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習仲勛在陜西關中考察工作時與農民群眾親切交談。(中紅網-習仲勛紀念館網提供照片)
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中紅網-習仲勛紀念館網提供照片)
大家回顧和學習習仲勛同志聯系群眾、改革開放的光輝業績,江山同志邀我結合切身體會談點感想。習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毛主席稱為從人民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他的忘年交盧瑞華同志講過:“對習仲勛同志來說,人民過上好的生活,才是他關心的終極目標,其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我圍繞這段話,講點感受。
第一,政通才能人和,習老是人民政權的開創者
這個感受來自高原平息新叛。戰斗伊始,四川阿壩有三個前指,一個是成都軍區的茂縣前指,另兩個是蘭州軍區的甘南前指和果洛前指,在介紹諾爾蓋的紅星和果洛久治縣的情況后,領導特意提醒,要重視做好上層人士的工作,并講習老堅持實事求是,“七擒孟獲”的故事。
大意是:解放初,青海尖扎最大的昂拉部落有個千戶叫項謙,受馬步芳殘部的挑唆,組織反共救國軍第二軍,自任軍長,經常武裝侵擾鄰縣人民政府和群眾,甚至公然襲擊人民解放軍。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分別向西北局和中央致電請示,用軍事手段徹底解決項謙問題。
當時,西北局的第一書記彭德懷元帥參加抗美援朝,由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習仲勛同志主持工作。他經過反復分析指出,我們對藏族各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如果盲目地采取軍事行動,會對以后工作增加很多困難。
他指示:要做好上層人士的工作,“團結上層才能更好的便于我們爭取下層”。但是,青海省委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沒有做通,再次致電西北局要求軍事進剿。習老立即給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打電話,指示說:“決不能打,萬萬不能擅自行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剿。”
按照習老的指示,青海省委派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和統戰部長周仁山及許多藏族部落頭人到昂拉,多次與項謙談判,但項謙仍然一意孤行。延至第二年春,習老和西北局審時度勢,同意青海省委和青海省軍區進行軍事進剿,但他特別指示:在進剿中,要派前幾次去昂拉談判的頭人隨軍去做項謙的工作。戰斗開始后,他又兩次致電青海省委,強調進剿中“做項謙的工作,絕對不可放松。”
這次戰斗,項謙帶少數人,逃入尖扎西南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習仲勛的指示,召開群眾大會,貫徹黨的寬大政策,發放救濟款和救濟糧,派出工作隊,帶著大量布匹、食鹽、茶葉、藥品、電影和藏文宣傳品,前往昂拉部落慰問,為兩千多藏族群眾醫傷治病,并特別為臥病在床的項謙之母治好了病。在軍事進剿順利的情況下,習老分析青海省委的幾個報告后認為,爭取項謙的力度還不夠,當即指示,爭取項謙歸來,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圍地區,更重要的是對爭取團結青海各少數民族群眾有重要的意義。
經過多次工作,仍未見效。張仲良書記提出:只需五個團的兵力,就能解決問題。習老說,五個團也解決不了。擒賊易,獲取人心難。仍堅持讓喜饒嘉措去做工作。經過八九次的工作,項謙和部分宗教人士終于投誠歸來,他們協助政府做工作,局勢很快穩定下來。
毛主席高興地表揚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我們聽了很受教育,但對其深刻意義是在后來認識到的。
那時,我們打下一個山頭或寨子,就組織被裹挾的群眾憶苦思甜。舊社會藏區實行的是農奴制,牛羊、草原、土地歸吐司、頭人和寺院所有,農牧民處于奴隸狀態,衣不遮體,食不果腹,還經常遭受挖眼睛、割耳朵、挑腳筋等酷刑。共產黨來了,他們翻身當了主人,有吃有穿。回想這些,他們覺得再跟著搞叛亂,實在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毛主席。
部隊覺得教育目的達到了,但通司(翻譯)提醒:“要讓他們起個誓!”
大家覺得共產黨講究啟發自覺,哪能搞這一套!但是在通司的一再勸說下,還是做了一些。
后來,部隊邊打邊走,越甘孜,跨德格,即將渡金沙江時,一個衣衫襤褸的牧民騎馬追了來,走到跟前才弄清——他是阿壩麥爾瑪起過誓的牧民。原來,部隊走后,叛亂骨干又回來了,喇嘛對他們說:
“金珠瑪米在憶苦對比中講的道理是對的,共產黨不來,你們沒有今天的好日子;但喇嘛活佛是管命運的,讓你晚上死,你就活不到明天!”
牧民想了許久,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牛羊再多,人死了也吃不上,還是應該跟著喇嘛、活佛干!
他千里迢迢找到這里,就是為了解除誓言。
基層干部講了許多無神論的觀點,但對一個世代生活在宗教氛圍中的牧民,哪里能信!
這件事使我們頓時領悟到習老當年做好項謙工作的深遠意義。列寧講過,新社會是舊社會脫胎出來的,它必然帶著那個社會的痕跡,它的思想還會每日每時的影響著人們。不通過相應的人士做長期艱苦的工作,企圖通過一次教育讓人轉變過來,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和群眾息息相通的人,才能真正知道他們心里想什么,怎樣才能做通他們的工作,才能實事求是的制定政策和方法。
此事給我們很深的教育和啟發,從此,我們更加嚴格地執行對待上層宗教人士的政策,有針對性地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習老的名字和業績,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我多次去陜北和延安等地,瞻仰毛主席、中央領導居住過的遺址,了解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陜北根據地的光輝革命實踐,以及習老作為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和新中國建立后西北政權建設中的業績,特別是學習他的理政論述和經驗,深深感到習老實事求是的精神,團結了各階層人士,贏得了群眾衷心愛戴,是人民政權的開創者。西北根據地的照金、南梁和整個陜北,與第一方面軍的井崗山、瑞金和中央根據地,有許多相似之處,與秋收起義的部隊先上井崗山,后去贛南一樣,習老他們一開始也是帶著隊伍上了照金的山區,后來才到了南梁,逐步開辟了陜北根據地。由于政策穩,群眾關系好,這塊根據地始終沒有丟失。大家都知道,紅軍長征是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由于種種原因,立足點始終難以確定,幸虧陜北保存了這塊根據地。每次到陜北,特別是到南梁和照金,總有很多感慨。有一年,我還情不自禁地寫過一首打油詩:
《詠照金》
照金位于陜北南部的銅川山區,山高壑深,地勢險要,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此創建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為陜、甘、寧邊區蘇維埃,是紅軍長征落腳的地方,為黨中央把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陜北,提供了奠基地,功勛卓著,歷史地位極其重要,素有陜北井崗,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美譽。
長征終點何處尋?左沖右突頻更新[1]!
川豫鄂皖皆丟失,云貴荒涼難屯軍。
一步征程一寸血,草地分兵更驚魂[2]。
哈達鋪鎮得喜訊,陜北紅旗仍照人[3]。
將士歡呼足生風,奠基新都凝億民。
驅倭戰蔣如席卷,神州大地換乾坤。
圣地延安聞天下,燎原火種在照金!
注:
[1]中央紅軍幾次欲與鄂豫皖、川陜等根據地紅軍會合,均未成功。
[2]一、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挑起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擅自引軍南下,并企圖危害中央未逞。
[3]北上紅軍從哈達鋪郵局買來報紙,從中得知陜北根據地尚存的消息。
2014年我到銅川,又去了一趟照金,說到這首詩,銅川市委領導還要去在報上發表。
第二,以心才能換心,習老是當之無愧的群眾領袖
這個感受,來自洛陽。我當兵之初在濟南軍區26軍,那時,每個軍區有一個步兵學校,培養基層軍官,我們濟南軍區的步校在洛陽,我們的許多干部,都在那里學習培訓過。后來,這里改為洛陽外語學院,歸總參領導。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去洛陽。在那里,聽到了習老的許多故事和傳說。
習老因小說《劉志丹》受到誣陷迫害,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耐火材料廠多年。起先,有人總想,這么高層的領導,為革命做過那么大的貢獻,因為莫須有的罪名,下放到基層,肯定會有很多不滿和抱怨。但是,在洛陽聽到的全是習老樂觀的革命態度和密切聯系群眾、關心國家建設的故事和傳說,從來沒聽到過任何消極的東西,每個故事都真切感人。
礦山機械廠有位職工名叫杜道杰,家住郊區,愛人帶著半歲的女兒來看他,習老每晚下了班,都要到他們的臨時住房坐一坐,聊聊農家生活,傾聽他們對政策的看法,還親熱地抱起孩子要認她做干女兒。杜道杰老伴不好意思地說,按年齡,應該喊爺爺。習老說:“那就叫我伯伯吧!”
有個星期天,他向杜道杰提出:“我到你家去看看吧!”杜道杰不好意思地推辭說:“我家住的太遠了,又是土路,公共汽車只能到西關,前面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但習老用圓珠筆在一張廢報紙上寫下“老范(習老的秘書),我去杜道杰家”之后,就拉著杜道杰出門,上了公共汽車。到站后,他們又步行了12里路,才到杜道杰家。路上,他對杜道杰說:“我到河南農村,這是第二次。”他一邊走,一邊看莊稼的長勢,農民的勞動情況。到家后,他與杜道杰的父親、哥哥拉家長,對農民的生活、農村的生產、大家的反映,前前后后都問了一遍,一會兒喜悅,一會兒深思。看得出來,他是在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思考黨和國家的建設。
一天,習老的一條秋褲破了,讓杜道杰的愛人給縫補,他們看到,這條秋褲已經破爛得不能再穿了,根本沒辦法補了,就用自己織的土粗布,給他做了一條粗布秋褲。習老看了很是滿意,哈哈大笑說:“縫紉手藝真不錯!”杜道杰的愛人說:“這是我用手工做的。”習老驚奇地問:“你沒有縫紉機?手工做成這個樣子,真不簡單。”杜道杰說:“現在農村還沒有縫紉機,見過那玩意的人也很少。”習老的笑容慢慢收斂,他說,我們一定要加快輕工業發展,讓縫紉機進入百姓家。后來,他托人從北京給杜道杰家寄來了一臺上海牌縫紉機,村里人像見了珍寶一樣看來看去,啟發了人們對機械化的向往……
患難見真情!習老當時身處逆境,仍然一心惦記著群眾的冷暖,始終不忘共產黨員聯系群眾,為人民服務的真諦,因而得到了大家的誠心愛戴。許多真實感人的故事一直在群眾中流傳,不僅有習老的故事,也有夫人和子女的故事,都發自肺腑,充滿真情。多年前,《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曾和我一起整理過一次。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資派”的謬論甚囂塵上,“四人幫”還誣蔑他們專為個人謀特權、搞私利。陜、甘、寧、青、新的干部,絕大多數是當年西北軍區留下來的,都是彭老總、習老的老部下,聯系習老的故事,我調查了很多領導干部,親眼見到他們當年都是馳騁疆場的功臣,解放后,以邊疆為家,艱苦奮斗,戰斗不止,許多人在運動中受了沖擊,仍然不忘聯系群眾,為黨的事業工作,他們的事跡令人感動。
毛主席也多次講過,老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還講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怎么可能都是和“民主派”劃等號的走資派呢?于是,我就寫個老干部典型——《不為個人謀特權,全心全意為人民》。《解放軍報》在2月27日的頭版加編者按發表。沒想到,第二天,江青就派人給貼了張大字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張春橋,也在總政干部大會上給予嚴厲批判,并稱其為“2.27事件”。因為這篇報道和其他兩件事,《解放軍報》被勒令停止編稿,只能刊用新華社發的稿子,我也受到嚴厲的審查。
但廣大老干部和群眾聽說后,都給予很大的支持,說這個稿子寫的對、寫的好。老干部中確有不好的,但絕大多數老干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解放后一心一意為人民,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他們都聯系群眾,埋頭苦干,勇于探索,敢于擔當,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人民群眾的人。不少人談到習老兩次受到錯誤處理,但一生不改初衷、始終密切聯系群眾、堅持為人民服務的件件往事,所以被毛主席稱為“從人民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典范。真沒想到,群眾不僅沒認為這篇文章有錯,反而覺得我做了一件好事,這些充分反映了習老在干部群眾中的深遠影響和人格魅力。
第三,無私才能無畏,習老是改革開放的偉大先驅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屆全國人大勝利召開,我到北京為會議代表準備材料,這次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重提實現“四個現代化”,與會代表非常高興。會議期間,軍委召開了幾次小型座談會,我去送材料時,大家正熱烈議論:搞了這么多年的革命,該抓經濟建設了。當知道我是“227事件”被批的人時,都熱情地與我打招呼。幾位領導說,看來你很動腦子,中美關系破冰后,西方與我國的交往增多,這些年,他們的經濟發展比較快,已經不是我們宣傳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解這一情況的人也越來越多,你們搞宣傳的,應該提前做點研究,給大家講清這是為什么,提高教育的針對性,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當時,廣州軍區駐寶安部隊有個典型連隊,許世友司令員還提出讓到那去看一看。后來,在葉寒青社長的幫助下,我去了趟寶安,了解到當地經濟和對面香港的巨大反差,聽到不斷有人偷渡的情況,發現我們宣傳中存在的問題。接著,我又到樟木口岸,找了些介紹西方的材料研究,發現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工人階級的覺醒、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迫使資產階級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進行了部分改良。盡管它的固有矛盾沒有改變,但是,其內部蘊含的生產力還是有了很大發展,民眾的生活相對改善。后來的電子技術革命,又為其注入了一股活力,他們憑借經濟、技術、軍事優勢,對外的不平等貿易,也獲取了巨額利益,這些使資本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
可惜,多年來,我們沒有研究這些發展變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一直停留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壟斷階段,一直認為,我們正處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這種認識的滯后,造成了極“左”思想蔓延。弄清了這些,多么盼望我們國家能有一位領導敢于站出來,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出發,加快經濟發展啊!但這需要無私無畏的勇氣和卓越的領導藝術與政治智慧。
想不到,這位站出來的領導人又是習老!1978年,他到廣東任書記,在全面抓好黨委建設、經濟發展等各項工作的同時,專門到寶安等地調研,耳聞目睹粵港之間巨大的發展差距,感觸很深,他認真分析這些年世界格局的變化,依據社會主義的優長,思考解決的辦法和對策。
在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老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他語出驚人地說出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現在的體制,統得太死,優長不能發揮,就不容易搞上去。當時,這種出格言辭,別人都不敢說或不能說,只有他無所畏懼地坦蕩直言,令當時頭腦仍未轉過彎來的人大吃一驚。但是,他的要求得到了多數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鄧小平主席、葉帥以及許多老同志都說過:過去,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習老曾是陜甘寧特區的代理書記,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為根據地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現在,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搞特區,殺出一條血路來,可以帶動全國的發展。在習老的領導下,特區建設和廣東發展很快。沒過多久,許多偷渡到港澳去的人,看到家鄉經濟大踏步發展,又成批成批地回來了。經過不懈的努力,深圳被建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示范區,對全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多年來,我們數次去廣東和深圳,每當看到那里日新月異的變化,總會記起習老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先河,他的偉大功勛,人們永遠不會忘記!
(作者系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來源:中紅網—中國紅色旅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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