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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鄲城縣“百畝玉米田被百余人哄搶”，到淮陽區“百畝中藥白術種植地遭人哄搶”，河南農民的素質問題又招致了不少人的標簽化評價。再加上南陽迷笛音樂節的偷盜物品事件，更是強化了人們對于河南農民貪圖小利、素質低下的刻板印象。這種負面的標簽化評價甚至演變成了對河南人的偏見。

很顯然，無論是標簽化評價，還是刻板印象乃至偏見，在現實中多多少少總會找到一些證據，但是被貶低的河南人或河南農民自然感到委屈、不快甚至憤怒。

那么，這些標簽和偏見有沒有道理？

“哄搶”和哄搶事件絕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情，也并非農民才是喜歡哄搶的群體。由近至遠，我們可以很輕松地找到一些例子。2022年6月，一輛滿載荔枝的大貨車在湖北高速路段發生交通事故，附近的人從撿拾路上散落的荔枝發展到哄搶貨車上的整箱荔枝。2020年8月，一輛滿載10噸豬肉的貨車在江蘇鹽城發生車禍，豬肉灑落一地。附近群眾聞訊而至，由撿拾路上的豬肉升級為哄搶豬肉，一輛輛電瓶車、三輪車將豬肉豪橫地拉走，沒有搶到豬肉的人干脆把貨車門都“順走”。2018年8月，一輛從四川開往北京的貨車在陜西漢中發生追尾事故，為了使車上32噸橘子不至于爛掉，車主在路上低價賤賣。沒想到由花錢買到免費拿，局面逐漸失控，很多行人、家長和小孩甚至開小車的人紛紛上前哄搶，有的還把“戰利品”拿到街上去賣。哪怕當時司機哭喊“別搶了，可憐可憐我吧”，依然沒有喚起哄搶者的同情心。

如果再回憶疫情期間一些城市哄搶物資的事件，就會發現哄搶這種現象，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都發生過不少；哄搶這種事情，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無論是有錢人還是貧困者，恐怕也有不少人參與過。

因此，如果因為這次發生在河南的哄搶事件就把“喜歡哄搶”的標簽貼在河南農民身上，就是明顯的偏見了，這對于農民或者河南人都不公平。

隨意上網搜索“哄搶”或“哄搶事件”，就會發現這絕不是小概率事件。于是乎，有人又得出結論，這證明中國人的素質差，普遍缺乏公共道德和法律素養。這同樣是以偏概全的說法，是對于歸納法的過度使用。

君不見，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游行示威稍不留神就演變成了打砸搶燒，如2023年6月“法國版弗洛伊德”非裔少年之死引發的騷亂；2021年特朗普支持者暴力沖擊美國國會事件等，這都是最近的鐵證。而疫情期間發生在美國許多超市的哄搶事件也讓人大跌眼鏡，以至于有人發出感嘆：所謂發達國家、文明世界也不過如此。

所以，把哄搶的罪魁禍首歸結為個人素質或群體素質的說法是很容易找到反證的。因而是站不住腳的。

那么，諸如哄搶之類的非理性事件究竟根源何在？對此問題探究者自然不少，新觀點也層出不窮。有不少文章提出，應該從經濟利益、政府管理等去尋找原因。如有人認為，河南哄搶藥材事件源自于農村土地流轉及規模化經營所帶來的利益矛盾；或者說哄搶事件屢屢發生是因為地方政府及官員推諉扯皮、失職失責等。這種說法的確別開生面，讓人耳目一新。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實際上卻是把相關分析當成了因果分析。習慣于利益分析的人們總是喜歡從經濟上找原因，而總是盯著政府的人傾向于把中國發生的一切事情歸咎于政府無能。

其實，就本質上來說，哄搶作為一種群體性事件，它的發生之根本原因就在于兩個字——“集聚”。人群一旦集聚，就必然產生集體無意識，經由法不責眾觀念、群體壓力而衍生出“去個性化效應”和“責任擴散效應”，進而導致個體變得輕信、盲從、沖動、狂熱，于是，非理性、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行為就出現了，并且迅速傳染、擴散，很難控制。

可是，人類是群居性動物，集聚又無法完全避免。因此，如何避免、減少或快速分化、瓦解無法預料的群體集聚才是破解諸如哄搶之類非理性群體性事件的關鍵之策。其實，對這一客觀現象的產生根源及其規律，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于1895年出版的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早已進行了詳盡的論證。我們有必要讀一讀，才能少一點偏見、多一點包容和理性。

作者：王洪春 系中共上饒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上饒市社聯理事，上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研究方向為黨史黨建、領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