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re99这里只有精品,91在线播放/日本视频网站www色/美国毛片 ,国产1区2区3区

郭松民：也說“票證制度”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9-02-03 11:40:41

“票證制度，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障那些從來不能吃肉的階層有肉吃。”

—

最近，一些“大狀”和專門辦博物館推送冒牌國軍抗戰老兵的“舵爺”又拿票證制度做為攻擊計劃經濟口實，迷惑了不少人，因此有必要做一點簡單的辨析。

先說一下計劃經濟。現在膽敢為計劃經濟辯解的人已經不多了，但我想說的是，無論如何，“計劃”是“人類社會”區別于“動物世界”的主要標志。最低限度，“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前景是生態崩潰，人類要挽救自己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遲早要回歸“計劃經濟”和“為使用價值生產”這兩條。

—

再談票證制度。

票證制度，簡言之就是在消費品匱乏的情況下，確保所有的人都獲得基本的生活必須品、營養品的制度，避免出現歷史上曾經反復出現過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不人道現象，所以這可以說是一種德政。

那些喜歡帶節奏的人總是把票證制度和計劃經濟聯系在一起，這是不顧歷史事實的瞎說。票證制度僅僅和物質匱乏有關，而和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無關。搞市場經濟的歐美等國，在大蕭條和戰爭期間，也要靠票證制度保障供給，渡過難關。今天美國的“食品券”制度，也是票證制度仍然存在的一種表現。

—

新中國成立后，從1953年開始，票證制度實行了三十多年，包括糧票、布票、肉票、菜票等，種類之多，堪稱世界之最。這是不是因為新中國的經濟搞得不好，解決不了消費品匱乏的問題呢？

當然不是。

根本的原因在于，新中國成立之后，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國家的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在國家面臨帝國主義包圍封鎖的情況下，就必須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一個較長時期內的消費品匱乏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確保每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獲得滿足，就必須實行票證制度。

—

下面一一道來：

為什么必須實現工業化？

其實工業化不是中華民族自己主動選擇的，幾千年來我們一直都是一個農業文明，過得好像還不錯（相對于其他大陸的文明）。但在西方完成了工業革命，并通過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之后，中華民族就不得不面臨選擇：或者工業化，或者步黑人、印第安人的后塵，被販賣為奴甚至滅絕。

所以工業化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是西方代為選擇的。我們只有工業化一條路可走。

—

搞工業化，為什么必須高積累、低消費？

搞工業化是很花錢的。對率先進入工業化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來說，可以很自然地將工業化的成本轉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工業化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但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啟動工業化進程的中國來說，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轉嫁工業化成本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我們只能自己從牙縫里擠錢搞工業，也就是說，只能靠壓低自己地消費水平為工業化提供資金，高積累、低消費就成為必然選擇。

—

那么，為什么要實行票證制度，實行消費品基本平均地分配呢？

這還要從歷史說起。

工業化本來應該是民族資產階級完成的任務，如歐美和日本那樣，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是工業化完成之后的事。如果歷史進程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么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就不必背“高積累，低消費”這口鍋，不必承擔工業化的重擔，就可以在革命勝利后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的幸福新生活了。

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很弱小，買辦資產階級很強大，新中國成立時，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

1949年，中國現代工業產值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到戰爭創傷基本得到恢復到1952年，工業產值也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6．6%，而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面對這種狀況，毛主席在1954年說過一段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話：

“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資產階級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只能由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來完成。如此一來，“高積累低消費”所導致的消費品匱乏的成本就不能僅僅由工人、農民來承擔，有限的消費品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通過“漲價”的方式來進行分配，而只能用“票證”的方式讓每個人都可以獲得。

以肉食品供應為例。在新中國前三十年，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一方面，似乎肉食品總是供不應求，市民要靠肉票才能買到肉；另一方面，是在舊中國從來沒有條件吃肉的人群（工人階級）開始吃上肉了。

這兩個現象是互為因果的。票證制度，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證那些從來不能吃肉的階層有肉吃，同時，也不允許那些從來都有條件吃肉的精英階層吃得腦滿腸肥，吃出高血壓、高血脂，精英階層也必須和工人、農民一樣承擔積累的成本。

可以用作對照是舊中國。無論內地的災區餓死多少人，但上海、南京的食品店里永遠是琳瑯滿目，擺滿各色食品，無須任何票證，有錢就可以買——問題就在于絕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錢。

—

1979年，到了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時候，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工業產值已經占到了工農業生產總值的70%以上，建立了一個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包括最尖端的軍事工業在內的工業體系。

從這個時候開始，“高積累、低消費”政策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了，和現在許多人想象的不同，事實上，無論有沒有“春天的故事”，中國都必然要進入一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歷史新階段，票證也可以逐步減少范圍，直至退出歷史舞臺了。

票證制度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消費品匱乏，中國必須快速工業化，還經常時不時地需要打一仗的情況下，保障中國的人均壽命、平均健康水平等都達到或接近當時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口總數也翻了一番，達到10億左右。這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有數以億計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口——這就是傳說中的“人口紅利”，也是中國晚近四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