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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博 |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一位海歸青年的中國夢
點擊:  作者:秦博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31 11: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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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又挾風雷作遠游:海歸學子的中國夢

 

  2005年夏末秋初的一個清晨,22歲的我懷揣著夢想,求學的夢想,帶著一只箱子,告別父母親人,獨自踏上前往異國他鄉的路。我毫不猶豫,也沒有彷徨,因為我知道,若干年后,我一定會回來,回到這個生我養我的地方。六年之后,黑色的博士帽和紅色的博士服提醒著我,自己已經圓滿劃上了在愛爾蘭求學的句號,28歲的我同樣懷揣夢想,報國的夢想,歸心似箭,同樣拎著一只簡單的箱子,義無反顧的離開了已經不再陌生的西歐,告別了對我悉心指導的導師們,一刻也不停息地回到我日思夜想的祖國,回到我血脈相連的故鄉四川,我要回來圓那些一直珍藏在我心底的夢想。深藏我心底的夢想很簡單,就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勞動,對祖國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希望能在30歲之前學成歸國,爭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為祖國健康工作40年。回國、報國,是作為海歸學子的我樸素而又真摯的理想。

 

  不少在國內的朋友們很不理解,我放棄了所謂西方優質的空氣、環境、所謂的民主自由和較為豐厚的工作報酬,回國工作,他們甚至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挖苦我說“你一定是在國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國”。在相當一部分人的認識里,天真地覺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模式代表了人類發展的理想趨勢。

 

  然而正如北大歸國學者饒毅教授所指出:縱觀世界歷史、依據客觀事實進行深刻的分析,有理由相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地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結合我國諸子百家的文化基礎和包容傳統,為世界和人類提供了一條獨具特色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這條道路、這種模式,和受宗教影響非常大的西方道路截然不同、而且從本質上,在繼承中發展、在揚棄中創新的中華傳統文明具有很強的自我協調性與整合力,比起經過劇烈的宗教戰爭及深刻的宗教變革后的西方模式和道路來說,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在更多的方面更優秀、更合理。不少有識之士都認為,從本質上來看,中國諸子百家思想謙和、包容、大度,無論是哪一家,都無一例外的主張百家爭鳴、民主探討??酌侠锨f在其傳世著作當中所包含的理性、平和、平等、思辨與尊重的精神,遠遠優于西方包括《圣經》在內的若干宗教教義中所包含的強迫信仰、謊言立世、欺騙為綱。有人說,在中國如果自由買賣槍支合法化,中國治安會比美國亂很多。姑且不論這個結論所犯的簡單邏輯性錯誤,僅僅從不少真正長時間在西方生活過的人看來,如果西方沒有宗教,腐敗和道德問題可能比目前中國多得多(即便有宗教,不少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有著嚴重的治安和道德問題)。因此,中華文明不依靠宗教的恐嚇和威恫卻建立了完整的道德體系,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了不起的成就和輝煌。


  國內生活的一些朋友并不了解,他們所“認識”的西方,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們腦中的幻覺和心中的幻想。退一萬步,即便拋開愛國不談,僅僅是西方人對黃種人的芥蒂之心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鉗制,也始終無法讓我們、尤其是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我們真正地在學術的領域里自由的施展才華。


  回國后,我發現在網絡上,在現實中,不少人都尖銳批評中國的各種問題,批評中國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流露出對西方的無限向往,仿佛西方的一切都優于中國,仿佛西方是極樂世界,完全不存在我們國家所出現過及正出現的問題。這樣的批評到后來往往演變成無意義的指責和抱怨,甚至謾罵,批評逐漸變味,竟然成了妖魔化自己的祖國、過分靠想象美化西方,將任何事件都歸結于中國不如西方。這不僅完全不符合事實,而且毫無意義。我認為,與其過分抱怨和指責祖國,不如腳踏實地,本著自己的良心做好自己手里的工作;與其夸夸其談、漫無邊界的幻想西方的美好,不如實實在在的參與并認真做好每一件具體工作,改造我們的社會,哪怕是很小很瑣碎的具體工作也是一種貢獻。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真正能做到忌空談倡實干,那么我們對祖國的發展就會產生切實的幫助。這也是我們每個當代中國人應有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因此,隨著回國日子的增加,當這樣的好奇和詢問多起來后,我漸漸地從耐心解釋和爭論到不予辯駁,只是笑笑,簡單而堅定的回答說,每一名海外學子心中都有一個絢麗的“中國夢”,那就是學習并掌握西方尖端的科學技術和文明精髓,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永遠與祖國同命運、共呼吸。其實,我回國的動機非常單純,就是源于我對“中國夢”的信仰,源于我渴望把生命的一切都融入到祖國母親的新鮮血液中。我深知,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必然與祖國和時代的變遷與發展永遠緊密相連;游子歸鄉、報效祖國,這是一種眾多留學歸國學子極其自然又深入骨髓的歸屬感和使命感。在乘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后、從成都雙流機場走出來落腳祖國土地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我眼前熟悉的故鄉、熟悉的景色和翹首等待我的父母親人。在那一刻,我大口呼吸著祖國的空氣,情不自已;在那一刻,我噙滿幸福的淚水,幾近哽咽。因為,在那一刻,我腦中浮現出著名愛國詩人艾青的詩句:“為什么我的眼中充滿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為什么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因為我的夢想在這片土地,我是這片神圣黃土地的泥土變成的人!

 

  閱讀近代以來中國科學、民主與文化的發展歷史,更加可以發現留學生歸國報效祖國是我們民族的自然常態。從浪翻炮鳴的甲午黃海海面鄧世昌所留下的悲壯與浩氣,到八一南昌起義朱德等老一輩領導人所打響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張家口南站矗立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雕像,到兩彈一星上呼嘯著的火箭專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錢學森的智慧;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文化啟蒙先驅陳獨秀的宣言彰顯著的一個古老國家的青春覺醒,到為中國甩掉“貧油”帽子的李四光地質力學理論,每個時期的留學生們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做出了自己應有的歷史貢獻。如果留學生們是一片星空,那么在中國留學群英的星河里,那些永遠爍爍閃光、永遠照耀和引導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星斗,有李大釗、魯迅這樣偉大的思想家;有周恩來、鄧小平這樣偉大的革命家;有向警予、蔡和森這樣的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朱德、劉伯承這樣的偉大的將星帥才;有聞一多、巴金這樣偉大的文學家;有詹天佑、錢學森這樣偉大的科學家;有季羨林、費孝通這樣卓越的人文社科學家。中華兒女的愛國心、報國情一旦和現代西方科學文化的精髓相結合,將產生非常強大的力量,能為古老的神州之軀注入旺盛的青春活力。

 

  斗轉星移,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祖國早已今非昔比。如果說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黑暗歲月里,當年的留學生們依然能夠在絕望中追尋希望,依然能夠找到奉獻才智的途徑和機會從而達到報效祖國的夙愿的話,今天的留學生,定能夠在強大而繁榮的祖國獲得比起他們前輩來說不計其數的絕佳歷史機遇和一展抱負的舞臺!因為,在當代中國,有多大的能力,就可以找到多大的舞臺,它充滿朝氣,有做不完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與祖國同步,我們才有希望。今日之中國,朝氣蓬勃,到處是機會,而明日之中國,崛起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僅是時間問題。得以見證、參與并推動這個偉大過程,是我們這些海歸學子的最大榮耀和驕傲。

 

  二、復恐匆匆說不盡:海外游子的中國夢

 

  我是一個中國人,身在國外的日子,我更加深刻地感覺到自己與祖國和民族的息息相關。回憶起我在歐洲的歲月,感慨無限。記得第一次進入愛爾蘭的海關時,就感受到了愛爾蘭移民官的種族歧視。入關之時分為歐盟通道和非歐盟通道,那些拿著歐洲國家和本土護照的居民迅速入關,在非歐盟通道這邊,持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國、新西蘭和大韓民國等國護照的公民也迅速入境(幾乎在一分鐘之內),而輪到我和一個越南小伙子的時候,移民官便充滿鄙夷的查看護照,像審犯人一樣的審問我,足足檢驗了我半個多小時,并拍下我全方位的照片,以驗證我是否真實的簽證持有者。這般顯性的不公和歧視,在初入這個國家的我心中蒙上了陰霾(當然我知道這和亞洲一些國家包括我國在內的不少人拼命偷渡也要留在國外有關,因此這樣的歧視順延到了對我們留學生身上)。

 

  2006—2007年,還在就讀碩士課程的我為了緩釋家庭的經濟壓力(英國及愛爾蘭地區的碩士一般都沒有獎學金,尤其是文科),便在緊張課程和研究之余積極尋求打工機會。在愛爾蘭,中國學生的兼職每周不能超過20個小時,并且工種非常受限,工作場域內的種族歧視尤其是對華人男性的歧視讓我深感心酸和無奈,很多稍微輕松一點的工作華人男性都較難獲取。最后,我只能選擇從晚上22點到凌晨5點在迪斯科酒吧內工作。在那里,我親眼見到資本主義自由化國家的夜生活的腐朽、放蕩和墮落,忍受著波蘭工人和印度工人的種族歧視(因為只有我一個華人男工),感受著那里殘酷的叢林法則:我被安排去做最繁重最骯臟和最危險的工作,譬如爬到樓體外擦拭窗戶、清洗廁所及下水道、將空酒瓶砸碎做回收前的處理、牽引巨大的垃圾車、在地下冰窖室內切割并搬運冰塊等等。因為臺面上的輕松工作,譬如吧臺賣酒,門口售票等都由被本地人和波蘭人霸占,因為這些崗位既輕松又不危險還可以得到小費。同時,我因為身材矮小,數次被身強力壯的波蘭保安和愛爾蘭經理以及酒場客人在酗酒后挑釁后無故毆打,手臂、膝蓋、后背等多處受傷,牙齒也被打掉一顆,雖然在國內時候略練過拳擊和跆拳道,我奮起抗爭,但是仍然處于劣勢。和我同住的計算機系浙江小徐同學(現在在劍橋大學讀博士)后來也到過此酒吧打工,由于僅有的一次干活不小心,便被強壯的波蘭保安提起雙腳朝墻上扔,撞裂了門牙。


  在重壓和歧視之下,我辭去酒吧工作,來到了另一個24小時超市通宵打工,在那里我依然干著最重的活。由于超市離家太遠,生活的窘迫讓我舍不得昂貴的打車費,不得不在深夜騎自行車一個半小時,在愛爾蘭最危險的城市L市中穿行。由于L市的治安糟糕得離譜,連愛爾蘭本國人都稱呼其為stab city(意即兇殺之城、危險之城)。夜晚騎行時,背后時不時仿佛隱約傳來槍聲,盡管內心煎熬,但是仍然有一個堅定的念頭支撐著我堅持打工,堅持在危險中穿梭,那就是要一定要學成之后回到祖國,回到親人身邊。


  在愛爾蘭超市打工期間,人和人之間關系如同冰山,唯一的人性紐帶只是“錢”。不少愛爾蘭員工都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對黃種人、中國人說話隨意呵斥,什么活都讓中國人干。他們仗著白人的優越感和身高馬大,對中國人如對狗般呼來喝去。事實上,在愛爾蘭這個愛狗的國度里,很多時候,從事著體力勞動的亞洲人受到的尊敬遠不如家養的狗。這樣的歲月里,我沒有一天快樂過,我的心情常因不為我自己而為同胞悲憤辛酸。我已經習慣了聽到勤工儉學的亞洲及中國同學時常被歐洲人、愛爾蘭人欺侮的事例。


  碩士期間的一位男同學來自上海,在家不怎么做家務的他現在因為生計而去餐館打工,動作不嫻熟,一個白人壯漢客人拿起瓶子就朝他砸,嘴里還罵:你他媽的混蛋中國人。一位四川來的男同學,被無故堵在廁所內毆打,導致退學。我來愛爾蘭幾年,每年都有中國學生被打死,且多數是被愛爾蘭人或其他歐洲及黑人活活打死的。


  有一個二十九歲的東北小伙子,在都柏林大街上被一群愛爾蘭青少年辱罵過久而憤怒回應,卻立刻被暴徒般涌上的愛爾蘭惡少們用鐵棍打碎頭骨,在都柏林的醫院里不治身亡;有盜賊在深夜進入一中國學生的家,偷竊時被發現,那個來自中國南方的學生被刺數刀當場死亡。時候他的父母來處理喪事,所有大報都有頭版刊登,我印象最深的一副照片是愛爾蘭星報的,照片上是一位痛哭的母親,手拿兒子的遺照,標題:Why Do You Hate Us(你們為什么仇視我們)。


  有一年,六名中國學生在都柏林打籃球時遭愛爾蘭人群毆;中國籍男子Lu yu peng,在都柏林被4-5個青少年襲擊,導致重傷入院;Song Zhi,一個來自中國大連的年輕人,被夜賊刺中后不幸身亡;都柏林的唯一一位華人司機在開車途中被害身亡;我自己很要好的一個朋友,江蘇來的小伙子,多次被愛爾蘭人打,多次在廁所內遭到愛爾蘭種族主義青年以羞辱身體為由的嘲諷和毆打,最后精神恍惚;我的澳門女同學更是親眼在圣誕節的夜晚從自己窗戶上看到十幾個愛爾蘭狂歡的青年僅僅是因為尋開心,就用鐵錘砸毀了她辛苦攢錢買的車;入室搶劫的事情,我和我周圍幾名同學都不幸遭遇,我們的財務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我那從北大畢業來愛爾蘭讀博士的師兄和他的韓國夫人,在學校附近獨門獨戶的別墅內,被愛爾蘭酒鬼用鋼管砸碎玻璃入室羞辱,導致該師兄及其夫人到我的住所睡了兩個月的地板,而愛爾蘭警察均不過問。我們去報警,愛爾蘭警察竟然說,被毆打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因為他們也被歹徒襲擊。


  我們在這些時候就會無比懷念起祖國的人民子弟兵,那些鐵骨錚錚的好漢,哪一次抗洪搶險,火災水災,不是他們沖在前面救出人民,保家衛國?

 

     實際上,在英國等西歐國家,種族歧視根本沒有消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驅使,成為西歐及英國社會一個非常顯著的問題。愛爾蘭都柏林大學圣三一學院的一些有良知的愛爾蘭學者們早在十幾年前就看到這個令人擔憂的事實,他們用學術的正義和證據,譴責了種族主義分子的暴行,然而收效甚微,因為白人種族主義的形成由來已久,形成原因非常復雜。

 

  1993年4月,英國倫敦發生了一起幾名白人青年在公共汽車站殺害黑人青年勞倫斯的事件。盡管有5人在事后被捕,但至今沒有人被定罪。這起突出的種族歧視事件在英國上下引起強烈反響,英國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稱,倫敦警察局在此事件中表現出“機構性的種族主義傾向”。

 

  2000年10月,年僅10歲的黑人小男孩達米羅拉在放學途中被人殺害。英國法院上周開庭進行審理,但沒有人被判刑。這些見諸報端的往往屬于惡性事件,還有頻繁的愛爾蘭“童黨”(十幾歲的問題青少年)襲擊送餐者的案件。往往中國男性又是主要受襲對象,輕則遭受謾罵侮辱,重則車毀人傷。

 

     總的來說,愛爾蘭種族歧視非常嚴重,黃種人男性尤其處于危險之中,輕則被辱罵挑釁,被砸雞蛋,被砸石子,重則搶劫,挑釁毆打,殺人的也有。當然多數都是青年和小孩子,成年人和中老年人一般不會那么明顯的種族歧視。(不帶任何夸張,)很多區域的治安非常糟糕,愛爾蘭法律規定,本國小孩18歲以下殺人不犯重罪,殺了中國人只需要賠錢就可以了,但中國人如果還擊,后果往往就是遣送回國。這完全不是危言聳聽,我在路上,特別是走夜路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會被雞蛋,石子或水瓶砸中。路上的小流氓當街撒尿,有幾次朝我追打。有時候會有小孩走過來,用臟話“問候”我,罵我是fucking Chinese。這些小孩年紀很小,他們有這樣的思想,通常是父母灌輸的結果。在愛爾蘭有很多酒鬼,他們不愿意工作,靠政府救濟生活。他們的孩子也很難受到良好的教育,只能繼續成為無業的酒鬼。如此一代一代惡性循環,導致愛爾蘭有一批這樣的人,惹不起本國人,而專門攻擊外國人。

 

  在公車上,我和我的中國同學被老年人和小孩辱罵,讓我們滾出愛爾蘭;被愛爾蘭青年搶走了手表,也被愛爾蘭女青年將我的衣領從背后偷偷剪開,往后背倒入冰冷的可樂和骯臟的雞骨頭,他們都是完全的陌生人。在6年中,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從沒有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歐洲人對我哪怕是聲援一下。愛爾蘭常年陰冷,而我的心比這氣候還要寒冷。寒冷的西北歐的冬天竟然成為了我最喜歡的季節。因為在這樣天氣里,路面積雪或結冰,沒有隨處撒尿的流氓,沒有隨時橫穿馬路的愛爾蘭市民(在愛爾蘭,相當大部分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車輛倒還算好一些),沒有對著我叫罵的小孩,沒有沖過來隨時要襲擊我的惡棍,沒有問我要煙便趁機要打劫我的吉普賽人。只有在這天寒地凍的酷寒里,我才能感到一絲寂寞的安全。


  在超市工作的后期,由于一些完全莫須有的誤會和錯認,我遭遇了當地東南亞黑社會的威脅。然而我報案時,當地警方由于傳統上對本地的黑社會就處理不力,幾乎是多次很冷漠的拒絕了我的要求,任我在危險中度日如年。危機之下,所幸同在超市打工的一名廣東師傅和另一名四川籍的女士伸出援手,將我轉移到另一個偏僻的小鎮上,之后他們聯合其他幾名有正義感的中國同學,共同為我伸冤,所幸有他們的幫助,加之東南亞黑社會及時發現了他們錯誤,停止了對我的脅迫,我的學業和生活才得以繼續。同時,在得知了我受冤之事后,一家福建老板開的中國餐館主動招我去做工,由于我英語較好,并且勤勞刻苦,老板照顧我是學生,我一直負責很輕松的工作,最后得知我要去另一個城市繼續讀博士,這位福建老板還多給了我兩天的工錢作為路費,我頓時熱淚盈眶。至此,我心中充滿感恩,我完全明白,到了關鍵時刻,只有自己的同胞關心自己,血濃于水,中華民族的美德在海外仍然是我們共同的精神紐帶,我感受到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力量和溫情。

 

      此后,陸續又有中國學生因為學費太高而不得不打工以至于耽誤了學業的事情發生,一些非歐盟學生便提出抗議,愛爾蘭當地的議會知曉后,表面上允許一些英語較好的中國同學把抗議愛爾蘭政府征收非歐盟學生高額學費(以我校的計算機專業本科在2006年學費為例,英格蘭及愛爾蘭本地學生的學費每年只有300歐元,歐洲學生的學費只有每年2000歐元,而包括中國學生在內的非歐盟學生的學費每年竟然是1萬6千歐元,歐元和人民幣當時的比率接近1:11)的意見寫下來,中國學聯通知讓我寫一些意見,并告知愛爾蘭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可以暢所欲言。然而意見寫下來之后,我的意見實事求是,僅僅是探討了這個高額學費的本質不合理之處,最后卻以“言辭犀利”而被“槍斃”,原因是當地政府不愿意讓愛爾蘭中央議會看到真相,并且我的建議損害了愛爾蘭及英國地區將教育作為產業來高額征收他國學生學費的利益、揭露了他們人為制造不平等的事實,傷害了他們的利益,于是校方和當地議會聯合壓制了我的意見書。當時校園里常常宣傳西方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西方同學和老師談論起言論議題的時候,都非常團結地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標榜自己國家的民主和言論,可是此事發生后,讓我感到了莫大的諷刺和欺騙。

 

  另外,一次專業課期末考試,一位中國同學竟然被打成不及格,原因僅是因為他所選取的閱讀材料與另一名愛爾蘭同學十分近似(這是很正常的,好比共同選擇一個作文題目),而老師們自動懷疑是中國學生抄襲了該愛爾蘭學生(盡管我他們根本不在一個考場,全??紙鍪请S即打亂的),他們之所以不懷疑是愛爾蘭學生抄襲了中國學生,僅僅是因為中國學生不是英語母語者。后來,在這位愛爾蘭學生公正的說明和幫助下,該中國學生進行了申訴,成績雖然復原,大家對所謂的西方教育和民主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從三月開始,圍繞奧運和“藏獨”的硝煙,讓愛爾蘭的海外學子們深感心痛和憤怒。愛爾蘭政府公然縱容高等學府內“FL功”勢力的猖狂,愛爾蘭某城市竟然更是讓“FL功”團隊代表全體中國人,在3月18日的愛爾蘭國慶節上代表中國演出節目,丑態畢露,本來就不了解中國的愛爾蘭居民看了“FL功”的丑陋表演和不負責任的污蔑言辭后,更是對中國和中國人心存曲解。著名的都柏林大學圣三一學院,竟然允許將“FL功”成功申請成為一個學生社團,在學校里散布惡意中傷和攻擊我黨和我國的不法言論,并且大肆招新,擴充其學生會員。


  同時,一些帶有社會主義思辨色彩的團體卻不被該大學所容納。我所在的高校,竟然有白人學生自發起來為“ZANG獨”而示威游行,我過去與他們理論,他們便揮舞拳頭要教訓我。我拿著中文版的世界地圖問他們游行團隊的頭目,西藏在哪里?頭目竟然指向哈薩克斯坦。居住在我住所對面2樓的法國男生,在明知對面宿舍只有我一個中國學生的情況之下,故意用骯臟的床單掛出Free Tibet的字樣,目的是故意激怒和侮辱我的祖國。我扛著梯子爬上去,想拿掉他的床單,不料他伸出手來,猛推我的梯子,幸而我反應及時抓住窗邊,才避免了從二樓摔下的慘劇。


  在這樣一種愛爾蘭學生完全無知、甚至連西藏都不知道在哪里、卻要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情況下,爆發了好幾起西方學生的游行運動,我與愛爾蘭國立大學所在的一些中國教師、訪問學者及中國籍碩士博士生緊急組成了一個團隊,打算開一場學術研討會,以學術的形式,公正客觀理性的向愛爾蘭師生及市民講述事實和史實,避免他們完全被“ZANG獨”及其他相關敵對勢力的謠言所蒙蔽。這些參與研討會的中國老師與同學們,好幾位都是黨員同志,他們花了大量時間來收集歷史資料,精心準備了這一場有分量的研討會,充分了體現了黨員同志的愛國熱忱和團結,黨的力量始終在我最需要它的時候出現。在會場上,我們客觀理性的講述了西藏的歷史和中國的基本歷史,不料幾個流亡的藏人沖進來,野蠻的沖擊了我們的講壇,在場的歐洲師生無人制止。下面的高學歷的愛爾蘭及歐洲師生中,竟然有人站起來說:“PARTY用一種針劑注射了他們的每一個民眾,因此他們的民眾都受著愚弄和擺布”。這樣的胡說八道竟然出自一個愛爾蘭博士生的口中,并且居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附和。我們客觀的講解和擺出的歷史資料并沒有喚起多少在場歐洲師生的思考和認同,他們固執的堅持他們的錯誤認知,研討會不歡而散,至此,我感受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媒體對西方人民群眾的愚弄和洗腦的嚴重程度。

 

  4月,愛爾蘭和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地區非理性的歐洲居民越來越多,一些中國留學生因為奧運而被攻擊,西方居民很多從聲援“ZANG獨”演變成了抗議祖國舉辦奧運。在我認識的留學生中,就有人被愛爾蘭流氓在反對中國奧運火炬傳遞的游行中被打傷。全愛爾蘭的華人再也忍無可忍,終于在2008年4月14日在愛爾蘭都城都柏林,我們團結起來,舉行了中國人的抗議游行。愛爾蘭的4月陰雨綿綿,14日游行出門時還下著冰雹,不過就是下刀子也不能阻止我們前進。大家飽含著淚水,一起喊口號,到處都是紅旗,平日那些趾高氣昂傳播錯誤信息的西方記者和轉播車,看見紅旗,就像小鬼看見太陽,都鉆地底下拍也不敢拍。我們中國同胞們豪氣沖天,更是豎起國旗,讓記者們無處可躲,整個都柏林主干道上除了有紅旗就沒別的。在游行途中,不斷有“FL功”的不法分子阻撓我們前進,對一些同學進行毆打,但是中國同學們為了熱愛祖國的信念走到一起,根本不懼怕這些喪心病狂的歹徒。在都柏林大街上,我們紛紛在奧運五環旗上簽名,表達了我們支持祖國舉辦奧運的決心。雖然我們地處這偏僻的小小島國,但我們同樣有著愛國之心,這里的華人大多是窮學生,每天為生活學習奔波,分散在各個角落,但祖國有難,一聲呼喚,我們就會從四面八方積聚起來,打出我們的旗幟,呼喊我們的口號,我們向全世界展現我們的力量,中國人是打不到,壓不彎的。

 

  5月12日的上午(中國時間已經下午),同住的南朝鮮室友叫醒我,說四川發生了特大地震,形勢嚴峻。幾天內,我和中國同學迅速發起了募捐,走遍了各個學院。出人意料的是,平日里自詡民主自由富于同情的愛爾蘭人和英國人,竟然幾乎沒有人向我們捐款。更加令人無法容忍的是,和我碩士同班的愛爾蘭女同學竟然專門發信到我的郵箱,信件大致內容是:“親愛的博,驚聞你的國家發生了特大地震,我們都很好奇,我們想看看你們的政府如何應付?”言辭中充滿譏諷和冷血般的調侃。我憤怒的淚水頓時不停地上涌。這封信我永遠保留在我的信箱內,時刻提醒我帝國主義的丑陋本質。諷刺的是,學校的student union(學生會)以官方的形式,打著Free Tibet(解放西ZANG)的旗幟和標語募捐,卻有不少歐洲學生紛紛響應。我們上前去抗議對方分裂我們祖國的做法,卻毫無用處(愛爾蘭大學的學生會擁有著基本上和校長一樣的權力,學校無法干涉這樣的事情)。后來的幾天,來為四川地震捐款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和少量的馬來西亞華人,另一邊,是不斷的有歐洲學生繼續為“zang獨”勢力捐款。為四川地震捐款最多的,一直都是我國駐愛爾蘭大使館的大使和參贊以及其他使館人員,他們的薪資并不豐厚,可是在這一刻,他們和學生們一起,多次為災區人民籌款。

 

  作為一個四川人,在這一刻我非常感動,海外的使館同志們和學子一道心系祖國,無愧于黨員的身份,無愧于一顆顆思念祖國的海外游子之心。通過網絡我了解到國內各級黨政部門,企事業單位都紛紛迅速地為災區捐款。我更加深刻認識到,當祖國和民族真正有難的時候,即便是在異國他鄉,真正關心我們的只有自己的同胞,也還有她——那個把建設祖國造福人民作為根本任務的中國共產黨。

 

  2009年,我的博士課題中涉及到跨種族婚姻,我想通過這個相對微觀的課題來探求社會與政治的宏觀結構和國家對身體及性別的影響和塑造。由于在生活中,隨時感受到亞洲男性的被歧視和被侮辱,同時在現實世界的跨國婚姻比例里,永遠是白種人男性娶黃種人女性的數量大大高于黃種男性娶非黃種女性;另外,在大學中不少中國女同學有過西方男伴侶,而因此這一系列現象引起了我的興趣。我的研究以扎實的社會學理論為基礎,有嚴格的方法論和前沿的方法(神經網絡)作為支撐和研究工具,研究開始后,同其他學者和學生一樣,我將搜集數據的問卷放在網上,通過校園網系統將問卷的消息公布。不料,隨即我便收到了許多白人學生謾罵或恐嚇的郵件,甚至有多名白人教師和教授聯名寫信要開除我,也有人私下質問我,為什么不研究歐洲男性和亞洲女性的婚姻,為什么要反過來?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們的思維是多么的僵化,我也明白我已經觸及了他們的文化禁忌,那就是作為擁有白人優越感的他們到現在仍然骨子里有著White supremacy(白人至上主義),作為男性氣質在性領域的彰顯,他們并不歡迎外種族的男性迎娶自己本種族的女性。在做調研期間,不少受訪者和西方媒體更是將中國男性的形象塑造成為無生理能力的第三性。


  面對這些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反而更加堅定了將研究繼續下去的決心。我希望通過這個課題,揭示西方美麗畫皮之下的丑惡真相。我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懷著自立、自強和自尊,真正地崛起。如今的中國,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實力都已重現輝煌,但中國人在種族和文化上的自信卻仍未真正覺醒。求學的艱辛已經過去,但重塑中華文化的道路仍遍布荊棘。而今天,當我真切地踏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與八千萬中國共產黨黨員站在一起的時候,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安穩和堅定。我愿做一盞星星之火,我堅信,只要每個中國人都發出自己的光和熱,華夏文化必將照亮世界之林。

 

  三、更研哲理牖新知:社會學研究的中國夢

 

  當今世界之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世界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社會學界的目標和責任,就是從社科的角度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對于我國的社科學界而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不斷加大,綜合國力不斷提升,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交流日益增多,加強對全球社會的經驗研究成為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重要任務之一。使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學走向世界的大舞臺,使我們古老土地上孕育出的社科理論和優秀成果在世界社科學術舞臺上擁有自己的話語權,是新一代社會學研究者的中國夢。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學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國際自信和國際氣魄。我們的研究總是側重于國內社會的實踐,對西方的研究重理論而輕經驗。由于對海外社會研究的匱乏,我國社會層面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還停留在集體想象和個人的經驗之上。正因為這樣的事實,造成了本文第一部分談到的很多人對于西方不切實際的幻想。從研究角度來說,這樣的研究模式永遠是割裂的、局部的和從屬的,缺乏一種社會學所需要的宏觀視角和穿透能力。

 

  這樣的研究會造成一種兩邊倒的局面,即:首先,在面對西方理論家和學者的時候,彼此之間缺乏可供討論的具體實踐經驗,因此雙方之間的理解難以深入,容易陷入彼此自言自語的尷尬狀態;另外,過于依賴西方理論、過于拘泥于用純西方理論研究純中國問題的思維和研究模式是目前不少青年學者、包括我自己也在使用的慣常方法。這會造成另外一種問題,就是純粹西方的理論,極可能在解釋中國實踐問題時遭遇“水土不服”從而無法詮釋的尷尬。因為社會科學畢竟不同于自然科學,社會學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和理論,社會學也不應該有這樣的普世標準,相反,社會學、人類學等的研究精神基礎,就是倡導文化的多元、視角的多元和田野的多元。只有多元的文化、視角和田野才能建構各具特色和解釋力的本土理論,而眾多的本土理論共同構成了包羅萬象又精彩紛呈的人類社會學理論,進行包容、理解的對話,就像紛繁多姿的人類社會一樣。

 

  因此,當今天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強,同時,當我們的研究者也能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時,平等的開展與西方國家的互動研究、互動對話就不再是一個奢望。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指出,推動以全球社會為對象的經驗研究,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為實現偉大復興而賦予我國社會科學界的使命,也是我們應有的全局眼光;推動以全球社會為對象的經驗研究,是我國在全球化背景中日益迫切的知識需求。這既是我們制定科學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前提條件,也是我們促進國際社會朝著有利于世界和平方向發展的可能契機,同時還是我們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國際環境的基礎。

 

  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達,往往和社會田野調查的視野有重要關系。我國老一輩的社科學者在中國民間和本土開展調查研究,奠定了中國社會科學的良好開端和扎實基礎。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倡導不僅扎根國內田野也進入西方田野,不僅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實踐,也平等互動地觀察西方社會,進而建構出帶有中國聲音的世界理論;我們倡導西方田野與中國視角,并不是從邏輯上反對我們業已操作過的中國田野和西方視角,這恰恰是對前者的完好補充,而這個重要的完整性任務,西方學者不能完成、或曰他們已完成了他們視角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應由我們中國學者、東方學者去完成這個整圓。

 

  從認識世界的角度觀察中國,從認識中國的角度觀察世界,不僅是為了中國社會科學明天的新格局,也為了世界社會科學的新格局。“民族志”是一個社會學、人類學的科學術語,在西方正統人類學的常識中,民族志本身就是基于異國田野作業的研究報告。20世紀20年代,一批充滿才華和激情的社會、人類青年學者,從倫敦或紐約,背著行囊,各自出發,到大洋中的小島和“野蠻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安達曼島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薩摩亞人的成年》等經典人類學著作,他們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為人類學家并進而成為學術領袖的人物,他們分別是馬林諾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瑪格麗特-米德。他們的經驗告訴后來一代代的西方學者,做民族志和人類學研究,必須通過在異文化中做田野,這是正途。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的人類學僅僅將民族志作為家鄉、本土、本族和本國研究的手段,因此我們缺乏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一個我們未曾企及的學術思維,一種未曾成型的科研模式,更是今天我們的社會科學所需要的戰略指導。

 

  從知識形成和傳遞的角度來說,西方社會科學的興起,尤其是社會、人類學的興起,是西方文明長期處于世界中心、甚至享有文化霸權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社科學術作品清晰的表明,以西方視角觀察非西方社群幾乎是所有的觀察者、表述者的定式邏輯和習慣性操作。也就是說,幾乎每一部經典的西方社會與人類學的作品,作者都是西方學者或者學習西方的學者,而他們所調研、觀察和研究的都是非西方的社會,這就造成了一種不平等的定勢,即西方人或社會是凝視者、研究者,非西方人或社會則淪為社科“手術臺”的被解剖對象。這樣的后果之一就是非西方社會的敘事不斷淪為一種西方學界和大眾對獵奇的企盼,造成了一種原型偏見(即西方人固定的認為東方人就是這樣或那樣,反之亦然),而且在知識和社會觀念上不斷強化西方社群和非西方社群的一種中心和邊緣的結構關系。如果西方社群和非西方社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這種結構關系就不平等。正如北大人類學者高丙中指出,如果相互表述極度不平等,那么這種結構關系也極度不平等。西方人類學者在自己的社會中只是一個普通學者,而在人類社會知識的建構中卻有著優勢地位。西方作為社會、人類學研究的觀測者和敘事主體,同時也成為普遍主義思維和模型的創立者,普世價值的吹噓者、裁判者,世界規則的設立者。

 

  這無疑是遺憾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仿佛就是一把手術刀,西方學者打造它,用它來解剖非西方社會;我們也從西方引進并學著使用這把“手術刀”,然而幾十年來我們卻只用它來解剖自己。社會學和人類學也是一面鏡子,它可以觀照我們,其實更可以觀照海外世界。社會的敘事是支撐社會科學存在的最基礎的成分。西方社會科學用全球范圍的社會敘事支撐自己,中國社會科學的目前仍多限于用本土的社會敘事支撐自己。西方社會科學是以西方為中心看世界、看中國,而中國社會科學還是以西方的學術眼光看世界、看中國,古老而豐富的中國哲學和華夏思想,在目前的學術定式思維下,并沒有多少機會參與到更新與復蘇我們應有的社會理論過中。行遍天下的西方學者,大規模觀察非西方社區,撰寫了無數的社會、人類學報告,構建著以他們為中心的世界敘事體系;眾多走出國內,也去西方國家及其他非西方地區的中國學者,卻只把西方當做一個可供求學的大學殿堂,無比仰視,卻似乎不敢或不愿主動從平視乃至俯視的角度觀察西方社會,在西方開展田野調查。我們往往回國后才帶著所學的西方社科理論和方法論做調查研究,有意或無意之中,我們有淪為西方學術“二級傳教士”的危險。這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和不平衡。所幸的是,現在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峻性,并且開始了以世界眼光的雙向研究。在我本人的博士論文里,也是采取的互動視角分別研究了中國配偶和西方配偶的文化差異,以求從婚姻這個微觀、具體的視角,建構出可以切換到解釋宏大社會背景的理論。因此我倡導這樣一種國際視野的多元互動研究。比起僅僅只以國內為單一調研對象,對等的國際互動調研可以為我們拓展不一樣的視界和不同的事實來源。更開闊的眼界對于議題的選擇、對象的甄選、觀念的形成都會更勝一籌,由國際社會經驗所提供的論說將更具說服力。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學者卻僅僅在本國的社會中做調研。中國投入大量資源學習外語,卻沒有幾個人計劃學所在國的語言去調研、閱讀更多的國際社區和資料。中國的商品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可是它們往往是低廉、偽劣的代名詞,被懷疑的眼光所挑剔,中國出國旅游的人越來越多,在西方浮光掠影的觀光所形成的世界觀和對西方的不實美化是及其偏薄和危險的,這一切其實都是因為大眾們在等待中國社會科學的世界眼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文化的內核和靈魂,因為它集中體現著國家和民族的思維能力、理論素養、精神狀況和文明素質,是國家極其重要的軟實力。而文化軟實力,不僅關系到社會科學的何去何從,從更實際的角度來說,更關系到民族和國家的文化安全。國家若能有效的維護本民族、本國度的文化安全,捍衛國家文化主權,并將本民族的文化創造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就能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明和價值被其他民族和國家了解、理解并接受。這對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民族自信和世界影響力、增進全球互信與了解、促進國家發展與進步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國家若不能有效維護本民族文化安全,就會失去創造本民族文化的機會,在世界文化的舞臺上淪為別國的附庸,某些掌握文化霸權和理論制高點的西方國度,就會用他們的“手術刀”任意解剖甚至丑化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形象,進而帶來一系列阻礙國家經濟發展、妨害民族獨立的不良因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社會科學學人更應該保持一貫的情形和警惕,要確保社會科學的理論制高點和主導權,要本著社會科學學者的良知、發揮社科研究者的素養,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維護社會科學研究視角的平等性和多樣性,這樣才能確保有一個和諧的學術交流氛圍,和一個和諧的文化多遠世界。通過國際視野下的多元互動研究,我們有理由希望并相信,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將逐步建構中國對于世界的表述主題。在國際社會科學中,中國從單向地被注視,轉變到發展出中國對世界的注視。這便符合費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學人的中國夢。

 

  鑒于此,回國之后,我的社會學學術夢想就是在短期內拿下國家課題、發表高質量的文章,同時以國際視野,通過多元互動的對比研究,在研究西方社會及中國社會上,多出成果。通過社會學的想象力和民族學的洞察力,深刻觀察中西方的人類社會,為實現我國社科與國外社科平等對話、為我們了解真實世界開啟一扇更為寬闊的視窗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期待,隨著更多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帶有國際化視野和多元思維,一定會出現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我也堅信,中國社會科學將會因此進入一個更加繁榮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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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語:華夏青年的中國夢

 

  師夷長技,六七載異國生涯,奮發圖強;游子戀鄉,大鵬一日同風起,精忠報國。無論是飄揚過海的正留洋學習的青年,還是扎根家鄉的正努力工作的青年,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我們都是神州赤子和龍的傳人,我們都是華夏文明的傳承者。命運讓我們成為中國人,而幸運則讓我們生活和奮斗在這片我們深愛的國土和這個朝氣蓬勃的偉大時代。我回國之前就堅定的告訴自己,在回到祖國后,一定要繼續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努力奮斗,頑強拼搏,為我們的祖國奉獻自己的一切。

 

  盡管我一己之力微不足道,但我相信“萬流注海”,在充滿希望的祖國,在充滿朝氣的故土,必將有眾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同樣懷著振興中華的使命感和斗志,一定能夠推動我國的科技、文化、教育事業再上新臺階。我也堅信,我的歸國之路必將越走越寬廣,追夢之旅必將精彩無限,心中的中國夢必將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習總書記勉勵我們青年人要敢于有夢、勇于追夢、勤于圓夢,他希望每個青年都為實現中國夢增添強大的青春能量。他說,青年有夢,則國有夢,只有青年的夢成真了,中國夢才能實現。百年前,梁啟超曾寫下一篇充滿進取精神的《少年中國說》,寄托了他對少年中國的熱愛,“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詩句仍然鏗鏘有力地回蕩在我們耳邊,我們生活在當下的中國青年們、從海外歸國的青年學者們,沐浴著黨和國家的溫暖陽光,沒有理由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我們堅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一個遙遠的夢,我們一定會是這個夢想成真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為了必將到來的這一天,我們將滿懷生命的激情和探索的勇氣,熱血沸騰、永不言敗,把奮斗的痕跡書寫在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神州土地上!當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做出了應有的奮斗和貢獻,我們必將獲得生命意義的永恒!

 

  報效祖國,只爭朝夕??!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社會學副教授,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精誦沉潛齋”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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