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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知”說，因為民國有自由，“我們后來稱之為大師的人都是民國產(chǎn)生的，1949年以后是大師的人，觀點很正確的人，也是民國產(chǎn)生的，沒有一個不是”。

民國“大師”都是何許人也?按照“公知”們的如數(shù)家珍，有：胡適、傅斯年、陳垣諸、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熊十力、馮友蘭、劉文典、吳宓、錢穆、章太炎、李叔同、金岳霖、馬一浮、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林語堂、張恨水、聞一多、梁實秋、辜鴻銘、張愛玲、丁玲、廬隱、謝冰瑩、蕭紅、冰心、潘玉良……數(shù)來數(shù)去全是文科大師。

盡管“公知”們不承認，但誰說“49年后”的新中國沒有產(chǎn)生大師?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華羅庚、錢三強、何澤慧、李四光、于敏、程開甲、屠守鍔、郭永懷、王小謨、楊偉、梁守槃、宋文驄、馬偉明、袁隆平……難道不算大師?誰說理工科技不能出大師?如此大師，民國有嗎?

魯迅說：“歐戰(zhàn)時候的參戰(zhàn)，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jīng)》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而民國的大師們呢?是制止了九.一八，還是防止了南京大屠殺?

　“公知”們對民國文科大師的沾沾自喜令人想起魯迅的《算帳》：“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注：指梁啟超、胡適等)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fā)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jù)也真夠十足：解經(jīng)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jù)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同樣，“九.一八”、南京大屠殺、“三光”、掃蕩、清鄉(xiāng)……國破家亡、無盡苦難而換得幾個舞文弄墨的大師，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而今天中國人能避免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殺，靠的難道不正是新中國的大師們的功勞?——兩彈一星、強大的軍工井噴式成就……對老百姓來說，給整個民族帶來和平和幸福的大師才算得上真正的大師。而民國的大師有跟沒有對老百姓來說有多大區(qū)別?如此一相比，究竟是民國的大師有意義，還是新中國的大師有意義?

(有人說，錢學森是民國培養(yǎng)的，不能算新中國產(chǎn)生的大師。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過的一則消息：一個在國外很成功的華裔武器專家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立即歸國想報效祖國，結果在“民國”到處找不到工作，饑寒交迫中絕望自殺——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錢學森還有用武之地嗎?而如果無用武之地，錢學森還能是錢學森嗎?不光錢學森如此，一切理工科技大師的命運都是如此——個人的命運跟國運密切相聯(lián)。文科大師的成功只需要個人奮斗，理工大師的成功離不開集體協(xié)作和國運昌盛。文科大師的成功是一個人的成功，理工大師的成功一個群體的成功。個人成功容易，群體成功難。民國只能產(chǎn)生個人成功的大師，而“49年后”的新中國產(chǎn)生的卻是群體成功的大師。如此一相比，高下立見。)
　　“公知”說，既然民國大師輩出，而“49年后”的中國簡直是黑洞，一個大師都出不來，可見民國好，“49年后”的新中國不好。照此邏輯，那民國還沒出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國、水滸、西游記呢，是不是同樣可以說，民國不如封建王朝自由?

同樣邏輯，外國人是不是也可以質(zhì)問本國當局為什么如今出不了莎士比亞、達.芬奇、狄更斯、巴爾扎克、大仲馬、小仲馬、雨果、易卜生、莫泊桑、左拉、托爾斯泰、羅蒙諾索夫、契柯夫、柴可夫斯基、歐.亨利、馬克.吐溫、海明威之類大師?是不是也可以說，現(xiàn)代不如古代自由?

如果再窮究下去，那還可以質(zhì)問，為什么如今出不了能寫出圣經(jīng)、可蘭經(jīng)、四書五經(jīng)的圣人大師?難道世界如今都不如奴隸社會自由?

“公知”用“民國出大師”來否定新中國的邏輯就是如此荒謬。更荒謬的是竟然會有那么多人居然會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