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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鹤趹c后與雷鋒、王進喜、焦裕祿、錢學森

點擊：作者：李學俊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3-07 13:58:46

如果說雷鋒代表了新中國軍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王進喜代表了中國工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焦裕祿代表了新中國政府官員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錢學森代表了新中國科學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那么宗慶后則代表了新中國企業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

宗慶后生在舊中國，長在新中國，學習了雷鋒、王進喜、焦裕祿和錢學森等時代楷模，并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在改革開放，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艱苦創業，創造了一個受全體消費者歡迎的民營企業娃哈哈，并使之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典范。

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無論道德情操，西方法學主張“法無禁止皆可為”，所以，投資經營獲取剩余價值最大化（西方經濟學稱為利益最大化）天經地義，只要不違法，啥事都可以干。

不可否認，“法無禁止皆可為”式的利益最大化的確激發了所有投資經營行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但是，人類社會總是有道德規范的，法律總是滯后的，總是有疏漏的，于是，不少投資者、經營者就在“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旗幟之下，無視道德，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合法”的干著為富不仁，傷天害理，危害民眾，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

于是，奸商再次證明了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商人的一些認識：無奸不商，無商不奸。也再次證明了19世紀英國評論家鄧寧格對資本家的揭露是真實的：

“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動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1]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鄧寧格這段入木三分的論述來揭露資本家的剝削，認為，資本家就是以資本為手段增殖利益，剝削剩余價值的人。如果在通常情況下，遵守法律和道德都能獲得極大利益的化，他們可以遵守。但是，如果不能滿足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奸商們就會無視法律，道德與人性去追逐利潤。

所以，無論是現實還是馬克思的理論都證明資本家剝削他人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因此，無論中外，人們都普遍仇視為富不仁的資本家，奸商。

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法學占據中國學術話語的優勢地位，這些經濟學家法學家們常常打著為企業家仗義執言的旗號攻擊抹黑廣大質疑資本家的民眾，常常制造所謂“國進民退”，倒退到計劃經濟等輿論焦慮，而其實是為資本家，為奸商們進行學術站臺，為虎作倀。

他們有意無意地混淆模糊企業家與資本家的本質，既不能準確定義何為企業家，何為資本家，也不能從理論上闡述企業家與資本家的異同，所以，既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巨大的理論困惑，也給企業家門帶來巨大的經營困惑，還給普通民眾帶來對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與資本家的模糊認識，甚至由于一些經營者大量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或用坑蒙拐騙等手段騙取民眾錢財，造成廣大民眾對企業家、資本家群體的混淆認識，甚至有極少數人對商人這個群體不加分別的一概反感與仇視。而不少被西方經濟學洗腦的人又據此誣蔑、煽動說中國廣大民眾仇富，挑撥民眾與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制造民營企業家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

因為這種思想理論與行為混亂也為國家制定發展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帶來困惑與徘徊。雖然國家制定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大量發展民營企業的基本原則，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但在思想理論上還是無法區別什么是企業家，什么是資本家，仍舊是剪不斷，理還亂。

但是，宗慶后用自己經營娃哈哈的全部經歷回答了這個重大的理論問題。

什么是企業家呢？

他說：“現在企業家在履行社會責任。你越為老百姓造福，人家才尊重你的財富。”[2]

他的女兒宗馥莉進一步闡述道：

“商業的本質其實還是為社會做貢獻，為普羅大眾，為員工區謀他們自己的幸福。因為其實說大，就是企業很大很大，其實都不跟我們有關系，就是我們的財富到一個點就結束了，其實最終還是為整個社會，為這個環境，然后為這個國家去做一些更多很好的東西吧，因為這個東西還是要企業家去創新。”[3]

可見，宗慶后父女認為：企業家就是用資本開辦企業，生產滿足民眾有益需求的產品，造福百姓與員工，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經營管理者。——這就是他們對企業家的定義：

第一商業的本質，企業家的首要責任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社會做貢獻，為社會謀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

第二企業家通過經營企業謀利，但自身利益，財富需求是有限度的，以滿足自己生活工作的正常需求為度，超過這個限度就要停止，所以不能無休止的追逐個人財富；因此，

第三在為自己謀利同時，還為員工的幸福謀利。特別人性的政策是不辭退年滿45歲的工人。這和諧地解決了工人與投資者、經營管理者的關系：分工協作、互相依存，共同謀利，共同分享。而在資本家開辦的企業里，工人和資本家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此工人階級和資本家是矛盾對立的關系。

第四企業家尊重自然，保護資源環境。因此不能為了謀取自身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反之應該保護生態環境；而資本家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無視自然，常常破壞生態環境。

第五企業家忠于祖國與民族。不能為了謀利而損害國家利益，而要為國家謀利。資本家沒有祖國與民族，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可以傷害、出賣國家與民族。

第六企業家不能故步自封，還要努力創新。但所有的創新都圍繞企業家的首要目標，即自利利他。資本家也創新。但創新的目的是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雖然不乏自利利他的創新，但其創新也常常是損人利己，危害國家與民族的新奇花樣，玩弄資本游戲。

也就是說，企業家與資本家是有相同之處與不同之處的，二者定義關系是交叉關系，既不是全同，也不是全異。

其共同點都是要進行資本的投資與經營管理，都要增殖價值，獲得投資利益，從而促進就業與社會經濟發展。但是，其宗旨、目的、遵守的原則、經營方式、財富分配方式與結果是不同的。

正是基于對企業家本質與精神原則的深刻認識，宗慶后始終堅守如一，用經營娃哈哈的全部活動定義了社會主義企業家，詮釋了社會主義企業家的精神原則，明確了企業家與追逐利益最大化資本家的區別。所以他毫不猶豫地說：

“我不是資本家，我是企業家。”[4]

由此可見，宗慶后不僅是企業家精神的定義者、踐行者，而且是清醒的理論思考者。他從理論到實踐標出了企業家與資本家之間明確的界限，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區別企業家與資本家的標本典范。他既踐行了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也傳承與發揚了中國傳統士君子仁德的精神風貌，用經營企業的方式實現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理想，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道德模范與企業家的榜樣。

所以，他既是平凡的，又是偉大的；所以，他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與愛戴；所以，他與雷鋒、王進喜、焦裕祿和錢學森一樣，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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