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有一種觀點夸大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負面影響,甚至將其稱為即將爆發(fā)的危機。這種觀點顯然有失偏頗。
客觀認識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首先需要厘清其統(tǒng)計口徑及范圍。我國曾于2014年按照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三個口徑,對地方政府債務存量進行清理甄別。清理甄別之后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15.4萬億元,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余額為8.6萬億元。此后,我國進一步規(guī)范了地方政府舉債行為,明確規(guī)定地方政府舉債應采取發(fā)行政府債券方式,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直接或者間接通過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等其他任何主體舉借政府債務,也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通過PPP模式轉化為企業(yè)債務的,以及自2015年起融資平臺公司新增債務,均不再納入地方政府債務。這也意味著自2015年開始,不能再將融資平臺的債務增加等同于地方政府債務的增加,并且地方政府將不再產生新的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一些人沒有注意到這些統(tǒng)計口徑的變化,甚至將一些國有企業(yè)的債務也計入統(tǒng)計范圍,從而夸大了地方政府債務的規(guī)模。
從實際情況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guī)模在風險可控范圍之內。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15.32萬億元,控制在年度地方政府債務限額17.19萬億元以內,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0%—150%的控制標準參考值。如果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2.01萬億元,我國政府債務為27.33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6.7%,不僅低于國際公認的政府債務負擔率60%的警戒線,而且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水平。
進一步分析債務成因可以發(fā)現(xiàn),西方國家的政府債務主要源于行政消耗、刺激消費以及迎合選民需求,具有“消耗性”特質。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因地方基本建設投資而產生,具有“建設性”“生產性”特質,不僅可以提高生產生活水平,而且能夠增強未來經濟發(fā)展?jié)摿ΑR虼耍覈胤秸畟鶆瞻踩惋L險控制狀況要遠優(yōu)于西方國家。
在大力規(guī)范和強化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方面,我國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允許地方政府適度舉債,同時對舉債主體、舉債方式、規(guī)??刂啤㈩A算管理、舉債用途、風險控制、責任追究等方面作出明確規(guī)定。實施債務置換、限額管理等措施,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應急處置機制以及責任追究制度,提升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能力,擠壓違規(guī)舉債空間。2017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實行終身問責、倒查責任,進一步增強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約束力。
由此可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中隱藏的風險,尤其需要重視地方政府債務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fā)展的不利影響。進一步強化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既要強化流量管理,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更應著眼于存量調整,加快財政體制和地方融資機制改革,從深層次上解決這一問題。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原文題為《 疏堵結合 強化管理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附:
作者:旺角黃局長;來源:智谷趨勢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自去年1月份遼寧首度承認數據注水之后,今年一月,北方又有兩個地區(qū)自爆家丑。
據新華社消息,2018年1月3日,先是內蒙古帶頭披露,該區(qū)2016年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有4成是假的,需要減去2900億元的數值。相應的,2016年地方GDP也要因此砍掉一大塊。
8天后,天津市濱海新區(qū)蹦出來說,濱海新區(qū)2016年GDP也沒有此前公布的一萬億那么多,實際數大概只有6654億元,縮水約1/3。
多年來,不少地方 GDP注水早已是“傳說”中的秘密。它就像皇帝的新衣,人們都懷疑它有問題,但真正能揭穿它的,最權威的還是當事人自己。
現(xiàn)在新年伊始就出來這些個重磅“真心話”,還真讓人不太適應。
其實,這反映出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殘酷真相:在中國GDP總量飆升至80萬億的關口上,我們的地方政府缺錢,實在缺錢!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央的政績考核指揮棒正在悄悄發(fā)生偏移。2019年后,地方GDP將不再是各省市說了算,大家都要在國家統(tǒng)計局的領導下參與核算。
一句話,游戲的規(guī)則就要變了,留給地方政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一
地方GDP的泡沫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來看一下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全國GDP,與各省市自己公布的GDP加總之后的偏差:
2012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國5.76萬億元,憑空造出了一個廣東(當年最高)
2015 年超 4.6 萬億,憑空多出了一個浙江(當年第四)
2016年超2.75萬億,相當于一個上海(當年第十一)
這種天量的“誤差”,過去我們基本不會把它歸結為“泡沫”,而是說出現(xiàn)“誤差”既有技術上的原因,也有人為的因素。
技術上。雖然國家和地方統(tǒng)計局的計算方法基本一致,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縱深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大企業(yè)跨地經營,有分公司,有子公司,這些下屬機構的業(yè)務眼花繚亂,到底是“在地”還是“不在地”,有時候兩個省市的口徑不一,就會造成重復計算。
人為上。是 “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個別地方官員具有注水的強烈動機。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們還有這種操縱的“能力”。
熟悉體制運行的人知道,地方數據造假的手段無非兩種:
第一空轉。比如,一筆財政資金入庫后,通過假項目再支出,最后又入庫回到原始位置上,來來回回都是這一筆資金,但是收入和支出都疊加了好幾次,數據一下子就變漂亮了。這里頭的手段有很多,想象力再豐富的編劇也寫不出來。
第二是虛增。去年財政部曾公開披露遼寧數據造假手法,在2011至2014年那段“輝煌”的歲月里,遼寧通過虛構應稅事項和納稅依據,虛增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等地方稅收收入。通常而言,地方拿來虛增的稅種都是全口徑歸地方的稅種,而不是國稅,這樣就不用掏出真金白銀交給中央。
雖然這樣做,地方政府也要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
“吹牛要上稅”,在系統(tǒng)內憑空出現(xiàn)的財政收入,按照分稅制有一部分需要交給中央和省里,上繳變多了;
數據高報,會影響中央對地方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決策,導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guī)模減少,收入變小了。
當然,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些都不是個事。從理論上講,只要地方財政充裕,這個游戲可以無限運作下去。
地方政府自主的錢袋子,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其大頭是稅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頭是土地出讓金;以及各類舉債,包括城投債、非標融資與委托貸款等。
前幾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年年百分之七八,地方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也跟著水漲船高,中央轉移少點就少點唄,只要臉上好看,能撐得住。
要是錢不夠花了,賣幾塊地就是了。既能拉動GDP,還能充沛國庫,一石二鳥。
就算再不濟,不是還能舉債嘛。今天是這個城投公司貸款,明天是那個國有資本運營平臺融資,通過各種明里暗里的借債,還怕那些缺口填不上?
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可謂環(huán)環(huán)相扣,有一個拎得住,整個大盤就不會掉鏈子。在過去那種高歌猛進的時代里,地方政府注水GDP的“能力”高得不要不要的。期待各地自動擠出水分,還可能搭上自己的仕途官聲,難度無異于讓一個開慣豪車的富二代扔下奔馳騎摩拜。
但有一句老話怎么說的?假的就是假的。
二
進入新常態(tài)以后,整個大環(huán)境都在發(fā)生著變化,很多地方都開始為錢袋子頭疼了。家中無糧,自然很難打腫臉充胖子。
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方面。中國的經濟走勢換檔中低速,跨入 L 型通道的一橫,地方財政收入增速碰上了緩速帶。以前大手大腳花錢沒問題,現(xiàn)在就成了毛病,得改。
通過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晰看出31個省市自治區(qū)的“泳姿”。
看到沒有?重點看那些連續(xù)兩年數據比較出現(xiàn)大幅下滑的。
從2013年到2016年,包括內蒙古、天津在內的很多省市區(qū),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高位俯沖,從兩位數降到個位數,有些還從正增長降到了負增長。全國平均增速從14%跌落到3.3%。
雖然2017年的數值還沒有公布。不過按照多地調低GDP增長目標以及財政收入目標的調性來看,預計2017年的增速不容樂觀。
眾所周知,一般預算收入是衡量地方政府財政實力的核心指標。增速下滑,意味著地方自我造血能力大不如前。
更要命的是,各地很多花錢項目,比如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卻是十足剛性的。只能多,不能少,由此造成的財政窟窿令人膽戰(zhàn)心驚。
去年底,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fā)布的報告稱, 2015年至2017年前三季度,樣本省份的財政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支出的占比)整體下降,2015年還有54.1%,到 2017年前三季度只剩下50.8%,而地方在保工資、保民生、保運轉等剛性支出比重明顯上升,“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經十分尖銳”。
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目前的財政局面是“六省一市養(yǎng)全國”。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北京、福建六個地方,其余的二十多個省市區(qū),財政缺口日益擴大。從2014年到2016年,25省合計的財政缺口數從31927億,上升到48134億,增幅51%,2017年恐怕還要攀升到5萬億。
這就是今天中國財政運轉的現(xiàn)實。
去年12月閉幕的十九大首次沒有提GDP 翻番的目標,其實也意味著中央對于地方經濟狀況已有了心理準備。
土地出讓收入方面。2016年全國房地產迎來史上最嚴調控,兩年時間里,110余城市(鎮(zhèn))出臺了260多次調控政策,樓市正式邁入“五限”時代。
中央定調房住不炒,大力發(fā)展租賃市場,未來還將深入推行共有產權房、租售同權等長效機制,房地產市場持續(xù)降溫。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tǒng)計數據顯示,受嚴格的限價政策影響,2017年下半年就有261宗土地流拍。
此外,在去杠桿的大基調下,中央收緊流動性,停止大水灌溉,過往那種投資驅動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地方無法再瘋狂吃雞。
我們以內蒙古為例。
數據來源:內蒙古財政廳、統(tǒng)計局
數據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
從2013年開始,內蒙古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和房地產投資開發(fā)額直線下沖,2016年的出讓收入僅為176.8億元,不及2013年的1/2。
內蒙古當然不是孤例,類似的地方很多。
過去,地方政府是國有土地一級市場的絕對壟斷者。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如今房地產行業(yè)被上峰翻入了2.0時代。
這第二條路,也亮起了大紅燈。
地方債務方面。近來,中央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guī)舉債的力度不斷加碼,地方融資渠道要么縮緊,要么受限。
中央經濟會議閉幕以后,財政部再次放出狠話,對于地方政府性債務“誰家的孩子誰抱”,中央堅決不救助,地方政府要趁早打消中央政府會“買單”的幻覺,金融機構也不要產生政府會兜底的幻覺。
言下之意,過往那種設立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剝離天價不良資產、或者債轉股的小后門都可能要堵上了。廣東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的歷史還記不記得?海南發(fā)展銀行的案例還記不記得?你們再不聽話,以后就是那種下場。
在地方政府債務已是中國最大灰犀牛的共識下,各地想要拿到發(fā)債指標,莫不是求爺爺告奶奶的。
這三個大板斧砍下來,對“債孽”深重的地方來說,那簡直就是砍瓜切菜。
說白了,就是以往趁錢的三條大路徑都被中央摁住了。所以,讓你以前裝,現(xiàn)在看你還怎么裝?不能量入為出,大大的“缺錢”兩字就高懸在地方政府的面前。
三
除了錢的問題外,改變最大的其實是游戲規(guī)則。
2016 年 10 月,中央深改組第 28 次會議通過《關于深化統(tǒng)計管理體制改革提高統(tǒng)計數據真實性的意見》。對于統(tǒng)計數據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決”。
2017年6月,深改組第36次會議通過《地區(qū)生產總值統(tǒng)一核算改革方案》、《統(tǒng)計違紀違法責任人處分處理建議辦法》。除了統(tǒng)計機構,領導也要追究違法責任。以后再造假,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簡單了。
2017年10月國家統(tǒng)計局宣布,從2019年開始實施地區(qū)生產總值統(tǒng)一核算改革。改革后,GDP數值不再是地方說了算,各省區(qū)市統(tǒng)計局將在國家統(tǒng)計局的領導下從嚴審核核算,以確保地區(qū)生產總值數據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基本銜接。
中央的步伐越來越緊。尤其是核算改革這招,簡直是壓在地方頭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央是要來真的了!如果拖到最后一刻再修正,到時候公布的數字與造假數據將會離得更遠,造成崩塌性的局面。這種爆炸式的沖擊,地方官場上有幾個人受得了?
留給各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算完經濟和政治這兩本賬,一些地方就只能先跳了出來。畢竟早割肉,早止血。現(xiàn)在就承認,說不定以后挨的板子還可以少一點,輕一點。
過去,針對地方數據造假問題,中央政府也曾試圖用三個指標來判斷地方經濟運行情況:工業(yè)用電量、銀行發(fā)放的貸款數額和鐵路貨運量。
英國《經濟學人》將這個指數的計算公式總結為:工業(yè)用電量增速×40%+中長期貸款余額增速×35%+鐵路貨運量增速×25%。
對于中央的決策來說這確實是一種參考指標。但眼下中國傳統(tǒng)工業(yè)的主導地位正在不斷減弱,尤其是在第三產業(yè)發(fā)達的地區(qū),目前,經濟學人總結的這個指標在衡量中國經濟產出時已沒那么重要。
因此,比起地方主動擠水,當下中國更迫切、更關鍵的,是要早日拿出一套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統(tǒng)計體系。
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1月12日中央召開了一次全國統(tǒng)計工作會議。在這個可能會改寫中國的會議上,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披露,中央正在加快構建新時代現(xiàn)代化統(tǒng)計調查體系。
未來的統(tǒng)計體系很可能是這樣一套全新打法:有更高質量的綠色GDP評價體系,有完善的地方資產負債表、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還有最新的幸福產業(yè)統(tǒng)計監(jiān)測制度,形成一種能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政績考核。
一種測量民生指數、宜居指數、幸福指數的綠色指標體系正迎面走來。那種以GDP論英雄的時代似乎要慢慢遠去。
這無疑是一場重要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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