊跑吧！”

周醫生卻不以為然，自信地說：

“你們跑呀躲呀，全都對！可我不，知道為什么嗎？我是醫生，不管哪個國家、哪個軍頭兒來，就沒個負傷的、得病的？只要有，就得請醫生治。只有傻瓜蛋才跟醫生過不去。”

所以，日軍進城開始大屠殺后，周醫生沒跑沒躲。甚至日軍沖進來，抓走周醫生的時候，周醫生還試圖跟日本人論理，說道說道。鬼子一槍托就砸在他的后背！氣得周醫生一路還在心里憤憤然，想著將來有你給我點頭哈腰請我瞧病的時候，看我怎么……

版畫《辱與仇》，1940年，李樺

直到看到街上死尸成堆，血流遍地，才明白過味兒來：

“小鬼子逮住人就往死里整，根本就不需要醫生。這下可完蛋啦！不審不問，就在這兒送我們上西天了。這回我算明白了，對侵略者、殺人狂，不能心存一絲幻想，燒、殺、奸、掠是侵華日軍的常態，可怕呀可怕！”

突然機槍“噠噠噠”響起來，天鎮人在哀嚎聲中紛紛倒下，周醫生被壓在死尸堆里，逃過一劫，為我們留下了這段醒悟過程。

日軍在天鎮一共殺了多少中國人呢？

直到八年后，日寇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7日，八路軍消滅了守城的偽警、偽保安隊，第一次解放天鎮縣城，成立了人民政府后，開始統計“八八慘案”罹難同胞的人數。

如今，天鎮洋河公園內的“天鎮縣蒙難同胞紀念塔”碑

1946年6月1日，中共天鎮縣委、縣政府為紀念“八八慘案”的罹難同胞，于縣城東門甕城內建 “蒙難同胞紀念塔”（后又遷移三次，至今在洋河公園內）。在碑文《序》中，提到了統計數字：

“就我縣而言，無辜同胞被屠數字就在二千人以上。據調查已知的一千二百四十八人中，計西街三三二名，東南街三六八名，東北街二五八名，西北街二九〇名，而內中成為絕戶者即有三九〇人。”

但這個數字，顯然是不完整，也是被低估的，當年的“天鎮縣丁丑八八慘案籌委會”對此碑文中，也曾慨嘆：

“因經了八年的歲月，并有些無法調查的客籍們，故雖挨戶詢問，而遺漏者仍不在少數，這是我們在沒辦法中，得切引為遺憾的。”

解放后，在審訊日本戰犯時，王汝文等天鎮居民于1954年7月7日提交的控訴書中，進一步揭露了日寇制造天鎮大屠殺的血腥罪惡：

“日寇是八月初八入城，在當天的早8點鐘至初九一天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除單槍散殺人民外，還把人民集中在一起進行集體槍殺。就這樣，我們城內的無辜人民，被日寇殺死達2300余人，內有婦女100余人，全城并有33戶300多人殺得全家光了。

其次是放火燒掉鋪面44間。更殘無人道的是把200多小腳婦女集中在大街上，逼迫婦女脫掉衣服裸體跳舞。強奸婦女，特別是強奸幼女更甚。”

版畫《掙扎》，1942年，李少言

那么問題來了，某些“中國人”會說，這都是你們的一面說辭，人家日本人承認嗎？

正好有太原審判中，太原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殘留日軍“太原綏靖公署教導總隊”教導二團一營營長巖屋勇（加入閻錫山的國民黨軍隊后，化名“嚴克勇”）的證言，可供證明：

“1937年9月初占領了張家口市的獨立步兵第十二聯隊第二大隊，據聯隊隊長奈良大佐的命令，進行了攻擊天鎮縣，這時該縣城的居民和日軍作了頑強的戰斗，由于力量用盡該縣城被日軍占領之后，第二大隊長河野少佐鑒于天鎮縣城的居民抗日意識堅強，認為若是讓其繼續活下去，在今后將有趁機前來復仇之虞，因此就命令全部殺害16歲以上的男子；又認為軍隊受到了他們的苦頭，下令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強奸，并關閉了城門，促使一個大隊在全城內的每一角落里逮捕所有的男子，背綁其手后拉上在城內游街，或者用刺刀逼趕其行走之后，把其排列在城墻下面已挖好的土壕邊沿，在一個大隊的士兵以如同樹林那樣多的刺刀監視之下，以及無法逃跑的情況之下，用10余挺的輕、重機關槍對其進行了掃射。

當居民們在血海中怨恨日本軍，正在呻吟叫苦的時候，年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幼小的孩子再也沒有那樣勇敢地突破了日軍警戒線，打算舍身搶救奄奄要死的兒子、丈夫、父親。這時，河野少佐很生氣地下令說：

‘一齊殺死！’

這樣，總共連婦女、小孩，慘殺了600余人之后，埋人于土壕內，才告結束。

此后，官兵們不分晝夜，揮動刺刀竄入民房，強奸了失去親人骨肉，即（及）雙親兄弟丈夫孩子過著饑餓悲傷流淚生活的婦女，或者是進行掠奪了財富，所有的婦女以至于70余歲的老婆婆和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受到強奸。于是該縣城就被制造成無男子縣城。我認為這是受到極為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給予的災難的一個例子。”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審判日本戰犯

當然，還會有自詡熟悉歷史的“中國人”又會說，人家日本軍隊不會無緣無故殺人，是你們反抗了，是蝗軍的后勤部隊，特別是衛生部隊進城后，遭到守軍偷襲了，還看了腦袋，掛在城頭，日本軍隊才報復回來的，你們違反了日內瓦戰爭公約了，殺你們是你們該死！

可問題是日軍是侵略者，中國人民邀請日軍來侵略，來屠殺，來顯示“武功”了嗎？冤有頭債有主，你找晉綏軍打去，日本侵略軍屠殺和平居民，是不是違反日內瓦戰爭公約，天鎮的幾千冤魂，乃至全中國14年抗戰，上溯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的幾千萬冤魂，是不是該死？

如果當年這幾千萬同胞都該死，那么今天為日本法西斯洗地的“中國人”是不是也該死，該幸福地死在日本法西斯的東洋刀下？

但我想說的是——

投降沒有出路，唯有抗戰到底，才能死里求生，因為一個任人宰割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不管這個人是個體的洋大人，還是看起來漂亮的洋大人的國，亦或是什么洋大人饋贈的毒品、病毒、細菌……

一一五師機槍陣地，1937年，蘇靜

后記

僅僅十天，棄守天鎮到大同淪陷，日軍突破晉北第一道防線后，主力板垣師團指向平型關，意圖抄雁門關后路，然后夾擊太原。至此，閻錫山的大同會戰計劃破產，更要命的是晉綏軍主力在雁門關，平型關一帶兵力空虛，太原危如累卵。

1937年9月25日，距離內長城平型關關口約5公里的喬溝古道峽谷中，驕縱的日軍，萬萬沒想到，會被中國軍隊打了伏擊。不過這次的對手，不是晉綏軍，也不是中央軍，而是由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的“八路軍”。

八路軍將士，以簡陋的裝備和不畏強敵、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事實上，此前也有國民黨軍隊的勝利戰績，但造成日軍“全滅”的大型殲滅戰，的確是第一次），共計殲敵約1600余人，并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和日軍近一個旅團的糧秣、食品、衣被等軍用物資，使猖狂驕橫的日本侵略軍在華北戰場上遭到首次慘敗，在日本國內軍界政界引起了很大震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軍心民心，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同志在陣地上（一一五師指揮所），1937年，蘇孝順（蘇靜）

關于平型關大捷的意義，后來（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曾講過：

“平型關的意義正是一場最好的政治動員，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1937年10月2日，即天鎮失守之后不足一月，在全國的壓力下，丟失天鎮、陽高、大同的李服膺，成了閻錫山的替罪羊，被執行槍決。事后，閻錫山的文宣隊趕排了個活報劇，叫《槍斃李服膺》，到處演出。在陳長捷接掌61軍后，來演出時，有個自稱李服膺老部下，400團排長的倪保田，突然跳上臺，扯開上衣，對臺上的演員和下面的官兵大喊：

“你們看，老子們不抗戰，這上下四處刀槍傷是怎么來的？是狗咬的嗎？僅我們第400團傷亡就是八、九百，那是誰打的？”

劇團當眾道歉，以后閻錫山就再不讓演這個戲了。

那么李服膺該死嗎？

挖地道的冀中婦女同志，請注意她們背后帶錯別字的抗日標語，文化程度有限，但群眾的抗日決心巨大

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正好有段話，談到了李服膺之死：

“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斗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后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李服膺被從太原家中押走的當晚，一位年輕姑娘翻墻出了，頭也不回地告別舊家庭。她叫李擷英，是李服膺的“大小姐” ，更是一名“民先隊”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當晚她從家里翻出一把駁殼槍，參加同蒲鐵路工人游擊隊（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后來的解放軍六十軍一七九師“臨汾旅”五三七團），改名“李剛”。

不久，李剛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太行山從事民眾動員工作，曾任中共晉冀豫區偏城（今屬河北涉縣）縣委組織部部長等職，解放后擔任北京市口腔醫院（今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口腔醫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