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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未來的記憶

《為貧下中農掌權——周麗琴口述歷史》序言

趙月枝 白洪譚

2015年10月末的一個傍晚，上海市嘉定區博樂廣場華燈初上、歌舞升平，一位老人于幽暗之處佇立良久。兩段廣場舞的寂靜瞬間，她喃喃地說：“我感覺我的一生像做了一場大夢。”

這位老人叫周麗琴，在她說這句話的此前四天，我們在嘉定一座風格古樸的別墅酒店里聽她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四天的訪談結束，雖然感覺故事已經比較全面，但是，我們書寫她生命歷程的工作，卻只是剛剛開始。此后六年多時間里，我們多次赴滬拜訪老人，不斷去電話求證各種細節，試圖盡可能完整地再現她的人生史，也希望讓更多的人透過她坎坷的人生經歷來認識時代的宏大歷史，思考社會主義實踐探索背后的政治經濟內涵，探尋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與真諦，尤其是克服官僚主義與特權意識的制度機制與主體結構。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收錄的周麗琴簡歷如下：

周麗琴 女，漢族，1939年8月生，上海嘉定人，196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5月參加工作，初小。

1964年4月至1966年4月在上海市嘉定縣外崗[1]公社葛隆大隊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5月至1968年11月任嘉定縣外崗公社葛隆大隊大隊長。1968年11月至1969年2月任嘉定縣革委會常委，嘉定縣外崗公社葛隆大隊大隊長。1969年3月至1970年2月任嘉定縣革委會常委，嘉定縣外崗公社葛隆大隊革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1970年3月至1973年8月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8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78年12月至1981年9月在家養病。1981年10月至1988年11月任嘉定地毯廠副廠長。1988年11月至1989年10月任嘉定地毯廠副廠長、嘉定縣縣[2]鎮工業局托兒所負責人。1989年10月至1992年1月為嘉定縣鄉鎮工業局托兒所負責人。1992年2月至1994年8月為嘉定梅園招待所客房部負責人。

中共十屆中央委員。[3]

我們注意到，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黨史大典》對周麗琴介紹，特別是她在上海市委任職的時間，不是截止于上段引文中的1978年12月，而是1977年11月[4]。 盡管如此，兩份權威材料都足以支撐周麗琴關于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重要自我認知：她不是在1976年與“四人幫”一起“下臺”的，也是為數不多的文革后沒有“吃官司”的革委會副主任[5]。實際上，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這些當時就被揭批的對象不同，周麗琴還是1976年11月4日上海市委召開的區縣局黨員干部會上所宣布成立的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領導小組的成員。按照當時會議宣布名單的排列，她是領導小組中緊跟在組長之后的第一位成員，身份是“中共嘉定縣葛隆大隊黨支部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十大中央委員”[6]。

然而，不可否認，周麗琴簡歷中的“高光”時刻，在“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7]。而簡歷背后，是周麗琴那曲折與豐富的戲劇般人生：幼年喪父，母親為生計所迫，把她送去當了童養媳；解放之后翻身成為葛隆大隊大隊長、黨支部書記；“文革”開始時被當作“當權派、走資派”打倒；批判時任中共嘉定縣委書記牟敦高時被當作“保皇派”批斗；“四人幫”被抓之后被當作“造反派”接受調查；改革開放之后，她失去了在上海市委的領導職位，回到嘉定農村，后來當過鄉鎮毛毯廠副廠長、幼兒園園長和招待所客房經理；而耄耋之年又想為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在上海市委的工作，“要一個說法”。

作為建設年代的女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以出類拔萃的表現贏得當地干部群眾的支持和信任；作為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常委，她指揮過上海郊區的農業生產和負責過上海人民的“菜籃子”；作為黨的九大、十大代表和九大、十大主席團成員以及十屆中央委員，她和毛主席、周總理的每一次交往都給她留下深刻的回憶；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杰出婦女典型，她還是農村題材樣板戲《龍江頌》中那位英姿颯爽、充滿集體主義精神的女大隊黨支部書記江水英的舞臺形象人物原型——扮演江水英的著名京劇演員李炳淑就是跟她同吃同住同勞動體驗生活的；她也被人嘲笑“爬得高，跌得重”，因為改革開放以后，她從十屆中央委員變成普通勞動者。但是，不管命運如何改變，她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和作為一名勞動者的艱苦樸素本質沒有變。

如今，周麗琴獨自居住在嘉定一處40多平米的房子里，家里陳設簡單、陳舊，客廳兼臥室終年不見陽光。我們很難想象這是一個曾經的中央委員的家。然而，墻上與毛主席、周總理的合照提示著房間主人曾有的崢嶸歲月。“他們（嘉定檔案館的人）要我的照片，我沒給。”周麗琴說：“我告訴他們，等我見了馬克思，你們隨便處理好了，但是現在我能拿出來看一看，哭一哭，想想過去的事情。”2000年之后，周麗琴因無力承擔醫療費，曾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寫信，爭取了一些福利，隨著陳良宇入獄，有些福利又沒有了。

周麗琴所經歷的這一切，的確像一場讓人難以置信的夢。然而，回望新中國的滄桑歷史，周麗琴所體驗和見證的，又不是夢。畢竟，新中國從篳路藍縷到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奮斗歷史不是夢，中國農民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不是夢，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不是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國領導人對勞動者直接參加管理和防止國家管理階層官僚化的探索不是夢，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滄桑巨變也不是夢。

新中國成立之后，周麗琴所在的葛隆大隊鎮壓了反革命分子，平整了望娘灣和蒲鞋灣的土地，糧食產量從原來只夠大隊三個月的口糧，增加到不僅能夠自給，還能支援國家建設；到了1970年代初，在周麗琴的帶領下，葛隆大隊的工業辦得有聲有色，五金廠、領口廠、別針廠的產品遠銷東南亞，其所在的外岡人民公社年終曾向葛隆大隊借錢；葛隆大隊在鄰村大火之后支援了拖拉機和5000元人民幣；此外，葛隆大隊還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隊，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改造了村里的危舊房屋，建設了葛隆新村，上海和江蘇的人都來參觀學習經驗。“我當時還想把葛隆的一個廟改建成一個公共禮堂，再建一個加工茶葉的廠房，茶葉加工了可以出口……”周麗琴滿懷遺憾地說。

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是中國政治經濟的轉型期。此時的周麗琴在上海市委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身體也出現了問題。等她回到葛隆養好身體，再到地里參加集體勞動時，卻不知道地已經分田到戶了。社員看到她在自己的責任田里勞動，很警惕，也很緊張，對她說，“地已經分給我了，你怎么還來幫我們拔大蒜？”這時，周麗琴才發現，自己已經找不到可以勞動的土地了。再后來，她以前帶領葛隆群眾買的拖拉機、輪機、深翻機、一手扶持創辦的工廠企業也相繼被賣給私人，隨后轉移到安徽等地。這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先進村莊風光不再，村民相繼離開，一度成為一個外鄉人在此租房、租地，村容村貌在周麗琴眼里“一塌糊涂”的雜亂村莊。

2015年10月29日，陽光燦爛，秋高氣爽。我們驅車來到葛隆，試圖與周麗琴一起，尋找當年的回憶。歲月早已抹去了周麗琴記憶中村莊的樣子，只有村外她那代人平整之后的望娘灣豐收在望的一望無垠的金色稻田，述說著這里滄桑巨變。周麗琴看到稻田，心情十分激動，忍不住沖向田邊，彎腰采摘了幾穗。她在田邊豎立著的那塊“農業部水稻萬畝高產創建示范片”醒目標牌前，駐足良久，陷入了長久的沉思。

相對于更廣闊的中國農村，2015年的葛隆并不算貧窮，一般人很難理解周麗琴為什么會形容它“一塌糊涂”。可是，當我們聽周麗琴講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葛隆有工廠、有輪機、“富得不得了”，“全國很多大隊都來參觀”時，我們才意識到，葛隆的集體經濟曾經有聲有色；這里的發展，也曾經有另一種可能。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安徽小崗村模式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在城市的郊區和一些沿海地區，已經有不少象葛隆這樣的工業化已經起步、社隊企業蓬勃發展的村莊。根據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文茂的研究，到1974年，我國糧食已經超過人均三百公斤。這不但意味著農村的土地利用結構和大農業的農、林、牧之間的產業結構“可以逐漸調整了”，而且“為加快整個農村的產業革命進程提供了前提條件”。在張文茂看來，這使農村經濟開始進入毛主席早就規劃好的公社工業化發展階段，開始逐漸地向以工業化為主導的農工商并舉的發展階段轉變，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由陳永貴所代表的農業學大寨階段向吳仁寶所代表的公社工業化階段的轉變。這才是毛主席念念不忘的“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8]。

針對那種無視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的農村發展成就的歷史虛無主義立場，張文茂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農村改革初期面對的主要矛盾，到底是集體經濟的體制、制度問題，還是應該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推進集體經濟的現代化?”[9] 周麗琴在上海郊區領導的葛隆大隊從取得糧食增產到發展工業的歷史，印證了張文茂的觀點。周麗琴的遺憾，是一個對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經濟發展做出了開拓性貢獻和幾乎看到了“光明燦爛的前途就在這里”[10]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者的遺憾。

然而，也正如張文茂在接受我們團隊就農村發展另一種可能性的訪談時所指出的那樣，問題不是出在農業承包制本身，而是把集體經濟組織形式解散了，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當時有部分人搞承包制的動機目的不純，不排除拿承包制當幌子欺騙老百姓以打倒集體經濟為目的的可能。因此，當我們從理論和學術上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要看到，幾億農民能跟著小崗走，說明這個政策具有一定的適應性，而農業家庭承包責任制之所以能大面積開展，恰恰是因為人民公社工業化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如果在過10年以后，人民公社跟村辦企業都能夠遠遠高出家庭經營的時候，再推行承包制農民就不會跟著走了[11]。

歷史沒有如果。發展的不平衡性總是在歷史敘述和日常生活的斷裂處呈現。就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而言，1970年代后期和整個1980年代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工業化的大潮果然“如期而至”，其結果被鄧小平認為是“我們意外的抱了一個金娃娃”[12]。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大寨的陳永貴和葛隆的周麗琴這些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引領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代表農民“當家作主”的標志性人物，與“極左”路線一起，被改革開放的主導歷史敘述所遺忘，有的甚至被污名；而安徽小崗村決定分田到戶的18位農民，成了引領改革開放時代的農民群像代表。

我們找到周麗琴時，嘉定古城祥和寧靜，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如果沒有周麗琴的講述，我們很難撕開這寧靜的日常生活，去窺探歷史的刀光劍影。畢竟，沒有經歷過“翻身”與“革命”的人，既很難理解這些字眼所帶來的解放性體驗，也無法感受其中的殘酷性與復雜性；沒有經歷過集體經濟時代的戰天斗地和感受過組織起來的農民所體現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主體性的人，很難體會“崽賣爺田不心痛”的悲傷和重回一盤散沙狀態的小農的無奈與失落；沒有經歷過急風驟雨般的階級斗爭和讓勞動者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嘗試的人，也難以理解當年葛隆干部群眾“讓周麗琴掌權，我們放心”是一種怎樣的托付。

“我有什么好寫的？”

剛開始采訪的時候，周麗琴幾次問我們：“我有什么好寫的？”“我怕你們辛苦一場，沒有用。” 她的提問一直提醒著我們在她濃重的嘉定口音中打撈歷史的初衷。從人生經歷的角度，她的故事足夠精彩，她的講述也足夠動情。她講到當童養媳時緊皺眉頭，講到“文革”初期被批斗時滿臉苦笑，講到當選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時鏗鏘有力，講到毛主席逝世時吃了兩次速效救心丸，哭了一晚上，講到失去上海市里工作后回到葛隆造房子有七個大隊長來幫忙時充滿自豪……歷史就在她的哭與笑之間悄然呈現。我們通過周麗琴的口述，補充了歷史的細節，期望更多的研究者去想象細節背后的聯系。而且，作為一個更大的松散項目[13]的一部分，我們想知道，普通勞動者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或“工農兵掌權”的歷史實踐，從當事主體的角度是什么樣子？又有什么經驗和教訓？[14]具體到周麗琴的口述歷史，我們認為，除了能管窺前文論及的中國農村發展的曲折道路與另一種可能性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通過周麗琴的口述，可以看到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實現人民民主的另外一種努力。

在有關1949年以后和改革開放前這段歷史的敘述與建構中，伴隨著傷痕文學的流行，知識分子的受挫與受難的故事以及某些官員失去權力的故事成為主流，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由于自己不掌握話語資源，鮮見文字流暢甚至流行的歷史記錄與被賦權，甚至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體驗。在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副主任名單中，只有周麗琴和趙林根是來自郊縣農村公社的干部或農民，而趙林根1972年12月被免職后，周麗琴成為上海革委會副主任級別中唯一的農民代表[15]。而一些問題，例如，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為貧下中農掌權”這一意識下，象周麗琴這樣的農民代表，是如何踐行他們“當家作主”的權利的？他們是如何“上去”的？基于什么樣的初心？面臨什么樣的問題？有什么樣的表現？又碰到什么樣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讓普通勞動者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民主實踐的可能性與局限性又在哪里？這些問題需要通過周麗琴這樣的代表性人物的生命史和主體體驗來分析，需要在與知識分子和官員受挫與受難的歷史比較視野中去理解，需要在超越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與精英民主理念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框架中來探討，更需要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特定階段中去把握。

從周麗琴的經歷來看，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干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她在擔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負責上海市郊區工作和農業工作期間，在從事自己領域的事務性管理方面，甚至在行使出國訪問和接見外賓這樣的國家外交職責的時候，都無疑是稱職、有執行力和不負使命的。比如，從她多次十分自信地提到自己敢于在馬天水等上海市革委會主要領導面前，圍繞蔬菜供應中的具體問題為農民爭利這一點上，她就沒有辜負“為貧下中農掌權”的囑托。她那種“他們（市革委會其他成員）的事我不管，我管農業”態度，也符合今天的專業分工原則。

然而，象她這樣的一個“沒有文化”、“思想比較單薄、單純”的農民出身干部直接參與自己所在大隊之上的國家政權管理所面臨的問題恰恰在于，作為一個依然存在著激烈政治斗爭、特權意識和社會沖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領導層成員，她不能僅僅把自己的能力局限在事務性管理層面，而必須甚至首先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用今天的語言，這是一種包括“政治領悟力、政治判斷力、政治執行力”的綜合能力。如果說，政治上忠誠，思想上純潔，不玩權弄術，不拉幫結派，專心致志抓業務是她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安身立命之道的話，那么，她在上海市委始終是一個“局外人”的邊緣狀態，以至于很多關于這個階段的論著中都鮮有她的經歷甚至名字，尤其她那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路線斗爭什么的”話，正是她的局限性與悲劇所在。

盡管如此，這些并不是我們今天全盤否定讓周麗琴們以半脫產形式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探索防止國家管理階層官僚化的制度安排的理由。相反，這恰恰說明，新中國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中，是如何一開始就在具體的政權建設和國家建設實踐中，把從巴黎公社開始就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核心議題的勞動者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命題，當做重要的目標來實踐的初心[16]。 畢竟，“這或許是一次幼稚的和失敗的預演，但幼稚和失敗并不構成對這一理想本身的否定。”[17]今天，一方面，如周麗琴所認識到的那樣，“大家都有文化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戰勝體制內的官僚主義毒瘤，也面臨著新的、急迫的、依然事關中國社會主義前途與命運的挑戰。這其中最大的挑戰，無疑是毛澤東在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所深刻指出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是“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18]我們希望，在一些作者看來無足輕重的周麗琴的體驗[19]，能為我們在新時代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提供相關的歷史參考。

第二，透過周麗琴的經歷，我們可以管窺“文化大革命”在上海郊區農村的情況并從上海的邊緣看上海中心的“文化大革命”。

2021年2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指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考慮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毛澤東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不懈斗爭”[20]。該書認為，由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也由于“左”的錯誤，“文化大革命”“最終釀成了內亂”，“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同時，“黨和人民對‘左’的錯誤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也正是“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的抵制和斗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些重要領域仍然取得一定進展。”[21] 該書還對“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作了區別，認為這一時期“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然取得了重要進展”[22]。

雖然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地帶，但是周麗琴所在的葛隆村和江蘇省太倉、昆山接壤，處于上海的邊緣地帶。考慮到葛隆所在的嘉定區是上海市的邊緣，葛隆所在的外岡鄉是嘉定區的邊緣[23]，葛隆又是外岡鄉的邊緣，葛隆對于上海來講，可謂邊緣中的邊緣。在全國范圍內來看，建國后各項群眾運動都在大致相同的時間段內展開，但是群眾運動也有中心和邊緣的區別，“文化大革命”尤為如此。而且，1966年9月7日，上海市委專門下發文件，要求“農村，縣以下不要去串聯”[24]。從周麗琴所在葛隆大隊的情況看，“文化大革命”存在從中心到邊緣的擴散過程，處于邊緣的人對來自城市中心的運動有不同的體驗。至今，周麗琴回憶起“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情景，仍然搞不清上海的“造反派”、“赤衛隊”、“保皇派”等概念。她說后來“看了一些人寫的書（回憶錄），才知道上海的事情”。她所講述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上海農村一些普通群眾的想法。

周麗琴的經歷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卻不是“造反派”起家。“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她僅僅因為當時是大隊長，就被當作“當權派”被批斗了好幾個月，直到城里來的解放軍到大隊蹲點，鼓勵她站起來斗爭，情況才有所改變。在外岡公社召開的三級干部大會上，她兩次被“造反派”拖下臺，后來“解放軍就把槍掏了出來，”她才得以把話說完。周麗琴不但沒有被斗垮，反而在劍拔弩張的斗爭中，顯示出了堅強的意志和對黨和群眾的信任，先后成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講思團[25]成員、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直到九大代表、十屆中央委員。周麗琴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和在“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對“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判斷[26]。她本人從葛隆到上海，后來到北京參會的過程，既是她作為一位農民干部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過程，也是一位農村婦女在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的過程。同時，她的回憶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的城市和鄉村的差異、工人和農民的差異、新干部和老干部[27]的差異，包括新老干部之間由于資歷、背景和工作方法等層面的區別所帶來的張力甚至矛盾與斗爭[28]，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第三，透過周麗琴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建設年代選任干部的過程和共產黨組織路線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后，農民不僅翻身成為主人，其杰出代表還一度成為國家公共事務的直接管理者。作為一位翻身的窮苦農民，周麗琴衷心擁護共產黨，成為了新政權在農村的依靠力量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四清”運動期間，工作組的同志住在她家里，與她“同吃、同住、同勞動”。在組織的培養下，她成為葛隆大隊第一批在“四清”運動中脫穎而出、以貧下中農身份當家做主的基層干部。因為她思想進步、勤勞本分，所以被選為葛隆大隊的大隊長。“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受到批斗期間，仍帶領葛隆大隊群眾平整土地，建設農田基礎設施，取得糧食增產。后來，周麗琴被選為“九大”代表，當上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負責農業和郊區工作。需要強調的是，她可不是現在有些人想當然推測的那樣，憑政治投機“爬上去”的。是周麗琴的品質和為人使她成為當地干部群眾所信任的當家人。這點，在為了演好《龍江頌》中的江水英而跟她長時段“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著名京劇演員李炳淑的一篇文章中可見一斑：

這里且說說我從一位女支部書記身上得到的感受。這位同志是在貧下中農中土生土長的，沒有“官”的樣子。葛隆的貧下中農都把她當作貼心人和領路人，有事都愿意去找她解決。工作忙，會議多，但她從不脫離勞動。她對隊里的家家戶戶都很關心，對后進群眾更是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地上門做思想工作。她很善于團結同志。有一位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對過她，而且反錯了，但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和團結這位同志一道革命，使葛隆大隊的黨群、干群和干部之間的關系非常融洽。像這樣的同志，在農村中很多。她們的為人是那樣純樸，那樣親切熱情，思想境界是那樣高，那樣美……[29]

如前所述，培養與提拔工農干部，讓他們中的杰出代表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是當時選任干部的一種制度設計，而這種干部制度的背后，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是探尋克服官僚主義和特權意識頑疾的良藥的努力。無論是安排周麗琴參加中央讀書班還是出訪日本，都體現了當時干部選拔與任用制度中對工農的重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初心，體現了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探索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模式過程中所作的嘗試。

因為是以半脫產的農民而非“居民”（城市居民）身份參加國家管理，也更因為她貧農出身、沒有任何“家底”的生活情況，周麗琴還有一些“有趣”的生活回憶。通過這些生活瑣事，我們不但可以更真切地理解當年的工農、城鄉差別，管窺農民參與國家管理的勞酬制度安排，而且還可以理解一個農民身份的高級干部如何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對自己的初心的堅守。工作期間，她出去吃飯沒有飯錢，只能讓司機墊付，月底結賬再還給司機，因為“他（司機）是居民，我是農民。”在單位吃飯的時候，別人勸她吃點好的，她推說胃不好，其實是因為“沒錢，吃不起。”而同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陳阿大，因為是工人，手頭有鈔票，每次都能吃得很好。周麗琴在市里工作，工資還是在葛隆大隊拿，一年307元錢，每年還要完成80個工，到市里工作一天補助4毛錢，下午去市里工作就沒有錢。工作結束后，她的車子一到葛隆，就馬上到地里勞動，家也不回，一年三次農忙的時候，她就直接向上海市委領導請假回去參加勞動。

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之后，周麗琴曾兩次拒絕上海市和嘉定區所分的房子，堅持租房子住，她說：“我如果拿了這房子，葛隆的人怎么看我？我住小洋樓了，我就不是農民了啊？我就失去了勞動人民的本質了。”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后，兩個兒子要成家，她才在村里人的幫助下借錢造房子。周麗琴說，我是“毛主席的干部，兩袖清風。”在當時制度設計的框架內，在自己的堅守與犧牲中，周麗琴成了防止國家管理者階層官僚化的忠實踐行者。

采訪過程中，我們要請周麗琴出去吃飯，她說“不要出去，不要浪費，你們在家里吃一點，好吧？不是吃了東西就是得到友誼了，我們在政治上理解，在思想上理解，只要大家互相關心就好。”在周麗琴的政治生涯上能感覺到不同歷史階段在個人身上留下的痕跡，但是周麗琴的經歷也恰恰反映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之間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關系。采訪中，周麗琴主動把當年與她搭檔的葛隆大隊副大隊長薛友忠請來補充材料。這兩位老黨員談起入黨時，忍不住你一句、我一句背起了入黨誓詞。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周麗琴這位有50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的口述史，恰恰反映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所走過的道路。

第四，透過周麗琴的經歷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女性地位的變遷和國家在婦女解放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周麗琴的經歷折射出了從解放前到改革開放的婦女解放的進程。解放前周麗琴是童養媳，解放后她帶著兩個妹妹上學讀書，接受了教育，后來又上了夜校和中央讀書班。她不但以自己的超人付出和堅韌不拔贏得了干部群眾的尊重和自己作為一個農村女干部的地位，而且不怕迷信，大膽敢為。比如，平整望娘灣時，很多老人都說望娘灣不能動，“動了要死人的”，周麗琴不信，帶領大隊干部陳興翔、高進生、薛友忠和群眾把望娘灣和蒲鞋灣平整好。她說：“封建迷信害死人。”在生產隊勞動時，婦女和男勞力一樣參加勞動，周麗琴認為“男的能干的，女的也照樣能干，”她挑擔、撒肥料、冒雨開插秧機，在田里勞動。在回憶訪問日本時，周麗琴吐露了自己對中國婦女解放的理解，“她們（日本婦女）沒有地位，我們中國婦女有地位，我是婦女，也是普通的農民，我能當革委會副主任就是很好的證明。”

透過周麗琴的回憶，我們還可以了解到社會主義建設年代農村婦女和兒童的衛生、醫療和教育等情況。一方面，正如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在反思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婦女解放的局限性時所指出的那樣，婦女在工作和家庭上面臨著背負“雙重負擔”的現實。作為一位半脫產的農民干部，周麗琴承擔著生產勞動、村莊事務管理、上海市委領導等多重工作；同時，由于家里沒有老人照看孩子，丈夫又是商業領域的職工，周麗琴維持農村家庭“再生產”的擔子也是極為沈重的。她所描述的自己生孩子的過程和“我出去勞動時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拿根繩子一扎放床上，扎牢了就跑不掉了”的狀況，同時代的其他農村婦女也可能并不陌生。然而，另一方面，從她的描述中，我們也能看到人民公社年代婦幼事業的發展與進步。如生完小孩可以休息一段時間，計劃生育流產可以休息15天，大躍進時產婦可以每月得到1斤半的肉，小孩可以送到托兒所等等。

周麗琴和她的丈夫之間有一種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夫妻關系。這種關系是建立在牢固的階級關系和同志關系之上的。她的丈夫也是窮人出身，也是共產黨員。他幾十年如一日，毫無怨言地尊重她的選擇、支持她的工作、并更多地承擔著支撐家庭的責任。從 2007年開始，周麗琴一直無微不至地照顧生病的丈夫，一直到2010年9月她的丈夫去世。這期間四年零七個月，她的丈夫都是植物人，她都沒有請別人來幫忙和護理。她至今還保留著當時丈夫生前穿過的布鞋。“我的丈夫很支持我。”周麗琴說，“我的孩子不打麻將，不打牌，他們都很聽我的話”。對于周麗琴來說，這或許就是她作為妻子和母親兩重角色的最大欣慰。

第五，透過周麗琴的經歷還可以看到宏大歷史事件與個人生命史的關系，個人與國家發展的關系，個人形象與群體形象、國家形象的關系以及背后的文化生產機制與政治意志。

個體人生史生命史脫離不了宏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周麗琴對經歷的事情的困惑也恰恰是個體生命面對宏大歷史的困惑，尤其是在風云詭譎的年代，每個人似乎都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更不能在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在周麗琴的口述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在得知“四人幫”被抓、“中央出事情了”后，面對上海市委領導班子其他成員和工作人員圍著兩桌飯菜，“都不吃飯，在哭”的情景，她不但因為自己剛從農村回來，餓了，而且因為想到“如果不吃晚上沒有地方吃飯”，所以，“吃了一碗米飯還不夠，就又盛了半碗米飯”。這段敘述，不禁讓人唏噓感慨：她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畢竟，人們的吃飯問題，是最為基本的問題。從這個角度，那群為了解決吃飽肚子這一最緊迫的問題而秘密分田到戶，最終成為引領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帶頭人的小崗農民，也是最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正是作為“木桶理論”中的最短板的他們的生存狀況、眼前需求和思想認識，成了整個國家農村政策調整的基本依據。

然而，就像我們今天無法推斷當時如果不是“一刀切”推行包產到戶和解散所有人民公社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歷史的發展也沒有等到所有農民都過上小康生活才考慮更“高級”的政治賦權與文化生產實踐。經濟基礎固然在最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意識形態導向和政治導向也至關重要[30]。這也正是周麗琴的個人經歷給我們的啟示。正因為如此，這位吃不起上海市委食堂里的菜、因為穿著土布衣服去賓館接見外賓被電梯乘務員拒載的農民女干部，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高大上和最為老百姓所知的農村女支部書記形象的人物造型原型。我們相信，在當時的李炳淑眼里，周麗琴的確體現了真善美，是她創造美的藝術形象的現實參照。與以上所引的李炳淑的文章相呼應，周麗琴不無自豪地回憶著李炳淑如何“學著我演支部書記”，“與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好幾個月”，以至于“每次看戲，只要她一出來，我就睜大眼睛看，看她演的像不像我”[31]。 

在為塑造樣板戲中最有影響的農村女支書形象提供了真實生活中的原型之后，周麗琴最終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了外交舞臺，頻繁參與高級別的國家形象展示，并成為媒體里的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形象代表。1973年到1976年這三年間《人民日報》提及她的120多篇新聞報道中，絕大部分是她參加外事活動的報道。在1973年以副團長的身份帶領中日友好協會訪日代表團出訪日本時，她不僅帶去了有關中國社會發展的信息，還在一個讓她“嚇死啦”的場合，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成功臨場發揮，就中日關系，做了即興演講；在上海，她以一個素顏中國勞動婦女的本色形象和一位農村婦女在接人待物方面的質樸與真誠，接待從法國的喬治·蓬皮杜總統夫婦到菲律賓的馬科斯總統夫人和伊朗的巴列維公主等來自五大洲的外賓，向他們展示上海郊區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的成就，以及中華文化熱情好客的傳統。

最為令人深思的，還是她作為真實生活原型與藝術創造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她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對外形象背后的政治考量。當李炳淑為了塑造好江水英的形象幾個月與她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時候，當她被任命為一個各界名人組成的訪日代表團副團長職位的時候，當周恩來總理為她出訪日本親自教她如何回答可預見的問題的時候，當她以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身份接待四方來客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那個時代的文化生產與“國家形象”生產機制以及“國家性質”與文化生產、“國家形象”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貧下中農掌權”包含從政治到文化，從內政到外交的具體實踐。

宏大歷史中的個人敘事

在周麗琴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之后，隱藏著她身后的制度設計和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所走過的“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32]的艱難歷程，也讓人去思考在歷史洪流中個體的得失與榮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如何在個人命運的變遷中理解大時代的變革，如何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衡量個人的得失與榮辱，尋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每一個個體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今，作為被關愛的對象，社區工作人員偶爾也會來看望周麗琴，我們在周麗琴家中偶遇了其中的一位。她說：“（周麗琴這樣）一個女同志不容易的，本來文化也不高”；“她受到了牽連，文化又不高，沒法寫出來反駁他們”。在這位充滿同情的社區工作人員的言語背后，是周麗琴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貢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性實踐者不被理解的情懷和主體性。而社區工作者們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今天這位需要社區關愛的老年弱勢群體中的普通一員，也曾作為國家的直接管理者，主抓過上海的農業，負責過上海人民的菜籃子，代表中國人民接見過外國總統。雖然她幾乎沒有今天中產階級意義上的“文化素養”，但是，她是當年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文化符號之一的形象原型。周麗琴很少和人談起當時的一些事情，她常說：“如果不是你們問起，我不知道該向誰說這些事情。”曾經滄海難為水，一個曾經體驗過管理國家這一“最大”、“最根本”權利的翻身農民，一個視生產勞動為第一需要的“社會主義新人”，一個雖然教育程度很低，但能隨口說出“要警惕資產階級法權”的老人，面對今天這些以送福利、送溫暖為業的社區工作者，又能從何說起呢？

在周麗琴身上，我們能看到制度變遷之于個人命運的決定性影響。對周麗琴來講，新舊社會兩重天，改革前后也有截然不同的體驗。1976年10月到1980年這段時間，對周麗琴來講是一段不平靜的日子。從國家層面講，“毛主席、周總理都過世了，‘四人幫’都被抓了，”國家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個人層面上講，雖然她參加了1977年7月的十屆三中全會，但是到1977年11月和1978年初，就先后因子宮肌瘤和膽結石做了子宮切除與膽囊切除手術。術后還沒有恢復，她就受到調查，讓她就一些莫須有的問題“講清楚”，她的辦公室被封，人被困在辦公樓五樓她平時睡覺的房間達兩個月之久。雖然她澄清了所有問題，“沒有吃官司”，但依然想不通為什么每次運動都是先進，倒出現了問題。后來，還是在沒有任何組織文件的情況下，被要求回家休息了。周麗琴至今還在一個玻璃瓶里保留著當時切除的膽結石。她多次向我們展示這一“實物”的目的，仿佛也是在提醒我們，她也許真是因為身體原因，而不是因為“四人幫”被抓而“下臺”的。然而，她自己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她至今也難以面對的事實，生病不是主要原因，她的確是因為“文革”的失敗和“四人幫”所代表的路線而受牽連，失去在上海市委的職位的。她是同時代農民中的佼佼者，比許多同齡人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壓力，付出了更多的個人犧牲，包括身體透支的代價。實際上，1976年才37歲正當年的周麗琴，一下子因兩個器官出問題而病倒這一事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深處歷史轉折漩渦中的這位堅強女性，是經歷了多么嚴峻的身心考驗。從這個角度，生病與其是她“下來”的因，毋寧是果。更準確地說，兩者互為因果。

然而，社會上的閑言碎語中這位“爬得高，跌得重”的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員精神不倒。走上新的工作崗位后，在外人看來是接受“勞動改造”的周麗琴，依然保持著勞動者的尊嚴，共產黨員的本色。在地毯廠，她不愿在辦公室坐著，而是到車間學剪花，搞后勤工作，帶領職工種蔬菜，改善員工伙食；在幼兒園，她悉心照料小朋友；在梅園招待所，她任勞任怨打掃客房、勤懇工作。這一切，在她看來，都是自己生命中“閃光的日子”。在書中，我們收錄了周麗琴獲得的1997年度先進共產黨員證書。這是她退休后，又被返聘繼續工作的最后一年。雖然這份證書在她擁有的所有個人榮譽中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對周麗琴來說，這是她終身所托付的黨在改革開放時代給自己的表揚，在她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我們所記錄1977年之后的周麗琴身上，我們看到了她仍然閃耀的勞動本色和人性光芒，也看到了她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尋求身份上的歸屬的。

采訪中，周麗琴對很多歷史事件的記憶已經顯得支離破碎，她開過一些非常重要的會議，但是她敘述更多的，不是會議的內容，而是和一些人的交往。例如，她已不太能記清楚全國棉油糖會議上有什么具體的內容，但是卻清清楚楚地記得周總理讓她和同為基層女干部的李素萍結為姐妹的事情；她參加過很多的外事活動，但是回憶更多的不是接見的是誰，而是接見時的一些經歷。例如，她清清楚楚地記得因為沒有衣服穿而被電梯乘務員攔在外面的場景。從人生史的視角，或許歷經時間的淘洗，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她的世界中逐漸淡去，而生命中小小的悲喜，則成為她最重要的回憶。晚年周麗琴仍然愛看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電視劇。她說：“電視里放《焦裕祿》，我天天看焦裕祿，這個頻道放完了，換別的頻道放，我還看。他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好書記。”

我們之所以用《為貧下中農掌權》作為主標題，是因為為貧下中農掌權連接了周麗琴的個人生命史與大歷史之間的關系。作為讓工人、農民、士兵、學生直接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而且成為國家領導者的努力的一部分，貧下中農掌權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段中對社會主義民主實現形式的真實探索。讓貧下中農掌權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政治理想；推選周麗琴為貧下中農掌權代表了農民群眾對她的囑托、信任與期待。為貧下中農掌權也是周麗琴始終踐行的準則。雖然這個探索失敗了，但是，對周麗琴來講，這個時段構成了她生命中最閃光的日子：她的潛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她的成就凝聚成了她記憶中最難忘的部分。

在周麗琴訪談錄的整理方式上，我們參考了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憶錄框架，但是采訪和整理時盡量忽略這些框架，以周麗琴的敘述為先。比如關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相當多的文獻集中于上海市區，而較少有對郊區的研究。周麗琴的回憶顯然有別于我們所熟知的上海的群眾運動。我們警惕用既有的框架去尋找案例，而是在被訪人的口述中探尋事件呈現的多種可能，探尋從上海這個中心城市到其邊緣鄉村的群眾運動擴展的不同。周麗琴對翻身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山東、山西等華北地區勞動人民的翻身記憶是從1945年日本投降后開始的，上海等地勞動人民的翻身記憶是從1949年建國之后開始的，而周麗琴所記憶的翻身是從1950年底鎮壓反革命時才開始的。這既是與被訪人年齡、經歷有關的個人記憶，也是上海農村農民的普遍記憶中的一種。在對“文革”與改革開放的敘述上，周麗琴和薛友忠提供了不同于“主流敘事”的一種回憶，他們認為，葛隆鄉村建設的輝煌成就期是在集體化時代。分田到戶后，葛隆的公共財物和集體財產流失，村莊進入蕭條時期。上海郊區的農村不同于安徽鳳陽，集體經濟已經相當發達，農工貿產業興旺的景象也絕非幻象。更何況，葛隆還有周麗琴這樣一位堪稱“女陳永貴”的大隊書記。我們在多方核實事實的基礎上，對被訪人關于村莊的回憶如實做了記錄，以期能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一個中國農村曲折發展歷史，尤其是集體經濟發展歷史的不同視角[33]。

基于以上考慮，我們把周麗琴的經歷分成苦難童年、翻身年代、火紅歲月、勞動本色和恍惚晚年等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的劃分既參考了依據重要節點事件劃分歷史的方法，也根據被訪人的實際情況做了微調。例如我們把周麗琴的《火紅歲月》一章的時間界定為1966年5月和1978年12月，前者是“文革”開始的時間，后者是周麗琴生病回家休息的時間，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文革”結束的1976年。前面提及，周麗琴講到，很多人認為“她是和‘四人幫’一道下來的，”這是一種誤解。我們也希望通過這種時間的安排，還原周麗琴的真實經歷。

從開始做采訪計劃到最終脫稿，我們因為各自學術生涯中的其它工作，無法一心撲在采寫周麗琴的故事上，只能斷斷續續推進，整項工作歷時六年多。然而，我們不但從一開始就有一種無論如何要把周麗的故事寫出來的責任感甚至基于她身體狀況的急迫感，而且每一次采訪與文獻整理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方面，無論是出于前文所討論的理論和歷史意義，還是出于我們同為農民出身的身份認同以及作為知識人對一些結構性失語群體的一種責任，我們都相信，我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甚至是義不容辭的。另一方面，我們也深知，口述歷史本身也具有主觀性和局限性。無論我們如何小心謹慎，無論我們多么充分地調動自己作為新聞傳播學者在采編技能和話語分析方面的專業能力，我們的工作仍避免不了偏頗和疏漏。而且，周麗琴不是一位出口成章的敘述者，她也不是一次就把她的故事和盤托出。除了不斷在她多次重復的生命經歷片斷中“打撈”出一個前后連貫的敘述外，我們還必須透過方言的隔閡和時空的鴻溝，用心去傾聽她的聲音。我們唯一能保證的是，我們通過真實的記錄和一遍一遍地求證，做到對周麗琴負責，對自己的良心負責、對歷史負責。

2015年秋天以來，隨著身體衰老過程的加快，周麗琴對這部口述史的態度也發生著變化：從一開始有所顧忌，怕“我不在了，別人拿這個東西找我的孩子算賬”，到“一定要把我知道的都寫下來”，再到釋然地告訴我們，“有了這本書，死也瞑目”，“我再也沒有什么遺憾了”。她說：“我每次看到這本書（校對稿）都會哭，我心痛啊”。她的期許和積極配合，變成了我們堅持下來的信心和動力。我們把周麗琴一生所經歷的任何一段歷史都同等對待，不管是她身處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高位的時候，還是她在地毯廠、幼兒園勞動的時候。我們懷著平常的好奇心和開放的心態，來采寫這樣一位出身低微的人民共和國農村婦女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也許，在許多人的眼里，周麗琴是一個“過氣”、被時代淘汰的、甚至活在“過去”的老人。或者，放在另外一個框架里，她一個“極左”政策的得益者，一個改革開放的失意者。她沒有手機，不上網，是一個被當下的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所遺棄、一個依然生活在短缺時代和傳統媒體時代的人[34]。正因為這樣，她也許可能不知道，比她年紀更大，早在1950年代初就帶領農村婦女為男女同工同酬斗爭而走上中國政治舞臺的“永遠的農民”申紀蘭，也遭到了一些網絡言論的非議，甚至“抹黑”。但是，她應該為自己的這位一直為婦女和農民爭取權益的姐妹感到高興的是，申紀蘭不僅有一個“善始善終”的政治生涯，是新中國唯一位從第一屆到第十三屆連任13屆的全國人大代表，而且在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被習近平總書記授予“共和國勛章”；她也許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農村，有無數像她當年在葛隆帶領干部群眾發展經濟，建設村莊那樣，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和振興鄉村的女支書；她也許更不知道，作為鄉村振興中的組織振興的重要部分，也作為新時代黨的干部選拔制度的一部分，2018年1月的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及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都明確提出，健全從優秀村黨組織書記中選拔鄉鎮領導干部、考錄鄉鎮公務員、招聘鄉鎮事業編制人員制度。也就是說，今天的優秀鄉村黨支部書記，又有了可以直通國家干部的渠道了。

的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故事。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希望，讀者能超越簡單的“成王敗寇”和狹隘的“利益得失”視角，來看周麗琴的經歷和體驗。我們更希望，讀者能超越消費主義和信息技術拜物教，來體認她的經歷本身所包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歷史信息。

實際上，從周麗琴作為一個底層出身的勞動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在個人潛能的發展上所達到的高度，從她有機會走上國家領導崗位這點上，我們寧愿認為，她是一個“未來人”。這是因為，她不但在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了自己的歷史，而且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堅韌不拔以及巨大的付出與犧牲，在也許還沒有成熟的條件下，讓我們看到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所能達到的高度。

從這個意義上，也從我們對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規律認識、我們對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必然有“光明燦爛的未來”的信念上，我們堅信，她的確是一個“未來人”。誠然，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是一項復雜、精細的工程，決不是可以一哄而起，一蹴而就的”[35]，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提及，也正如汪暉在論及“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時所觀察到的那樣，革命或新形式政治往往不是在等待客觀條件成熟的時候才展開[36]。周麗琴就是在客觀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條件下，轟轟烈烈地體驗了一把勞動者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二十世紀的“未來人”。

周麗琴是一個嚴于律己的人。她積極配合我們，在向我們傾訴自己心聲的過程中，不斷克服自己內心深處的顧慮，給我們提供新材料。在過去幾年中，她從來沒有向我們提出過任何要求。她像一位平靜、慈祥和樸實的農村老奶奶一樣，關愛著我們：無論不斷讓我們吃西瓜和自己做的涼粉，還是給我們送上自己精心煮起來的五香花生米，還是堅持把我們送出自己的小區，目睹我們的出租車遠去，她都是一個讓我們感到十分親切、對我們除了尊重和感謝之外，毫無所求的人。然而，也正是在采訪中，在不斷與她建立信任的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她那看似“平靜”的晚年，其實非常不平靜。更具體地說，她一直被一種“討說法”的欲望所纏繞。

按我們的理解，她要的“說法”，無非是兩個層面。第一是在她的身份上的問題，即她在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我周麗琴究竟是屬于工人？還是農民退休？還是國家干部在編？”的問題；第二是她在上海市革委會工作期間的政治結論問題，即她的“從政”生涯的組織政治結論。

從局外人的視角，第一個問題，可能是她免不了被當下變得更加明顯和固化的身份、級別與待遇問題所影響，抑或是她在當時就尚未從理論的高度認知自己“上位”背后的制度設計。也就是說，當年她自己一直就是作為半脫產的農民當國家干部的。在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期間，根據她的戶口和身份，她一直是農民。她身份的“錯位”之處在于，在失去了上海市的領導職位后，她也沒有被“退回”葛隆當農民，而是在病休后被安排到嘉定鄉鎮企業局所屬的企業工作，最后以職工的身份退休。盡管她之于中國城鄉二元關系這一維度的身份，最后由農民變為“城市居民”，她在“城市居民”這一類別中，并沒有得到“國家干部”的身份，而是“工人”的身份。總之，制度的變遷意味著，盡管她一度身居中央委員高位，她沒有以“國家干部”身份退休。以今天的視角，她的“國家干部”身份，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按照當時讓她“上位”的邏輯，如果她以“國家干部”的身份“下來”，那么，這就是對她的“上位”邏輯和“初心”所系的制度的自我否定。作為一位一直注重群眾如何看她的公眾人物，更讓她感受到錯位、挫敗和不可承受之痛的是，隨著干部待遇的“正常化”和官本位文化彌漫于整個社會，她以前堅持農民本分、不接受也不謀求任何與她在上海市委的最高職位相匹配的房子等待遇的結果，仿佛都成了她一定是犯了錯誤的“證據”——如果當年當干部時沒有犯錯誤，為什么今天沒有相應的干部級別和待遇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麗琴以讓自己充滿矛盾的經歷、讓她自己至今也無法得到充分解釋的體驗，以及她對自己身份的無法釋懷的糾結，與汪暉所討論的20世紀的“自反邏輯”形成了個人歷史與大歷史間的互文關系，印證了“20世紀是一個激烈地反對舊世界也激烈地反對自身的世紀”[37]的洞見。

她的第二個問題，即讓組織給她“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近十年時間的工作表現和成績做出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是一個她渴望得到和更在乎的“說法”。如果第一個層次上的說法涉及她的職業或階層“身份”和相應待遇，那么，這一層次事關她的政治生涯的尊嚴和生命的意義。由于我們研究的局限，我們無法在這里討論她至今沒能得到這樣一個組織層面的正式“說法”的具體原因。但是，我們希望通過引述汪暉有關“20世紀政治的未來性”的討論來對她說，即使她在當下無法為自己得到一個“說法”，她作為一位20世紀革命主體的實踐與體驗，已經為未來開辟了可能，而這有超越組織對她的個人政治結論更為普遍和深遠的意義。

在汪暉看來，如果未來表現為“尚未”（not yet）出現的事物或世界，而“尚未”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其物質形態，即尚未成為（not yet become），另一種是主觀形態或意識形態，即尚未意識（not yet conscious）”，那么“‘尚未’是潛伏于我們腳下的、被壓抑在我們的計劃、意識和意志之下的存在。”[38] 從這個角度，汪暉認為，“20世紀的政治同時包含了‘尚未’的兩重含義”，即未來“既以一種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確的形式呈現在革命和變革的方略和進程之中”，“又以一種強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識’敞開。”在這個過程中，雖然“運動的領導者或參與者都無法對運動本身作出清晰的規劃”，“但他們同時承認現實進程蘊含著尚未意識到的內容，從而只有在實踐中向尚未意識的‘未來’敞開”。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未來的維度不只是在時間的邏輯中展開，更是在行動的邏輯中、在政治的邏輯中、在戰略的邏輯中呈現 ……這是一種將自身投入矛盾運動中才得以呈現的未來性[39]。汪暉接下來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自反的政治以最為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包含著更多的不確定性。這一不確定性甚至不同于早期革命的實驗性，毋寧是以一種激進的形態探尋“尚未意識”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運動不僅是為了達成既定目標，而且也是對無法預知的未來性的探尋，運動的自我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40]。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愿意相信，我們作為她所信任的知識分子所做的這項工作，是一個與周麗琴一起從二十世紀探尋也許她本人“‘尚未意識’的未來”的過程。我們相信，這份我們現在只能以打印稿形式給她的口述歷史，并非她原先一直渴望的的“說法”；但是，這也是一個她最后愿意接受的、不是“說法”的“說法”。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她在我們開始這項工作后的五年多來，再也沒有向上級相關部門遞交過任何“討說法”的信件。同時，對于“自反邏輯是否還會以新的形式激活文化與政治，我們拭目以待”[41]。作為農民的后代，我們在周麗琴身上看到了我們父母輩的奮斗與犧牲、自豪與委屈、希望與失望；作為致力于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并以自己的微小實踐加入當下的鄉村振興行動的學者，我們希望，我們所采寫的故事，能在新時代激活新形式的文化與政治，盡一份力量。

尾聲：“我可以光明正大出門了”

2020年深秋，我們最后一次拜訪周麗琴時，嘉定古城依然祥和而寧靜。盡管她所在的城市社區與作為熟人社會的葛隆不一樣，小城里有很多人認識周麗琴。不過，鮮有人關心她的故事，似乎隨著時間的遠去，一切是非紛擾都成了過去。然而，在周麗琴心里，因為有人認為她是“和‘四人幫’一道下來的”，自己政治上被看成有問題，在別人面前始終抬不起頭來。我們也是在追問她對自己的身份問題和對組織不給自己一個政治結論如此糾結的深層原因的過程中，才體認到，盡管她無心也無力為自己曾經“紅”過的那個時代正本清源，作為一位忠誠的老共產黨員，她非常在乎群眾對她的評價。畢竟，不脫離群眾，贏得群眾的信任，曾是她的安身立命信條和行為規范。一個曾以這個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并為了堅持這一信條而做出巨大犧牲的人，最后成了群眾冷言冷語的對象，甚至自我感覺被當下的主流敘事置于群眾的對立面，對她來說，的確是殘酷的。這是20世紀的“自反邏輯”給予她這樣一個個體的不可承受之重。

“沒有人能理解我”，周麗琴說：“你們幫我做了這本書，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盡管我們從一開始就告訴她，我們先寫好故事，離正式出版還很遠，但是，在她看來，只要有了文字，就滿足了。

2020年11月29日，周麗琴再次給我們打來電話。她說：“最近去醫院檢查，醫生說腦子里長了個腦瘤，我在家哭了好幾天，決定還是不去看了，不再給國家浪費錢。……你們做了這本書，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出門了……”

是啊，無論如何，我們希望，到了2021年，當中國共產黨慶祝百年華誕的時候，她會光明正大地走出她那間幽暗的小屋和她那無盡的回憶，融入嘉定大街上、廣場中和公園里的人流，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新時代的春風秋月。

2021年9月26日，望娘灣稻子又熟了的時候，我們又一次來到嘉定去看望周麗琴，并給她送去了幾本打印出來的書稿。她已經非常脆弱和消瘦了，但是精神依然很好，很自豪地給我們看自己得到的在黨五十年紀念章。為了實現我們上次的許諾和她的一個心愿，我們找到了車輛，邀請她的兒子一起，陪她去看望娘灣的稻田，看想必也在振興中的葛隆——這個她依然夢魂縈繞的上海村莊。

這是一個讓我們深深震撼的旅程，也是一段讓我們提心吊膽的路程。在修葺一新的葛隆村委會大樓門口，見到一位熟人，她熱淚盈眶，與她抱頭痛哭；當我們與葛隆村年輕的黨支部書記等人一起，攙扶著她，微微顫顫地來到村委大樓二層的辦公室，與當年她的老搭檔大隊長見面時，她更是涕泗橫流，激動不已！

一場讓她百感交集的相聚之后，等到她堅持還要讓我們把她架上去望娘灣看稻田的公務車之時，她顯然已經精疲力盡，幾乎是癱在了后座上。更讓我們為她的身體狀態而感到心驚肉跳的是，到了此時，對于看稻田，她已經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沒有往窗外看的心思和體力了。大概是感覺到了自己心臟的壓力，她用一雙顫抖的手在自己的提兜和褲兜里摸索著，嘴上喃喃地說著“救心丸”。她沒有找到“救心丸”。她的狀態足以讓我們草草結束了看稻田之旅，盡快調頭，踏上回城的路。

周麗琴無愧為一位生命的斗士，一位無比堅韌的女性。我們有驚無險，與她的兒子一起，安全回到了嘉定她的家中。途中，她還向我們表達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去世后，希望能在自己的遺體上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是啊，對于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是無上的榮光；對于一位曾經的中央委員來說，這好像也是正當心愿。然而，作為她的口述歷史記錄者，我們也深知，我們又有什么資格和能力去滿足這位不平凡的老共產黨員這個遺愿呢？愿她繼續與病魔斗爭下去，愿我們那個等書正式出版再去看她的許諾，成為支撐她生命的重要精神力量。

注釋：

[1] 此處“崗”應為“岡”，下同。

[2] 此處“縣”應為“鄉”。

[3]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 （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年，第1130頁。

[4] 具體內容如下：“周麗琴（1940- ）女，江蘇嘉定（現屬上海市）人，初小文化。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嘉定縣葛隆大隊支部書記。1970年3月-1976年10月，任市革委會副主任，1976年10月-1977年11月，任市革委會郊區組負責人。中共中央十屆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黨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1頁。

[5] 其余沒有“吃官司”的上海革委會副主任還有楊富珍等。

[6]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幫”上海余黨覆滅記1976.10-1979.10》，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5年，第163頁。

[7] 正如《中國共產黨簡史》指出，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見，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黨史出版社，2021，第207頁。

[8]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報》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的文章。十個月以后，《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因為《河南日報》的調查報告在浙江省的一些銀行干部中引起了共鳴，他們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應該是當時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并且還專門給毛主席寫了信。在毛主席將這封信和《河南日報》的文章一起批給了相關中央領導后，《人民日報》于1975年10月11日重新發表了《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這篇文章。更多討論，見張文茂，“一九七四年我國糧食人均超過三百公斤說明了什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1/02/431168.html。

[9]張文茂，“一九七四年我國糧食人均超過三百公斤說明了什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1/02/431168.html。

[10] 根據張文茂，這是毛主席就回郭鎮社隊企業的批示的原話。《人民日報》在1975年，也就是距離毛澤東逝世不足一年，專門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用的就是毛澤東“光明燦爛的前途就在這里” 的原話，即他在1958年所說的社隊企業。口述史團隊與張文茂的訪談，2016年10月27日，北京。

[11] 口述史團隊與張文茂的訪談，2016年10月27日，北京。

[12] 根據口述史團隊與張文茂在2016年10月27日的訪談，這是鄧小平對鄉鎮企業的評價。

[13] 這部口述史緣起于一個由一批跨學科批判學者和業余上海“文革”歷史愛好者發起的一個松散項目。對上海市“文革”期間的工農干部問題感興趣的馮國治先生找到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的呂新雨教授，建議趁著一些當事人還健在，做一下他們的口述史，看看具體歷史實踐中的工農兵掌權是什么樣子，從而為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留下一份歷史遺產。呂新雨教授聯系了幾位跨學科學界同仁，組成以一名教授和博士生為核心的團隊，并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就如何推進項目進行了深入討論。參與者除了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的呂新雨與吳暢暢外，還包括羅崗、汪暉、嚴海蓉、潘毅、王紹光、老田、陽和平等學者和相關當事人。當時討論的口述史采寫對象大概有四、五個人。周麗琴不是上海“文革”中的工農出身干部群體的核心人物，但她作為唯一的農民代表和女性吸引了我們。后來，由于當時所擬定的采訪對象有的出版了自述，有的不幸很快離世，有的因有顧慮而不便接受采訪，周麗琴的這部口述史成了這個計劃的唯一成果。感謝呂新雨教授邀請我們參與這個項目和相關安排，感謝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為我們的初次采訪提供了攝像設備支持，也感謝嚴海蓉教授與我們分享她對周麗琴的一份初步采訪記錄。為了方便工作，我們在后續的采訪中，只錄了音頻。本書中的一些線索還得益于王海濤的前期工作。他是上海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整理出了周麗琴的一些故事。這些故事為我們的訪談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薛友忠、陳寬宏、郭貞祎和周麗琴家人也以不同方式為我們提供幫助。陳寬宏老師仔細讀了初稿，并指出一些文字和細節的錯誤，在此一并感謝。

[14] 從職位的角度，周麗琴并不是這一實踐的最高代表之一。當時，進入中央一級政權機構的有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西北國棉一廠紡織女工吳桂賢（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天津機械廠孫健（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營業員李素文（擔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

[15]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33頁。

[16] 有關勞動者直接參加管理方面的研究，可參考劉松茂，《試論毛澤東對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探索》，《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1-106頁。

[17]汪暉，《序》，張晴滟，《樣板戲：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臺北：人間出版社，2021年，第014頁。

[1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頁。

[19] 比如，李遜2015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鴻篇巨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就沒有提及周麗琴。

[20]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206頁。

[21] 同上，第206-207頁。

[22] 同上，第207頁。

[23] 嘉定原屬江蘇，1958年劃歸上海市。

[24]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6頁。

[25] 宣講毛澤東思想的團隊，由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組成。

[26]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第207頁。

[27] 按照周麗琴的敘述，新干部指的是建國以后提拔的年輕干部，老干部指的是建國前的干部。

[28] 王紹光在與《南風窗》的一個訪談中曾指出，1957年“反右”的一個背景是兩大類型的干部或權力精英之間的矛盾：一部分是“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干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在周麗琴在上海市委的體驗中，我們看到了，到了1970年代初，“新精英”中“老干部”（即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干部）和像她這樣的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進入領導層的“新干部”的張力。她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女干部，對自己的地位自然更有“自知之明”。王紹光訪談，見《王紹光：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https://www.jingjidaokan.com/icms/null/null/ns:LHQ6LGY6LGM6MmM5NDkzOWM1MGE4MjFmMjAxNTBjNzRkNjRhYjA0ZTQscDosYTosbTo=/show.vsml

[29] 李炳淑，《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給了我新的藝術生命》，《紅旗》雜志，1972年第12期，轉引自《“龍江風格”萬古常青 贊革命現代京劇<龍江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73年4月，第74頁。

[30] 關于這個問題的更多學術討論，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9-68頁；另見趙月枝，《跨文化社會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路徑與問題意識》，《學術前沿》2020年第11期，第36頁。

[31] 革命現代樣板戲《龍江頌》取材于1962年10月至1963年間發生在閩南九龍江流域的龍海縣的真實故事。這個故事最初的龍溪地區地方戲、福建話劇團話劇版本以及后來的上海新華京劇團版本的主角均為一位男性大隊支部書記。1966年5月，正在搞京劇改革的江青看到上海新華京劇團的《龍江頌》后，非常喜歡，于1969年4月8日指令上海京劇團組建了革命現代京劇《龍江頌》劇組，隨后又指令把劇中的男支書換成女支書。知名京劇演員李炳淑最后出演這位女支書。袁成亮在《毛澤東情有獨鐘〈龍江頌〉》一文中寫道，“為了創造好江水英這個角色，李炳淑多次到上海郊區農村體驗生活，從未干過農活的她跟農民們學習割稻、打場等各種農業勞動，還跟一位深受群眾喜愛的生產大隊女隊長體驗生活，觀察她待人接物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這位生產大隊女隊長，就是周麗琴。此后，李炳淑又與周麗琴一起成為中日友協訪日代表團的成員。袁成亮引文見《黨史博采》2006年第2期，第42頁。

[32] 王紹光，《奠基與延續——中國道路的世界性意義》，《東方學刊》， 2018（1）， 第4頁。

[33]《中國共產黨簡史》對改革開放后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地方，有如下定性描述：“農村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有些集體經濟比較扎實的地方，繼續實行集體統一經營，改革原來的平均主義分配辦法，逐漸向水平的集體化前進。他們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見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第233頁。

[34] 得益于過去的工作經歷，她有記筆記的習慣。即使到了現在，她還把自己的重要活動，記得井井有條，包括我們什么時候去看她，給她帶了什么禮物。她一直靠一部陳舊的固定電話保持與家人與外界的聯系。除了看孫女給她訂的《勞動報》、《文匯報》等報紙，她的兒子十幾年前給她買的一臺電視機，滿足著她看新聞和看電視劇的需要。

[35] 劉松茂，《試論毛澤東對勞動者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探索》，106頁。

[36] 汪暉，《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下）——空間革命橫向時間與置換的政治》，《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56-78頁。

[37] 汪暉，同上，69頁。

[38] 汪暉，同上。

[39] 汪暉，同上，69-70頁。

[40] 汪暉，同上，70頁。

[41] 汪暉，同上，70頁。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的龔偉亮博士參與了我們第一次與周麗琴的訪談和2016年10月27日與北京農村問題專家張文茂的背景研究采訪，特此致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