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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建黨節｜韓毓海：大地上的學問

點擊：  作者：韓毓海    來源：北京文學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7-01 22:58:33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主要作品有《500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龍興：五千年的長征》等。

 

慶祝七一建黨節

 

大地上的學問

韓毓海

 

一.開局

 

中美關系走到今天，世界面臨百年未有大變局，我總是想起冀朝鼎。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接待美國智庫代表團，當年毛澤東42歲，周恩來36歲，策劃這次訪問的人是冀朝鼎，當時，他只有34歲。

 

1937年，遠在美國的冀朝鼎介紹美國智庫代表團訪問延安，6月23日，代表團成員會見了毛澤東，五天后，“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開始了。

 

延安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媒體、智庫交流放在中美關系的首位，美國訪問團里，菲利普•賈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國》的出刊人，這個刊物是冀朝鼎和他們一起創辦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亞》雜志的前身，代表團的另外一個成員托馬斯•亞瑟•畢森，他當時的身份是美國外交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在來延安前，他已經在《今日中國》發表文章指出：中國一定會憑借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本，鑒于這一未來結果，美國的政策必須明確選擇：究竟是站在中國還是日本一邊。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將來不得不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做出選擇。

 

畢森向美國政府和人民介紹說：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完全不同，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與《聯邦黨人文獻》中托馬斯•麥迪遜的主張相同，那就是必須維護農民的利益，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必須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正如當年美國革命的目標是為了使美國獨立自主于舊大陸一樣，中國革命的目標也是獨立自主，而革命的美國與革命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獨立自主，就是因為美國都擁有廣闊的土地，諸如英國、日本這樣狹小的國家，只能依靠工商業和殖民地而生存，斯大林模式的工業化也建立在榨取、犧牲農民和壓制其亞洲領土的基礎上，而這種依賴型的發展方式。

 

與其說中國共產黨人是斯大林主義者，不如說是麥迪遜主義者，即是美國人民所熟悉的“土地派”。

 

畢森呼吁說，任何一個維護美國憲法的人，任何一個贊成麥迪遜主張的人，任何一個熱愛土地、主張土地權利的美國人，都會天然地贊成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而與中國共產黨相對立，中國國民黨只代表中國沿海的少數買辦的利益。中共領袖與普通紅軍戰士穿著一樣的軍裝，周恩來兜里只是多了一只鋼筆，而國民黨軍隊則是一群強盜，即使對美國人也是如此，他們會為了搶一塊手表而殺人。

 

畢森做出這樣的判斷，一定程度上基于他自己在中國的慘痛經歷，畢森的岳父是傳教士，是金陵大學的創辦者，但在北伐時期被國民黨軍隊槍殺了，國民黨的士兵要搶他的手表，而那塊手表是畢森岳父父親的遺物。

 

大名鼎鼎的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也是訪問團的成員，他關心中國的邊疆和少數民族問題，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當時，他在延安采訪調查的主要方向是：紅軍在長征中是如何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壯大的，以及紅軍中少數民族戰士的情況。這種調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觀點：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像當年的隋唐一樣，從中國的西北邊疆興起，團結各少數民族，席卷中原，統一天下。

 

代表團成員幾乎都出身于傳教士家庭，與賽珍珠的父親一樣，畢森的父親長期生活在皖北農村，拉鐵摩爾的父親則在內蒙與河套地區傳教，所以，拉鐵摩爾能說地道的西北話，還喜歡唱“酸曲”。

 

杰佛遜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選民，并賦予他們許多真正的美德的話，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勞動者就是上帝的選民。在中國共產黨人深入偏遠農村的最底層之前，這樣做的只有西方的傳教士，他們知道中國最底層百姓的無助與絕望，也知道他們生存的韌性，于是，這些到訪延安的美國人與共產黨人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毛澤東后來說的，“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上帝就是全中國的老百姓”。

 

賈菲夫婦訪問延安期間，看到紅軍缺醫少藥，回到紐約后，他們把這種情況通過冀朝鼎介紹給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于是，他們立即攜手行動，成立了“國際援華委員會”，募捐籌款，并于來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為首的美加醫療隊來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

 

在訪問延安時，畢森曾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英國是否會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國抗日？或者為了平衡與日本的關系，而鼓動中日妥協反對蘇聯？因為國民黨與日本共同的敵人就是蘇聯，一旦國民黨與日本妥協而反對蘇聯，那么南京是否將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鎮壓呢？

 

毛澤東對此的回答是：蔣介石是一個“階級的政治家”，他在國際上選邊站隊的出發點是階級利益，因此，蔣介石對于世界形勢有兩個根本的誤判，第一，他基于意識形態原因，認為中共會把蘇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樣基于意識形態原因，他認為美國和英國會把中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種對于大勢的錯誤判斷，根本上基于蔣介石集團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發點是，我們沒有任何特殊利益，我們的出發點是追求中國的獨立自主，中國人民的生活與生存，只要贊成這個出發點，無論是誰，我們都愿意與他們合作。

 

國民黨反對蘇聯，是因為意識形態原因，但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利益，蘇聯是唯一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但這些援助全部給了國民黨，而沒有給過共產黨一槍一炮，這就說明了問題。

 

英國反對蘇聯，也是因為意識形態原因，但因為德國威脅了英國的特權和利益，正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特權與利益，英國最終會放下意識形態，選擇與蘇聯合作。

 

毛澤東這樣說，“當然，盎格魯-薩克森人民向來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驕傲。他們當然可以擁有自己喜歡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們肯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最好還是能在蘇聯的幫助下，維持自己的那些特權。因為思想不可能總是與行動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中國人民完全可以獨立自主進行抗戰，抗戰的目標也是中國的獨立自主，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中國很大，領土遼闊，內部不平衡，中國西北地區數千年都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這里是中國抗戰的核心，中國生存、發展的基本結構是由秦漢隋唐奠定的，這個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這個獨立自主的結構。換句話說，今天被稱為“邊區”的地方，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是中國的中心。

 

1941年，羅斯福總統派拉鐵摩爾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那時，他告誡美國政府與人民說，蔣介石和國民黨是美國的大麻煩，將來，美國最壞的結局是被蔣介石拉下水，永無止境的給這個無賴擦屁股。

 

這個預言被自稱蔣介石堅定擁護者的黃仁宇所證實，作為國民黨軍人，黃仁宇悲哀地說：抗戰期間，蔣介石與國民黨最大的不名譽，就是使美國人堅信，是中國把美國推入了戰爭，如果沒有美國的拯救，中國勢必被日本滅亡。

 

鄧野先生是極好的學者，他的《蔣介石的戰略布局》一書的核心是說，蔣介石作為一個戰略家，他最偉大的地方就在于，在抗戰期間縱橫捭闔于國際舞臺，最終成功選邊站隊，把美國拉下水，靠英美蘇三大國，打敗日本，成為戰后世界秩序的最大獲益者。

 

沾美國便宜，搭美國便車，乃至拉美國人下水——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最大的不名譽，有人則認為這是臥虎藏龍、韜光養晦，是偉大的戰略。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立場不同，結論自然不同。

 

就這樣，冀朝鼎幾乎憑一己之力，策劃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智庫之間的第一次高層接觸，這次極為成功的訪問，給美國人民和政府造成了這樣的印象：中國共產黨人是把窮人當上帝的人，他們和美國人民一樣熱愛土地與農民，代表最廣大的中國農民的利益，用賽珍珠的著作的名字來說，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倫•斯諾的著作的名字來說，他們就是《紅塵》，即他們如西北的大風與黃沙，以偉大的力量，鑄造著中國。

 

與中國共產黨相對，國民黨則是一幫算計美國、搭美國便車、拉美國下水的麻煩制造者，是一群需要美國擦屁股的無賴。

 

這就是中共與美國關系的開局，是一個良好的開局，撫今追昔，無論歷史風云如何變幻，中共與美國關系的開局，決定了中美關系的根本走向。

 

如果沒有這樣的開局，就不會有1972年的尼克松“震動世界”的訪華。

 

冀朝鑄，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他是新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1972年尼克松訪華，一下飛機，就向周恩來伸出手（周恩來后來說，他這是從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當時，站在尼克松和周恩來之間的人，就是冀朝鑄。鄧小平訪美，白宮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站在鄧小平與卡特總統之間的人，還是冀朝鑄。

 

那時，冀朝鼎早已經過世了，他生前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真正辦大事、開新路的人，不會讓你知道他是誰，更不會讓你知道他在辦什么大事——道理很簡單，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揚揚、敲鑼打鼓，那事情就辦不成了。

 

偉大的思想是孤獨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奮身孤往的。這是孤獨的、勇敢的事業。

 

豈有文章驚天下，鄧稼先出名，是在“兩彈”完成之后，是在他去世之前，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還是一個傳說。

 

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讀書人都沒有名，名氣對他們一文不值——辦大事與出大名，這完全是兩碼事。

 

二.“紐約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陽人，他出身名門，父親冀貢泉先后擔任過山西司法廳長和教育廳長。

 

1916年，年僅13歲的冀朝鼎考入清華學校。1919年，熱血少年冀朝鼎參加了五四運動，在六三大宣傳時被捕，那個時候，他只有16歲，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學生最多，瞿秋白、張國燾同日被捕，北大劉仁靜，也是那天被抓進去的，當時也只有17歲，法庭審判，問劉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

 

被捕學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劉仁靜，清華最小的是冀朝鼎。

 

孫中山說，國家的實質就是戰爭，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戰爭之外，有了大規模外交，而外交又有政府外交與民間外交，五四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民間外交的勝利，它使世界認識到，中國的主權在民，也鼓勵了中國的國民民主運動。

 

1939年9月9日，國民黨政治部長陳誠上書蔣介石時則這樣說：英法對于弱小民族之一貫政策，決不愿其獨立解決，故對自己言民主，對任何弱小國家，不能言自主也。

 

五四運動要的是民主還是自主，是“啟蒙”還是“救亡”，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論。

 

1924年，21歲的冀朝鼎以優異成績被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錄取，赴美留學，在去美國之前，他專門去北大拜訪了李大釗。

 

1926年，冀朝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而博士論文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篇論文震驚了美國政界與學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歲。

 

那個時候，冀朝鼎的研究關心戰爭與稅收問題，在他看來，西方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剝削其國內的工人階級。正如唐代之后，中國的基本經濟區在江南，工業革命之后，大英帝國的基本經濟區則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國內。這是當今世界結構的要害。

 

于是，在寫作博士論文期間，1927年，冀朝鼎就去歐洲參加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同盟大會，在歐洲，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團工作，并擔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的翻譯和秘書——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冀朝鼎就已經與鄧中夏結為好友，鄧的父親鄧典謨，與冀朝鼎的父親冀貢泉，都是民國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結束歐洲之行，回到美國，并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中央局，和賈菲夫婦一起創辦了《今日中國》，這個雜志后來改名為《美亞》，《美亞》雜志吸引了美國最優秀的學者，《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的作者歐文•拉鐵摩爾，就是這個雜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在紐約出版，給冀朝鼎帶來了巨大學術聲譽，通過紐約的學術圈，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據說還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而柯弗蘭又將冀朝鼎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羅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助手白勞德，而白勞德后來成為美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美國總統周圍的學者們將冀朝鼎的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依據，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和意見，很多就來自延安。以至于麥卡錫后來認為，抗戰期間的美國駐華外交人員，基本上被美國共產黨策反了。

 

置身紐約和美國財政系統，冀朝鼎對于美國的財政金融結構極為熟悉，美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締造于美國立憲時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開創者，與杰佛遜和麥迪遜不同，漢密爾頓的基本主張是——建立一個富人支持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個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就在于財政與金融，具體說來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過地租稅、人頭稅、貿易關稅，以保證財政稅收能夠支付銀行借款的利息——且僅僅是償還利息而已。

 

自美國立憲時代起，杰佛遜、麥迪遜就激烈反對漢密爾頓的設計，他們認為，漢密爾頓的制度設計有幾個缺陷：第一，使美國政府依賴銀行借款，這種借款不僅來自富人，而且來自舊大陸特別是英國；二，使美國財政依賴于向老百姓課稅，特別是向農民課稅；三，使美國的財政體系依賴銀行債務，這不但使美國不可能獨立自主，而且更為美國財政破產奠定了基礎。

 

在羅斯福新政時代，美國政府的一個態度轉變，就是要扭轉漢密爾頓的“金融邏輯”，以維護美國在世界上的獨立自主，包括在金融方面，結束美國對于歐洲金融市場的依賴——這是當時財政部的主要觀點，當然也是冀朝鼎的觀點。

 

1941年，冀朝鼎回國，先后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并兼任圣約翰大學、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等。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到上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冀貢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館。

 

宋靄齡親切地稱冀朝鼎是“紐約男孩”——在四大家族看來，冀朝鼎是一個單純的書呆子，是一個被美國教育培養的極為純潔的西方紳士，據說，有一回，宋靄齡專門請廚子作了山西菜請他，宴席起初擺在院子里，只有主客二人對飲，席間，宋靄齡突然說，院子里冷，我們到屋里去吧！冀朝鼎恭敬起身說：時候不早了，感謝夫人的款待，我失陪了。

 

事后，宋靄齡對孔祥熙說，你那位小老鄉，是個財色不動心的柳下惠。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在冀朝鼎主持下，金圓券幣制改革推出了。

 

當時，蔣介石打內戰，需要錢，想錢想得抓狂，那個時候，冀朝鼎給他出了一招——讓法幣與白銀和黃金脫鉤，發行金圓券，蔣介石大喜過望，立即實行，結果是貨幣崩盤，金圓券一瀉千里，經濟崩潰，人心全失，國民黨因此丟了江山。

 

而這一改革，完全符合漢密爾頓的“金融邏輯”——向富人借款，向窮人課稅，以借款利息為基礎，大規模發行紙幣。

 

蔣介石認為，這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學說，冀朝鼎當然知道，這其實是亡國之策，但既然蔣介石喜歡，他順水推舟，就這樣辦了。

 

1947年，解放戰爭開始，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突然想自殺，而冀朝鼎就是那個給他遞刀子的人。

 

共產黨不是靠硬實力打敗了國民黨，共產黨的迅速勝利，能抓住了人心這個軟實力，固然最重要，但更為值得思考的，則是共產黨如何運用了巧實力。

 

有一個轟動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據說，其中就有冀朝鼎的影子，但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1947年3月毛澤東撤離延安，僅僅一年之后，國共雙方便攻守逆勢，這里面，一個是靠毛澤東大智大勇，以四個連拖著胡宗南在陜北轉圈，以此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大局，一個是靠金圓券改革毀了國民黨的經濟，亂了蔣介石的后院。

 

否則，你怎么解釋——以共產黨不到100萬軍隊，在兩年內就擊潰了國民黨900萬現代化軍隊？

 

冀朝鼎，這個人辦過什么大事？我舉三個例子：

 

金圓券、法幣改革，人民幣制度的創立，“第三世界”陣營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參與構造這三個制度的人。

 

金圓券的幣制改革，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政權垮臺，人民幣制度創立，為新中國奠定了基礎，“第三世界”陣營的形成，改變了世界格局，為今天的“一帶一路”開了先河。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長、副董事長；他創立了包括廣交會在內的中國對外貿易體系，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會長。

 

如果說，20世紀的中國，哪個讀書人最厲害，那么，我個人認為是冀朝鼎，為什么？就憑他一篇薄薄的小書——《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

 

三.統一與分裂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部著作完成于1926年，1929年在紐約出版——李約瑟曾經這樣評論說，這是迄今為止，一切西文中關于中國歷史發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一本小書，就壓倒了“一切西文中關于中國歷史發展方面的著作”——這個評價有多么崇高！

 

一個廣土眾民的大的共同體的基礎是什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冀朝鼎提出了“中國基本經濟區”的范疇，他指出：在傳統中國那樣一種零散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統一的基礎、中央集權的基礎，就在于中央能夠建設并有效控制基本經濟區。所謂基本經濟區建設，又主要是靠水利與交通的建設達成的，古代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被看成控制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所謂分裂與割據，一方面在于基本經濟區的爭奪，另一方面則在于地方建設造成的基本經濟區的擴大與轉移，占優勢的經濟區一旦確立，控制了基本經濟區的首領，就獲得了優越的物質利益而勝過與之競爭的其他集團，最后把國家統一起來。

 

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秦漢時期，中國的基本經濟區在黃河中下游，三國、南北朝時期，四川與長江下游逐漸得以開發，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大運河縱向溝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繼承了上述基本經濟區外，由于首都離基本經濟區太遠，遂有開發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區的設想——但這個設想并沒有真正得以實施。

 

古代中國的所謂國家能力，其實就是控制與建設上述基本經濟區的能力。所謂“統一”與“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經濟區的存在，導致了土地制度與賦稅方法的地理差異，影響了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產方式上的區別，在此基礎上，土地制度、賦稅與商業以及高利貸資本發展程度的差異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這部杰作，當然是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其核心觀點，至今恐怕依舊難以超越。它深刻揭示出：戰國時代，中國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間，爭奪要害在隴南；漢代以降，中國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這是絲綢之路的咽喉；隋唐繼之，屏蔽關中者，為上郡（陜北），聯系關中與巴蜀者，為隴南，扼守絲綢之路者，為河西走廊，這就決定了——今天所謂“陜甘寧”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

 

唐宋以來，這種形勢因運河開通而改變，中國的發展趨勢，由西北而東南。自此之后，中國治理體系之要害，就在于長江流域基本經濟區的建設與控制，與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從這樣的角度看去，從王安石到顧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強官員（官僚體系）治理這一區域的能力。

 

同時，冀朝鼎的這部著作里面，還包含著一個更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元代以降，中國治理發生的又一重大變化。

 

因為元代以降，中國的版圖極大地擴大了，北方草原文明被納入進來，元代的治理體系，是從治理草原地區的經驗發展而來，明代則進一步有了“海國”的問題，而到了清代，中國的治理體系終于包納了居國、行國、海國三個方面。這樣一來，元代以降，中國的治理問題，當然就不僅僅是增加對于江南基本經濟區的治理能力的問題，王安石以降那個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問題，則進一步成為魏源所謂如何統合居國、行國、海國之間動態平衡之問題。

 

換句話說，中國的治理問題不僅是一個立足于基本經濟區發展經濟的問題，更是一個維護包納以上三種生產方式的治理體系的內部復雜平衡的問題。簡而言之，維持這樣龐大復雜的治理體系的運行，與增強基本經濟區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今天我們說所謂“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不是一回事的意思，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簡而言之，唐宋以來中國治理的問題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增加國家的經濟財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對基本經濟區的建設與控制，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簡稱為“治理能力問題”。另一個，則是維護三種生產方式之間的融合與平衡，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里的關鍵，就是要處理好“沿海與內地”、中原與邊疆之間的關系，《論十大關系》中集中討論的問題，則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治理體系”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說，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在于治理能力下降所導致的經濟、生產力不發達的問題（實際上，清代的經濟總量并不低），而在于治理體系瓦解造成的共同體分裂問題。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那個洞見是完全正確的——控制了中國的基本經濟區，并不意味著就能夠控制中國。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大勢，并非是以居國去統治“行國”和“海國”，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國發展的大勢是以邊疆包圍中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體系控制南方的經濟區，毛澤東的視野超越孫中山、蔣介石，以及那些妄圖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之處，庶幾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論斷，深刻揭示了傳統中國治亂興衰的要害，戰國到唐安史之亂，中國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間（即陜西與四川之間），二在陜西與西域之間（絲綢之路決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這都決定了陜甘寧地區的戰略地位。運河開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與黃河之間，這就決定了鄂豫皖、魯西地區作為樞紐的戰略地位。

 

陜甘寧、鄂豫皖和魯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來江南基本經濟區開放的結果，而這個問題，到近代則發生變化——因為帝國主義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國的基本經濟區，而且是從海洋方向進行控制，反過來說，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國的失敗，導致了與海國密切聯系的基本經濟區治理的失敗。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經濟區的瓦解，導致了中國國家能力的衰敗和中央集權的崩潰。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企圖重新控制中國基本經濟區的政權，都不能不受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欲以此為基礎建立中國政權，要么必須與帝國主義結盟，要么必須與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結盟，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沒有出路。

 

持同樣看法的人，就是錢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里說，“今天中國，全為西方商業吸引，大家都跑向海邊。但一到海邊，便沒有什么地方可走，粵人便向南洋海外跑，這亦是一種開創精神，對國內經濟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國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養護培植，如是則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擲了，許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費了。”

 

那么，在基本經濟區被從海洋方向控制的條件下，中國重新恢復國家能力的立足點，究竟何在呢？

 

特別是，當著抗戰期間，滇緬公路被封鎖，中國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與西南之間的聯系，中國抗戰的根據地只能是陜西與四川——而這就是一個新的秦楚問題，聯系秦楚的要害，就是陜甘寧地區。

 

四.戰爭與游牧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由中央蘇區而鄂豫皖，完成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的匯合，這是天意，陜甘邊根據地對于中央紅軍的接應，進而建立陜甘寧根據地，這更是天意。

 

它仿佛使中國歷史，螺旋式上升，最終與秦漢隋唐匯合。

 

與蔣介石和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不同，毛澤東所關注的不是中國的基本經濟區，而是基本經濟區的邊緣地帶，以及基本經濟區內部的“邊緣人口”。

 

與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近代革命者不同，毛澤東關注的不是“反清復明”這樣的問題，他關注的是行國、居國、海國之間的動態的平衡與不平衡。與此相關的，便是核心經濟區內部的不平衡問題。

 

毛澤東的革命理論，當然與蘇聯的無產階級城市暴動學說同樣有很大的差異。實際上，他的思想起點，是通過突破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簡而言之，毛澤東的革命不僅是一場階級革命，更是一場文明革命、文明復興。毛澤東的革命，是為了恢復晚清之后瓦解了中華文明的內在平衡而進行的革命。在毛澤東看來，正是因為這種平衡的瓦解，中國的傳統治理體系解體了。

 

毛澤東很早認識到：中國的基本經濟區并不是封閉的，而是一種開放的動態平衡體系，作為“居國”和用于定居的農耕區，其人口歷來是流動的，其吸納流動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規模最大的流動人口，是被稱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晉以來，在草原文明的擠壓下，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的一個持續性的結果。江西和福建是中國客家的重要落腳點，由于當地人占據了平原和平地，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區，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國基本經濟區的土地問題，在這兩個群體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井岡山的斗爭，當然是農民的土地革命，但更為確切地說，這也是以客家人為主體的土地革命，如果沒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岡山的斗爭”幾乎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內部出現的各種分歧，即使可以被視為路線斗爭和路線分歧，但是，如果不考慮當時的黨內、紅軍內部存在的當地人與客家人的矛盾問題，這種分歧和斗爭就不能得以深刻地解釋。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以“客家人（永新人）的女婿”的身份，成為紅軍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一種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結合。毛澤東不僅深刻認識到了中國基本經濟區內部的不平衡問題，而且更為深刻地洞察了中國存在的三種生產方式的不平衡問題，這就是為什么隨后的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基本上就是基本經濟區的邊緣——基本經濟區與草原山地文明之間的接合帶進行的，這也就有了舉世矚目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從客家人的聚居區——贛南和閩西出發，穿越苗族、藏族地區，直達回族聚居的陜甘寧。

 

什么叫“地球上的紅飄帶”？建立在三種生產方式內在平衡基礎上的中華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時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長征，以一種難以想象的奇觀，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與中國的基本經濟區聯系起來。如果借用魏源的話來說，這就是以革命戰士的血肉之軀，把“居國”與“行國”重新凝聚為一個整體。中國共產黨人的長征，縱橫兩萬五千里，犧牲慘重，而正是這種慘重的犧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華文明的重建。當毛澤東把長征稱為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時，我們應該深思：怎樣把長征視為中華文明內部的一次最偉大的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導致了中華文明的重建，長征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寫照。

 

1937年，歐文•拉鐵摩爾和《今日中國》雜志代表團訪問延安，這個雜志就是冀朝鼎參與創辦的，在這次訪問之后，拉鐵摩爾提出了“內亞”問題。

 

什么是“內亞”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絲綢之路問題。從長期發展看，亞洲內陸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發動機，這個地區的游牧民族的擴張，造成一種持續的壓力和動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華文明是在回應亞洲內陸游牧民族擴張的壓力中發展著的——這就是著名的“內亞學說”。而拉鐵摩爾的新婚旅行，就是沿著長城考察中國西北和蒙古地區。

 

中國向南發展，核心是秦楚關系，中國向歐亞大陸發展，核心是漢唐與西域之間的關系，戰略要害，一在隴南，一在河西走廊，這就決定了陜甘寧地位乃王道之發源地。在后來成為經典著作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一書中（1940年出版），拉鐵摩爾這樣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西北實行的聯合少數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其實是中國歷代“王道”的延續，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共產黨將可以通過聯合少數民族，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斗爭中，先是占領中國廣闊的邊疆地區，然后如同當年的隋唐一樣，以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為根據地，最終推翻盤踞中原和沿海的腐敗統治者——一個新的、統一的中國將會形成，與此同時，內地與邊疆之間互惠的、分享式的發展方式，將會得到重建。

 

1937年的延安之旅，拉鐵摩爾的任務之一，原本是充當美國的翻譯，而1945年3月11日，正是由于《美亞》雜志刊發的一篇文章被麥卡錫指為泄密，該雜志受到搜查，當年的美國駐延安聯絡組組長約翰•S•謝偉思隨即被捕，席卷美國的麥卡錫迫害運動從此開始。

 

但是，這并沒有阻擋拉鐵摩爾“內亞”理論的傳播，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內亞”理論的勝利。

 

有了這樣的視野，我們就可以再來看轉戰陜北的意義。我堅信，我們的后人有一天終將會這樣理解轉戰陜北的偉大歷史意義——因為更為發人深思的是：1948年，當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澤東再次率領中國共產黨人轉戰陜北——他親自帶領的部隊只有不到800人，他們先是一路北行，幾乎抵達內蒙古核心區的毛烏素沙漠，然后在陜北的佳縣、吳堡東渡黃河，沿著山西一路疾行，最終到達西柏坡——這條道路，劃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與中原地區的分界線。

 

轉戰陜北，采用的是一種典型的“行國”——即蒙古游牧戰爭方式，是草原戰爭方式對中原戰爭方式的勝利，它是以沒有后方、斷掉后勤，高度機動的突擊方式，擊潰了高度依賴后勤輜重，高度依賴官僚程序，因此移動緩慢的敵人。

 

望長城內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毛澤東和共產黨人，就是這樣以騎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與中原文明重新結合在一起，實現了這個接合帶的革命化，特別是“長城地帶”的革命化——它是長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紅飄帶”的延續與完成。

 

在這條道路上，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以徒步行軍的方式，把馬克思主義真理與中華文明結合起來，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了光輝燦爛的中國道路。

 

中國革命當然是一場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但是，如果把波瀾壯闊的長征與毛澤東轉戰陜北聯系起來看，那么，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就是中華文明史的濃縮版。這是因為，從漫長的歷史看，中華文明的形成，實際上就是草原山地文明包圍基本經濟區、占領基本經濟區，并最終形成一個新的治理體系的過程；是中華文明在這兩大區域的融合中，不斷走向復興的過程。

 

我以為，《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要與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結合在一起讀，那才能讀得有味道。而讀這上面兩本書，只有把《精神現象學》、《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作為“延伸閱讀”，才能領會得深。

 

因為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不能掛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果像飛機那樣，只是在天上飛，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煩。

 

馬克思主義能夠結出什么果實，要看我們腳下的土地。

 

我們今天做學問，很難超過冀朝鼎的那本小書，我們辦不了他那樣的大事，現在的讀書人，知道他的也很少——但我以為，他永遠是我們學習和追隨的榜樣。

 

這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學問，把馬克思主義，寫在了中國的大地上。

 

大黨大國，應該有大學問。

  

五.從黑格爾到馬克思

 

1937年，周恩來36歲，冀朝鼎34歲，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國訪問團成員的年齡，都與他們差不多。

 

今天，像他們這個年齡的人，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還能干出他們那樣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嗎？

 

時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時代，美國與中國的年輕人，面臨著同樣的處境。

 

寫下《大地》和《紅塵》的賽珍珠與海倫斯諾，如果生活在今天，會面臨著這樣的局面——由于農業的現代化，由于機器生產已經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所以，今天已經不需要巨大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了，農村青年的出路是進城打工，“大地”與“紅塵”作為世界的背景，在他們面前消失了。

 

由于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文化與技術的工作越來越靠機器來完成，人類的勞動越來越不重要了，于是，對于年輕人來說，依靠文化與技術勞動，找一份可持續的工作，追求可持續的收入，便得日益艱難——無論對于中國還是美國來說，都是如此。

 

當然，為了爭取勞動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勞動的共同體而斗爭——這一主題沒有過時，但是，今天這種斗爭越來越艱難了。

 

靠一個國家，不能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里面，不能沒有中國，也不能沒有美國。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中國和美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呢？

 

有一種說法：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就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按照這種說法，似乎人類命運共同體，只存在于未來，即只有將來世界大同了，才能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實，馬克思不是這么說的。他說的是，人類是靠共同體生存發展的，因此，在人類發展史上，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既不是只有一種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來的烏托邦。

 

在寫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馬克思寫了三個《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其中最偉大的一個，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與《資本論》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的主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考察人類歷史上各種形式的共同體的發展與演變，而后者的主題則是“資本”。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馬克思這個手稿里講的最集中，講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要從這個手稿出發。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開頭說，從漫長的人類歷史看去，人是靠共同體生存發展的，人類歷史，就是維護人類共同體生存與發展的歷史，相對于共同體而言，自然、勞動、財產，雖然必不可少，但卻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構建共同體的手段。只有共同體本身，既是人生存發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說，人類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遷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遷徙，而這意味著，相對于共同體，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類共同體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對土地的依賴很低。

 

一旦人類終于定居下來，他們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其實也并不是土地，第一位的還是要靠共同體，定居文明發展的前提，就是進行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建設，有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長期的定居與土地的長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規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體統一意志的產物，所以，馬克思說，大規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體統一意志的產物，也是維護共同體統一意志的條件。

 

這里，馬克思講了一段著名的話，提出了“亞細亞所有制形式”：“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凌駕于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

 

什么是“亞細亞所有制形式”？“亞細亞所有制形式”是指廣土眾民的定居文明，廣土眾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夠長久，就是因為大的共同體有統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這種共同體統一意志，尤其表現為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產物。

 

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統一”，統一是共同體意志的體現，而它的對立面就是分裂，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義，就在于它“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言下之意是：共同體越大，生存能力、持續能力就越強，總起來說，大的共同體，總是比小的共同體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簡而言之，“亞細亞所有制”的核心問題，便是“統一”與“分裂”，是說大的共同體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而把“亞細亞所有制形式”等于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王權專制，這是完全錯誤的，也根本不符合馬克思的思想。因為前一種是指廣土眾民的大共同體的特征，后者則是小國寡民的產物。

 

馬克思又繼續分析說——在廣土眾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類共同體發展的第二種形式就是搶劫和掠奪，它的方式是戰爭，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臘城邦就建立在戰爭與掠奪的基礎上，是最典型地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臘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戰勝者是主人，戰敗者是奴隸，主奴關系的確立，這就是黑格爾敘述世界歷史的起點，也是黑格爾與馬克思敘述歷史的一個重要區別。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戰爭與掠奪，這是其不同于大陸上的定居文明的鮮明特點。

 

人類共同體發展的第三種形式是商業，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為占領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據點里，他們的生活，依賴于商業的供給，正是商業，把中世紀歐洲的城市與農村，把地中海文明與歐亞大陸文明，把不同的共同體形式聯系起來，歐洲的商業就是這樣在中世紀發展起來。

 

馬克思和黑格爾，都認為人靠共同體而生存與發展，但說到共同體的形式，馬克思的手稿里面，講了遷徙、定居、戰爭、商業、勞動、資本——一共是六種形式，而黑格爾則只講了戰爭和勞動這兩種共同體的形式，他更把這二者之間的轉變，視為古代共同體向現代共同體的轉變。

 

從戰爭的共同體，向勞動的共同體的轉變，這就是黑格爾的主人-奴隸辯證法的核心。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里說，主人因為戰勝而享受奴隸的服務和勞動成果，奴隸因為戰敗而被迫勞動，但是，在勞動中，奴隸卻創造了一個物質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隸在被迫的勞動中，在不斷改造著物質世界的同時，也不斷地提高著自己的勞動技術，從而通過勞動這種“自我教育”，不斷改造著自己的主觀世界，不斷提升自己、改造自己、發展自己，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基礎——主人與奴隸的辯證法。

 

辯證法的實質就是變化，而主人的特點是不能變化、拒絕變化，因為變化就意味著他垮臺，就意味著其喪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沒有發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沒有辯證法，所以他在“奪取政權”就失敗了——主人在勝利的那一刻就失敗了。而奴隸渴望變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勞動中，不斷改變著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勞動創造了世界，這意味著奴隸創造了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充滿可能性的世界。

 

勞動創造世界，奴隸創造歷史——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實質，也是現代革命思想的實質，不過，這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因為這是馬克思從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里讀出來、繼承來的東西。

 

實際上，從勞動的意義定義現代性的巨著，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而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論》的偉大貢獻，是從“資本”的角度定義現代性，對資本的論述，才是馬克思對于現代性最大的貢獻，《資本論》對于資本的論述，最核心的在其第三卷，這一部分，是從馬克思早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展出來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恩格斯的修改，這一部分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有機、必然聯系，被完全割斷了。而在后來的《資本論》研究中，這一部分最不受重視。

 

研究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我們一定要知道——在經濟上提出勞動價值論的是李嘉圖，在政治上倡導勞動價值論的是洛克的《政府論》，而從精神現象學角度，深刻論述了勞動創造世界的則是黑格爾。

 

黑格爾還說，如果單挑，奴隸永遠干不過主人，這是因為奴隸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隸通過勞動和交換，搞出個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并在此基礎上搞出一個現代國家這種共同體的新的、絕對的形式，那主人就徹底廢了，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在這種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勞動者，也都是交換者、所有者，他既是一個個人，也是一個主權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這就是盧梭的邏輯，也是法國大革命的邏輯，從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與奴隸，從此“世界是平的”——歷史到此終結。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爾，也就此終結。

 

馬克思是從被黑格爾終結的歷史那里出發，開始了他偉大的思想。

 

黑格爾說，勞動共同體，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體，奴隸通過勞動和集體斗爭，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最終消滅了主人-奴隸的關系，實現了辯證法。

 

馬克思完全不贊成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勞動不是最后一個共同體的形式，而只是一個過渡期，這個過渡期標志著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的原始形成”，隨后到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資本對于勞動的支配。

 

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所說的人類最后的理想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的支配力量是資本，而不是勞動，此前的一切人類社會，都是靠共同體而生存、發展，但是，只有這個資本主義是特殊的，這個社會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它不需要人類共同體，不需要人類勞動，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人。在這個社會里，人將會變成普遍的“宅男宅女”，他們只跟機器玩，只跟錢玩，這個社會意味著共同體的瓦解，這個社會絕不是人類的理想，而是人類的災難。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說，資本主義社會需要的是資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勞動者，因為這個社會的實質是“資本”，而不是黑格爾所謂“勞動”。馬克思說：“對資本來說，工人不是生產條件，而只有勞動才是生產條件。如果資本能夠讓機器，或者甚至讓水、空氣去從事勞動，那就更好。而且資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動，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過交換來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當代意義的一節，就是《機器體系和科學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化》，在這里，馬克思提出：利潤的驅動決定了科學發展的方向，而資本主義的勞動的最終理想，是以機器代替人，是以機器人體系，代替人類社會體系，最終，就是一個機器的體系，代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個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和共產主義條件下的社會生產力》中，馬克思簡要地說，共產主義是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共同體，去掌握機器體系，是工人階級的勞動共同體支配機器人，而不是機器人支配人類社會，馬克思最后以猜想的口氣說，這里的第一步是“機器一旦比如說變成聯合的工人的財產”。

 

用今天的話來說，數字技術、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機器人是重要的，正如華為是重要的一樣，而真正重要的是，機器體系掌握在誰的手里，資本掌握在誰手里，于是，最重要的在于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話，即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怎樣“以改變了的、由于歷史過程才產生的新的生產基礎為出發點”。

 

《資本論》是未完成的，這不僅是指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兩卷是由恩格斯幫助整理，在馬克思去世后發表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了創作《資本論》，馬克思其實寫了四個手稿，如果不研究這四個手稿，恐怕就很難懂得，馬克思究竟是在怎樣的艱難曲折中展開他的思想的。

 

非常可惜的是，對這三個手稿，給馬克思介紹出版商的拉薩爾看了很不滿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滿意，燕妮讀后甚至說，自己“對卡爾的寫作天才產生了懷疑”，這對馬克思產生了非常沉重的打擊，他因此不得不拋開手稿的思路，另起爐灶。

 

“偉大也要有人懂”。誰都不容易，馬克思更不容易。

 

現代有兩個革命，一個是黑格爾思想指導下的革命，這就是建立勞動共同體，就是勞動者當家作主。還有一個就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革命，那就是勞動者掌握科學技術，掌握資本。

 

簡單說，這就是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關系。

 

1945年，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二部演講，提出我們要進行兩個革命，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前一個革命，是后一個革命的基礎，但是，如果我們不進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勞動者不掌握科學技術，不掌握資本，勞動者就不能真正獲得解放，文件上規定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就是空話。

 

毛澤東后來又說，新民主主義關好過，社會主義關難過。要過新民主主義關，就要過黑格爾這一關，毛澤東的話是很對的——不讀黑格爾，就不懂馬克思。

 

在延安，毛澤東愛讀邏輯學，胡喬木說，邏輯學這種書，我一天也讀不了兩頁，毛澤東開導他說，邏輯學、辯證法，這不是書本上的公式，這就是世界的本質，是歷史的本質，搞革命，就需要讀邏輯學。

 

斯諾后來問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他從哪來搞馬克思的書來讀？毛的回答是：那個時候，我主要是讀黑格爾的書。

 

《實踐論》《矛盾論》都是血寫的，而不是照抄斯大林。

 

可惜，如今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反黑格爾主義者，根據他們的邏輯，這個世界上永遠有掌權者和無權者，因此永遠有主人和奴隸，奴隸的理想就是成為主人，即奴隸和主人在希望擁有權力這一點上，并沒有區別。因此，也就沒有現代與古代的區分，沒有法國大革命與王權專制的區分，沒有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區別，歷史不過就是權力的輪回。

 

要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要過黑格爾這一關。但是，現在大多數的讀書人，不是沒過馬克思關，而是連黑格爾的關也沒過。連黑格爾的現代觀都沒過，談什么現代化、現代性，談什么現代思想、現代文學？

 

過黑格爾關，過現代觀，首先意味著確立這樣的信念——相信奴隸創造歷史，勞動創造世界，人民群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今天的年輕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爭取勞動的權利，爭取一個可持續的穩定的勞動收入，這是使他們團結起來的目標，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會面，他們的目標與我們今天一致。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有人說，時代的灰塵落在每一個個體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但是，只要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團結起來，去為了上述共同的目標抗爭，人類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原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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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文學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