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華民族一洗近代以來的民族恥辱，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回顧起那段沉甸甸的歷史，很多人都會情不自禁地補一句：“警鐘長鳴”。結合歷史與現實，這絕非杞人憂天。78年后的今天，日本似乎正在走上一條熟悉的老路。是什么推動著日本右傾化加劇？一個狂飆突進的日本，正在為世界帶來什么？從民族性格上看，日本既有“慕強”的特性，也有“凌弱”的偏好。在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見識了美國之強，逐漸“脫亞入歐”，積極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技術，實力得到快速提升。國力的此消彼長，讓日本開始對周邊國家肆意欺凌，逐漸走上了軍國主義對外入侵的道路。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太地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比如，在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后，731部隊進行了以活體人為對象的生物與化學實驗；在侵占南京后，實行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日本本應正視歷史、反省罪責，但七十余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始終沒有建立起正確的歷史認知，一直試圖為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翻案。特別是2012年以來，日本政治右傾化逐漸加劇，保守主義政治勢力增強，新國家主義政治思潮日益增長。日本政府為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謀求成為“能戰國家”，在錯誤的歷史認知上漸行漸遠——在靖國神社問題上，首相在靖國神社春季祭典、秋季祭典以及終戰紀念日時均會以首相身份或自民黨總裁身份供奉祭禮。在慰安婦問題上，妄圖推翻承認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在日韓慰安婦問題上堅稱已在1965年日韓邦交正常化和2015年日韓慰安婦問題協定中解決。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不斷淡化侵略歷史、美化侵略戰爭，宣揚所謂的“愛國主義”與“國家主義”，強調所謂的日本傳統文化認同與“愛國心”，堅持在教科書中堅稱擁有對爭議島嶼的主權。在強征勞工問題上，堅持認為這一問題已經解決，強硬拒絕向強征勞工受害者提供任何賠償，并綜合利用經濟、外交等手段迫使韓國讓步。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極力淡化大屠殺事實，通過質疑30萬被害者的具體人數，來否認實施暴行的整體事實。日本在這些歷史問題上的錯誤認知與行徑，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損害，激起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和平主義力量的強烈不滿。面對愛好和平的呼聲，日本保守勢力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對其曾經侵略的國家或地區始終存在著強烈的掌控欲，尤以對朝鮮半島和中國臺灣地區最為明顯。就拿臺灣地區來說，近些年日本政客加強對臺關注力度，對臺政策出現新態勢。一方面，大肆炒作。一些日本保守政客渲染“中國威脅”，借俄烏沖突之機，炮制所謂“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的話語敘事，甚至有政客揚言“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聯盟有事”，野心禍心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建立機制。日本自民黨與臺灣民進黨建立了所謂的“執政黨”“2+2”會談機制。日本政府在雙邊/多邊國際社會積極炒作臺灣問題，試圖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意在謀求通過與其他國家合作聯合介入臺灣問題。8月7日-9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5周年之際，日本前首相、長期擔任自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麻生太郎還不顧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勢力與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高調率團竄訪中國臺灣地區，不僅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舉行會談、拜謁“臺獨”分子李登輝的陵墓，還主張加強日本與臺灣的各領域合作，公然強調要“做好戰爭準備”，使其成為保衛臺灣的“威懾力”。這番話用心險惡，不僅表明他仍然幻想著讓中國大陸放棄“收臺”，還明顯在鼓勵臺灣“備戰”，完全是在把臺灣民眾推向火坑。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涉。麻生太郎竄訪臺灣及其言論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是對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巨大破壞，是日本保守主義政客錯誤歷史觀在臺灣問題上的具體體現。而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時的中國，日本個別政客沒有資格和底氣在臺灣問題上信口雌黃！日本戰后經濟的迅速騰飛勾起日本國內各方對明治維新后國家快速發展、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回憶，雄心勃勃地謀求改變“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國家形象。然而，隨著經濟泡沫破滅，日本事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轉而錯誤地認為和平主義是限制其成為政治大國的障礙。近年來，日本和平主義勢力分歧嚴重，左翼政黨影響力下降，自民黨“一家獨大”的政黨格局基本穩定，極右勢力持續壯大，綁架著國家的前進方向。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中日地區結構性矛盾與中美結構性矛盾疊加。為維護其霸權地位，美國一直有意為日本松綁，以便利用其在亞太地區的特殊地緣政治地位牽制所謂“戰略對手”。近些年，美國默許、縱容甚至鼓勵日本保守主義勢力提高防衛費用、增強安保能力、美化侵略戰爭等行為，進一步助長了保守主義的囂張氣焰。此外，保守主義政治家的鼓噪、戰后出生的政治家增多也是重要原因。戰后出生的政治家對戰爭的殘酷難有切身體會，更易形成錯誤的歷史觀。歷史問題是日本與周邊國家穩定合作的重要障礙，日本的歷史觀不僅是日本的國內問題，也是關乎國際關系走向的國際問題，既是涉及國家間的經濟問題、外交問題，也是關涉到受害國人民的人權問題、情感問題。隨著日本右傾化加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認知與行動均顯著增強，對國家間關系、區域合作以及國際社會均帶來嚴重危害。一是阻礙日本與亞太各國或地區間的歷史問題和解。日本錯誤的歷史觀與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受害國及其人民的正確歷史觀形成鮮明對比，歷史和解困難直線上升。二是影響亞太地區區域化經貿合作。經貿合作是亞太繁榮發展的基礎，特別是中日韓經濟的緊密度、依從度和關聯度超過其他國家。但受歷史問題和外部因素影響，APEC、RCEP、東盟“10+3”、中日韓合作等多邊深化合作受到嚴峻挑戰。如果經貿合作持續走低，那么各國的經濟、企業以及民眾的生活都會受到重創。三是致使日本國內民眾被迫接受錯誤的歷史觀，造成大多數日本民眾思想混亂，特別是讓年輕人對過去的教訓一無所知。當不斷長大的年輕一代，不去深入思考明天的日本該如何實現與鄰國共生，無疑將加速日本國內的右傾化進程。四是錯誤的歷史觀還將推動日本在增加防衛力量時減少和平主義勢力的阻力。日本政府為增加防衛力量而增加稅收，不僅增加東亞安全局勢的不穩定因素，還將對日本民眾生活產生諸多負面影響。戰后日本，常常為自己的“非正常國家”身份而尷尬，而某些政客的解決方式，反而令日本陷入更為尷尬甚至危險的境地。歷史是凝固的現實，現實是流動的歷史。奉勸那些仍然沉迷于皇國史觀的人不要再顛倒黑白，與所有愛好和平的人為敵了。沒有反省就沒有未來，正確而健康的國家認同，維護和平的積極努力，都只能建立在正視歷史的基礎上。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始終與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進行著激烈斗爭。二戰后持續了70多年的世界總體和平從來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偶然得來的。它需要公理正義的支撐，更需要靠實力去捍衛。在這個特殊的節點，希望揭露日本戰爭罪責的努力更多一些，以喚起日本社會的良知和警醒。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來源：“長安街知事”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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