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欧美日韩精品一区二区三区射区 ,免费在线成人动漫,精品日韩一区

網站首頁 > 學術探索 > 人文史料 > 閱讀信息

雙石：“救急”與“救窮”，都是作大難的事兒

點擊：作者：雙石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5-01-13 10:28:46

2月27日那天，毛澤東還致電周恩來及彭德懷、任弼時，再祭“銀彈攻勢”：

甲、西路軍情況萬分緊張，他們東進西進都成不可能，有被消滅危險。

乙、對兩馬不但是十萬就是二十萬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

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辦妥，最好在二十天內。

丁、條件：西路軍過黃河右岸來請兩馬不要阻攔和惡意追擊，如果兩馬同意西路軍西進，則西路軍可停肅州以西，將來并不東犯。

戊、須對兩馬曉喻和平大義，告以與我們講和對他們將來有莫大利益。[1]

這“二十萬”是個什么概念？是當時幾乎全體紅軍將士一個月按最低生活標準的飯錢！

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后，河東紅軍主力和蘇區政府工作人員尚有6萬余人，就算是維持每人每月3元錢的最低伙食標準，每月僅僅吃飯一項也在18萬元以上！而3個月后葉劍英找顧祝同領取尚待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紅軍的經費，其中一項就是“五月份發足三十萬元的問題[2]”。

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的共產黨屢屢乞靈于“銀彈攻勢”，你說他們著急到了什么地步？

處在“大局”與“救急”之間的痛苦權衡，毛澤東的焦灼為難也可想而知。

而這個時候，西路軍也已經打得精疲力竭了，不得不于27日晚再次突圍轉移。28日白天，在沙河堡（今臨澤縣城）及其附近村莊與“馬家軍”激戰一天后仍然不支，又不得不向三道柳溝轉移……

當晚20時，“徐陳”致電軍委：

㈠二十七日電已到，我們昨夜全移威敵堡南之東西柳溝□□勢，堅決克服一切困難在此堅戰。

㈡二十二日回倪家營，連續打到二十六日晚，五日五夜中據諜息，敵共死傷千五百余，敵旅長韓心良、團長馬得勝，重傷敵騎師司令兼一旅長馬樸，團長馬占成，我亦傷亡三百余，雖干糧盡，餓肚子，還打了兩仗。

㈢在已指定部隊中詳究此方敵情，地形、戰術，多帶子彈、炸彈、炮彈、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別要養成耐戰與頑強性，多帶電料炸藥與硫磺來。[3]

這已經是在苦撐了。

當晚23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先斬后奏”：“增援應在軍隊開始移動后告顧，過早恐危險”——這也就是說，待援西軍出動后再告知國民黨方面（這里的“顧”是指顧祝同），同時告以增援西路軍的步驟：“第一步，在靖遠地域渡河，徐、陳主力置西岸，羅、宋兩部置東岸，估計此時即可解徐、陳之圍；第二步，或陳、徐去安西而增援軍東歸，或徐、陳與增援軍一同東歸，或援軍主力與徐、陳會合一同西進，但羅、宋東歸看情形決定，但似以第一種較有利”[4]。

長于審時度勢運籌帷幄的毛澤東這回錯了！西路軍已經撐不到這一天了。而且，他們的狀況，也不是援西軍打過黃河就能解圍脫困了！而就算是真能如此，大家“一起東歸”已屬難以求得的“理想狀況”了，要還想“一同西進”，那就連援西軍都有可能一起賠進去！

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左權等于援西軍就要上路的3月1日再電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團，再次建議：援助西路軍最好用政治交涉辦法解決，“實際出兵從各方面估計均不利”；西路軍只有堅決東進，我們派隊至蘭州下游掩護或西進威脅，同時向馬鴻逵、馬步芳交涉。據情報東北軍已決定東開，我增援軍入涼州后，“可能被蔣軍隔斷，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5]

彭、任、劉、左等人的考慮的確是有道理的：月前結束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還是通過了《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但已由武力“剿共”變為和平統一。事實上開始接受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國共合作主張，還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原則，內戰結束實現國內和平的大局基本奠定，紅軍主力再向西大動干戈的確會導致“各方面不利”的結果。

然而毛澤東的考慮還是不同，還是要“一意孤行”。

3月2日17時，他向彭、任等再次詳陳了“援西”的理由：

甲、中央與軍委決定增援西路軍的理由如下：

㈠西路軍已完全喪失自信心，處在極危險地位，一切都無效力，只有增援一舉可以穩定軍心，撐持時日，以待問題之解決。

㈡西路軍如根本失敗，影響極壞。

乙、但增援及實行之程度，必須服從下列原則：

㈠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始行動時，周即告顧祝同，請其諒解，如不影響和平則實行增援，否則中途停止，而將增援部隊位于西峰、鎮原、固原地域。

㈡不使增援軍又陷于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一段，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更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決定，請向軍師兩級主要干部解釋明白。

丁、政治上解決及收買二馬與軍事增援同時進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項請周注意。[6]

“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真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認識。此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直就力主紅軍主力向東而不是向西，主要還是基于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共產黨人要站在民族革命斗爭第一線去“領導群眾斗爭”這樣一個大環境大趨勢的判斷，而對于“西面”能否適合于紅軍生存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還是缺乏具體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這也是他們沒有像年前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南下時那樣，對西路軍首長發出“西進是絕路”的斷然喝止之聲的緣由！

這可真是歷史的遺憾造就的遺憾的歷史。

這一天里，想必很著急上火的毛澤東一邊繼續尋找各種關系以圖與“二馬”溝通，一邊督令援西軍盡快出動[7]，還電詢西路軍駐地“能修飛機場否[8]”——希望周恩來與顧祝同商洽后“或能”給西路軍送款[9]。

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也通知中共中央：

⑴很遺憾，從我們方面緩解西路軍的處境是不可能的。你們討論一下并從你們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拯救西路軍并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系。為此目的，你們要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進行談判，看能否從他們方面對馬步芳施加壓力，如有必要并同他們協商你們的部隊和他們的部隊作相應調動。

同時我們覺得，你們建議南京政府為了共同的和解對馬步芳施加影響，并爭取停止那些違背你們意志的軍事行動，這也是合適的。

⑵撥出80多萬美元供你們支配。轉交給你們這筆款項的指令已發出。除這筆錢外，你們還可指望得到與這筆款項數目相當的一筆補充經費。轉交款項的技術困難很大，你們方面要盡一切可能使轉交簡便些。

⑶我們已采取措施加快派遣你們所需要的人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10]

從該電之第一項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此前肯定是根據徐、陳所求，向共產國際請示過“通過新疆方面援助西路軍”的問題。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是否跟盛世才作過商洽，是如何商洽的，不得而知。但要盛世才這樣的角色來干這種吃力不討好而且又犯難冒險的活計，結果會是什么，那也幾乎是沒有什么懸念的。至于該電就“拯救西路軍并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系”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那些要求，那真真是讓人哭笑不得：這些事兒中共中央都已經作出了努力現在還在繼續努力，而且只會比這些不痛不癢不咸不淡的“要求”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該電中第二項是援款：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萬美元以上的援助（折合法幣約269萬元），而后還將進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約與此數目相同的另一筆援款，兩筆援款總數將達到160萬美元以上（折合法幣約538萬元）！這要是真能及時到手，對窮得叮當響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那可真是一筆不菲的財富——要能早個半年那就更好了，毛澤東等也不會為援西軍籌集經費為難成那個樣子，幾乎把河東紅軍主力包括地方政府的現銀都搜刮一空，整得大家都開始喝稀湯了呀！

可惜這又是一道不解渴的“遠水”，讓人哭笑不得！

而就是這股“遠水”，由于“轉交款項的技術困難”和其他原因的制約，中國共產黨人后來究竟喝沒喝上，是不是全都喝上了，到目前為止也尚無證據證實或證偽。

說遠了，還是回到援西軍這兒。

3月3日8時，彭德懷、任弼時電告援西軍各部首長及軍委主席團：

“援西軍準備五日出動[11]”。

3月4日，西路軍首長繼續向黨中央和軍委告急：

黨中央軍委并致彭、任、林、劉、肖、郭、王、陳、炳輝：

㈠西路軍彈藥將盡，最近戰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體力亦不強，不及敵兵強悍。敵四周封鎖，日夜被迫與敵血戰，每次傷亡多則數百，少亦數十。衛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號安插后均被敵屠殺。現敵洞悉我軍彈藥無法接濟，彩病號無處安插及糧、水之困難，正加緊封鎖并企圖乘虛短期殲滅我軍。馬敵已派兵配合民團實行封鎖要道，轉移困難，近有個別軍連干部逃亡。

㈡在上述緊要情形下援軍早到一天，則我無上英勇紅色之戰士少受一天之損失。萬一援軍來遲，前途危險堪慮。

㈢我們堅信勝利前途，并號召全軍斗爭到底。現雖日食一餐，前天無水，而絕不灰心，準備戰到最后一滴血，同時懇望援軍星夜奔來，或以更迅速而有效辦法滅馬敵，保全西路軍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計，策之上也。事急，時盼望速復。

徐、陳、李。[12]

同日，中央書記處致電西路軍首長：“中央現在決定派隊向你們增援，（你們要）利用各種其他方法幫助你們團結干部，激勵士氣，（配合）增援軍，戰勝當前敵人”，同時希望西路軍認真檢點深刻認識“自信心掃地，寄希望于外力”及戰略戰術以及群眾關系上的錯誤，求得在“政治上、軍事上得到徹底的轉變”[13]……

中央的這些批評不一定全部準確也不一定全合時宜，但其基本內涵卻是無可置疑的。

時任軍委主席團副主席的張國燾也于同日以個人名義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由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談和平不可靠，紅軍主力應當西移，這是對于統一戰線的成就有不正確之估計”，“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制的觀點，也是錯誤的”……[14]

無論張國燾本人后來如何，后人對其有何種看法，無論他的這番話是否出自由衷，我們在認真判讀了現有的原始文電及仔細考量了西路軍西渡以及西渡以來的征戰歷程后，還不能不承認，他的這三點批評都言之成理，都言之有據——而且是有事實映證的！比如，徐、陳此間一直糾結于心的“四、三十一軍歸建”問題，至少就部分緣自于他于年前“徐陳”要求“全軍西渡”不果后開出的那張“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15]”的支票，而此后也參與了軍委主席團各種戰略指揮決策的他現在也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于大局于利害關系，這張不負責任的空頭支票當下已絕無兌現之可能！

可惜的是，直到數十年后，在《歷史的回顧》中仍然沒有看到認真深刻的檢點和認識。

3月5日凌晨2時，毛澤東致電援西軍首長劉伯承、張浩（林育英）以及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等：“款到淳化即送八萬至十萬予西援軍”，“請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顧祝同、張沖說明增援事，特別說明四軍、三十一軍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顧電令兩馬停戰，或派人乘機赴青海說通兩馬，我軍即中途停止”[16]。

這里的“款到淳化……”，很可能指的是擬從西安送往延安的共產國際第一批援款。

同日，劉伯承、張浩率援西軍開始由淳化出動。毛澤東繼續催促后方的周子昆、袁國平和已率援西軍第一梯隊從鎮原出發的羅炳輝、宋時輪：“周、袁速令船工隊去鎮原，羅、宋應留相當兵力在鎮原等候船工隊”[17]。

同日13時，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告“徐陳”：“想盡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辦法[18]”；18時，援西軍首長劉伯承、張浩、李達致電軍委和“徐陳”，告知已“率隊由淳化出動，并帶無線電二十五分隊與你們聯絡[19]”。

然而為時已晚。

3月7日，“馬家軍”向三道柳溝西路軍陣地發起猛攻，組織大規模的集團沖鋒，已瀕臨彈盡糧絕的紅色戰士們與敵晝夜激戰，殲敵千余，自身傷亡700余人，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紅軍陣地被優勢敵人進一步壓縮至方圓不過十里狹小地域，已無法有效遏制敵人的進攻勢頭……

而就在同一天里，毛澤東還電告正在西安與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等談判的周恩來，要他盡力爭取紅軍改編為四個師，因為“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編一個師”，“但如蔣介石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20]；3月8日，在經周恩來等力爭后雙方商定，由周恩來將一個月來談判達成的共識歸納成15項條文的提案（政治問題5條，改編問題4條，善后問題6條），擬送蔣介石作最后決定。

條文概要可歸納為：

㈠中國共產黨承認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和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和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國民政府分批釋放監禁中的中共黨員；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內公開。

㈡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將目前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陜甘寧行政區；執行國民政府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由國民政府任命；行政經費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規定。

㈢紅軍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蔣介石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其自己推選，呈報軍委會任命，政訓人員由軍委會派人聯絡；將紅軍中最精壯者改編為三個國防師，計六旅十二團及其他直屬之工、炮、通信、輜重等部隊，在三個國防師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將紅軍的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或保安隊；紅軍學校辦完本期后結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馬步芳、馬步青部停止對紅軍西路軍的進攻，如無效，請即許可自衛增援。[21]

這基本上就是在“七七事變”前后付諸了實施的方案。

因周恩來擬定條款時，中共方面的“援西”軍事行動尚在進行當中，所以條款中最后一項特意為此準備了“如無效，請即許可自衛增援”的自辯說辭：在國內和平大局既定的情況下向西用兵雖然是逆天時逆大勢逆潮流之舉，但我們的確也有迫不得已無可奈何的合理緣由……

然而，國民黨談判代表賀衷寒卻乘人之危玩兒起了“小動作”，在這個提案上信筆作出了重大改動。比如，將“陜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各省政府；裁減紅軍改編后的定員，三個師，兩萬七千人；將紅軍改編后“服從統一指揮”改為“服從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進攻西路軍[22]……

還是那句話，討價還價是談判桌上的常生態，但價碼取決于籌碼，那是鐵律。

注釋

[1]《中央為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洪逵、馬步芳部交涉條件致周恩來等電（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葉劍英年譜（1897～1986）》第164～第16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倪家營子戰斗情況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2月28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澤東關于增援西路軍步驟致周恩來等電（1937年2月28日23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4～第9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328～第3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6]《軍委主席團關于增援西路軍的理由與原則致彭德懷、任弼時等電（1937年3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澤東關于利用關系去找“二馬”致周恩來電（1937年3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毛澤東關于援西軍的行動部署致彭德懷、任弼時等電（1937年3月2日17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5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