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吧，我胡漢三又回來了！正如今，還是我胡漢三的天下。若誰拿了我的什么，給我送回來，誰吃了我的什么，給我吐出來。有人欠我的帳，那得一筆一筆慢慢算！”電影《閃閃的紅星》里，農民運動正如火如荼的時候，地主惡霸胡漢三眼見不妙，倉皇出逃。但是，當隨著運動走入低谷，胡漢三又人模狗樣回來了，還大搖大擺當上了還鄉團團長，瘋狂血洗村子，對以前參與打垮他的人民進行報復。而那句得意的叫囂：“我胡漢三又回來了！”成為了多少人的噩夢。
所謂胡漢三又回來了，自然也意味著人民的好日子到頭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生活要開始了。后來，那些自稱被“第二次解放”的文人以及身后的階級們，把億萬農民翻身求解放的歷史，改寫成了一場毫無理性的“滅門運動”，把偉大進程和解放運動的歷史，描述成了殘酷迫害。每當這時，還鄉團的故事就不禁會在我心頭籠罩，是的，他們好像又回來了。大家好，我是豐兄，今天給大家講講還鄉團是怎么回來的。中共在這場戰爭中，大大鞏固和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建立了許多新的解放區。抗戰的勝利，令這些新解放區的農民欣喜，但重建家園的任務并不輕松。一方面，在新解放區的農村中，大部分的土地仍然被操縱在地主手中，這是因為，過去日偽對人民極端殘酷野蠻的統治，是通過多種統治機構和代理人實行的，就是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漢奸、惡霸地主。
此外，當時普遍發生饑荒，而新解放區的災情尤為嚴重，農民吃、穿乃至燒柴都極端困難。為饑荒所迫的農民開始自發地將斗爭矛頭指向漢奸地主。憤怒的農民將他們捆綁交給共產黨政府嚴懲，并將他們的家產分個凈光。解放區到處燃起清算復仇的烈火，成千上萬的翻身農民向漢奸、惡霸、特務和封建地主階級展開了無情的斗爭。接下來，我們就看到了教科書上描寫的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農民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地主和鄉紳，獲得了土地。從1945年12月下旬以來，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調節國共沖突，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46年1月中旬，在關內，國共兩軍實現了停火，1月中下旬，順利召開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并通過了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具有相當約束意義的五項和平協議。
國共兩黨之間圍繞著爭奪東北進行斗爭、國民黨為維護自身法統地位進行努力，兩黨也都需要大力展開爭取美國政府和中國各中間黨派同情的工作。雖然兩黨在東北的爭奪已經達到白熱化程度，但教員并非對爆發全面戰爭毫不擔心，就像后來，他在1948年3月預計，內戰需要五年左右才能結束。的確，就大戰而言，中共方面畢竟尚未做好準備。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堅持自抗戰以來的統戰政策，包括維護農村統一戰線局面，以爭取盡可能多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同情，努力延遲戰爭的爆發，非常關鍵。如果在這種時候順應解放區農民的土地要求，轉而支持農民向地主階級全面展開奪取土地的激烈斗爭，存在著極大的危險。因為，它很可能會影響到統一戰線，使部分正在起重要作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退出與中共的合作，使美國完全倒向國民黨一邊。結果很可能使中國政治重蹈1927年統一戰線破裂、兩黨全面開戰、中共再陷孤立的覆轍。于是，黨內也存在著不同意見。例如，有人從“人道主義”出發，對未當過漢奸的地主有所憐憫，認為對他們的斗爭過于激烈；有人從堅持政策出發，認為清算地主的財產，違背了中共抗戰以來執行的“二五減租”的土地政策，應予糾正。
只要是真正的群眾運動 ，當我們糾正「左」的錯誤，即糾正干部及群眾對于中農、富農及中小地主的過火行動時，應當用極大的善意與熱忱去說服他們，使他們在自覺與高興的基礎之上糾正他們的錯誤，想出補救的辦法，絕對不可潑冷水，絕對不可使他們感覺受了挫折。教員的批示是強調保護農民的斗爭激情，這是出深遠的考慮：抗戰結束后，在國共兩黨新一輪的較量中，軍事實力必將成為決定性的力量。而要想鞏固和加強中共的軍事力量，就必須解決兵源與補給兩大問題。教員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早已經得出了結論，解決這兩大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爭取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為此，中共應支持農民斗爭地主，實行土改，通過給予農民實際利益來換取他們的支持。正如他那位湖南同鄉說的：“今天不支持農民，就要潑冷水，就要重復大革命失敗的錯誤，而農民也未必‘就范’。失去農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對我們將極不利。”于是，隨著反奸清算運動的深入，中共在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決定把抗戰時期在農村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隨著土改運動的全面展開，地主大批逃亡的現象開始出現。在這場土改運動中，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都被分光，地主本人則被“掃地出門”，甚至淪為乞丐。這些逃難的地主，成為生動的反共宣傳工具，國民黨以保護“難民”為由，名正言順地對解放區發動進攻；借助逃亡地主，還可以協助中央政府恢復對這些地區的控制。例如，1946年7月間，國民黨就對中共蘇北解放區發動進攻的同時，掀起了一場還鄉團運動。在這場還鄉運動中，由逃亡地主出資購槍，然后招 集二三十人組成一支還鄉團，依托國民黨軍隊的支援，紛紛殺回來。1944年7月至1947年春，南京政府派遣了約15萬人進攻蘇北，最終從共產黨手中奪取了所有縣城，并重建了各縣政府。
他們喊出了“打回老家去，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口號，并大言不慚地說：“蔣委員長抗戰辛苦要還都，我們受盡共產黨、八路軍的欺負要還鄉。”重獲土地的地主們，展開了“清租倒算”、“倒田復租”運動，要求農民補交以往的田租，有些甚至從1943年算起，對拿不起錢的農民，地主就“扒屋、牽牛、端鍋、私設公堂、審問吊打”。在石家莊， 1946年6月19日黎明，國民黨元氏縣縣長張雪庵率千余人偷襲了南蘇村。對未來得及轉移的干部、家屬、土改積極分子進行了屠殺。“60多歲的貧農楊白子，耳聾眼花，因住進了分得的地主的房子而被一槍打死；曹瑞合70歲的老母親因到地主地里拾過麥子而被殺死；土改積極分子楊志堂夫妻雙雙被殺害于街口；村武委會主任趙小物的的哥哥及伯父均被殺害；交通員許四夫婦及懷孕的弟媳婦被槍殺。1946年9月2日夜，30名還鄉團匪徒偷偷潛入高邑縣馬村，與叛變分子里應外合，抓住共產黨員于勝珍，將其一只胳臂打斷，頭發一縷一縷撕下來，還用鐵絲穿透她的乳房，最后在一間小屋里，將其殺害，時年19歲。還鄉團的報復手段令人發指，如活埋、吊打、照天燈、火油草灰塞口、溺死孕婦腹中胎兒等，種種殘酷手段，不知殺害了多少生命。在淮北地區，王化東在《洪澤湖上紅旗不倒》中回憶：僅一個縣，被殘害的共產黨干部和農民就多達1200余人，“安河兩岸，遺尸累累；洪澤湖畔，血水滔滔”。
臨朐縣志記載，“全縣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干部和翻身農民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到縣城文廟井里，造成駭人聽聞的文廟慘案”。1947年4月，河北正定縣北孫村解放時，群眾抓獲了原還鄉隊隊長仝堂。在他的指認下，偽大鄉舊址附近，連續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體脖頸上都系著麻繩，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臟俱空，有的男尸還被割掉了生殖器。仝堂被抓住的時候，氣焰依舊囂張，說自己還沒殺夠：“可惜八路軍來了，不然再給我半個月，我再殺你們四五十個，湊夠一百個也保不住牌！”著名的劉胡蘭烈士，正是被還鄉團殺害的，這是山西文水縣的一支“奮斗復仇自衛隊”，光聽名字，就充滿了血腥味。
“復仇隊”的隊長呂德芳，是一名惡霸地主，他的哥哥呂善卿，時任文水縣三青團書記長，是“三料特務”、“三朝元老”—抗戰前是閻錫山的特務，后來跟了鬼子，光復后又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整個文水縣的復仇行動，都是這倆兄弟勾結閻錫山的軍隊所為。閻錫山的軍隊如此，中央軍同樣不遑多讓，名叫翁鮮豪的中央社記者跟隨還鄉團行動，拍下了多股還鄉團屠殺翻身農民的整個過程，去找張靈甫告狀，他滿以為這位高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將領，會愛護“黨國”聲譽，約束這些家伙們。
張靈甫卻出言不遜，大肆嘲笑：“他們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樣，人家當然要出出氣呀!有什么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記者真是書呆子啊!”果不其然，張靈甫學著鬼子們搞“三光政策”，奸淫擄掠，十惡不赦，坐實了刮民黨的稱號。當內戰持續了一年之后，即到了1947年6月，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巨變。由于兵力不足，1947年5月間，國民黨軍停止了對共產黨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還鄉團也只得相應地轉攻為守。還鄉團瘋狂的殺戮，只會激起更強烈的同仇敵愾，只要抓住敵方的人，不殺不足以為死難者報仇；因為被敵方抓住，只有死路一條，那么只有堅決到底。其間，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用大刀砍，這樣是為了節省子彈。也有人不敢開殺戒，這是在游擊隊中被稱作“斗爭不堅決，軟弱怕死的”，為了教育他們，往往特意叫他們公開殺一個惡徒，這樣“斗爭到底的決心就堅定了”。在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與武裝聯合打擊下，在人民戰爭的偉大實踐下，還鄉團遭到了可恥的滅亡。
在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今天這個還鄉團，同四十年代的那個還鄉團畢竟又不一樣。那個還鄉團是赤裸裸地殺人放火，因而人們容易識別。今天這個還鄉團卻是殺人不見血，因而一般來說是不大容易識別的。再后來，許多文學作品里，關于土改的描述，有意無意都被污名化了。賈平凹在小說《老生》，這樣講述一場斗地主的場面：地主王財東多次被斗后，腿傷越來越重，不能動彈。有一天躺在里屋聽見農會副主任馬生在外屋強奸他女人，一著急跌到炕下的尿桶里溺死了。他死后不久女人也瘋了。“司馬糧還說，一乘雙人小轎，抬來了一個大人物，十八個背著長短槍的士兵護衛著他。魯縣長見了他，就像學生見了老師一樣恭敬。據說，這個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專家，曾經在濰北地區提出過‘打死一個富農，勝過打死一只野兔’的口號。”來去乘坐轎子，有衛兵服侍，高高在上，冠以“專家”之名，恍惚間，給人一種錯覺，讓你傻傻分不清，這到底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干部，還是為非作歹的刮民黨蔣匪麾下長官？方方的小說《軟埋》，更是否定了土改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土地掌握在類似陸子樵這樣善良、有文化、有尊嚴的鄉紳手里，有什么不好呢?“土改的歷史進展時間并不長，但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尤其是農村，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無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愿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幾乎成為經歷者的共性。”我想，這些“慘烈”“傷痕”“記憶”，自然是不包括農民的，或者干脆說，他們連“人”都不算。其實，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從來不是土改追求的目標。除了有血債的惡霸地主之外，對大多數地主不僅不會被肉體消滅，而且還會分給他們一塊土地，讓他們能夠自食其力。土改中的死刑，要經過地委以上的領導機關批準，只是到了朝鮮戰爭爆發之后，地主階級蠢蠢欲動，和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土匪勾結在一起，搞暗殺、搞暴亂，短短幾年內，在全國就殺害了四萬多土改干部和積極分子，迫使中央不得不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和土改交叉進行，但死刑還是要接受地委派人復核。我們都知道，秦漢以來，王朝之所以逃不過歷史周期率，就是因為地主階級毫無節制的土地兼并，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停滯不前，最終走向覆滅，然后等新一輪重開。所以說，正是因為地主階級的存在，使得中國的近代工業化遲遲無法完成，等待的就是屢屢被挨打的悲劇。有權、有勢又有錢的地主階級們，是決不可能投進生產中去的。他們的錢只有三條出路：購買土地、埋在地窖里、享受奢侈的生活。
三條出路其實是一條出路，因為購買土地與埋藏錢財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還是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土改，當這個歷史最偉大的嘗試啟動后，一條工業化大道直接鋪往天國，鋪往未來。中國歷史上，實現了第一次可以把農業剩余拿出來，用于農業本身，并且在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下，進行了二十多年高強度的農田水利建設，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產量，降低了旱澇災害損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決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夠全國人口吃飽”的問題。另一方面，農業剩余反哺工業，讓中國的工業化實現了原始積累，于是，在全世界的超大國家里，只有中國真正邁進了現代化社會。誠然，在這樣的過程中，農民被犧牲了太多，但是，如果沒有這輪嘗試，中國將被永遠鎖死在萬古如長夜的周期循環中，將依舊延續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慘劇，以及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泣。所以，土改的功勞可以說是萬世之功，而在此之前，想干這件事的，事不僅沒干成，人全折進去了，而他也就成了開萬世太平之人。那么，新的“書寫者”們，為什么極力否定土改呢？因為否定土改就是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義革命，是不贊成地主鄉紳們獲取不義之財的。
今天，即將要完成身份建構的這幫人，正是新時代的還鄉團 ，要通過曲解一段歷史，重新獲得對歷史的定義權，這樣，他們就可以保證私有財產的正當性，不論獲得它的過程有多么骯臟。他們不喜歡人民“仇富”，他們不喜歡大家翻檢“過去”，他們尤其不喜歡大家聲討“原罪”，因為這會讓他們產生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為了打消這種焦慮，他們處心積慮、大費周章，必須讓人們從思想和價值觀上，接受貧富差距和不義之財的正當性，是合理合情，是天經地義的。于是，關于“公平”的字眼會逐漸被抹除，直到人們徹底接受“不公平”是一種社會常態，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事實，直到曾經那些激情澎湃和心旌蕩漾的記憶，被埋葬在歷史深處，而新生代的人們，恐怕也不會也無力再挺身而出，甚至最后，都學會了“與自我和解”。但是，過去真的能被徹底消解嗎？無數的歷史告訴我們，真相只能被一時掩藏，不可能被徹底埋葬，哪怕只有一條縫隙，也足以崩垮這些無盡的畫皮，真相將會纖毫畢現地展露在人們眼前。到了那時，人們會重新理解，為什么“生活就是斗爭”，這正是那位理想主義者的畢生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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