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文章指出,要做好我國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習近平提出四點要求:第一,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第二,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第三,搞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第四,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領導下開展的文物考古工作的歷史,對于我們落實總書記提出的四點要求,應該很有啟示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文物考古事業不斷取得驕人的成績。在1970年代之交那短短幾年中取得的成績,正如原中共中央文獻辦常務副主任、原中國史學會會長、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及指出的:“確實取得了震動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馬俑、馬王堆漢墓、銀雀山竹簡、滿城的金縷玉衣等等。”(謝辰生口述 李曉東,彭蕾整理 著《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 文物出版社 2016年8月 第2頁)。
當時,大規模的國防工程建設和農村水利基本建設都在展開。這些往往都涉及到文物考古工作。經過多年的宣傳教育,廣大群眾對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都有了初步的認識,從而使各地文物部門能夠及時配合各項工程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珍貴文物。
1968年,北京軍區工程兵某連在河北省滿城縣陵山執行國防施工任務時,發現作業面底部出現了一個直徑約60厘米的洞。具備基本文物考古知識的官兵,經過簡單的探測,即確認是一座古墓葬。該連黨支部當即決定,停止作業,禁止人員下洞,安排站崗保護,并迅速報告了上級。兩天后,消息就傳到黨中央。周恩來對發現西漢古墓十分重視,在百忙中聽取匯報,親自部置了發掘工作。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精心挑選了19名同志組成了發掘工作隊前往現場。經過4個多月艱苦奮戰,在部隊的協助下,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了大量有極其重要的科學價值和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其中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當即轟動世界。
1971年以后,周恩來更加關心文物考古工作,對文物考古工作抓得更緊、更細、更具體。1972年,后來被譽為“國之瑰寶”的長沙馬王堆漢墓開始發掘。周恩來在日夜操勞國家大事的同時,先后作出五次指示。從發掘領導小組的組成到技術力量的安排,他都做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經歷過此事的專家回憶,“有些細節,甚至比我們專業工作者還考慮得細密。例如,一號墓的女尸剛出土,1972年6月17日,總理就指示:‘出土尸身和衣著、帛文還有其他文物非變質不可……必須立即采取辦法,將尸身轉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處理。非當機立斷不可。’”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后,二號、三號墓的發掘接連開工。湖南向國家計委呈送了建設庫房和二、三號墓發掘方案。周總理接到報告后當天做了批示,確定考古發掘項目方案框架,并撥出專項經費20萬元。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組成了中國文物考古史上最強的領導班子,參加的有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國家文物局局長、文物考古最權威的專家和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等。之后,周恩來就馬王堆的發掘保護等問題又先后作了三次批示。這個領導班子很快組合了全國相關領域的頂尖力量參與發掘保護研究和新聞宣傳。這樣的規格和規模,可以說是創造了一項至今未破的中國考古史上的紀錄。
1974年3月29日,陜西省臨潼縣晏寨公社西楊村村民在搞農田水利建設打井時發現了兵馬俑。這就是后來被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始皇兵馬俑。據當年接到命令擔任保護發掘的解放軍某部首長回憶,當時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是:在發掘過程中,要妥善挖掘、考察,嚴格保護好出土文物。一定要指派戰斗力強的部隊協助地方把保護、挖掘任務做好,要有高度負責的態度,完成好這項重要任務。后來駐軍派出了聞名全國、全軍的“紅九連”前往執行任務,并圓滿完成了任務。
1972年4月10日,在山東臨沂地區衛生局基建工地上,建筑工人發現了2000年前的西漢古墓,即銀雀山漢墓的一號墓。接下來又發現了二號墓。在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地區文物組的發掘中,發現大量竹簡,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及現存最早的歷譜等,共計4900余枚。由于山東方面技術條件有限,國家文物局批準運送到北京。1972年10月,國家文物局組織山東省博物館和全國抽調的專家學者,共同對這批竹簡展開全面的整理、保護和研究。1974年5月,竹簡整理工作宣告結束。6月,周總理親自批示,調撥專列火車將這批竹簡運回山東,并入藏山東省博物館。
1970年5月,周恩來說,許多外賓要求看文物,外電造謠稱,故宮三大殿皆被紅衛兵砸毀了,要抓緊故宮的恢復開放。1971年夏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在故宮的慈寧宮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馬上就出現了參觀熱潮,與此同時還吸引了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和各國訪華代表團前往參觀。特別是當時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包括美國總統尼克松,都參觀并贊揚了展覽。這使得中國文物在外交領域上大放異彩。外國謠言不攻自破。
那段時間的重大考古發掘及出土的無以計數的珍貴文物,不但對中國考古史產生深遠影響,而且還引起了世界各國文物考古界人士的高度關注。為了進一步宣傳中國政府對文物保護的一貫重視,周恩來指示組織最新出土的文物到國外辦展覽,這是非常有深意的。他親自審閱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錄。如此之多的珍貴文物齊齊亮相海外,頓時引起巨大轟動。以英國為例,從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文物展覽在倫敦持續了將近四個月,共接待觀眾77萬1466人次。時任英國首相希思親自主持開幕式,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也親臨現場參觀。我國“出土文展”的文物圖片,在倫敦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倫敦市雙層樓的公共汽車上,也都掛上了“金縷玉衣”的巨幅彩色照。倫敦市的大大小小商店,緊跟這股熱潮,在櫥窗里擺上幾件中國文物或是文物仿制品來裝飾。倫敦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利用這種良機,就地舉辦起中國文物展覽。倫敦許多知名的漢學家,則到處舉行講座,大講特講“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服裝”“中國古代發飾”等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相關報道評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來自歐美其他國家的游客也目睹了倫敦中國文物熱的盛況,其影響力輻射到整個西方社會,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形象。
繼英法兩國的展覽之后,我國又組織了展覽到日本、美國等十幾個國家,處處引起轟動。這不但使國外人士領略到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風采,同時還為新中國第三次建交潮增添了新的動力。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后來回憶:“許多同志可能還記得,當時推動我們外交活動的兩個重要項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松、田中角榮、希思、蓬皮杜等等來華時參觀的重要項目就是故宮、長城、云岡、龍門等等。”“通過舉辦出國文物展覽與許多國家進行了文化交流,促進了解,增進了友誼。這可以說是文物發揮作用的又一大舉措,應予大書特書的。”
來源: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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