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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巳卮髮W講師 殷之光)

　　正當難民潮在歐洲幾乎快要演變成政治危機的時候，“9·11”的第14個紀念日來了。

　　我們不知道，今天，當年那些說“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人們不知道還有沒有勇氣說“今夜，我們都是敘利亞難民”?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從冷戰格局被打破到爆發“9·11”，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戰、ISIS興起，再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擊著歐洲的難民潮，這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

　　從“9·11”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勢沖擊著歐洲的難民潮，中間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

　　到今天為止，那場原先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中東世界大動蕩已經進入第5個年頭了。在這五年里，我們目睹了阿拉伯人從推翻本·阿里、穆巴拉克時的喜悅，到私刑處死卡扎菲、武裝對抗阿薩德的狂熱，再到今天伊斯蘭國興起、將近一千萬敘利亞難民背井離鄉的絕望。這場以“希望”為名的變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摧毀我們近三十年來的意識形態玄想。

　　1989年當福山興奮地向世界宣告“歷史終結”了之后不久，“冷戰”便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宣告就結束。在這以后，倒敘式的歷史敘述便不斷告訴我們，這場延續了40余年、幾乎滲透到世界每個國家的秩序重建過程，本質上僅僅是兩種意識形態基礎上形成的兩種政治制度的對決。這種對冷戰世界秩序形成歷史的二元敘述與其說是歷史書寫，不如將其看作是一種對西方冷戰意識形態的延續。

　　在這種西方中心的視角影響下，美蘇之間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帝國主義式對立成為理解20世紀，特別是二戰之后世界秩序形成的主線。但這種帝國主義式的對抗，卻恰恰是那種19世紀歐洲歷史的簡單延續。相反，在這一進程中，以廣大第三世界民族獨立為主體的反殖民以及社會解放運動，卻被簡單視為“兩種制度”沖突的附屬物。然而，這種在第三世界內出現的，民族獨立與社會解放訴求并存的豐富政治活動，才真正是20世紀人民對19世紀秩序具有歷史意義的反抗。

　　當然，在這種第三世界反抗的內部，也蘊含著極為復雜的政治動態。受到美蘇超級大國霸權主義政治，以及各自國家內部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差異的影響，他們中間形成了糾葛的代理人政治結構。在民族主義大旗下的民族獨立運動，因此也產生了復雜的內部緊張關系。

　　1957年7月，在推翻了親殖民的帝制之后，突尼斯成為一個共和國。其首任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7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的解毒劑》的文章。文章中一方面回應了以歐洲為主導的舊帝國秩序下，對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浪潮的恐慌態度;另一方面，也針對當時西方知識分子對伊斯蘭主義的幻想進行批判。

　　在他看來，無論是像前者那樣，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視為共產主義引路人的態度，還是像后者那樣，將伊斯蘭視為阻擋共產主義“入侵”的靈丹，都無法真正進入阿拉伯，特別是北非穆斯林國家反殖民獨立運動的政治語境。在布爾吉巴這名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的知識與政治精英看來，個人主義與自由貿易是民族獨立的基礎也是最終目標。他表示，自己建立的這個突尼斯共和國，要嚴格模仿“西方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 of the West)創造的制度樣本。

　　但是，布爾吉巴同樣強調“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建國態度對突尼斯的重要價值。他看到，來自共產主義陣營和西方陣營的經濟援助很可能會徹底摧毀年輕的突尼斯共和國原有的市場平衡。因此，希望突尼斯能夠在西方式的自由市場準則下，不受任何干預地與北非及阿拉伯世界聯動發展經濟。

　　然而，自稱為“現實主義者”的布爾吉巴卻并未意識到，脆弱的突尼斯經濟無法真正如他所愿，“不受干預”地在世界市場內進行活動。正是在他這個冷戰時期民主政治推崇者治下，突尼斯形成了寡頭政治。1964年他重組政黨。該黨在突尼斯執政20余年。直至1987年本·阿里政變上臺。

　　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將2010年看作21世紀“自由”對抗“獨裁”的分水嶺。然而，我們完全遺忘了這個今天因自由之名被推翻的“獨裁”，在不那么遠的過去，恰恰因自由之名而興起。

　　同樣的，21世紀世界秩序變遷的另一個分水嶺，實際上也與冷戰的霸權秩序密切相關。2001年9月11日，一個叫做奧薩馬·本·拉登的人重新出現在世界媒體面前，他以同時襲擊紐約世貿大廈、華盛頓白宮與弗吉尼亞五角大樓的方式，將伊斯蘭主義與圣戰重新放到了世人面前。隨后反恐戰爭的開始，又正式成為今天西方世界描述“兩種文明沖突”的政治標桿。

　　在“反恐戰爭”的框架里，美國對本·拉登的復仇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上。美國讓世界相信，本·拉登是一個憑空出現的罪惡之源，而隨著他的死，“后冷戰”時期的世界平衡便會自然恢復。2011年，本·拉登死了，尸體被丟進了大海。2014年，伊斯蘭國正式宣告成立。

　　對大多數人來說，911襲擊與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蘭國成立一樣，似乎都是憑空出現、出人意料的特殊事件。在“后冷戰”的思路中，無論是用“文明沖突”的敘述，還是“新冷戰”的講法，都預設了一種歷史的斷裂。這種斷裂的歷史觀假設，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的優越性，是隨著蘇聯解體而不證自明的，是一種“好”制度對一種“壞”制度的進化式替代。

　　因此，冷戰“結束”之后的歷史是人類發展的新階段，而在這一新階段中所產生的一切現象，均是全新的，與過去歷史毫無關系的事件。然而，我們會發現，本·拉登在2001年對象征了美國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霸權的挑戰，本質上與他在上世紀80年代對蘇聯在阿富汗地區的軍事霸權反抗存在一種邏輯聯系。后者卻在1985年被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稱為一種“道義上堪與美國建國之父們相媲美”(the moral equivalents of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的行動。

　　這種冷戰史的敘述傳遞了我們今天對世界秩序的理解方式。在這種敘述中，冷戰“結束”的標志實際上是一個霸權對另一個霸權的勝利。在這種霸權主義的政治框架中，原本作為各國各地平等政治努力的民族解放運動，被以國家利益為絕對中心的霸權主義政治劫持。隨著意識形態政治的消亡，以及世界主義精神的退潮。

　　這種原本蘊藏了世界主義式的平等政治可能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快便蛻變為一種幾乎是部落主義與宗派主義的行動。它撕裂了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政治統一，也撕裂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天然聯系關系，它構成了我們今天碎片化世界的政治基礎。

　　誰該為敘利亞男孩之死負責?

　　從第三世界的政治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冷戰”其實遠未結束。那種從民族獨立出發，到社會解放的國際主義平等目標，直到今天還遠未實現。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世界動蕩，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碎片化的中東與北非。而這場動蕩帶來的難民們，又將戰爭的殘酷赤裸裸地展現在歐洲人面前。

　　伴隨著反恐戰爭、伊斯蘭國興起、在21世紀的今天，19世紀的幽靈仿佛離我們越來越近。而重新回到20世紀中期，第三世界平等政治斗爭的現場，也許是超越這種碎片化危機，超越“后冷戰”意識形態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