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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等: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下)
點擊:  作者:李慎明等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3-01-11 1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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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教訓與啟示(下)
——寫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00周年之際

 

課題組組長:李慎明,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課題組成員:劉書林 汪亭友 李瑞琴 張樹華 樊建新 趙丁琪

 

【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研究專題“資本主義新變化、帝國主義本質和發展趨勢及我戰略應對”的階段性成果。】

 

【提要】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示: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時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必須堅持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跳出政黨、政權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必須切實抓好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堅定不移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堅持抓好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持續開展對各種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的批判;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黨的優良作風,把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根本要求落到實處;必須牢牢把握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批判所謂“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等錯誤思潮;必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堅持獨立自主大國和平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黨的組織路線及黨的教育方針,努力培養和鍛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深入持久地開展黨的理論學習教育活動,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時代觀與時代主題觀,居安思危,堅定信心,時刻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為創造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作貢獻。

 

本文(上)為導語和第一大問題“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蛻化變質是蘇聯亡黨王國的根本原因”,(中)為第二大問題“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教訓”,均已發布(見【相關閱讀】)。現轉發第三大問題“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啟示”。

 

三、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啟示

居安思危,以蘇為鑒,總結30多年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教訓,必將激發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深入而科學地思考,得出應有的啟示,更好地駕馭我國民族復興大業的航船劈波斬浪,一往無前。

(一)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同時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

以蘇為鑒,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理解無產階級政黨領袖人物在歷史上的關鍵作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前期,有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領袖人物的領導,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就取得偉大成就;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國際及其大部分黨的領導人滑向修正主義,第二國際就走向了破產。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有列寧、斯大林的領導,就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創建社會主義制度,開辟人類歷史新紀元;自赫魯曉夫時期起,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蘇共就加速蛻變,發生了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悲劇。黨的領袖人物是政治上層建筑中最為核心的部分。黨的領袖人物是不是堅定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定條件下對于科學社會主義事業常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值得我們深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所以致力于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如拉薩爾、蒲魯東、巴枯寧、“蘇黎世三人團”、伯恩施坦、考茨基、謝德曼之流進行斗爭,都是為了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袖人物手中。這是黨和人民事業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以蘇為鑒,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產生和維護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領袖具有關鍵意義。中國共產黨人在歷史重大關頭能夠實現偉大轉折、化險為夷,關鍵就是因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此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平穩運轉就是因為鄧小平同志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維護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保證了國家的安定團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之所以攻克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就是因為有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正確的領導。

我們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為今年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政治、組織以及輿論基礎,對于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和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具有決定性意義,要十分清醒地認識“兩個確立”的重大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意義。我們黨誕生了習近平同志這樣的黨的杰出領袖,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很值得欣慰與慶幸。所以,深刻理解“兩個確立”,堅定做好“兩個維護”,不僅是國之大者,更首先是黨之大者。建議適時在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級干部中進行馬克思主義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關系的教育。在教育中,需要做到“六個講清楚”:要講清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講清楚每個時代都需要并會造就出自己的偉大人物;講清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尤其是無產階級領袖的重要作用;講清楚人民群眾對自己領袖的崇敬、愛戴是正當的,這與那些口蜜腹劍的陰謀家搞無原則的逢迎拍馬、個人崇拜根本不同,要維護在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的領袖的必要的權威,防止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類的陰謀家利用反對個人崇拜等口號敗壞領袖威信或排斥領袖發揮作用的行為;講清楚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與實行領導干部任期制之間的關系;講清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所實行的任期制本質是為了掩護、維護資本的永久統治,與我們實行任期制和老中青三結合相結合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存在根本的區別。習近平同志是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培養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與無產階級“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要堅定地做到“兩個維護”。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史,蘇聯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都提示和警示我們:我們黨形成堅持并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核心來之不易,得到這樣一個堅強領導核心需要歷經艱難困苦,因此要倍加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局面,采取有力措施保證黨的事業始終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保證黨的事業永不褪色、永不變質。這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也是實現共產主義千秋偉業的需要。

為了保證黨的事業長治久安、興旺發達,就必須千秋萬代確保黨的最高權力牢牢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應注意研究和總結一個時期以來,“特別是高級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堅決防止野心家、陰謀家竊取黨和國家權力”。同時,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必須源源不斷地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忠誠干凈擔當、具有守正創新能力、高素質的年輕同志作后備軍。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繼續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警惕“兩面人”。在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尤其是在黨的二十大人事安排的考核考察中,要高度警惕口頭上高喊“兩個維護”,實則內心是要搞資本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混入黨的最高層和各個要害部門。

(二)必須堅持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跳出政黨、政權興衰的歷史周期率

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由于政治上徹底變質,煽動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全面丑化蘇共歷史和蘇聯歷史,抹黑列寧和斯大林,完全脫離了人民群眾,最后被廣大人民群眾拋棄。蘇共失敗的教訓警示我們:共產黨人帶領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奪取國家政權,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初心和使命是不斷增強黨的生命力、革命性的源泉。忘記這一初心和使命,就是政治上對人民的背叛。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并非一帆風順。有人企圖借我們黨糾正“文革”錯誤之機,全面抹黑黨的歷史、新中國歷史,貶損黨的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甚至否定鄧小平同志作出的關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的出發點“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科學分析,有的人甚至不顧人民大眾對偉大領袖的深厚感情和承受能力,企圖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全盤否定毛澤東,不斷引發國內民情激憤不安;有人還通過回憶錄、小說、視頻節目等形式,編造各種虛假的故事,離間領袖之間以及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以圖掀起動亂,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上述傾向直到黨的十八大以后,才通過持續地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逐步得到了解決。只有注重及時化解多年以來反復出現的這一矛盾,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發展,防止出現危及國家安全的政治風波,享有長期穩定發展的戰略機遇。

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身體力行并留給后人的光榮傳統。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并發揚這一優良傳統,將其創新性地發展為黨的自我革命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他不斷強調新時代仍然要以“進京趕考”的精神接受人民的檢驗,交出讓人民滿意的答卷。觸及靈魂的群眾路線教育由此而生,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反腐敗精神由此而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自我革命任務由此而定。這是毛澤東同志與黃炎培先生延安窯洞對話的繼續,這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傳統的延續,這是把人民視為銅墻鐵壁立場的再現,這是陷敵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戰爭氣魄的發展,這是張思德、焦裕祿精神品格的發揚。毛澤東同志多次談到“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觀點。1964年1月,他在會見法國議會代表團談話時又一次提到:“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所謂紙老虎,就是說美國、蘇聯脫離了群眾。”紙老虎的本質就是脫離群眾,這是對紙老虎本質的一個全新概括。要防止一個政權因脫離群眾變為紙老虎的情況。

在新時代,我們黨又踏上了新的趕考之路。習近平總書記重新提出“跳出政黨、政權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問題,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就是破解“跳出歷史周期率問題”的新思路。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到,只有真正發動人民起來管理國家事務,才能防止人亡政息。他強調:絕不能把人民的權利理解為國家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必須要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1952年“三反”“五反”時,我們黨曾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權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廠方辦事要看支部書記的“臉色”。后來又成立了增產節約委員會,由國家工作人員、職工群眾、資本家三方面代表參加,實際上企業的管理權掌握在國家工作人員和工人手里。

在新時代,只有發揚這種主人翁精神,才能贏得人民的熱心支持和廣泛參與,才能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有希望創造出令世界人民向往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三)必須切實抓好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堅定不移推進人民共同富裕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結局的出現,實際上是政治上變質了的上層領導集團掠奪、瓦解和摧毀蘇聯公有制基礎的結果。后來在俄羅斯,葉利欽等不遺余力地強行將私有化改革合法化。當人民發現上當后,為時已晚。

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取代并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條件和標志。《共產黨宣言》指出: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

莫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連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也都明確承認理想社會的前提是實現公有制,甚至連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家康有為寫的《大同書》也認為理想社會最高層次的“太平世”必須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盡管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卻有不少人對此或諱莫如深,或茫然無知。

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在改革中對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行了調整,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盡管面對依仗西方背景的私有化浪潮的不斷沖擊,但我們始終沒有動搖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堅定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我們也要十分明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我們要以蘇為鑒,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理直氣壯地鞏固和壯大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好人民當家作主賴以存續的這份最為重要的家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由于種種原因,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較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當前我國不容回避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涉及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和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使命問題,涉及人民大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人心向背問題。只有解決了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問題,才能消除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隱患,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艘大船乘風破浪,勝利前行。

這些問題從何而來?回顧幾十年改革歷程,可以看到,在調整經濟基礎的過程中,存在一些片面性和極端性的做法,成為日后問題難解的重要原因。

比如,在糾正“階級斗爭為綱”錯誤傾向的前提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但“階級”不提了,“斗爭”也成了忌諱語,“階級分析”也不提了,甚至連“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論斷也被當作“左”的東西批判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9個社會主義國家先后發生資本主義復辟,但30多年來,我國理論界對此卻鮮有評論,回避研究“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一重大政治命題。這一狀況,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勇于自我革命后才有所轉變。

再如,在開始決定放開私有經濟成分發展時,只講“大膽”“換腦筋”,強調批評“姓社姓資”的質疑,卻沒有同時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注意事物量變與質變的規律,新政策與以往政策缺少銜接和說明,造成了現實中的一些難題,也造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一些混亂。

又如,我國《憲法》中明確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在實行與推廣時,僅片面強調和宣傳“家庭承包經營”,不講統分結合中的集體經營,排斥和壓抑了不少堅持集體致富道路、取得輝煌成績的典型。大量實踐經驗已經證明,只有后者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的出路。

又如,在強調和平發展和向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轉變時,簡單化地取消或解散了許多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高科技軍工企業、飛機制造業、兵器生產企業,不但加劇了大批工人下崗待業的困難,也貽誤了許多現代國防建設項目,臺海局勢緊張和海灣戰爭爆發后,才緊急糾正了這種做法。

這些都是缺少實事求是的辯證法、思想方法片面性導致的問題,沒有注意一種傾向往往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其副作用不容忽視。闡明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總結這方面的規律,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就會進一步增強黨聯系群眾的力度,真正實現科學發展。

共產黨人的改革和奮斗都是始終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要義。如果經濟基礎的調整和變革把人引導到為了自己或為了少數人,那就應該撥亂反正。只有切實確立共同富裕的目標,才能夠糾正個人主義、兩極分化等錯誤,始終走在為人民謀幸福的正確軌道上。

(四)必須堅持抓好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持續開展對各種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的批判

蘇聯由于沒有處理好階級和階級斗爭等意識形態問題,最后背離和背叛馬列主義。馬克思說過,階級的存在只是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在世界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斗爭必然長期存在;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后,階級斗爭也仍然會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我們的黨章和憲法中都依然標明著這些十分重要的觀點與結論。看不到這一點,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當時,蘇聯只注意到社會主義在經濟基礎、國家政權領域取得勝利的情況,沒有注意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還遠沒有結束,蘇聯社會還遠沒有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就急于宣布“階級斗爭消失了”“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已經沒有了”。最后,戈爾巴喬夫竟提出超階級的“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用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樣,資本主義復辟的悲劇就必然找上門來。社會發展的現實無情地嘲笑了“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已經沒有了”的荒謬說法。

與蘇聯不同,我國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對階級斗爭形勢作出客觀清醒的判斷。自黨的十二大開始,黨章一直載明:“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盡管階級斗爭不是社會主要矛盾,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鄧小平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一相當長時期的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都作出過大量論述。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2022年10月,我們黨召開了二十大。我們不僅在經濟上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在政治上同樣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需要警惕的是,一段時期以來,國內外敵對勢力抓住我們黨糾正“以階級斗爭為綱”錯誤的時機,將“文革”的錯誤泛化、擴大化,到處亂貼“文革”的標簽,制造混亂。有人把新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情幾乎都說成“文革”的內容,甚至把黨的整個歷史污蔑為“左禍”的歷史,造謠新中國“沒干多少好事情”,還把延安時期、井岡山時期也列為“極左”時期的范圍,挖掘其中的“陰暗面”。圍繞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問題傳播一些低級庸俗的謠言、“小道消息”,企圖損害毛澤東同志的聲譽。歷史虛無主義這些拙劣表演常常激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義憤,社會各種媒體上自發出現的一陣又一陣的“毛澤東熱”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良知和正義感。對于針對毛澤東同志的肆意丑化、攻擊,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并及時地進行反擊和批駁,為更好地學習和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創造健康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意識形態工作具有極端重要性,批評某些領導干部在意識形態斗爭面前“愛惜羽毛”“故作開明”,號召黨員和干部要敢于亮劍,敢于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以往長期被動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轉,主旋律得到弘揚,向上向好的正能量開始成為主流。

意識形態斗爭取得的成效振奮了思想理論界,艱巨的任務也激勵著思想理論界的斗志。目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激烈,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導向、高校辦學方向、學校教材導向和科學研究導向,都還存在不可低估的問題。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種種媒體,運用各種手段,刻意散布各種錯誤思想,并精心組織、支持圍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在有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由于黨的領導軟弱,愛惜自己的“羽毛”,放任一些堅持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長期把持“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各種評獎評審機構等學術權威部門,許多研究人員望而生畏,怕遭到這些所謂“權威”人物的打壓,甚至一些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研究生都不敢選擇蘇聯解體一類的政治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從而使這些研究領域后繼乏人。一些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相關領頭人物沒有作起碼的自我批評。早在20世紀90年代黨中央就指出的“一些輿論陣地已經不在黨和人民手里”的情況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對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應對不力的情況也有待全面的總結。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無孔不入,紅色文化傳統賡續長期被壓抑或被拋棄,使得青少年被西方文化所浸潤和熏染,這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我們黨找到了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存在問題的根子,采取了有力、得力的措施。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制定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從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角度明確指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主觀世界,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這就解決了幾十年來回避和排除“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任務的問題,恢復了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正確方向和原則。近幾十年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充分證明了那種認為“既然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再提“世界觀改造”就是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和厭惡”,就是“總覺得他們不行,不是自己人”的說法,是不利于黨的思想建設和知識分子發揮積極作用的。正是由于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是“自己人”,就更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學習,更不能拋棄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主觀世界的任務。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關心、鼓勵、支持廣大知識分子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專長和作用,黨和政府應該切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鼓勵他們作出更大的成就,為此多干一些實事;而不是追求用一些空洞的好話顯示自己的“開明”和贏取他們的掌聲。片面地批評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又不能同時提出更符合現實的口號,客觀上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后果,實際上等于在許多方面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讓出陣地,產生了許多積重難返的問題。

取消對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口號,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嚴重歪曲。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知識分子也要改造,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為什么大家都需要改造世界觀呢?毛澤東的回答是:“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就多數人來說,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完全代替資產階級世界觀,那就還相差很遠。”最近幾十年的社會實際和意識形態斗爭情況充分證明,毛澤東的這個判斷高屋建瓴、完全正確。關鍵是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活動把這些實際存在的模糊問題弄明白。

蘇聯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時刻警惕并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滲透戰略,筑牢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滲透的防線,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五)必須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黨的優良作風,把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根本要求落到實處

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明確指出:“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有過“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群眾服務”等提法,但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相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智慧和他們的未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人生價值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個人同群眾的關系,緊緊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歷史主動精神。確保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與最高綱領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法寶。中國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絕無其他任何私利。從根本上說,我們黨絕不是靠也絕不能僅靠技巧執政,根本是靠為著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這一本色執政。這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對毛澤東關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堅持和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靈魂、生命和力量所在、所系。這不僅占領了價值道德高地,而且也是黨的力量、生命之源,代表著人類社會的必然歸宿。如此就能無往不勝,無難不克,無堅不摧。

要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必須始終牢記毛澤東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殷教導。“兩個務必”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內在與外在有機統一的鮮明標志和標識。從一定意義上講,普通百姓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人,就是看你能否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作風。如果你能堅定不移、堅持不懈地始終保持“兩個務必”作風,老百姓就會最終認定你是真共產黨和真共產黨人,就會赴湯蹈火跟你走,披荊斬棘共奮斗。否則,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地干,甚至消極怠工不出力。從長遠和根本上說,人民群眾最終還會毫不留情地拋棄這樣的黨。蘇共這個有著93年歷史、執政74年的大黨最終消亡的教訓,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所進行的反腐斗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并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和熱烈支持。

(六)必須牢牢把握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批判所謂“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等錯誤思潮

蘇聯軍隊在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作用下,長期受到歷史虛無主義、“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等思潮的影響,在蘇聯危難之時,蘇軍脫離了蘇共的指揮,成為顛覆者的工具,教訓十分深刻。

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不斷有人鼓吹“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特別是有人推出“中國需要新的改變”“××憲章”等帶有綱領性的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才逐漸明白這些口號的實質。他們打著“軍隊國家化”的名義,就是讓我們黨放棄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效仿當年的蘇共把黨的組織從軍隊中完全撤出去。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全、保證社會安定的堅強柱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古田會議會址召開的新時代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煉了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使人民軍隊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規定了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建設成世界一流軍隊。

(七)必須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堅持獨立自主大國和平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時期,在對外關系上基本秉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支援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這些歷史功績至今還引起各國人民包括中國人民的敬仰和懷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出現了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從這個時期開始,蘇聯逐步表現出大黨主義、大國主義甚至霸權主義等錯誤傾向。針對蘇聯赫魯曉夫等人的大國沙文主義行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舉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旗幟,挫敗了蘇聯推行大黨主義、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等孤立中國的戰略企圖,推動并維護了世界各國獨立自主、平等交往的地位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倡導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之間的正常關系準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還制定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爭取更大范圍合作”的政策。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倡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示了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廣泛贊譽。

毛澤東同志鑒于美蘇爭霸給世界帶來的危害,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永遠不稱霸,即使成為富強的現代化大國也不稱霸。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往開來,更加信心百倍地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世界人民共享中國發展的機遇。

(八)必須堅持黨的組織路線及黨的教育方針,努力培養和鍛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由于確定了“非斯大林化”的政治方向,否定蘇共的歷史,否定斯大林的豐功偉績,也就否定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和正確的教育方針。赫魯曉夫淡化政治,取消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走了一條“非斯大林化”的培養教育青年一代的歷史虛無主義路線。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被稱作蘇共“二十大產兒”的一代人中就出現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種人。與此相反,毛澤東針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提出中國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并規定了五項條件,指明了方向。此后,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黨的教育方針一直沒有動搖過。

黨的教育方針服務于黨和國家的人才戰略,與黨的組織路線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從青少年抓起,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牢固基礎。當前我國理想信念教育從中小學開始并延續到高校、各類成人教育,廣大中小學生、大學生、研究生都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出現“兩面人”“夜間人”等消極現象。這一現象實際上是對上層領導集團任人唯親、拉幫結伙、裙帶關系、投靠關系等現象不滿和無奈的消極反抗。上層的理論與實踐是兩層皮,下面的群眾也不可能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所以,干部隊伍的提拔、重用,是不是搞五湖四海,是不是避免小圈子和山頭主義,是不是體現公正公開,從基層群眾的精神狀態就能看得出來。群眾的表現是上層領導集體狀態的一面鏡子。

從蘇共的教訓看,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江山不變色,選拔黨的干部特別是選拔高級領導干部,必須突出五條政治標準:(1)政治忠誠標準:忠誠于馬克思主義、忠誠于黨、忠誠于人民,不斷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做到“兩個維護”。(2)政治定力標準: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四個自信”,有良好的政治鑒別力和決斷力,經得起關鍵時刻、重大關頭的嚴峻考驗。(3)政治品質標準:敢于擔當,敢于斗爭;堅守立場,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4)政治能力標準: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問題,擁有較高的政治執行力。(5)政治自律標準: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正派為人,干凈處事。

一定級別新任干部的提拔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提拔,必須設立面向相關部門和相關系統基層群眾的公示期,同時本人要向黨的組織部門匯報和解釋群眾提出的政治表現問題。為了保證選拔高級干部的科學性、公正性,應該在工作過程中介入中央巡視組的調研工作環節,廣泛聽取相關基層群眾對選拔對象的政治表現意見等。同時,對于那些蓄意誣告、打擊陷害提拔對象的,視不同情節給予批評和懲處。

(九)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深入持久地開展黨的理論學習教育活動,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毛澤東在1959年至1960年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

理論是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抽象和凝結,是可以向360度任何方向輻射的原點。若理論這一原點錯了,其他路線、方針、政策與戰略、戰術都是射線,最終都會、都要出大問題。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有了錯誤的理論,必然會有錯誤的行動。所以,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

在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創新。早在1958年5月,毛澤東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馬、列是指導,不是教條,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丑的”,“要產生自己的理論”。毛澤東在1959年至1960年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強調:“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

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都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這一結合的過程,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堅持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全黨特別是黨的中高級干部改造世界觀的過程。只有真正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并把馬克思主義與具體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真正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不斷推動社會前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黨和國家的幾屆領導集團,無論是否接受了系統的學歷教育,其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普遍較低,這既體現在不能準確系統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精髓要義,更體現在不能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解決實際問題,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想要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不下真功夫,一輩子也做不到。要在全國產生幾百個水平較高的、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需要有全黨全國范圍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群眾基礎。這是不斷提高全黨理論水平、黨的最高理論水平的一個必要條件。

對干部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明確規定。應當根據干部文化水平和實際工作需要,根據新時代的目標任務,確定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為我們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明確了九個方面的重點內容:(1)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思想;(2)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3)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4)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民主的思想;(5)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建設的思想;(6)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建設的思想;(7)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8)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9)馬克思主義關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需要制度化。制度一經確定,就必須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制度由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一安排。干部學習必須集中安排時間,提出具體要求,劃定學習范圍,提出各階段要解決的重點問題,同時提供相關的學習參考書和參考材料。必須把讀原著與原著學習輔導結合起來,把階段性專題學習與對理論的整體性系統性學習結合起來,把學習馬克思主義與學習“四史”結合起來,把學習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必要的進修活動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學習情況要列入公務員考試、干部考核、職務晉升等內容。要在實際工作中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性、權威性。要嚴格學習形式,反對形式主義,防止走過場。沒有一定的形式作為保證,就不可能保證學習的質量。

為推動干部學習,歷史地、系統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偉大飛躍,建議在合適之時接續出版《毛澤東選集》各卷,在已經出版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實踐飛躍之后,接續出版后續的《毛澤東選集》,以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的偉大實踐飛躍,反映毛澤東思想的系統、完整體系,包括其中的探索中的艱辛、曲折,以繼續清除該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同時建議在編輯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1至4卷的基礎上,提供習近平總書記著述和講話的全文文集,以滿足全國黨員干部深入、系統地學習和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新成果的迫切需要。新時代出版新內容的領袖著作選集,有利于形成全黨全國人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高潮,有利于形成系統學習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的新高潮,形成實事求是地學習研究的良好氛圍。

(十)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時代觀與時代主題觀,居安思危,堅定信心,時刻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為創造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作貢獻

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的科學根據。”這一重大判斷十分重要,完全正確。另外,毛澤東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總書記在肯定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的同時,都直接或間接地肯定我們依然處于帝國主義時代。我們黨還審慎處理同一個大時代中不同時代主題的變化。鄧小平看到時代主題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換,及時作出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抉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帝國主義還存在,帝國主義本質沒有改變,只是表現形式和表現方式有了較大的變化。1969年3月,毛澤東在召集有關人員的碰頭會上明確指出,“列寧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現在還是帝國主義時代”。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另一位重要成員陳云在1989年十分明確地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

離開列寧對時代的判斷,就無法正確判斷當今我們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就無法正確看待和應對當今以那個超級大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種種卑劣行徑。自從資本主義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的金融帝國主義之后,人類歷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2008年全球爆發的金融危機、2020年全球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2022年爆發的俄烏沖突,實質上亦可以說極可能是正在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深入發展的今天,只要認真讀一讀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這一著作,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部字數不多的著作,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一樣,其理論、歷史與形式邏輯有著高度的內在統一,在人類文明史和重重迷霧之中是一座愈發閃爍著巨大真理光芒、照耀人們不斷頑強前行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燈塔。很可惜,一些年來,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人不多了。也有一些人,忙著去搞所謂的“金融創新”,而對壟斷資本控制的金融的本質不甚了解,甚至把金融創新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也就是說,當前我們既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個大的歷史時代,同時也處于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這個小的歷史時期,還處于帝國主義由壟斷的、寄生即腐朽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垂死的資本主義過渡這個更小的歷史階段。這一階段,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1953年9月,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比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有更多的偽善性和欺騙性,但由于其從壟斷、寄生即腐朽階段開始步入垂死階段的下降通道,它們臉上偽善和欺騙性的油彩便開始更多地剝落,其瘋狂、殘酷的一面便開始更多地顯現,所以我們必須要充分預計前進征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即道路是曲折的;另一方面,我們亦必須看到金融帝國主義氣勢洶洶、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另一面,我們必須堅定勝利的信心,即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始終堅持不懈竭誠努力與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俄羅斯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恪守《聯合國憲章》,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推動和平、發展、合作、共享。但對于時刻想把我們置于死地的敵人,我們首先必須要做到的就是不怕鬼、不信邪和舍生取義,是勇于和敢于斗爭,而不是以妥協退讓的態度求得憐憫甚至施舍。“威武不能屈”與“和為貴”等同樣都是中華民族十分優秀的文化傳統之重要組成。對待帝國主義即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我們當然要善于斗爭,但敢于斗爭是第一位的。我們黨百年來的光輝實踐充分證明,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就是紙老虎。妥協退讓、膽小如鼠,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就是真老虎。只有敢于斗爭,把帝國主義真正打疼了,它才可能講一點世上絕大多數人公認的常理和公理。否則,它會蠻不講絕大多數人公認的常理公理。它們的理與我們的理,在多數情況下往往是相對立的,是沒有利益交匯和共享之處的。因為從長遠講,帝國主義是為極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其與社會主義是為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宗旨是完全相悖的,因而必然是紙老虎。只有站在馬克思主義指明的時代高度,認清時代特點、世界潮流、歷史規律,才能信心百倍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斗。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隨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發生與泛濫,隨著全球范圍內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痼疾將暴露得愈加充分。全球各國左翼思潮和馬克思主義政黨,世界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制度必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進入一個極大的活躍期。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依據的根本所在、希望所在。我們對世界社會主義光明前途堅信不疑、堅定不移。由于蘇共垮臺、蘇聯解體而出現的一切懷疑馬克思主義、否定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否定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思潮和言論都是錯誤的和有害的,也是眼光短淺的。

但是,不可盲目樂觀看待斗爭的形勢。由于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實施和平演變戰略,還會使一些不堅定者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機構人物變質、叛變;帝國主義收買和豢養的“第五縱隊”還在伺機破壞、搗亂;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受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意識影響的勢力還不可低估;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中設置的陷阱和陰謀依然存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帝國主義利用其在高科技領域所占有的優勢比如“生物基因武器”以及在金融等領域制造大規模社會混亂直至危機的活動不會停息,決不能排除它們會用最為骯臟的手段達到最為卑鄙的目的。

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對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有足夠的準備,需要從最壞處著想,做好準備;同時,我們以做好自己的事為主,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為爭取最好的結局而努力。帝國主義可以通過破壞和演變,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選擇垮臺的方式,但是它自己垮臺的方式卻是不可選擇的,它必然崩潰和滅亡的結局是歷史的必然。

20世紀70年代初,曾經認為西方文明能夠成為全球統一文明的著名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實現了思想大轉變,他推翻了自己早年在《歷史研究》中的結論,認為美國代表的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為世界人民普遍接受。他創造性地提出:世界文明的主軸,就是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只有中國有這種能力、本領和無與倫比的成果經驗;只有以和平交往為特點的中華文明才能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歡迎的文明;他預測未來受全世界歡迎的中華文明就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化”。

對于愛好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來說,新中國歷來都是受歡迎的,今天更是如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說:“實現中國夢給世界帶來的是機遇不是威脅,是和平不是動蕩,是進步不是倒退。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世界人民對習近平總書記描繪的中國這一大國形象高度認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有著無比光明燦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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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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