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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毛主席：“搞資本主義不可能共同富裕”

點擊：作者：秦明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09-07 10:08:42

最早出現“共同富裕”這一概念的黨的正規文獻，是1953年12月16日通過的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這份決議指出：

“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又提到了“共同富裕”：

“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在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正式完成之后，毛主席基本就沒有再使用過“共同富裕”這個詞了。

“共同富裕”這個詞當然是個好詞，對從舊社會一窮二白的“深坑”里艱難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而言，是一種有力的號召；與之同時，“小康”也是中國古代數千年來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標。

筆者認為，毛主席之所以“棄用”這個詞，可能是考慮到這個詞欠“準確”。

“富裕”是相對“貧窮”而言的。用“富裕”來描述一個社會，主要是對歷史發展做縱向比較。生產力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后一個時代總比前一個時代至少在物質層面更加“富裕”。

所謂毛澤東時代“共同貧窮”的說法完全是一種污蔑：無論是相比幾千年來的舊中國毛澤東時代工業化和現代化成就之巨大，人民群眾教育、醫療、住房水平前所未有之改善；還是相比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工業產值增長速度，新中國也是名列前茅。

所以，拿一個剛剛從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發展了不到30年的新生工業國的發達程度與那些發展了兩三百年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去進行比較，污蔑毛澤東時代“共同貧窮”，這不是愚蠢就是別有用心。

而更大的問題是，用“富裕”來表述個人和家庭，主要是社會成員之間的橫向比較，它更多的是與個人擁有的財富、財產有關，實際上是私有制社會的觀念。

馬克思指出：

“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的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舊的生產關系和舊的觀念、舊的習慣，都會被逐漸揚棄。

當然，毛主席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關于“共同富裕”的論述仍然是極具參考價值的，這等同于在向人民宣傳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最低綱領”，實際上也為“社會主義”的定義給出了“最低門檻'。

我們先來看一下毛主席關于“共同富裕”的這段完整論述：

“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農聯盟，這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從封建所有制解放出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滅了。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

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地想錯了。”

（原文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436-437頁，分段為筆者所加以方便讀者閱讀）

毛主席的這段話，反映出了當時社會兩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一是指出當時黨內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存在著意見分歧和激烈斗爭。合作化的反對者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黨的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秩序，應該先發展一個時期的資本主義；待資本主義有了較大發展，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者列出種種理由（如說合作化會破壞工農聯盟）來反對農業合作化；在農民積極性很高、合作化已成大勢所趨之后，他們又給合作化扣上了“搞早了”、“搞糟了”、“搞快了”等大帽子。

二是在土改后、農業合作化前的個體單干狀態下，農村已經出現了普遍的兩極分化：“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指出，為了使農業與工業的發展進程相適應，使工業的發展能夠得到農業的支援，同時也為了避免農村的兩極分化，即為了避免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又將失去土地，重新過貧困的日子，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老解放區實行合作化的經驗，同時也參照蘇聯的經驗，必須立即地，同時又是有計劃和有步驟地在全國廣大農村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實行農業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

結合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筆者認為毛主席的“共同富裕”的主張大致有如下方面：

首先，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應有相同的公平機會和權利，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而這樣的“公平”離不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對勞動人民“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權利的保障，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

因為即便消滅了封建社會的所有制關系，實現了“起點平等”，但小生產無時無刻不在自發地產生兩極分化，制造新的“起點不平等”。

但是，毛澤東時代農業合作化所采取的分配方式絕不是平均主義，這也是后來某些人對毛澤東時代的“污蔑”。毛澤東時代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真正的按勞分配，而“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

毛主席在1961年年初的杭州談話、長沙談話，多次提出反對平均主義的問題；在3月13日的三南會議上，毛主席又講道：

“這次會議要解決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是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是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好，就沒有可能充分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關于過渡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的問題，關于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著作中早有闡述，那些污蔑毛主席的人，一方面自鳴得意只看過共產主義ABC，一方面還敢自以為比毛主席更懂馬克思主義？比走遍祖國大江南北、經常在專列上辦公、號召領導干部重視調查研究的毛主席更了解中國的情況？

第二，毛主席是把社會主義公有制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生產現代化作為建立共同富裕的物質手段。

1953年，毛主席審定修改《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時，專門在“工業化”之前加了“社會主義”這一限定詞。毛主席明確指出，“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

毛主席當然知道，共同富裕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也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生產力的基礎上。農業合作化使得農民在落后的生產條件下，大大提升了生產力水平，增加了農業產量；而農業合作化的積累恰恰可以為工業化提供物質基礎，這對于幾乎工業零基礎的新中國多么重要啊；而工業化又可以反過來支援農業，工業品又可以銷往人民公社，快速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迅速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

在農村走集體化道路，既適應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又可以使農村社會經濟改造成為單一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便于有計劃地統一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這樣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保證所有農民都能同時逐步富裕起來。

事實證明，毛主席的“共同富裕”道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指出：

“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

“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中……從1957年-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一番多”；

“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人均34%)”……

而對于自己路線的反對者，毛主席在1965年同張平化談話時，講出了自己的擔憂：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孰是孰非，后面的歷史發展其實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作為正面案例，堅持毛主席開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的華西村、南街村等七千余個集體村，成了現在中國廣大農村極少數實現“共同富裕”的明星村。如今，它們在市場大潮中所遭遇的困境，正是因為“最低門檻”在后來被一步步“磨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