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在這場全球抗擊新冠病毒中,從中國與歐美的抗“疫”效果對比中不難看出,“發達” 的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暴露出了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掙扎性,而 “落后” 的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越來越彰顯出了創造性、團結性和蓬勃發展性。這場戰“疫”不僅是醫療能力的角力,也是政治能力和文化能力的角力。其中,任何一項能力為“零”,整個抗“疫”效果也就為“零”, 即:“抗擊新冠病毒的能力=政治組織能力×醫療能力×文化能力”。抗擊新冠病毒也是中華崛起的機遇。如果我們能站在大格局、大角度中認真、客觀、自覺、深刻地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和實踐,感悟“國力=政治力×經濟力×精神力” 的公式,必將大大推進中華民族的崛起。否則,僅有“經濟總量” 的“國力”就是任人宰割的肥羊。
2020年1月份,新冠病毒的突然爆發,給中華大地帶來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肆虐湖北武漢,蔓延中華大地,這是一場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大、防控難度最大的公共衛生事件。面對洶涌而來的疫情,在疫情初露端倪、信息有限、科學結論不足、事態未來不明的情況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決策、科學部署、周密安排,武漢封城,全國4.2多醫護人員緊急趕赴武漢,大量醫療資源快速送到抗疫一線,平地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分別只用10、12天交付使用,全國所有鄉村和社區迅速構筑了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聯防聯控”的一道道防線,14億人口幾乎在1夜之間全部隔離居家,戴上了口罩,等等。到2020年3月下旬,中國國內疫情得到基本控制。4月8日,武漢解封,全國復工。這一切都彰顯了中國速度、中國力量和中國制度,為世界抗擊新冠病毒樹立了標桿,為祖國點贊。
抗擊新冠病毒也是中華崛起的機遇。就在中國抗擊新冠病毒迎來曙光之際,以歐美地區等國家新冠病毒開始爆發了,隨后,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火箭般的飆升。看看美國,以“私有制、聯邦制、三權分立”為核心的政治能力和以“民主、自由、人權” 為核心的文化能力,在抗擊新冠病毒面前都變成了“一地雞毛”, “世界最好的醫療體系” 連續崩塌。這場戰“疫”不僅是醫療能力的角力,也是國家政治能力和社會文化能力的角力。其中,任何一項為零,整個抗“疫”效果也就為零。也就是說,抗擊新冠病毒的能力=國家政治能力×醫療能力×文化能力。通過這次抗擊新冠病毒,如果我們能站在大格局、大角度中認真、客觀、自覺、深刻地反思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和實踐,徹底悟透“國力=政治力×經濟力×精神力” 公式 ,必將大大推進中華民族的崛起。
第一,反思“學習資本主義”,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優越性。
改革開放,就是拜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所謂的“現代化國家” 為師,學習他們的先進管理經驗,引進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實現中國現代化。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國理論界先后提出了“學習和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 “學習資本主義”“ 全盤西化” 等各種理論觀點。在這些理論觀點鼓惑下,在“與國際慣例接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旗號下,以所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現代化”范本,“私有化改革” 一路狂飆,許多國有企業被民營化了,被股份化了,許多公有制醫院賣給了私人,甚至在2019年6月份,國務院十部委還出臺了以“嚴控公立醫院數量,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 為內容的相關意見,不斷地為私有醫療發展搖旗吶喊。這場突如其來的抗擊新冠病毒的人民戰爭就象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打在“嚴控公立醫院數量,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 的臉上。沖向抗疫一線的4.2多名醫護人員幾乎都來自公立醫院和解放軍醫院。10多天建成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的參建單位大都來自國有企業。在全國各個鄉村社區構筑“聯防聯控”防線的是廣大基層干部和志愿者。再看看那些私有醫院,疫情期間大部分“關門大吉”,香港醫院的醫護人員抱團“請假、辭職”。實踐證明,這次中國能夠迅速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主要靠的是毛主席給我們留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家底,靠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主要表現在黨的統一領導、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人民服務宗旨和集中力量辦大事。反觀以美國為首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私有制,各種資源掌握在資本私有者手里,政府領導人都是資本私有者的“守夜人”,都是為私有者利益服務的傀儡。當新冠病毒在本國爆發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拯救股市,拯救經濟” ,保障資本私有者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失,而對民眾的生死存亡絲毫不關心,對底層民眾不斷竭盡造謠、欺騙、糊弄、逃避責任之能事。在國際社會上不斷甩鍋、搶劫、敲詐、勒索,鄙視中國創造的抗擊新冠病毒的經驗。從總統、國務卿、部分部長、部分議員到民眾又表現的非常傲慢、愚昧、無知,但他們又象毒蛇猛獸一樣,無惡不作,甚至還發表了“群體免疫”“ 死亡不到十萬就是成功” “不檢測,不確診”“與經濟大幅度衰退相比,我們更接受不停的死” 等等,聽聽這些滅絕人性的驚世駭俗的“高論”。一張張恬不知恥、喪心病狂、虛偽貪婪、自欺欺人的政客嘴臉在世界舞臺上表演的淋漓盡致。在政治體制上,聯邦制,“三權分立”, 繁文縟節的程序民主,各州防疫“各自為戰”,互相擎肘,全國上下一盤散沙,再加上防疫醫療物資嚴重不足,防疫措施漏洞百出,國民防疫意識淡泊,導致病毒在歐美地區呈爆發性肆虐,“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體系”土崩瓦解,民主“燈塔”熄滅,“現代化”神話瞬間破滅。如果說前期發生在我們中國的新冠病毒肆虐是猝不及防的“天災”, 那么后期發生在歐美地區的新冠病毒肆虐則是“人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敗。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抗擊新冠病毒的結果。塾優塾劣,一目了然: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顯示出了巨大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制度顯示出了不可逆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中國與歐美的視角發生了重大轉換,由中國仰視歐美變成了中國俯視歐美。不難得出結論:優越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向“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 學習 嗎?還需要“全盤西化”嗎?通過這次抗擊新冠病毒,反思我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只有兩句話:丟棄社會主義寶貝,拾起資本主義垃圾。這次抗擊新冠病毒也告訴了那些“私有化改革派”:請珍惜成千成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吧,不要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都給改革掉,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保衛人民利益最好的物質制度。歷史和實踐將反復證明: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能把中國14億人民團結成 “鐵板”一塊,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量之源,是中國成功破解各種重大難題的獨特優勢,是我們成就人民事業的重要法寶。形成這一成就事業的法寶不容易,堅持用好這一法寶更不容易。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又是一個被帝國主義主義伺機顛覆的國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今天我們應對新冠病毒危機,今后還要應對糧食危機、戰爭危機、各種各樣自然災害危機,等等,都離不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才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彰顯中國力量。
第二,反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先進性。
在這場全球性的抗擊新冠病毒戰爭中,兩種社會制度還表現為兩種治國理政的理念上。先看看“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由于秉承“以拯救股市、拯救經濟為中心”的理念,在抗擊新冠病毒過程中,患者從檢測到治療都必須由個人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八十歲以上不治”“六十歲以上拔掉呼吸機” “4.3萬多名醫護人員被醫院解雇”,窮人患者只有等死,疫情蔓延“重啟經濟”,等等,各種丑惡現象層出不窮。再看看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由于秉承“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對新冠病毒患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窮人富人,不分官員百姓,跟蹤檢測,步步設防,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免費治療,從未提過錢的事,醫護人員也在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而日夜奮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還有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這個“中心”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來了。由于這個“中心”是在“姓‘資’姓 ‘社’不爭論”“ 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的命題下提出來的,與今天美國的“以拯救股市、拯救經濟為中心” 同出一轍。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經濟建設”屬于生產方式的范疇,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落后國家,都需要經濟建設,都需要發展生產力,都需要不同勞動產品的交換,這是人類社會最一般、最通用的經濟關系。然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建設,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卻是以資本私有者經濟利益為中心的經濟建設。那種 “姓‘資’姓 ‘社’不爭論”“ 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就是拋開人民利益、淡化人民利益的經濟建設。這次抗擊新冠病毒告訴我們:中國雖然是在生產力非常落后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建設雖然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最緊迫、最艱巨的任務,但是再緊迫的經濟建設任務也不能凌駕于社會主義本質之上,更不能成為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的“中心”。不是經濟建設主導社會主義本質,而是社會主義本質引領經濟建設方向。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人民干出來的,只要人民做了經濟建設的主人,經濟建設就能實現翻天覆地的騰飛。中國有句古話:“水大不能漫橋” 。無論“經濟建設”這股水有多大,都不能漫過“社會主義本質”這座橋。水大漫橋,橋毀路陷。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本,人民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之本,是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建設者。保障不了人民的利益,生產力發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都無從談起。經濟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礎,政治是經濟和文化的集中體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反映。既沒有純粹的而孤立的經濟,也沒有純粹的而孤立的政治,更沒有純粹的而孤立的文化。離開了人民政治和人民文化的經濟就變成了“赤裸裸”的經濟,“赤裸裸”的經濟就是拜金主義,拜金主義只能把人們的經濟行為變成不擇手段、不分是非、不辯黑白的撈錢。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一再證明;當人民政治和人民文化被剝離經濟建設后,代表資本私有者利益的政治和文化就會乘勢占領經濟建設。利益,非此即彼,非公既私,這是社會定律。“經濟建設中心論”看起來是個很“實惠”、 很“惠民” 、很“務實” 的命題,其實是蠱惑人心的偽命題,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偽命題,也是曾經被恩格斯批判過的“唯生產力論”和“唯經濟論”,架空了寫在《中國共產黨章程》里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模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的戰“疫”中,如果我們也秉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理念,“先保經濟,后保生命”,后果不堪設想。好就好在習近平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后,審時度勢,適時提出了 “以人民中心論”, 使“人民”又實實在在地重新回到黨的政治路線之中。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的實踐證明:“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就是各項事業走向勝利的理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理念就是各項事業走向失敗的理念。
第三,反思“市場經濟體制”,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規律”經濟體制的執行力。
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當中,在“提高經濟效益” 的喧囂聲中,大量的公立醫院變成了私人醫院。同時,大量的私人醫院和私人診所如雨后春筍般地建起來了。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當中,大部分私人醫院和私人診所卻在隔岸觀火,當看客,只有未必被市場化、私有化改革掉的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沖向了抗擊新冠病毒第一線。一句話,在中國緊急關頭,私人醫院靠不住。歐美國家大都是私立醫院, “水平最高的醫療技術,最完善的醫療體系”是美歐各國政府引以為傲的的醫療體系,然而由于社會政治組織乏力,民眾文化價值觀渙散,在新冠病毒面前竟發生連鎖崩塌。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的實踐證明: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以私立醫院為主的醫療體系是效率最低下、最脆弱的、在公共衛生防疫中是“最靠不住”的體系。這也進一步說明:我們“對市場經濟體制” 還需要再認識,還需要再反思。無論什么樣的國家,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有經濟體制問題,其本質都是“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中國的勞動階級既然是統治階級,中國的基本國情既然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那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就應該是“人民利益規律駕馭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經濟規律”。 也就是說,人民利益規律既要駕馭自然經濟的發展規律,也要駕馭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更要駕馭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也包含著“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的含義,但市場經濟不是經濟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時代的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進行反作用的經濟過程。商品經濟是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兩個要素構成的,也就包含著“商品生產決定商品交換” 和 “商品交換反作用于商品生產” 的兩種關系。在這兩種關系中,“商品生產決定商品交換的關系” 決定著“商品交換反作用于商品生產的關系”。“商品生產決定商品交換的關系” 起著主導作用,“商品交換反作用于商品生產的關系” 起著輔助作用。而市場經濟恰恰拋開了起著主導作用的“商品生產決定商品交換”關系,把輔助作用的“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關系” 看成了“決定”作用,用輔助作用取代決定作用,“頭腳顛倒”了, 是一種“舍本求末、脫實就虛、只講金錢、催生泡沫” 的經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概念。 特別是市場經濟被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用“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 進行一番捆綁、在中國變成 “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 后,醫療被市場化了,教育被產業化了,農業因“不掙錢”而邊緣化了。現在“市場改革派”還在竭力鼓噪“去工業化”“ 放棄十八億畝耕地紅線” 等等。“市場經濟”變成了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們砍向我國人民利益、砍向人民利益體制、砍向中華民族凝聚力、砍向中國物質生產力的屠刀了。市場經濟體制的著力點在“錢”上,美國市場經濟的著力點在股市、金融 “泡沫” 和美元霸權上。深刻總結四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每當危難關頭,都是毛主席創立的“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的經濟體制在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回頭再看看中國的兩彈一星、高鐵、天眼、宇宙飛船、航空母艦、北斗導航、殲20等,哪個是私有化、市場化創造出來的?再看看八位共和國勛章獲得者,哪位是市場經濟培養出來的?糧食、教育、醫療、金融、國防,這幾樣都是國計民生的大事,危難時刻,市場化、私有化能靠得住嗎?在商品經濟范疇內,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作用是必然的,而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的市場經濟也是客觀必然存在的。在“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的經濟體制中,“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關系” 是第一位的,“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關系” 的“市場經濟”是第二位。“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作用” 與“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 的關系就是“電動機結構”。電動機是由定子和轉子構成的,“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關系” 就是“電動機的定子”, “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關系” 就是“電動機的轉子”。 定子越穩定,轉子就越轉得好,“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關系” 越穩定,“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的反作用關系” 就越高效,“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就越能彰顯人民才是經濟建設的主人。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我們既不能創造市場經濟,也不能消滅市場經濟,只能駕馭市場經濟。看看世界上那些落后的國家,市場經濟滯后的原因都是落后的生產力在起決定作用。在“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關系” 面前,就沒有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經濟體制的經濟著力點在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作用上,在各種資源要素的整合上。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中,沒有讓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就說明了“商品生產對商品交換的決定作用”的客觀必然性。“戰‘疫’, 為了人民;信心,來自人民;打贏,依靠人民”,彰顯了“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的毛澤東思想底色。黨中央整合了醫療人力資源,向武漢逆行 ,方顯出對黨中央決策的執行力。這群4.2醫護人員中,1.2 萬人是90后的。其中,還有許多00后,還是不到20歲的孩子。他們說:“穿上防護服,我就不是孩子了。” 這就是為人民而戰的責任、信念和執行力。
第四,反思“GDP論英雄”,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性和時代性。
這次抗擊新冠病毒戰爭是全球性的。“口罩、呼吸機、防護衣”,幾乎成為全世界聲音最高的呼喊。為了這三樣東西,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到處搶劫、扣押,成為赤裸裸的流氓、強盜,甚至還打起了“搶劫中國商船”的主意。我國抗擊新冠病毒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控制病毒蔓延,并取得了初步勝利,除了黨的堅強領導、全國人民大團結外,還得益于體系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制造能力。戰“疫”開始,“口罩、呼吸機、防護衣” 的產能飛速提升 ,并源源不斷地送到抗疫一線。再看看歐美這些所謂“醫療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在新冠病毒面前,沒有口罩,沒有呼吸機,沒有防護服。由于工業門類不全,這些醫療物資的在這些國家竟成為制造的短板,制造業“空芯化” 了。這些國家“資本至上”“利潤至上”,不掙錢的低端制造業大多被金融泡沫吞噬了,在這次抗疫當中,只剩下“崩盤熔斷”了,充分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寄生性。 “口罩、呼吸機、防護衣” 成了世界抗擊新冠病毒緊俏的“硬通貨”,說明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人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轉換、由“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 形成的物質生產力才是財富的“硬通貨”。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物質生產力“硬通貨”,老百姓日常用的各種物資只能依賴外地,必將受制于人。“商品生產決定商品交換” 的主導作用真正說明了生產力決定經濟關系,生產力決定國際話權,生產力決定國際地位,生產力決定世界格局。美國之所以敢在世界上橫行霸道,在抗擊新冠病毒戰爭中之所以能不斷地“煽陰風、點鬼火、到處臭不要臉,到處耍法西斯”,就是仰仗著他們有十多艘航空母艦,而航空母艦都是軍工制造能力的集合體。希特勒之所以能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仰仗著德國工業的制造能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戰爭中彰顯了時代的真理性。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初,“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失敗論”“毛澤東晚年錯誤論”“毛澤東不懂經濟論” 的喧囂聲彼伏此起,中國理論界被“資改派、漢奸派、投降派”們攪活的烏煙瘴氣。特別在高等院校里,馬克思主義的課程竟被淪為選修課,而西方經濟理論成為主課而頗受追捧。對此,劉國光先生曾在2005年《經濟研究》第10期發表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中開門見山就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在理論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在理論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現在好像成為了主流,很多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我國的主流經濟學。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些經濟學家也公然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作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這篇文章雖然在當時的經濟理論界也引起了轟動,但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被邊緣化愈演愈烈,直到習近平擔任黨的總書記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才在理論界得以引起高度重視。也不知從啥時候中國開始用GDP計算經濟發展情況的,并成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相當一部分官員為了追求GDP,不分黑白,不分是非,不分羞恥,有的農村竟變成“制毒村”,有的城市變成了“賣淫城”。有一年東莞市開展“掃黃行動”,一個副市長竟指責“掃黃行動影響了GDP增長”, 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走上了歪門邪道。在國民經濟體系中,農業和工業制造業才是良性經濟,才是“硬核財富”。賣淫、販毒、賭博、制假、泡沫金融、詐騙就是惡性經濟,是“毒藥經濟”。 金融業、股市、旅游是灰色經濟,既可以破壞良性經濟的發展,也可以助推良性經濟的發展。單純地用GDP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勢必破壞生產力良性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勢必走上邪路。“制毒村”“ 賣淫城”就說明了這一點。對中國來說,GDP就是一片浮云,沉醉于“第二大經濟體”就是一副自我麻醉。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中國建立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基礎,任何抵毀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社會主義”國家都必將被人民所拋棄,都將走向失敗。蘇聯和東歐劇變就說明了這一問題。
第五,反思“崇洋主義教育”,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培養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 的重要性。
這次抗擊新冠病毒就象一面“照妖鏡”, 讓崇洋媚外的各路牛鬼蛇神現了原形,也讓國內外興風作浪的魑魅魍魎無處藏身,照出了“空氣女”“跑步女”“礦泉水女”等各形各色的“洋鬼子” 無恥丑態,照出了數以萬計“娃娃留學生”崇洋主義與精致利己主義者們“不知廉恥,臭不要臉”的嘴臉。這些問題雖然發生在抗擊新冠病毒基層一線,但根子卻在上面。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擊新冠病毒期間,但卻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教育發展問題的積累。反思改革開放,我們的教育走了一條“崇洋媚外” 的教育路線,今天還在走。伴隨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所謂的“現代化國家” 為師,伴隨著“私改派” 的產生, 也誕生了“教育崇洋派”。中小學課程里,英語竟成為三大主科的課程之一,英語教學變成了吹捧外國制度、宣揚外國文化、外國“高福利”、外國“高收入”和“外國月亮都比中國圓”崇洋媚外的陣地。另外,繁重的英語教學還浪費了中國許多教學資源和學生少年時代寶貴的學習時間,在中小學生幼小的心靈上種下了難以根除的洋種子。此外,也不知從何時起,中小學語文課本刪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刪除了許多中國英雄故事,取而代之的卻是外國的各種故事。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是成千上萬的理工人才,而中學課程卻反其道行之,在把英語設置成主課的同時,竟把物理、化學課程列為副課。在社會實踐中,許多人才都被卡在英語上,英語是一種語言,語言的本質就是“交際的工具,將英語無限神圣化就是謬論。這些問題普通老百姓是干不了,根子都在上面。這樣的課程能把中小學生培養成“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 嗎?難怪清華、北大畢業的相當一部分大學生都去了外國,變成了外國國籍,變成了外國的人才。反思四十年的“崇洋教育”,必須將英語驅出主課課程,必須恢復物理化學的主課課程,必須要讓毛澤東思想和人民英雄回到中小學課本里。“私有化改革” 過程也是利己主義的大教育過程,利己主義已變成了洶涌的社會思潮。當中國這次抗擊新冠病毒戰“疫” 開始的時候,許多“名人”“ 明星”都去外國躲避病毒去了。當中國的新冠病毒得到控制,而外國的新冠病毒開始蔓延肆虐的時候,這些“名人”“ 明星”又都跑回中國躲避病毒來了。這些人雖然知識水平很高,社會地位也很高,也都很有錢,但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激起了中國人民猛烈評擊。就在外國的新冠病毒開始蔓延肆虐的時候,還暴出了外國籍的“中國少兒留學生”問題。據相關資料顯示,僅在英國的“中國少兒留學生” 就達到數萬之多,他們大多是英國的國籍,而且他們的父母大多在中國。這些“少兒留學生” 從小看的是外國國旗,唱的是外國國歌,學的是外國文化,從小就會叫囂“民主,自由,人權”。崇洋教育與私有制相結合,培養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從小連“中華民族”的概念都沒有,長大了能愛中國嗎?會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嗎?他們在外國有“高收入” ,享受“高福利”, 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寄生蟲式的貴族生活,最終都是廢物,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 嗎?認真總結四十年來教育路線經驗教訓,正本清源,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必須同工農兵相結合,必須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走上“培養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 的道路,這才是教育的方向。在出國留學問題上,應該特別規定:中國青少年在中國沒有接受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干部的子女不準出國留學。“崇洋媚外”不僅表現在殖民化教育上,而且還表現在各個行業“唯洋是崇” 上。例如,廣州護士竟被外籍新冠病毒患者毆打甚至咬傷,竟被一位鄧主任“批評教育”了,袒護了那個可恨無恥的外籍“洋大人”。 青島核酸檢測點,三個外國人直接插隊叫囂:“中國人滾出去。”更令人氣憤的是中國工作人員還說“給外國友人一個面子”。 還有上海洋女婿不愿集中隔離,結果居委會人員就讓丈母娘和女兒離開,外國人竟然居家隔離。在南京一個街道的工作人員為隔離的外國人每天送上新鮮的面包,每天把一桶桶純凈水扛上樓送上門。在中國抗擊新冠的人民戰爭中,這些“洋大人” 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破壞了抗擊新冠病毒工作。而這些社區管理人員的“洋奴作派”助長了外國人的囂張氣焰,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尊嚴被動,樣樣被動。其實這種“唯洋是崇” 的問題早在晚清時代就有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又把“崇洋媚外”推向了極致,中國人自己不尊重自己,外國人會尊重咱們嗎?對待外國人,還是那句話:“中國的寬容忍讓,但絕不允許你們橫行霸道。”
第六,反思“民主、自由、人權” 價值觀,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強大生命力。
這場全球性抗擊新冠病毒戰爭,還表現為兩種文化價值觀的碰撞,也就是中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文化價值觀與歐美的“民主、自由、人權” 文化價值觀的碰撞。武漢疫情一爆發,黨中央做出了重要部署后,中國人民立即行動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軍民團結,干群團結, 四萬多名醫護人員趕赴抗疫一線,各種物資源源不斷送進武漢,黨員干部群眾筑起道道防線,這一切都彰顯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凝聚力。 再看看歐美,新冠病毒肆虐之期,廣大民眾高呼“民主、自由、人權”,不戴口罩,上街游行。就在美國累計確診病例突破100萬例之際,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北卡羅來納州、弗吉尼亞州、明尼蘇達州、愛達荷州等民眾還在沸沸揚揚地進行“我們要自由、而不是恐慌” “封鎖比病毒更糟糕”“ 不戴口罩,不做檢測”“ 炒掉福西” 游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從未停息。 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等十多個州還鬧起了“獨立”, 數千萬人失業。“尊貴” 的“自由、民主、人權”在新冠病毒面前變成了“一地雞毛”,成為名副其實的“民粹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是毛主席提出來的,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新中國成立后,《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稱為“老三篇”, 再加上“向雷鋒同志學習” 和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就象五根擎天柱,撐起了中國社會主義時代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設的大廈,影響至今。之前,不論男女老少,對這五大“擎天柱”人人會背,人人會唱,而且大多數人都能按照要求說到做到。今天我們能取得抗擊新冠病毒的初步勝利,是與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進行 “為人民服務” 的思想大教育、文化大改造、經濟大建設打下的“民心”基礎分不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是社會主義的道德準則。改革開放以來,“一切向錢看”“拜金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思潮,毛主席的“老三篇” 從中小學課本中陸續取消了,各行各業幾乎成了“為人民幣服務”。 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過程中,我們又看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底色,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強大生命力。
第七,反思“中醫不科學”,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中國走“中西醫結合醫療道路” 的正確性。
中國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戰“疫”中,中醫在治療新冠病毒患者過程中,成為最成功的亮點。許多重癥患者接受了中醫治療法,治愈率達到9成。其中,中藥清肺排毒湯用于臨床治療新冠肺炎,總有效率90%以上。但是在救治病患過程中,并不是每位患者都相信中醫。例如,在漢口醫院隔離區,當一位叫顏芳的醫生要給患者開中藥方時,遭到一名男患者的拒絕。為了證明中醫療效,顏芳醫生放了一段視頻,解除了大家的疑慮。一位老人吃了中藥后感覺到渾身“非常舒服”,中藥“很神奇”,患者們對中醫的認識也發生了“大逆轉”。在武漢因“非法行醫”險被“法辦”的一位門診醫生用穴位注射法治愈新冠病人存疑。在后來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當中,醫療人員采用中醫方法,把大量重癥患者轉為輕癥患者,再由輕癥患者治愈出院。而采用西醫治療的,很多不治身亡。危難時刻,中醫診治新冠肺炎的經驗方法迅速得到推廣應運,為全國抗擊新冠病毒,醫治患者,立下汗馬功勞。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這么好的中醫在中國的百年近代史上,特別在4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受盡國際和國內西醫勢力打壓和摧殘。1915年洛克菲勒在中國建立協合醫院,策劃了旨在消滅中醫、占領中國醫療市場、對中醫用“現代化、科學化、國際化” 進行謀殺的陰謀。1929年2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了“廢止中醫案”。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中央衛生部召開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副部長賀誠和王斌極力廢止中醫,1951年還公布了《中醫師暫時條例》,條件非常苛刻,用法規絞殺中醫,全國中醫業進入一片蕭條。1953年,毛主席召開會議,力挺中醫,撤銷了賀誠和王斌副部長職務,并提出了中國醫療事業要走“中西醫結合之路”。毛主席的時代就是中醫大發展的時代,每個鄉村都辦起了“醫療合作社”, 每個鄉村都有了“赤腳醫生”, 全國“赤腳醫生” 最多時曾達500多萬,他們運用自己掌握的有限的中醫知識為老百姓看病行醫,極大地改善了農村衛生條件。這次為武漢抗擊新冠病毒立下汗馬功勞的李蘭娟院士就曾經當過“赤腳醫生”, 她就用“一根銀針,一把草藥” 為老百姓看過病,防過疫。“赤腳醫生+醫療合作社”模式,開創了中國農村醫療事業發展的新紀元。崇洋模式的改革開放,國門大開,帝國主義醫療壟斷資本又卷土重來,大舉進攻中國醫療事業,要醫療事業產業化、市場化。由于中醫“高效、安全、廉價”,不能給醫療資本帶來豐厚的利潤,他們就在中國大肆詆毀中醫,收買精英抹黑中醫,讓中國老百姓從思想上認為中醫“不科學”“是迷信”, 要老百姓相信西醫 。有關部門也按照西醫理論體系標準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并于1999年正式實施,同年還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實施細則》,其中明確規定:第九條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一)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下,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一年的;(二)取得執業助理醫師執業證書后,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學歷,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工作滿二年的;具有中等專業學校醫學專業學歷,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工作滿五年的。第十條 具有高等學校醫學專科學歷或者中等專業學校醫學專業學歷,在執業醫師指導下,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試用期滿一年的,可以參加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第十一條 以師承方式學習傳統醫學滿三年或者經多年實踐醫術確有專長的,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確定的傳統醫學專業組織或者醫療、預防、保健機構考核合格并推薦,可以參加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考試。考試的內容和辦法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另行制定。
“師承方式學習傳統醫學” 是培養中醫醫師的傳統方法,關鍵是大部分“師父”都沒有“高等學校醫學專業本科以上學歷”,不懂英語,沒有參加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資格,“徒弟”能有嗎?英語和這些法律條文已經成為絞殺中醫的利器。中醫學誕生于中華民族的原始社會,春秋戰國時期,中醫理論已經基本形成。之后又有扁鵲、孫思邈、張仲景、華佗、李時珍等歷代醫學家對中醫理論不斷完善,形成了完備的理論體系。中醫學以整體觀念、陰陽五行、臟腑經絡構成了辯正施治的理論體系。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判斷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和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中藥、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中醫“整體觀”“ 辨證論治”屬于哲學的范疇。就是把人體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每個器官、組織之間都是聯在一起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比如“五行五臟”認為,人體器官最重要的就是五臟,任何疾病的產生都與五臟功能下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五行學說把五種內臟的關系做了聯想界定。任何一個內臟都通過相生相克與其他器官聯系起來。中醫的整體觀還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自然人和社會都是一個整體,人體得了病可以從自然方面來和社會方面來求治。現實中許多人逢遇腿腳疼痛就預知天氣要變了,而且還十分準確,彰顯著“人與自然的關系”。比如中醫的四時養生,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要求人的衣食住行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就會影響健康。中醫特別強調人的情志,而情志主要體現在人際關系上,人與社會的和諧就是健康的保證。西醫又稱現代醫學,起源于現代工業的發展,至今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之前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是唯理論的代表,把機械論觀點運用于對醫療理論問題的研究,對后來的西醫發展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西醫是細胞學、解剖學、生理學、傳染病學、細菌學、藥理學、內科學、外科學、護理學等方面的綜合。在病理診斷方面,運用了體溫計、脈搏計、聽診器、顯微鏡、超聲波、窺鏡、心電圖、血清反應、腦血管造影、心臟導管術、腦電圖、光導纖維、電子計算機等現代技術。特別是70年代, X射線斷層成像以及磁共振成像技術應用后,微小的“病灶”都能發現,極大地彰顯了西醫診病的“科學性”和“精準性”。診病為了治病。有的時候,西醫診斷的“病灶” 不等于“病因”, 但西醫就是把許多“病灶”當成“病因”進行治療的,在“藥物(包括診斷、手術)”與“病灶”之間進行對抗性治病,非常直觀,老百姓一看就“明白”。所以,西醫從診病到治病無論怎樣“現代化”,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管治駝背,不管治死活”、“ 治標不治本”的模式,這也是病人求治于西醫經常發生“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成死人” 的主要原因。而中醫則秉承的是“整體觀念診病,辯證論治施藥(手術),陰陽調和康復”“ 標本兼治” 的樸素哲學理念。特別是“陰陽五行,相生相克” 的哲學邏輯既神秘又深奧,大部分人“聽不懂、弄不清”;許多中藥方的療效都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出來的,不需要“雙盲試驗”。 而這些都成為西醫指責中醫是“封建醫”“不科學”“迷信”的“證據”。這些情況綜合在一起,被胡適概括為“中醫讓人稀里糊涂地活著,西醫讓人明明白白地去死”。2003年的“非典”,2020年的新冠病毒,中醫在治療患者方面都取得了極大成功。如果求治于西醫,不治還好,越治越嚴重,很多病人都被治成“明明白白” 地去死。中醫是哲學,西醫是科學,中醫與西醫的關系就是“道” 與“術” 的關系。哲學高于科學,哲學引領科學,科學佐證哲學。哲學是整體,科學是部分。“曲徑通幽處”,科學要達到哲學的彼岸,還需要若干階段的科學邏輯進行銜接,而完成這種“銜接”還需要科學在若干階段的不斷進步。20世紀由于自然科學的進步,醫學模式也在轉變,人們看到僅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健康和疾病,是有很大局限性的。1977年醫學家G.L.恩格爾 提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主張,即從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三個方面綜合考察人類的健康和疾病問題,雖然還缺乏“自然” 環節,但也基本上接近了中醫“整體觀念”的哲學范疇,對未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將有重大意義,最終結果中醫將引領西醫。由于上述原因,在現階段,中醫和西醫也有各自適應不同類型的疾病。中醫適應慢性病,也就是由于身體功能、體質下降而形成的病,比如現在流行的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癥、哮喘、肝炎、腎病綜合癥、風濕類、瘟病等疾病,也就是由生活方式錯誤而形成的病。而西醫對于外傷、手術、急救等具有一定優勢。中醫要復興,必須去產業化,必須鏟除追求利潤的醫療買辦資本,必須上至到國家、下至鄉村建立公有制中醫醫療體系,必須按照中醫理論體系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放寬中醫執業醫師從業條件,走中西醫結合之路。事實上,中國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過程中,已經走出了一條中西醫結合醫療之路:診斷上病證結合,治療時綜合協調,理論上相互為用。病證結合就是運用西醫診斷方法確定病名,“病灶”與“病因”進行中醫辨證,作出分型和分期。綜合協調是指在治療的不同環節按中西醫各自的理論優選各自的療法,不是簡單的中藥加西藥,而是有機配合、互相補充,這樣往往能獲得更高的療效。理論上相互為用是根據不同需要,或側重以中醫理論指導治療,或側重以西醫理論指導治療,或按中西醫結合后形成的新理論指導治療。
第八,反思“韜光養晦,擱置爭議,主權歸我,共同開發”, 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中國由“和平民族” 向“戰斗民族”轉變 的緊迫性。
受傳統文化影響,“和為貴”“ 與人為善” 深深扎根于中國每個人的骨髓里。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中,前期,病毒突然在中國武漢暴發,黨中央舉全國之力,僅用兩個月將疫情控制,讓全世界震憾。后期,病毒又在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暴發,但這些“發達國家” 的防疫效果卻一塌糊涂。中國秉承“與人為善”“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人道主義”的善意,先后援助近百個國家抗擊新冠病毒。然而,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成功讓歐美 “發達國家” 大丟顏面。特別是中國由原來仰視歐美忽然變成了歐美仰視中國,讓歐美“發達國家” 感到特別不舒服,于是就發出了“不能讓中國崛起” 的狼嚎, 千方百計向中國栽贓,中國的善意援助得到了一群又一群 “白眼狼”的撕咬,得到了一陣又一陣“對華索賠” 的嚎叫,上演了一篇又一篇“東郭先生與狼”“農夫與蛇”的故事,得到了一輪又一輪 “瘋狂甩鍋” 的惡意。反思歷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些事情雖然發生在今天,但背后卻是改革開放以來多年問題的積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改革開放的目的。為了給改革開放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面對國際霸權主義“得寸進尺”的步步緊逼,我們選擇了“忍氣吞聲”“ 委曲求全”“ 不斷退讓”。在南海問題上,提出了“韜光養晦,擱置爭議,主權歸我,共同開發”,結果是越退讓越讓他人看不起,不僅外國人看不起,就連一部分中國人都看不起。南海周圍的小國乘機而入,紛紛闖進南海,豎起了井架,“共同開發”,并且還惡意地提出了主權要求,有的還實施了主權行動,例如“南海仲裁案”。就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期間,越南竟有幾百艘漁船到海南島近海,已經屬于赤裸裸的侵略了,而我們在這些年沒有露出應有的獠牙,還在忍讓,還在自己一廂情愿的“和平與發展” 中扮演“和平民族” 角色 。這種忍讓在別人眼睛里就變成“軟弱可欺”了,“軟弱可欺”就給了霸權主義攪亂南海、攪亂我國安全的可乘之機。我們向往“和平”,但“和平”不是忍讓出來的,不是乞求出來的,也不是用金錢買出來的,而是靠民族精神打出來的。毛主席說:“我們愛好和平,但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面對霸權主義的步步緊逼,只有不怕戰爭才能避免戰爭,只有不毀滅才能避免毀滅。現在我們應該放棄“韜光養晦,擱置爭議,主權歸我,共同開發”, 拿起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我” 的武器, 向那些覦視我國南海的不屑之徒亮劍吧。不管背后有沒有美國的攪活,與美國的正面軍事交鋒始終躲不過去。現在是經濟和文化交鋒,軍事交鋒那是遲早的事。我們只有從“和平民族”轉向“戰斗民族”,解決南海問題,解決美國在我國周圍的布局問題,才能制止戰爭。毛主席說的好:“打得一拳出,免得百拳來。”在這場抗擊新冠病毒的國際舞臺上,中國遭受多國“嘶咬,甩鍋,索賠” 的合圍,恰好說明了“ 國家之間沒有永恒的友誼,只有永恒的利益”, 這是規律。在這個規律面前,一百張“講道理”“講法律”“講真相”“講理智”“講證據”“ 講和平”“ 講科學”的嘴永遠比不上一張蠻橫不講理的嘴。對待“白眼狼”國家,我們缺乏“主動批判”“ 主動造勢” 的進攻精神,都是被動地應對無恥挑釁。面對國際上那一張張“厚顏無恥,臭不要臉” 的邪惡嘴臉,只有樹立“主動批判”“ 主動輿論” 的主動戰斗精神,才能進行有力回擊,才能贏得主動。現在我們面臨著三個戰場,即:抗擊新冠病毒的抗疫戰場,抗擊資本主義滲透的文化戰場,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軍事戰場,只有“丟掉幻想,準備打仗”, 才是唯一希望。
第九,反思古今中外的“國學”,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毛澤東思想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大國學”。
在這場抗擊新冠病毒戰“疫” 中,中國樹立了令世界矚目的標桿。從疫情爆發到疫情判斷,從武漢封城到全國聯防聯控,從醫護人員馳援湖北到十四億人居家隔離,從網絡教學到居家辦公,從戰“疫”勝利到全國復工,處處彰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精神,處處彰顯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欣欣向榮的景象,處處彰顯著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和治理能力的高效性,處處彰顯著毛澤東思想當代價值的底色。反思改革開放初期,有些人借“ 文化大革命動亂” “毛主席晚年錯誤” 拼命抹黑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極力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理論指導地位。有的人不辭辛勞,翻遍古今中外的理論典籍,苦苦尋找所謂“治國” “經典秘笈” 的“國學”。有人把“孔孟之道” 奉為“國學”, 到處建“孔子學院” 。還有人從西方理論垃圾堆里把“三權分立”“ 君主立憲”“ 契約論”“ 西方經濟學” 找出來,進行一翻喬裝打扮后被奉為“國學”。 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中,別管這“國學”那“國學”,都不頂用,只有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中國人民軍隊、開創的“中西醫結合”道路和用《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 與“向雷鋒同志學習”“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鑄就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紀律、文化最頂用。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的最大“功績”就是讓中國人民找到了真正的“國學”——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是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最偉大的“圣人” ,毛澤東思想才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偉大國學”。
第十,反思“國力唯經濟論”,抗擊新冠病毒彰顯了“政治力×經濟力×精神力” 才是真正的國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對各國都是一次大考驗。”其實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治理體系的大考驗。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任何事情都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統一體。國家治理體系的治理能力實質上也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統一體,主要表現為政治能力、經濟能力和文化能力。政治能力主要表現為:社會制度、最高領導決策能力、政權機構組織能力,社會執行能力。經濟能力主要表現為:為治理體系物質提供能力、社會生產潛力。文化能力主要表現為:執政理念、社會價值觀、傳統文化底蘊、民族精神。這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進一步佐證了構成國家治理能力的政治能力、經濟能力和文化能力的關系是乘積關系,即:國家治理能力=政治能力×經濟能力×文化能力。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項要素為0,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為0 。上述“國家治理能力公式” 也可以用于抗擊新冠病毒能力的評斷:即抗擊新冠病毒能力=國家政治組織能力×醫療能力×文化能力。如果每項滿分按10分計算,美歐抗擊新冠病毒的能力=“0” 分的政治組織能力ד0” 分的“自由民主人權”文化能力ד10” 分的醫療體系和技術能力 = 0分。再看看,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的能力=“10”分的中國共產黨政治組織能力× “10” 分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化能力ד10”分的(完備的中西結合醫療技木+完備的工業制造能力)= 1000分。由國家治理能力也想到了“國力”二字。改革開放以來,“ 國力” 問題一直是理論領域熱議的課題。幾十年來,在“落后就要挨打” 教訓的激勵下,我們一直把追求GDP當成國力的追求目標, 主要標志就是“一切向錢看”。 盡管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體了,盡管我們擁有導彈、原子彈、航空母艦,盡管在這次抗擊新冠病毒中我們樹立了新標桿,但歐美國家卻不斷把“新冠病毒的責任”甩鍋給我們中國,不斷把強盜邏輯強加給我們中國,把我們當成“軟弱可欺” 的“病貓”。反思晚清政府以來中國近代史的屈辱歷史,反思七十年來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反思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與歐美的各方面博弈,反思全球各個國家抗擊新冠病毒的能力,得出一個結論:“國力”不僅僅是經濟總量的較量,也不僅是幾件新式武器的較量,而且還有政治能力的較量,民族精神的較量。現在我們不缺乏導彈,但我們缺乏把導彈打出去的勇氣,缺乏把導彈打出去的民族精神。如果一個國家僅有經濟總量,沒有民族戰斗精神力,“國力” 幾乎等于“零”。 所以,“國力=政治力×經濟力×精神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僅需要“經濟總量” ,還需要強大的政治能力和民族精神力。否則,僅有“經濟總量” 的“國力”就是任人宰割的肥羊。總而言之,2020年春天的全球抗擊新冠病毒的戰“疫”是世界上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經濟體制、兩種文明、兩種道德觀、兩種價值觀、兩種“治國理學” 的大碰撞。在這場大碰撞面前,“發達” 國家 的“文明神話”瞬間被碰滅了,一張張丑惡的政客嘴臉不斷被抽打,充分暴露了當代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掙扎性。而中國這個“落后” 的國家卻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團結性和朝氣蓬勃發展性。另外,對于我們中國自身來說,今后,只有用毛澤東思想不斷地反思改革開放的理念,用毛澤東思想不斷地矯正改革開放的方向,國家必將不斷進步,民族必將不斷崛起。
【作者簡介】池艷慧(1960-),男,中共黨員,大專學歷,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人,現為中國民俗學會會員。進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論》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思想的融合性研究,兼民俗文化研究。先后到福建師范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國防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河南科技大學、東北大學、山東大學、湘潭大學等地多次參加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全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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