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riav9精品香蕉免费大视频,午夜精品久视频在线观看,一级毛片试看120秒

彭富九少將回憶：文革期間編軍史

點擊：作者：彭富九來源：文史高科微信號發(fā)布時間:2023-07-05 09:33:08

彭富九少將，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軍委技術部第一局局長兼政委、第一副部長，總參三部代理部長、部長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院長，軍事科學院副政委，總參三部部長、第一政委。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70年，我被分配到軍事科學院任副政委。院長兼政委葉劍英元帥當時被“疏散”到湖南，粟裕和王樹聲兩位大將商定，由我分管戰(zhàn)史研究部的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我們根據(jù)葉帥指示，決定立即采訪健在的老帥。如今，30多年過去了，我向朱德總司令、陳毅元帥和蕭克將軍等老同志請教軍史問題的情景，依然歷歷如新。

葉帥指示：搶救活史料“要趕快抓，我就抓晚了”

軍史、戰(zhàn)史的編研是軍事科學院的主要任務之一。1958年軍事科學院成立之初，葉帥就布置編史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從軍委檔案館、中央檔案館搜集史料并進行整理，一方面培養(yǎng)歷史研究人員。到1964年，軍事科學院已復制了我軍抗美援朝之前的大量文電資料，經(jīng)過校對、整理，編印出一部分《戰(zhàn)史資料匯編》和《戰(zhàn)史資料選編》，供領導和專業(yè)人員內(nèi)部參閱。“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因原分管戰(zhàn)史部工作的鐘期光副政委受沖擊，而且身體也不好，所以這項工作就停了下來。

1968年，軍委辦事組下令將軍事科學院千方百計收集、復制的檔案資料，以及《戰(zhàn)史資料匯編》和《戰(zhàn)史資料選編》封存在北京衛(wèi)戍區(qū)。但1969年黃永勝又要求上交收集的這些資料。向仲華副政委告訴我，這些資料里有很多毛主席親自起草的作戰(zhàn)電文，其中包括批評林彪的內(nèi)容。眼看我軍戰(zhàn)史研究工作將被釜底抽薪，多年的勞動可能付諸東流，院領導憂心忡忡，戰(zhàn)史部的同志心灰意冷。軍事科學院幾位領導商定：總參不是同意我們按毛主席“要準備打仗”的指示，為部隊編寫《戰(zhàn)例選編》嗎？史料上交的事就以此為由盡量拖延吧。當年的軍委辦事組主宰著軍委日常工作，身為軍委副主席的葉帥對此也只能設法周旋。

葉帥很重視活的史料，“文化大革命”前曾作這樣的指示：“我們目前的史料工作還只能從歷史文電的表面去理解，內(nèi)在的東西還在毛主席他們的記憶里，本質的東西還在他們頭腦中。”“諸帥的一生有多少寶貴經(jīng)驗保留在他們頭腦里。羅帥、劉帥身體不好，如有三長兩短那是多大損失啊……要趕快抓，我就抓晚了。”不幸的是，當我接觸這項工作時，羅榮桓和賀龍兩位元帥已經(jīng)去世，彭德懷元帥則因為被關押隔離，根本無法接觸。

九屆二中全會后毛主席重新起用已經(jīng)靠邊站的幾位老帥。葉帥返京，并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軍委工作。我在1971年9月中旬從青島療養(yǎng)院返京，復出工作的宋時輪副院長說：葉帥交代要為編軍史搶救資料。戰(zhàn)史部積極性很高，建議首先采訪健在的老帥。我與幾位元帥還算熟悉，又分管此項工作，帶隊訪老帥的事就落在了我的頭上。

陳老總反問：“你們寫軍史怎樣評價彭德懷？怎樣評價賀龍？”

因為有關紅軍長征后南方根據(jù)地斗爭的文字資料很少，所以訪問的第一站就選定為陳毅元帥。那天，我和戰(zhàn)史部部長丁永年帶著兩位研究員來到陳毅元帥的家。當時陳老總氣色還不錯，我直接說明了來意：“陳老總，我們今天來，主要是想了解紅軍主力部隊長征后，你在南方堅持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情況。”陳老總問：“你不是搞（總參）三部工作的嗎？怎么問這些事？”我告訴他，我現(xiàn)在軍事科學院工作，葉帥要我們搜集資料寫軍史。

陳老總想了一下，站起來拍著我的肩膀說：“年輕人，寫歷史是下一代的事。你們寫軍史怎樣評價彭德懷？怎樣評價賀龍？”看著我失望的樣子，他接著說：“紅軍長征時我是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擊戰(zhàn)爭，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談的！你們回去告訴劍英，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現(xiàn)在還不是寫軍史的時候。”

很明顯，陳老總不愿談。我和戰(zhàn)史部的同志只好告辭，怏怏而歸。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與陳毅元帥交談。從采訪的角度看，這次任務沒完成，但陳毅元帥留下的那幾句話，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史料。

林彪事件逐步在黨內(nèi)、軍內(nèi)傳達之后，批判林彪集團，肅清其流毒成為當時的大事。中央動員老同志揭發(fā)林彪的歷史問題，陳毅元帥抱病參加了座談會。大家后來都看到了陳老總的發(fā)言記錄，他講得很客觀。

朱老總強調：“歷史就是歷史，無論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1972年初，我在陳毅元帥的追悼會上見到了毛主席。此后，毛主席多次講話，肯定了被錯誤批判的一些老同志的歷史功績，政治空氣明顯改觀。在此形勢下，我們訪問了住在萬壽路新六所的朱德元帥。

朱老總見到我，笑容可掬地向我詢問總參三部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已到軍事科學院，分管戰(zhàn)史研究工作，這次是來向您請教歷史問題的。朱老總說：“那也好，我軍的歷史現(xiàn)在是需要總結出來教育后代了。”我們請他從南昌起義談起。

頭一天，朱老總講了一個下午，結束時說：“我年紀大了，有些日期和小地名記不起來，明天繼續(xù)談，你們約蕭克同志一起來，他記性好。”

第二天，我約了蕭克同志，又去談了一個下午。朱老總談話中間，蕭克同志作了不少補充，最后一直談到抗美援朝之后我軍進行的正規(guī)化建設。大概因為我在場，談話還涉及我軍技術情報工作在革命戰(zhàn)爭中發(fā)揮的作用。

朱老總談話結束時，我又提了一個問題：“李作鵬寫了一篇文章，說龍源口戰(zhàn)斗是林彪指揮的，總司令在井岡山挑糧食的扁擔是林彪的扁擔，這完全是歪曲事實，為林彪歌功頌德。我們想請您講講，澄清這兩個問題，還歷史的本來面貌。”

朱老總說：“明天下午你們再來一次。這些事容易說清楚。蕭克，我記得你當時是林彪那個營的連長，明天你也來。”

第三天下午，蕭克同志和我按時到達，老人家已經(jīng)坐在會客廳里等我們了。朱老總說：“蕭克同志，1929年龍源口戰(zhàn)斗你參加了，你講吧。”蕭克說：“請總司令講。”

朱老總說：“那時井岡山根據(jù)地還不鞏固，蔣介石要江西省主席魯滌平、湖南省主席何健派兵會剿井岡山。兩省的國民黨部隊各有自己的打算，怕吃虧，缺乏協(xié)調行動。江西的敵人兩個師占領了永新縣城。永新縣黨組織基礎好，成立了縣、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政權，有幾支游擊隊。他們送來情報說永新城里的敵人要經(jīng)過什么嶺進攻井岡山（蕭克插話：叫七溪嶺，是永新上井岡山的必經(jīng)之地）。毛主席和我分析，認為永新縣的群眾基礎好，七溪嶺的地形對我們有利，可以發(fā)動游擊隊在縣城周圍騷擾鉗制敵人，使其不敢兩個師同時出動，紅軍在七溪嶺埋伏待敵，有可能消滅他一部分，乘勝追擊則可能使縣城內(nèi)的敵人撤走。這一仗打好了，不僅井岡山根據(jù)地得到鞏固，永新縣也會解放。林彪當時是個營長，他提出要避敵鋒芒，主張紅軍向湖南茶陵縣境出擊，我們沒有采納他的意見。結果正如毛主席的預料，這一仗打好了，在七溪嶺消滅了一部分敵人，并乘勝追擊，趕跑了永新城里的敵人。永新全縣解放了，不僅保障了井岡山根據(jù)地的安全，還擴大了紅軍，解決了糧食問題。”

朱老總接著說：“當時我們有三個團、一個警衛(wèi)營，是毛主席和我在現(xiàn)場指揮的。林彪是個營長，七溪嶺那一仗是我們上井岡山后打的第一個大的戰(zhàn)斗，不可能由林彪指揮嘛。挑糧食的扁擔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說了。李作鵬原來是我警衛(wèi)班的戰(zhàn)士，他說是林彪挑糧食的扁擔，是討好林彪嘛。”蕭克同志說：“七溪嶺戰(zhàn)斗林彪是參加了，在追擊敵人時他這個營還打得不錯，繳到不少槍。說是他指揮的，不是事實，完全是捏造的。挑糧食也是捏造的，平時行軍他連米袋子都不背。龍源口戰(zhàn)斗勝利后，永新老百姓還編了一首民歌，歌中唱道：紅軍力量強又強，打垮江西兩只‘羊’！兩只‘羊’指敵軍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長。”兩位前輩對龍源口一戰(zhàn)的述說，不禁使我回想起童年的事情，也插了一句：“對，我當時在永新上小學，唱過這支歌。”

最后，朱老總說：“歷史就是歷史，無論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朱德元帥和蕭克同志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歷史材料。此后，軍事科學院的同志又多次訪問了老帥們和其他老同志，這些訪談記錄都被整理出來存檔，成為珍貴的史料。

寫史之難并不在我們這一層

我曾是二方面軍戰(zhàn)史編輯委員會的成員（這也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追查、批斗的理由之一），但我并沒有深入過編史的過程，到軍事科學院后才逐步體會到寫史之難。首先，參軍后我一直從事與專業(yè)技術有關的工作，編史的事要從頭學起。其次，最難的是用什么標準來看待和評價歷史上的人和事，一切都以路線斗爭為依據(jù)，這肯定行不通。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年的親歷者大多不愿開口。

單是編寫《戰(zhàn)例選編》就遇到不少麻煩，更不用說寫軍史了。戰(zhàn)史部的同志對我說：我軍的許多戰(zhàn)役非常精彩，絕不遜于任何國外專著記載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但現(xiàn)在只能搞一些師以下的戰(zhàn)斗。原因之一是，當年的指揮員有的已經(jīng)被批判、審查、打倒，大一點的戰(zhàn)例涉及到人的評價問題；原因之二是，一些戰(zhàn)役涉及不同序列的多支部隊，開會征求意見，誰都強調自己部隊的作用大，意見很難統(tǒng)一起來。

一次，我向已調總參工作的向仲華同志提及軍史工作的難處，他講了一些背景情況：建國初期胡喬木編了一本《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很簡明。后來毛主席提出繼續(xù)編寫黨史。周總理請董老牽頭搞，董老說自己年老體弱，沒有應承。董老還向總理建議：我黨早期的歷史，主要是武裝斗爭史，軍史立好了，黨史就好寫了。后來，毛主席要求總理講路線斗爭，總理在黨內(nèi)講了一次，但只講前六次路線斗爭，還作了不少自我批評，往下的事就再也不講了。我明白向仲華的意思：寫史之難并不在我們這一層。我和戰(zhàn)史部的同志商量，目前把主要精力放在《戰(zhàn)例選編》上。后來，《戰(zhàn)例選編》出了若干本，受到部隊的歡迎。

我1974年回總參三部工作，郭化若同志從南京軍區(qū)調軍事科學院任副院長，分管戰(zhàn)史部。郭化若同志當然懂寫史之難，他組織戰(zhàn)史部的同志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事記》，只記載重大事件，回避評價問題。“文化大革命”后與郭化若同志聊起這些事，我感嘆地說：這是你的高明之處。

1981年，黨中央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評價了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自此，許多老同志、有關部門和歷史研究者陸續(xù)披露了一些以前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有些同志的回憶雖在一些細節(jié)上欠準確，甚至有偏頗，但仍具參考價值。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回憶搞移花接木、肆意編造的名堂。

寫史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我把這段親身經(jīng)歷記錄下來，既是懷念老帥，也是表明自己完全贊同這樣的觀點：史料的價值在于真實和詳盡，史著的價值在于完整與準確，篡改歷史是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