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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中醫事業，保護人民生命健康

2023年1月8日，周恩來同志逝世47周年。中國人民深切懷念這位人民的好總理。

舊中國積貧積弱，疾病肆虐，人民群眾缺醫少藥，被世界稱為“東亞病夫”。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50年代初，毛主席在《中央關于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衛生工作的政治領導的指示》中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作為開國總理的周恩來，堅決貫徹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領導人民政府，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開拓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特別是推進中醫的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人民群眾衛生狀況得到根本改變，健康水平大大提高，重大疫病流行得到控制。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不足35歲，到1976年達65歲，昔日的東亞病夫成為東方巨人。

中國醫學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一件珍寶，是世界醫學殿堂里的一顆閃亮明珠。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明的輸入，西醫逐漸占據中國醫療領域。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在中國社會的上層，特別是官方高層歧視、抵制、否定甚至取消傳統中醫藥勢力很大。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中央衛生委員會議，討論了四項“廢止中醫”的提案，最后通過了一項逐步取消中醫的提案——《規定舊醫登記原則》。遭到中醫界和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衛生工作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有1億人患各種輕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萬人。鄉村中80％的病人得不到合理治療。天花、霍亂、鼠疫等16種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每年死亡人口中近半數死于傳染病。由于從舊政權接收等原因，衛生工作隊伍以西醫為主體，但西醫力量非常薄弱。全國正式西醫不到2萬人，護士1.7萬余人，助產士1.4萬余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縣鄉基層衛生機構極為缺乏。單靠西醫隊伍難以滿足人民群眾醫療衛生的巨大需求。與西醫力量嚴重不足相比，中醫人數粗略估計有幾十萬，不完全統計也有9萬多。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和鄉村，與西醫形成互補。醫療衛生的嚴峻形勢和中西醫隊伍的實際狀況，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團結中醫，與西醫組成統一戰線，共同發揮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黨中央對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傳統中醫藥采取了務實的肯定態度，堅決反對以西醫理論作為衡量中醫理論科學與否的標準，提出了繼承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實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并提出建立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宏偉目標。毛主席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周總理領導人民政府堅決貫徹毛主席黨中央確定的方針，制定各種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傳統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推進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的新醫藥學。

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但部分西醫出身的衛生工作領導同志在思想上對中醫認識不足。有的同志認為，中醫是封建醫學，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這些思想認識造成衛生行政工作上一系列歧視中醫問題出現。有的衛生管理部門提出“毋須培養新中醫”，并著手裁撤中醫學校，引發中醫界強烈反彈。為糾正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周恩來總理要求西醫必須糾正對中醫的態度。1950年，在聽取全國衛生會議報告時，周總理指出：“中醫生活在人民中，與人民有多少年來的接觸”，所謂中醫，“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陰陽五行來治病的。事實上，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在團結中西醫問題上，周總理始終堅持對雙方平等看待，不迷信西醫，也不迷信中醫。他指出，“西醫是外來的”，“西醫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國的情況”。西醫“有改進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學醫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西醫中國化，“就是要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外來的東西，必須要適合中國的土壤，才能發展”。中醫也要科學化，“對于外國的先進技術、好的東西，我們要學習，要吸收，但是必須有分析地批判地學，做到洋為中用。”周總理還強調，中西醫都必須注意破除門派、門戶之見。保持各自的長處，去掉短處，互相學習，互相切磋。1954年，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有幾十萬中醫散布在全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各級衛生部門應當認真地團結教育和使用他們，并且同他們合作來把中國醫藥中有用的知識和經驗加以繼承和發展。”1957年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指出：在醫藥衛生人員中，還存在著不團結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現象，應該堅決克服這些缺點，更好地發揮中醫的力量，加強醫藥衛生人員的團結，以保證進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1959年4月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指出：“應當團結中西醫，組織他們共同為人民衛生事業服務，共同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和發展醫藥科學”，同時對黨的中醫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學概括。衛生部門貫徹落實周總理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開展對中醫政策的學習，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糾正對中醫政策貫徹不力的情況，促進中醫工作健康發展。

在周總理的關懷和具體指導下，衛生部采取有力措施發展中醫事業。對中醫人員根據不同情況安排工作，有的吸收到國家醫療機構中工作，有的引導他們在自愿基礎上組成聯合診所，有的采取個人開業，充分發揮中醫的作用。推廣中醫帶徒弟，使中醫事業后繼有人。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成立西醫脫產或在職的學習中醫班。運用現代科學研究、改造中醫，提高中醫水平。為培養中醫人才，中央決定籌建中醫學院。周總理對這一提議非常重視，親自聽取他們的意見?；I建過程中，衛生部開始打算先辦一所。周總理從全局考慮，指示衛生部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1956年8月6日，國務院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建院后，由于上馬倉促，師資校舍等基本條件很差。衛生部打算將學校搬到辦學條件較好的南京，引起北京中醫界和學院師生不滿，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信反映情況。周總理專門召集會議，決定北京中醫學院一定要在北京辦，由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解決校舍問題，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解決師資和教材問題。周恩來還對培養方針和辦學經費等問題作出批示，使北京中醫學院克服了困難。1956年八九月間，四所學院相繼建立。后來一度增至23所。同時，西醫院校相繼開設中醫系或增加中醫藥課程。1962年調整精簡時期，有關部門曾打算將各地中醫學院大大壓縮，衛生部中醫司司長呂炳奎同志認為中醫學院剛辦起來，如果這樣做對發展中醫事業極為不利，特寫信向周總理反映。周總理當即指示有關部門重新考慮，作出了中醫學院不動的決定，使中醫學院得以繼續興辦和發展。為加強中醫科學研究，在周總理主持下，1955年12月中醫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來總理專門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同時開辦第一期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抽調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蒲輔周、關幼波等名中醫都來講課，取得很好效果。從1955年底到1958年，衛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組織了6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先后從全國抽調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和具有臨床經驗的青壯年西醫師303人離職學習中醫理論和技術。

推進中西醫結合，闖出中國的新醫藥學發展之路。1956年，全國掀起“向科學進軍”的熱潮，毛主席指示，要以西方近代科學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1958年，他又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周總理按照毛主席指示，召集衛生部、中宣部、國務院文教辦負責人研究衛生工作規劃，專門提到中西醫結合問題。周恩來指出，中西醫都有長處，要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堅持中西醫并重，共同防病治病。他提出了中西醫結合的三種形式：一個醫院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通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中醫學院同中醫院結合起來辦，采取帶徒弟的辦法，半天學習半天工作；醫務人員本身中西醫結合，既會中醫又會西醫。并指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三種形式都要”。要使西醫與傳統中醫藥結合，與中國實際結合。強調“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要樹立雄心壯志，創造既不是中國古時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適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難的地方也能進行治療，普遍適用的、中西醫結合的新中國醫學體系。中西醫要融會貫通，闖出一條中國新醫學的道路來。為了推動中西醫結合工作，1971年2月，全國第一屆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召開。周總理親自領導，從會議日程、要解決的問題到典型經驗介紹、具體規劃都親自過問，并多次約見衛生部負責人，接見與會代表，就中西醫結合問題發表意見。2月8日，周總理同衛生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對中西醫結合已經取得的針刺麻醉研究等成果“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不要迷信”，“不行的要改進，不要保守”。會議期間，周總理還參觀了中草藥展覽，審閱、批改《關于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情況和五年規劃的報告（草稿）》。在接見會議代表時，周恩來總理發出號召：“中醫是我們祖先發展起來的，中西醫結合是我們的方向。以五年為一期，通過幾個五年的實踐，使中西醫融會貫通，創造出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2月17日，周恩來在接見出席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的“赤腳醫生”代表時，又提出：“赤腳醫生”要成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派。在周總理的關心指導下，中西醫結合在全國普遍展開，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抗擊重大流行疫情、治療群眾疾病及戰備需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7年，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下，一個旨在援外備戰的緊急軍事項目啟動了。因為啟動日期是5月23日，代號被定為“五二三項目”。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科技力量聯合研發抗瘧新藥的大項目，60多個單位的500名科研人員參與。屠呦呦以中醫研究院科研組長的身份參加了這個項目?？蒲腥藛T中西醫結合，團結攻關，經過數年奮斗取得成果。青蒿結晶物抗瘧新藥誕生，救治了成千上萬病人。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向惡性瘧疾流行的所有國家推薦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到2007年，在需要以青蒿素為基礎的治療的76個國家中，有69個已采納世衛組織使用這一療法的建議。2015年，屠呦呦以青蒿素抗瘧新藥成果獲諾貝爾獎醫學獎。這是中西醫結合的結晶，是中國的新醫藥學獻給世界的禮物。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在舊中國，農民處在社會最底層，農村缺醫療少藥問題非常突出，農民生病治不起，小病能挺過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1965年毛澤東主席“六二六”指示】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視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也曾采取多種具體措施去解決。但當時中國經過正規培訓的醫生很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1965年，毛主席發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指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周恩來總理及時召集衛生部領導同志研究貫徹毛主席指示的具體措施。他對近期的措施、遠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慮。根據當時我國農村普遍缺乏醫務人員的狀況，他提倡城市醫務人員對農村衛生工作的支援。他說，這是提高我國農村醫務水平的一個重要途徑。城市醫務人員下到農村，一方面可以為農民群眾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幫助農村基層衛生人員提高技術水平，使醫療衛生工作在農村生根。城市醫務人員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醫務人員可以輪流下去，5年左右，大體可以輪換一遍，內容和方法可以不斷改進。要動員黨員、青年、先進分子帶頭到山區、邊遠地區去。他還指示，發展農村衛生事業，必須要加速為農村培訓醫生。要改變培訓方法。可以辦一些三年制的學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招高中生，一種招初中生。學生可以從城市招，也可以從農村來，回農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適合農村衛生工作發展的需要。辦一些研究院，選拔一些經過實際工作鍛煉，政治思想、技術水平較為優秀的人員進修提高。對現有的農村醫生（中醫或西醫）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使之提高。農村衛生人員的培訓要加強，但要反對公式化和一律化。他強調，要逐步建立區以上、公社和生產隊三級醫療網。要妥善解決生產隊衛生員的報酬問題，否則農村基層的衛生隊伍不穩定。

在毛主席親切關懷，周總理組織領導下，各級衛生部部門采取了有力措施，農村醫療狀況迅速改觀。全國逐步建立了區以上、公社和生產隊三級醫療網，農村醫療隊伍培訓效果明顯，“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建立起來了。“赤腳醫生”采取“四自”，即自種、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研制中草藥。用“三土”，即土醫、土藥、土藥方給農民治病。努力做到 ：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出錢不多，治療便利 ，小病不出隊，大病不出社。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而且，農民們在大隊衛生室或者公社衛生院看病，醫療費用主要從公社和大隊積累資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員基本上不花什么錢，有的地方連 5 分錢的掛號費也不收，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1968年，中央有關部門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稱贊，“赤腳醫生就是好”“合作醫療制度好”。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隊一級設立赤腳醫生，同時在大隊一級建立合作醫療制度，作為中國億萬農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衛生保健模式，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效的合作醫療體系。

當時，“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在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1970 年，由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集體編著的《“赤腳醫生”手冊》由上海出版。這兩本書以醫治農民常見病為中心，清晰明了、簡單易行、實用性強，不僅成為“赤腳醫生”學習的必備教材，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譯成 50 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了一部專門向世界介紹“赤腳醫生”的 52 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這部紀錄片真實地記錄了當時中國“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制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使用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該片在許多國家放映后，引起了強烈反響。正是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1974 年，世界衛生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作為中國“赤腳醫生”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并在大會上做了 15 分鐘的發言。受到了廣泛好評。1976年9月初，“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 27 屆會議”“世界衛生組織太平洋區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33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和覃祥官參加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會上，覃祥官作了題為《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回答了參會各國衛生部部長和各大媒體記者的提問。覃祥官的報告與解答，令全體出席會議者們贊嘆，他們稱贊中國創造了人間奇跡。從此，“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成為世界上帶有天使意味的名詞。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樣的政治觀點，不論是什么膚色的外國人，一聽到“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就豎起大拇指。

走群眾路線，打防疫人民戰爭

做好防疫是新中國衛生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中醫的重要責任。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在新中國衛生防疫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黨中央提出了醫療衛生事業要“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指導方針。周恩來領導人民政府堅決貫徹這一方針，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發揮中醫作用，開展防疫工作。

在周恩來組織領導下，全國軍民從1950年2月至1952年初聯合開展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普遍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老根據地、黃泛區及皖北、蘇北等災區開展了消滅虱子、講究個人衛生的運動。1952年1月下旬，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連續在朝鮮、我國東北和青島等地投擲帶有鼠疫、霍亂、腦膜炎、副傷寒、鉤端螺旋體及回歸熱、斑疹傷寒等多種病原體的蒼蠅、蚊蟲、蜘蛛、螞蟻、臭蟲、跳蚤等帶菌昆蟲30多種，引起炭疽性腦膜炎和急性傳染性腦炎等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很少見的疾病，在遼寧省沈陽、鞍山、遼陽等污染區內流行。針對這些問題，毛主席發出了“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號召。政務院成立了以周總理為主任委員的中央防疫委員會，領導和組織反細菌戰的工作。

1952年3月1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就防疫工作的有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部署。要求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員會，各地應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情況，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全國城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防疫衛生運動。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消滅了大量的蒼蠅、蚊子、老鼠等病媒蟲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溝，，運用傳統的中醫藥進行防治，廣大人民革除陋習，城鄉衛生面貌從此為之一新，取得了反細菌戰的勝利，使一些傳染病也得到了減少和控制。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有著很高評價，認為“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傳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降低了”。1952年12月衛生部召開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總結防疫衛生運動的經驗。周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作報告時，對一年來防疫衛生運動的成績給予高度的評價。為了使這一群眾衛生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中央決定把防疫衛生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作為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各級防疫委員會改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統歸各級人民政府直接領導，周總理仍兼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他的領導下，全國愛國衛生運動不斷發展。他要求，開展衛生運動一定要和生產緊密結合，為生產服務，不要搞形式主義。要把科學技術的力量和群眾力量結合起來，突擊工作和經常工作結合起來，要克服時緊時松的毛病。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要求“繼續認真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積極做好疾病的預防工作。”直到1969年7月8日，周恩來在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于上海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的情況報告》中批示：“要在報上也作宣傳，并可在京、津、沈陽、哈爾濱、石家莊、青島、南京、杭州、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蘭州、西安這樣大城市發起仿照上海的除害滅病的夏季愛國衛生群眾運動。全國城鄉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為常例，不再廢除。”愛國衛生運動的持續開展，改變了人們不衛生的陳規陋習，改善了廣大群眾生活環境，提高了全民衛生健康水平。

新中國成立前后傳染病大肆流行、危害嚴重。1949年10月，察北地區發生肺鼠疫，并蔓延至張家口等地，對平津造成了威脅。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察北鼠疫流行問題，除決定采取緊急措施外，還決定成立由董必武、陸定一、聶榮臻、滕代遠、李德全、賀誠、楊奇清7人組成的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這項工作。中央防疫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統一領導和組織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鑒于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疫病的狀況，周恩來總理加強與蘇聯的溝通與協作，請求蘇聯派遣醫療隊和提供藥品。并且發動群眾，獻計獻策，運用中醫藥，經過多方協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撲滅。血吸蟲病是20世紀50年代流行我國南方一些省市自治區的一種寄生蟲病，患病人數約1000多萬，受威脅的人口在1億以上，是危害我國人民最大的一種疾病。1955年毛主席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蟲病小組領導這一工作。周總理對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高度重視，在接見外賓時，也惦記著如何解決這種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見印度和日本兩個醫學代表團時，詢問他們國家在防治血吸蟲病方面有什么經驗，并歡迎他們到我國流行血吸蟲病的地方去看看，對防治工作提出意見。事后，一位日本醫學家深有感觸地說：“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蟲病，真令人感動。”1956年周總理署名發表了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出“消滅血吸蟲病是我們當前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并提出：“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采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復的斗爭。” 直到1970年6月，周恩來總理還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關于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報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區的省、市、自治區學習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對血防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加強對本地區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醫務工作者和人民群眾共同奮斗，血吸蟲病流行得到根治。毛主席寫下了《送瘟神》的光輝詩篇，贊頌人民：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周恩來總理多次強調，要重視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傾聽群眾真實聲音，及時解決群眾反映的實際問題，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一些衛生部領導回憶，周總理見到衛生部的同志常問到衛生醫療方面的一些問題，如當前多發的是哪些疾病，群眾看病有些么什問題，農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辦，醫院收費情況怎樣，醫院搞不搞預防工作等等。周恩來同志身為總理，日理萬機，在剛開始和他接觸時，使感到驚奇的是他對衛生部的工作和衛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每當衛生部向中央、國務院請示、匯報工作，將文件送到總理處，他通常的做法是把衛生部的黨組成員找到他的辦公室開會。參加的人很少，他主持會議，只帶一個秘書做記錄?？吹贸觯瑫翱偫聿粌H仔細地閱讀了文件，而且對文件中提到的問題已經有所考慮。但他從不急于做結論，而總是先問情況，再提問題，讓大家回答。盡管會議氣氛民主、和諧，但在總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緊張。這是因為總理問的情況很細，提出的問題針對性很強，所以只有做了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時，回答問題才切題。這時，總理不僅認真地聽，而且還鼓勵發言人繼續講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況，發言空話連篇，他就要發言人停下來，聽別人講。最后，總理根據大家的意見和自己的考慮做出總結。在總理召集會議，既討論政策原則，也研究解決具體問題。如解決慢性支氣管炎，流行性腦炎等預防和治療問題等。每次參加會議都有很大收獲，不僅使我們請示匯報的問題有了明確的答復，而且解決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問題。久而久之，使我們逐漸認識到，這是總理了解情況，考察干部、培養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義的絕好辦法。因為不懂業務，不了解群眾疾苦的人的答復永遠不會使總理滿意，官僚主義者更是難以在總理面前蒙混過關。他召開這樣的會議本身就是在搞調查研究。通過一次會議，他不僅全面掌握了衛生部階段性的工作情況，而且也對我們領導干部的工作情況、工作態度和能力進行了嚴格的考察。

【1961年，周恩來總理在河北磁縣農村召開座談會】

周總理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基層，到群眾中了解實情，及時解決群眾疾病。北京協和醫院的老醫師董炳昆曾回憶起與周總理的一次接觸：“總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樣親切交談起來。一開始總理就對每個人一一指點，說誰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哪里人。這種驚人的記憶力使我們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天天會見那么多人，竟然將只在醫院見過幾面的醫生、護士的姓名記得那么清楚準確。……我想這不單是個記憶力問題，而是反映了總理對人的尊重和對事業的責任心。”他經常利用接送外賓的機會檢查北京車站、機場的衛生。一次他在檢查首都機場的衛生工作時，對在場的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諄諄教導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衛生搞好了，能體現我國人民嶄新的精神面貌，體現我國人民講衛生，愛清潔的好傳統，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因癌癥住院，他對治療方案仔細過問、過目，做過多次指示。1969年北京市禮花廠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藥爆炸時，為搶救國家財產去拉電閘，以致周身三度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跡在報端披露后，周總理立刻派中央領導醫療組長吳階平去了解治療情況，并指示成立醫療領導小組。當王世芬的休克關、感染關都已度過時，周總理告誡說：你們千萬不要以為嚴重問題已經過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輕心。他指出要注意不同時期主要的矛盾轉化問題。諸如，怎樣控制來訪的眾多記者，考慮臥床日久并發其他病癥的可能性以及營養不良，結疤后妨礙出汗等等具體問題，都想到了。周總理還直接過問許多疾病的預防工作。在他的辦公室里，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為了河南林縣（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系，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布情況的沙盤。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癥后，對我國的腫瘤疾病狀況更為關心。當時，有關方面正在組織作全國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調查對象涉及800萬人，間接和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近200萬。這樣的調查規模過去沒有過。他非常贊許，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標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腫瘤。這樣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較多；在廣東、廣西、香港一帶，鼻咽癌比較普遍。他在醫院病房里經常看這個沙盤，了解癌癥在我國的發生情況。要求政府部門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新中國走過了70多年輝煌歷程。毛主席周總理等開國領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治國理政理念代代相傳，人民群眾的衛生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數據，我國目前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了77.93歲，主要健康指標在全球中高收入國家中已經位居前列，并且重大慢性病的過早死亡率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以來，世界發生了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疫情防控人民戰爭，實行中西醫結合，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中醫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現在，疫情還在發展，斗爭還在繼續。只要我們發揚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堅持黨的領導，走群眾路線，打人民戰爭，實行中西醫結合，團結一致，科學防治，就一定能戰勝疫情。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