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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日記從1月25日寫到3月24日擱筆，前后60篇十幾萬字，如果除開網絡推手作用，這部日記體作品之所以引起網民的廣泛關注和爭論，主要原因并非作者文筆優劣，而在于所反映的事件十分重大——武漢在因新冠疫情封城中的情況，并在災難記述中很戳了社會心靈傷口。

方方女士在3月11日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曾說：“不用爭，讓時間來告訴我們結果”。確實，時間能告訴人們許多。當這次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初，有如山呼海嘯，人們對有關的專家失察和領導處置錯誤充滿怨憤。兩個多月過去后，疫情開始以更大規模在全球蔓延，而在中國則得到了迅速控制，再加上有關病毒來源的復雜信息不斷披露，使得我們終于可以更加客觀地認識這次疫情的天災性質，更加全面地評價中國政府的抗疫努力和社會治理體制的各層面效能與不足。

然而，對于方方日記的是非爭論并沒有就此停息。因為時間盡管能提供越來越多的客觀事實，但代替不了人們的立場和認識。此間，也有人士主張對方方日記持包容態度，但包容不等于不該進行理智的討論，不等于不該在重大問題上弄清是非。首要問題就是，方方日記能否代表武漢疫情和抗疫的真實？

一、方方日記的內容以“灰塵”為主

眾所周知，方方女士本人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而這，正是貫穿于方方日記始終的基本思路。

在這個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選擇以“灰塵”為主來記述武漢封城中的日日夜夜。她在2月2日的日記里說：“不扛，又能怎樣？以前我曾經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說這話時，體會還不深。這一次，才真正讓我銘心刻骨”。她在3月25日接受財新記者采訪稱：“她記錄下來的60篇日記是受難者日記，最悲傷的是死亡，最感動的是醫護人員的無畏無懼，還有武漢人的克制和他們對李文亮這種普通人的深情”。但實際上，方方日記的最突出特點乃是記述病亡案例，粗略統計達50多例，而她伴隨這些病逝記述的議論則是：“記住這些枉死者，記住這些悲傷的日夜，記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他們在這個本該歡樂的春節中斷了人生”。“武漢只是暫停，但那些裝在運尸袋里的人，卻是完結”等等。相反，當“囂張的病毒似乎呈現出疲軟感”時，方方女士的說法則是“新的內容真的不多”（見3月12日記述）。至于“醫護人員的無畏無懼”這一點，在方方日記中實際上極少有具體記述。例如，方方日記曾多次轉述武漢市中心醫院在疫情中的嚴重傷亡，但卻只字未提該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廣為流傳的戰疫手記。這份以“小蔡醫生”網名發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手記介紹了許多醫護戰友無畏無懼的抗疫言行，廣受公眾關注和傳播，“小蔡醫生”微博粉絲數因此上漲到接近百萬，不知何故未能引起方方日記的關注？

在這個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為了以“灰塵”為主，把道聽途說來的屬實和不實的悲情信息統統傳給大眾。也許是為了讓別人相信，她曾多次聲明“這些都是原話，連標點符號都是”。然而，由于畢竟未經親身核實，這些悲情信息必然包含許多水分和失實。例如，方方女士在2月7日聲稱：“僅李文亮所在的中心醫院，死去的不是一個李文亮。我聽說已有三位醫生離世。我的醫生朋友說，同濟亦有一位外科教授去世，那是他的朋友”。但真實情況并非如此，李文亮系武漢中心醫院第一名在疫情中犧牲的醫護人員，而第二名江學慶和第三名梅仲明分別是在3月1日和3月3日才犧牲的，當時尚在救治。至于武漢同濟醫院，該院犧牲的第一名醫護人員是器官移植科副主任醫師、副教授林正斌，他是三天后2月10日才去世的，當時也在救治中。那么，方方在2月7日所說的那四名離世者又是誰呢，或者為何提前好幾天報喪？再如，方方日記曾發布的援鄂廣西梁小霞護士死訊一事，事后也被證明是假消息。又如，方方在2月15日的記述中說：“一個叫柳凡的護士，初二還在上班，沒有任何防護，不幸被感染。這份感染，殃及全家：父母和弟弟，悉數病倒”。對此，武漢市武昌醫院特予澄清：柳帆是該院梨園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注射室的一名護士，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做好醫護人員個人防護”的。后來人們又進一步獲悉，柳帆就是常凱的姐姐，今年59歲，其父早在1月25日就發病，母親隨后接著發病，由于沒有床位一時住不上院，父親病情發展很快于三天后去世，母親也于2月2日去世。而姐弟二人在家中一起照顧父母，很可能為家庭感染，柳帆直到2月6日才發燒，7日住院救治，14日不幸病逝。所以，方方日記中“沒有任何防護”并“殃及全家”的說法，從時間點、醫院防護情況來說均缺少事實根據。由此，許多人都質疑方方在2月13日的一段記述：“我的醫生朋友傳來一張圖片。這讓前些天的悲愴感，再度狠狠襲來。照片上，是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至今，方方女士仍拿不出這張照片，由于以上那些不實信息都來自她的醫生朋友，人們當然也有理由懷疑這則信息的真實性。如果說她的醫生朋友傳來的是一張醫院里的照片，或許合情合理，但這是一張殯葬館里的照片，醫生是從何獲得的呢？退一步說，如果方方女士一時不便出示這張照片證明事實，為什么如此隨便地把無法證實的信息公之于眾？其實，方方自己在日記中也常有“不知這信息確否”、“都是朋友轉來，我無法確定真假”之類的說詞，但為了突出“灰塵”，她也許全然顧不上查證這些信息的可靠性了。

在這個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為了以“灰塵”為主，不僅記述和傳播包含水分和不實的悲情信息，而且還常常斷章取材或隨意發揮。例如，方方在1月30日說：“一個腦癱兒童，因父親隔離，只能一人在家獨居五天，由此餓死。”她在2月14日再次渲染說：“讓有病的孩子餓死家中”。顯然，如果是在武漢這種省會城市里任由腦癱兒童餓死家中，那將是一則非常具有煽動力的負面信息，至少可以證明中國一、二線大城市的社區管理效能是如何低下。然而，此事發生在武漢之外的湖北紅安縣農村。據報道，紅安縣華家河鎮鄢家村的鄢小文長年在武漢幫工互助（妻子早年去世），1月17日帶兩個兒子回家過年。三日后，鄢小文因發燒疑似新冠肺炎和小兒子一同進了隔離點，而16歲的大兒子鄢成患腦癱生活不能自理，但因同村有親屬便被獨自留在家中，可親屬和村干部之間因害怕傳染相互推諉只去探望照料了幾次，曾在26日送往鎮衛生院檢查但拒絕收住。1月29日鄢小文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鎮衛生院便于當天11時派救護車送鄢成去集中觀測的酒店，但其不幸于12時30分死亡。紅安縣政府在事發后迅速組織調查，免去該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兩人職務。此事在29日被有關媒體詳細報道，方方女士既然寫的是“武漢日記”，并注重“點點滴滴，記錄在案”，為什么不說明此事發生在武漢之外的農村，更不說明死者年齡為16歲而簡單稱之為“兒童”，這是不是想博取網民更大的悲情？再如，方方在2月13日指責說：“長江日報以三篇魔魅式短文，瞬間刺激到諸多人的大腦皮層”。然而，她在此并未說明全部情況，其中《相比“風月同天”，我更喜歡“武漢加油”》一文是有針對前因的。此前，某些人借日本援華物資包裝上“風月同天”的寄語大作文章，說什么：“反觀我們，除了‘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厲害了，我的X！’‘狠抓落實’‘深入貫徹’‘三個XX’‘四要八不要’這些詞句之外，還能有哪些把母語用好的范例？”“當官員只會念言之無物的套話、新聞主播只會厲聲呵斥“不要臉”，發言人只會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時候，小學生的手抄報、高考的作文題，乃至網絡上的留言板，就都充斥了大量空洞、粗鄙、虛偽的語言”。也許方方女士傾向這些說法，所以只抨擊長江日報文章的缺點，而絲毫不談引發此文的前因背景，這能算“點點滴滴，記錄在案”嗎？又如，方方在2月27日：“我后來看到另一則消息，那里提供了一份‘疫情防控期滯留在漢人員臨時生活困難救助咨詢電話’。每個區都有這樣的電話。只是我不知道這些電話是不是真的管事。因我知道很多官方的咨詢電話，只是做給人看的，比方上級。實際上你打一個試試？幾乎無用”。方方女士的這些議論簡直讓人無語，她既然懷疑“這些電話是不是真的管事”，試著打一個電話不就知道了嗎，為什么要沒有根據地借題發揮？

在這個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為了以“灰塵”為主，還通過種種挑撥性議論和煽情的形容來加工扭曲信息。例如，方方在1月29日記述說：“早上讀了一篇寫母親在初一去世，父親和兄長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別堵得慌。這一家，也算中產了。那些更窮的病人呢？不知道會活成什么樣子”。盡人皆知，國家對新冠肺炎的治療都是免費的，何來方方女士所感嘆的貧富之分？倒是美國密歇根州4月2日公布，該州417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黑人占了40%，白人只占26%。在方方的筆下，人們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形容：“還有無數呼救無門的老百姓，以及流落在外像喪家犬一樣到處被驅趕的武漢人……”然而，用“無數呼救無門”和“喪家犬”這樣的詞匯來形容，是為了客觀記述，還是為了刺激網民的神經？事實上，在方方日記中這樣的手法屢見不鮮，例如她在2月7日記述說：“說出真相的李文亮，受到責罰，丟了性命”，仿佛李文亮是因為說出真相才“丟了性命”。再如，方方在2月12日的日記說：“有朋友傳給我一個視頻：一群下沉的人們高舉著紅旗去了。他們在紅旗前照相留念。感覺像是到了一個旅游點，而不是在一個苦難沉重的疫區做事。照完相，他們便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了路邊的垃圾箱。朋友說，他們要干什么？我哪里知道？我想這是他們的習慣。他們早就習慣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段視頻，但感到方方女士坐在獨門獨院的溫暖家中敲擊鍵盤，如此刻薄地抨擊參加一線抗疫的人員，既不客觀也不厚道。這讓人不由得想起前兩年某些人指責雷鋒擺拍照片是造假，前后兩個做法是多么相似。方方女士應該看過許多援鄂醫護人員拉橫幅的合影，同理，為什么下沉人員就不能打旗合影呢？這場在2020年抗擊新冠疫情的戰斗，無疑是一個在武漢、中國乃至全球都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對于參加一線抗疫的集體，打旗可以鼓舞士氣，合影可以留下人生紀念，憑什么隨便給人家扣上一頂“都先自吹自夸”的帽子？評判他們是不是在搞形式主義，關鍵是看他們工作做得怎么樣？而方方女士只是看到：“照完相，他們便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了路邊的垃圾箱”。不知方方女士對此有過調查嗎？如果他們已經完成了這一天的工作任務，難道還要把防護服穿回家不成？

在這個基本思路下，方方女士為了以“灰塵”為主，當然也搭配了少數正面記述。她畢竟是一位小說家，知道應該有豐富的多線條，擅長娓娓道來。有人就曾指出，方方日記是由“嘮家常”、“談疫情”、“發議論”的三重奏組成的。不過，畫龍的目的是為了點睛，其關鍵就在于點睛，而方方女士的點睛之筆究竟落在何處，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無須諱言的。她在接受中國新聞社采訪中曾表白：“我不是一個專門挑刺的人”。然而，方方日記在“灰塵”為主的基礎上的一系列結論卻是：“我們所有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如果因染疫而死，那無異于他殺”、“記住，沒有勝利，而是結束”、“錯，錯，錯”。

二、方方日記記述和傳播“灰塵”的四部曲

從以上方方日記內容中，我們不僅可以清晰看到“一粒灰”的日記主線，還可以看到一套精巧的編寫和傳播四部曲：挑選、放大、渲染、扭曲。

方方日記編寫和傳播的第一步是挑選。毫無疑問，大千世界百態人生，不論任何災難來臨都是如此，方方女士不可能吧聽到所有信息都寫進日記中，問題在于挑選什么樣的信息。對此，本文以上已做詳細介紹。在網上，則更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正常的人用雙眼看世界，而方方只用右眼”。也許方方女士是出于某種慈悲心腸，但作為一位公眾人物在信息傳播中本應更加公允。

方方日記編寫和傳播的第二步是放大。除本文以上的那些例子外，有位筆名阿爾法的網友曾爆料：“在2月18日的日記中，她說“目前湖北已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達七萬多人”，而直至我寫稿時官方統計才有67801例”再如，常凱、柳帆和父母雖然都病逝了，但姐弟倆的配偶和孩子都在，卻被方方日記說成是“慘遭滅門之災”。

方方日記編寫和傳播的第三步是渲染。在方方日記中，各種極盡煽情的議論不勝枚舉，例如“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那么請問方方女士：在這場武漢疫情災難中，那么多醫護人員、那么多基層工作人員團結在黨的周圍，奮不顧身地奮戰在抗疫第一線，你難道沒看見？筆者也有親屬在武漢，他們的感受和方方女士是有相當大距離的。

方方日記編寫和傳播的第四步是扭曲，或客氣點說是以偏概全。例如，她利用那些摻水并經放大或渲染后的負面信息，扭曲中國社會是“哀民生之多艱，長太息以掩涕”；扭曲政治教育是“知道天天空喊厲害了我的國沒有意義；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學習講空話而不會具體做事的干部沒半點用（我們以前稱這些人為‘嘴力勞動者’）”；扭曲中國政治是“僅用官僚主義來形容，恐怕不夠。這也不全然是人品問題，而是他們身處于某個機器之中”；否定中國抗疫成就和制度優越性，說“千萬不要跟我談勝利。記住，沒有勝利，而是結束”；甚至抹黑中國外交官是“政客”；并公然宣稱“一次次的解放，會把一個僵化麻木帶著銹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等等。

由此，方方日記經過以上這四部曲，從精心選擇某些真實的“灰塵”片段開始，運用注水、放大、渲染等變奏手段，巧妙地完成了以偏概全的扭曲過程，把“時代的一粒灰”變成壓在整個社會頭上的“山”，實際上用時代的“灰塵”代表了武漢，代表了中國。

正如尹國明的文章所指出：“方方日記最大的特點是‘偽’”。“‘偽’并不意味著內容全是假的，那是‘偽’的低水平、入門級，很容易被人揭穿，停留在‘謠言’的層次，太low 。‘偽’的存在價值，在于看上去像真的，要比真的還‘真’。‘偽’的最高境界，是每一個元素都是真的，但串接起來之后，整體畫面與真實的場景大相徑庭。單看是真，整體是假”。

三、“灰塵文學”只能代表偽真實

有人批評方方日記，認為是“掛著日記的‘羊頭’，賣著時評的‘狗肉’”。此見解有一定道理，在方方的支持者中，有人前兩年曾指責雷鋒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但現在卻辯護說方方日記應該發在網上與大眾共享。

有人評論方方日記，認為是一種“新傷痕文學”，或者是在炒“傷痕文學”的冷飯。此見解也有一定道理，方方日記確實在災難中很戳了社會心靈傷口。但是，方方日記和“傷痕文學”實際上有著重要區別。當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是在撥亂反正的范圍內暴露問題，并未用“一粒灰”來代表整個中國社會。

如果按照方方自己的名言，也許可以將她的許多作品稱之為“灰塵文學”，而方方日記則是充滿“灰塵文學”精神的一個紀實體版本。方方女士在她的長篇小說《軟埋》中，用半真半假的“一粒灰”代表了中國土改，現又在方方日記中用“灰塵文學”的手法來扭曲武漢抗疫。

方方女士的“灰塵文學”貌似真實，實則只能代表偽真實。這猶如中國人熟知的那則成語“坐井觀天”，在這次武漢疫情中雖然一度烏云壓頂，但畢竟遮不住陽光，方方日記把受眾帶進一片烏云底下的井里，并通過放大和渲染用井上的這片烏云來代表整個天空，告訴受眾天是黑暗的。這難道不是對真實的扭曲，難道不是一種偽真實嗎？

當然，如果一部歷史記述中只展現主流的宏大敘事，只有英雄主義的戰天斗地，而無百姓個人家中的喜怒哀樂，這部歷史記述就仍然不完全。而且，作家或記述者的具體視角和風格應該多種多樣，既可以直接從主流的宏大敘事著手，也可以從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從支流著手反映生活。關鍵在于，你可以一葉見春秋，但不該以一葉障目；你可以從支流中透射主流，但不該把支流描寫成主流；你可以用“一粒灰”來展現時代的復雜性，但不該以“一粒灰”來定性和代表時代。對于舊中國那種充滿“灰塵”的時代，如果用中上層寶塔里的幾點光線來粉飾和代表，那就是一種偽真實（現在有些電視劇里，舊社會農民穿的衣服連塊補丁都沒有）；對于新中國這種解放勞苦大眾逐步實現大國工業化的光明時代，如果用真實的“一粒灰”來加以扭曲和代表，那同樣是一種偽真實。

毫無疑問，這場新冠疫情對世界各國都是一次近代史無前例的大考，而對中國更是一堂高難度的先行閉卷大考。由此，有關層級在初期確實出現過不可否認的嚴重失誤，也暴露出我們衛生防疫和社會治理體系中的若干短板。我們的黨和政府是對人民負全責的黨和政府，不同于西方在法條和選舉形式主義下的有限政府，除已先期采取的免職和調整措施外，該追責的一定會追責，該反思的一定會反思，該整改的一定會整改。這是一場需要萬眾一心的戰斗，任何企圖在偽真實基礎上搞所謂反思或追責，都只能干擾甚至破壞中國的抗疫大局。

歷經七十年偉大奮斗，當代中國更像國旗所象征的那樣，已由建國之初的一元化社會發展為一核多元的社會。與此相應，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早已升級為2.0甚至是3.0版，具有更加強大的自信和包容力，容得下赤橙黃綠青藍紫，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文化主流的前提下，也會給方方日記這樣的作品留有一席之地，讓人民大眾在事實對比中自己感受和鑒別。

作者：荊南翔 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