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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化在現代化中占據核心地位，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500年來的世界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清晰地證明：

經歷完整、充分的工業化，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就會繁榮富強;

在持續的工業化進程中落伍，如西班牙、荷蘭等，國家就會衰敗;

工業化進程被中斷，如阿根廷等拉美諸國、泰國等東南亞諸國，就會落入所謂 “中等收入陷阱”;

而被工業化遺忘的國家，如諸多非洲國家，近乎與現代文明、繁榮富強絕緣。

中國的工業化遠沒有完成，如今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誤導下，中國打開了城鎮化、金融化等魔瓶，中國工業化進程面臨中斷危險。

西方反華勢力阻止、誤導中國工業化

近代以來，歐洲、西方列強為了取得“陽光下的地盤”——為工業化提供必需的資源與市場——而一直在相互爭斗與廝殺;在叢林法則的指導下，戰勝國對付戰敗國(普法戰爭后普魯士之于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法、英之于德國，甲午戰爭后日本之于中國等)的殺手锏，就是毀掉其工業設施與工業基礎;此外，強權國家對弱勢敵手動輒叫囂“炸回到石器時代”，不只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反應。

所有這些都揭示：工業化是國家繁榮富強的秘密與關鍵。

印錢、投機遠比工業制造容易、輕松，以金融手段掠奪遠比軍事手段掠奪來得容易、輕松。西方列強在自己積極推進工業化的同時，還努力限制和遏制競爭對手、殖民地從事工業化。

英國在北美殖民地出臺了很多措施，包括頒布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條例，如《制鐵條例》禁止美洲殖民地制造各種鐵器，連馬蹄釘都要進口;《制帽條例》則規定美洲殖民地不許縫制皮帽。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國會議員休謨強調：“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

當美國牢執世界工業化之牛耳時，為防止挑戰者“篡奪”自己的工業霸主寶座，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自己的高新科技與設備被競爭對手掌握。一直到1979年，美國在“巴黎統籌委員會”(1949年)的基礎上出臺了《出口管理與控制法》，規定不僅美國公司的技術貿易要受美國的管理與控制，而且其他國家使用美國技術的公司也要受美國的管理與控制。

英國的工業革命由紡織業開啟，第一桶金主要是由紡織業積累的。但是，英國的紡織業本身無任何競爭優勢，完全是在高額關稅與強權政治保護下逐漸成長的。為了鼓勵本國紡織品發展，同時抑制殖民地印度紡織品的發展，英國采取嚴重失衡的關稅政策。1814年英國對來自印度的紡織品的進口關稅是70%～80%，而英國向印度出口的紡織品的關稅只有3.5%。

英國控制伊朗后，在伊朗大肆開采石油，但是，為了抑制伊朗能源工業的發展，老奸巨猾的英國在開采石油時的用電，竟然用進口煤炭、燃煤發電提供，而白白浪費掉采油過程中冒出的油層氣。

在最大也是收益最豐厚的殖民地印度，英國統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于一點，就是吸取在北美統治的教訓，不讓印度走向現代化、工業化，而是努力使之傳統化、農業化，為此不惜恢復王室以及消失已久的種姓制度。

今天，國內外自由主義者為實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義政策目標，讓中國牢牢綁定在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的戰車上，成為美帝國體系的附庸，竭盡全力以 “華盛頓共識”來取代中國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理論自信”，努力讓中國通過各種“去工業化”的方式——如貿易、金融、地產等——去制造財富，而不是提高中國工業化水平——如關鍵零部件與重要原材料等高端制造——提升制造財富的能力。

“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為此不惜殺雞取卵，在混合所有制等各種名義下變賣國有企業，向外資轉讓民族企業的股份，使中國偏離工業化軌道，抑或讓中國工業化主導權掌握在國際壟斷資本手中。

部分學者專家鼓吹中國工業化已經完成

多年來，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不少內陸，首要選擇就是迅速把自己的GDP搞上去。當然，不容否認，在“唯GDP主義”下，中國的工業化、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

美國從建國到19世紀下半葉，用了100多年，GDP達到世界第二;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也是用了100多年，使GDP達到世界第二;然而，新中國用了60年的時間，就使GDP達到世界第二。

有機構分析，未來十年內，中國會超過美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一。這些成績值得肯定，但是不能陶醉，因為GDP很可能不能說明什么。在1840年之前很多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遙遙領先世界，然而經過鴉片戰爭的檢驗，這個東方的龐然大物實際不堪一擊。

由于存在很多重復建設，產品低端同質，惡性競爭，國內外市場需求很快就一個接一個趨于飽和，由此導致產能嚴重過剩。中國的基礎原材料、紡織服裝鞋帽、家用電器甚至所謂新興行業——光伏器材等，無不處在產能過剩的痛苦境地。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以壯士斷腕的勁頭與姿態，致力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但是由于缺乏各類相應的自主創新——長期不重視研發而偏執于引進的結果，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成效不彰。

有鑒于此， 一些專家學者為迎合利益集團的需要，采取“鴕鳥政策”，從產能大面積過剩得出結論，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未來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服務經濟。

實際上，就英、美、德、日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工業化與自由貿易不可得兼。工業化必須在適度保護中成長，高關稅以及各種非關稅壁壘為一國(后進國家)的工業化提供適宜的發展環境——壟斷市場、高額利潤積累(以便擴大投資與研發)等。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可以實現經濟繁榮，積累肥膘但無法強健筋骨。

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在外資的激烈競爭與跨國壟斷資本跑馬圈地的形勢下，中國經濟積累的不是工業化的鋼筋鐵骨，更多的是通過自由貿易而積累的財富肥膘。如此，變成了外匯儲備與對外貿易的世界第一大國，GDP的世界第二大國。相關人士與媒體常常陶醉于此，其中不乏幾分炫耀。然而，魯迅先生說得好，倘是個獅子，夸說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頭豬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本文摘選自江涌《道路之爭——工業化還是金融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