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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履行國家契約“先富帶動后富”正當其時

點擊：作者：弘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6-19 09:35:55

2024新財富500創富榜正式揭曉，農夫山泉鐘睒睒以4562.7億元第四度蟬聯榜首，隨后為平臺經濟大佬拼多多黃崢、字節跳動張一鳴、騰訊馬化騰、阿里巴巴馬云、網易丁磊位居第2-6榜單。令人欣慰的是，以“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是第一競爭力”為導向的汽車制造、智能制造、動力電池、家電、醫療器械、畜禽養殖、生物制品等，也已成為創富榜主體（見表1）。

表1：2024年新財富500創富榜中國前20榜

與此同時，必須思考：一斤小麥不及一瓶農夫山泉的價格是否合理？2500萬未就業高校生、7000萬失業者是否與互聯網平臺沖擊相關？中國第一科技企業華為任正非，為何榜上無名，而是僅以115億元身價位列《2024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世界第2171名、中國551名？尤其，面對4562.7億首富市值與6億人口月收入不及1000元的巨大貧富差異，以及經濟循環深陷消費購買力不足的瓶頸制約，履行“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是否正當其時？

一、“先富帶動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國家契約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7頁）。“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本質要求。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1955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頁）。改革開放以后，1992年2月，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先富帶動后富”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和手段，是改革開放之初確立的國家契約。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才能對大多數人產生強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先富帶動后富”作為政策首次寫進黨的文件，確立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的國家契約。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987年10月25日，黨的十三大報告進一步強調：“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通過“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黨的十四大報告將“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式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報告“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尤其，黨的十八大報告將“共同富裕”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強調“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黨的十九大報告著力強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強調“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二、先富帶動后富：到了必須履行契約之時

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為個體經濟活動松綁，給予部分人通過努力實現經濟上飛躍的可能性。這一時期的“先富”群體，主要是那些敢于嘗試、樂于創新的農民和城市的小企業家，他們利用市場機遇，成功積累了財富，成為“新富階級”的代表。伴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被解散的同時，也有很多城市國有企業與村鎮集體企業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消失甚至轉變為多種所有制企業，這使貧富分化發生在一個更高位上”（于鴻君吳文《改革的發展戰略邏輯與國企市場化改革中的邏輯問題——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談起》，《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8期》），城市國有企業與村鎮集體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促使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同時，勞動的雇傭化與商品化也使勞動者由國家主人成為無產階級階層。尤其，互聯網平臺經濟以其壟斷性特征，使社會財富快速聚集于“先富”的同時，對傳統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使80%的實體店面臨生存困境，失業人數隨之不斷增加。隨著“新富階級”階層影響力的擴大，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話語權顯著增強，影響著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而本應是國家主人的無產階級利益被邊緣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頁）。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理論的根本追求，馬克思指出：“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頁）。列寧指出：“在這個新的、更好的社會里不應該有窮有富，大家都應該做工。共同勞動的成果不應該歸一小撮富人享受，應該歸全體勞動者享受（《列寧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即使市場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也曾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到社會穩定”（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序言），1759年版）。

當前，無論數據分析還是社會結構分析，確實出現了兩極分化情況，經濟發展成果沒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據統計，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的居民收入占比都在60%以上，即使是印度也達到了60%以上，2020年甚至達到了76.9%，而中國居民收入比例GDP占比，居然只有38%，處于全球最低之列（轉引趙董《中國經濟GDP一路狂飆，為啥老百姓攢錢卻難如登天？》，趙董觀點，2024年6月12日）。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在私有財產人群中，最富裕人群共計460萬人，總資產為290萬億，人口占比為0.33%，財富占比為67.4%；中產階級共計9900萬人，總資產為110萬億，人口占比為6.9%，財富占比為25.6%；其他人群13.22億人，總資產為30萬億，人口占比92.77%，財富占比為7%（圖1）。

【圖1：中金公司財富占比與階層人數占比數據情況】

如上數據：0.33%的最富人群財富占比67.4%，6.9%的中產階級財富占比25.6%，而高達92.77%的普通人群財富占比僅為7%，貧富分化已經遠超1897年帕累托提出的財富分配“二八定律”，即20%的人口掌握著80%的財富。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領先者，逐步演變成行業寡頭，形成壟斷壁壘，騰訊147億收購搜狗，美團收購大眾點評，58與趕集合并，攜程和去哪兒被百度控股，基于市場經濟所固有的“馬太效應”，壟斷或者類壟斷企業，尤其互聯網平臺企業瘋狂積聚市場資源，大面積沖跨實體經濟、尤其個體工商經濟，必然阻礙著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組成。由此，造成中產階級階層僅9900萬人的“圖釘式”（圖2）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平凡人生路30，2024年6月5日），而不是“橄欖型”社會結構所擁有的8-10億中產階層。

【圖2：財富聚集于極少數人的“圖釘型”社會結構】

從私有制誕生開始，人類社會形成了牢固的“金字塔”結構，這是一種窮人占絕大多數而富人占少數，同時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結構。“橄欖型”社會結構是“中等收入群體占絕大多數、中間階層構成社會成員的主體、收入極高者和低收入者都相對較少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李軍鵬《共同富裕政策推動形成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6期）的“橄欖型”（見圖3），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過渡性結構。改革開放40年，生產力發展水平得到突破性提升，但是“橄欖型”的過渡性結構一直未能形成。

【圖3：“金字塔型”社會結構與“橄欖型”社會機構】

已故著名社會學家李強，根據2000年、2010年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通過體現每個人社會地位分值的ISEI分析，得出中國社會分別呈現“倒丁字型”社會結構（見圖4）與“土字型”社會結構（見圖5）。

【圖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倒釘字型”社會結構】

【圖5：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土字型”社會結構】

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呈現的“倒釘字型”社會結構，社會中下層或下層比例、數量巨大，工人、農民、農民工占據了社會群體的主要比例，中間層弱小，中產明顯缺失，“倒丁字型”結構造成了持續的“社會結構緊張”，社會群體之間需求差異太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呈現的“土字型”社會結構，底層群體出現了明顯的向上流動的趨勢，中產階層的某些群體有所擴大，但是，整體社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觀，中產階層在全社會中仍然比例較小（李強《我國正在形成“土字型社會結構”》，《北京日報》 2015年5月25日）。經過疫情三年、股市、樓市沖擊，中產階層大幅度減少，財富聚集于極少數人手中的“圖釘型”社會結構，必須引起高度警覺并根本性改變。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堅決防止兩極分化”。面對2024新財富500創富榜首富4562.7億元與6億人口月收入不及1000元的巨大貧富差異，反思2500萬未就業高校生、7000萬失業者是否與互聯網平臺沖擊相關？1985年鄧小平指出的“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依然振聾發聵！是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走了邪路了”，還是必須履行“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到了“正當其時”？

三、“先富帶動后富”：需要企業家共同行動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優秀企業家必須對國家、對民族懷有崇高使命感和強烈責任感，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0-07-21），伴隨改革開放，將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履行“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始終是社會主義優秀企業家的崇高追求。華為任正非、娃哈哈宗慶后、福耀玻璃曹德旺、胖東來于東來、京東劉強東等等，無不都是“先富帶動后富”的企業家楷模。

無需置疑，華為是中國第一科技企業，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排名第三，任正非是對中國做出第一貢獻的企業家，但是其資產僅為115億元，僅為中國首富財富的2.5%，位列《2024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世界第2171名，中國551名。任正非的股份僅占華為公司總股份的0.73%，而99.27%歸屬于華為14.23萬“員工持股者”，并且勞動要素分配占比始終三倍于資本要素分配占比。任正非通過民營經濟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動著華為內部員工的“共同富裕”。同時，2023年華為總營業收入超過7000億，納稅額為1010億人民幣，位居全國第三，占營收總額的14.42%，實現著“華為員工共同富裕”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步推動。

2024年2月25日，民族企業家的楷模宗慶后先生逝世，引發社會無盡哀思。宗慶后只穿30元的布鞋，出差自己拎行李，二等座不在意，一年消費不超過5萬元。但是，年終員工獎發6個億，從1988年開始到現在，娃哈哈的員工工資增長了100多倍。宗慶后致富之后想的是：“我算是有錢人，但我認為這個錢是屬于社會的，掙了錢只是體現你的價值而已”；“我不是資本家，而是企業家，越是為老百姓造福，先富幫后富，實現共同富裕，人家才尊重你的財富”。

“中國最佳企業公民”曹德旺，9歲上學、14歲被迫輟學，街頭賣過煙絲、販過水果、拉過板車、修過自行車，經年累月一日兩餐食不果腹謀生。創辦的福耀公司生產的汽車玻璃占中國市場份額的70%，同時成功挺進國際汽車玻璃配套市場，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廠商。曹德旺總結企業家的責任：“國家因為有你而強大，社會因為有你而進步，人民因為有你而富足，做到這三點才能無愧于企業家的稱號”[《曹德旺談企業家精神》，百橙企業家精神視頻號，2022-11-04]。“人民因為有你而富足”，體現著始終將“先富帶動后富”作為企業家的責任倫理、使命擔當。

胖東來是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心里裝著社會主義夢想——“先富帶動后富，然后實現共同富裕”，并設計出員工福利薪酬制度，極為現實地保障企業創造的利潤與光榮被每一個員工共享。同時，胖東來是中國鄉土樸素文化的傳承者，“錢散人聚、錢聚人散”，如果只想自己賺錢，可能只是個體戶，只有把賺錢的方法分享給他人，才能形成發展共同體。個體是沒有力量且不可持久的，共同體才是安全而強大的。從2002年始就把每年掙的錢分掉80%，并且越分越多，當前把企業95%的凈利潤拿出來分配給員工，讓員工的財富增長速度大大提速，而自己的財富增長速度大幅度降低。如果千千萬萬的企業都能夠這樣去做，那么“先富帶動后富”就會成為現實，共同富裕的步伐便將加快。

2017年12月，劉強東在世界互聯網第四次大會烏鎮峰會上說：“30年前大家都說好，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再來幫沒有富起來的人。30年過去了，今天我們中國人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富到了一個月賺一個億已經只是小目標，一個月賺幾十個億會讓人很痛苦，富到了中國人到全世界買買買！但在這么富有的時候，我們國家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這是我們整個中國，以及這些先富起來的富人的恥辱。呼吁全體企業家共同行動起來”（劉強東《30年前大家都說好的，要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022年10月22日）。履行“先富帶動后富”的國家契約，企業家“共同行動”起來恰逢其時。如果丟掉“國家契約”、回避“共同行動”，成為“新的資產階級”、“走了邪路了”，必將被黨和國家、人民所拋棄，因為忘記并違背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四、“先富帶動后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任正非、宗慶后、曹德旺、胖東來、劉強東等杰出“先富帶動后富”者，之所以能夠在一定范圍內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分析“先富帶動后富”可行性理論：一是從經濟發展動力角度，先富者的成功經驗和資金可以為后富者提供借鑒和支持；二是從創造就業機會角度，先富者的企業和產業發展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三是從技術知識傳播角度，先富者的技術知識優勢促進后富者共同進步；從激勵榜樣作用角度，先富者的成功故事激勵后富者努力奮斗；四是從社會穩定和諧角度，通過先富帶動后富減少社會貧富差距。但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需要“后富”的人口規模卻龐大，單憑這幾位杰出人物難以滿足社會需求。要從根本上解決“富者累巨億、百姓收入低”造成的貧窮差距突出、消費購買力不足等問題，就必須深入剖析“先富帶動后富”未能很好實現的原因，并在深層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實成效。

進一步剖析“先富帶動后富”未能很好實現的原因：一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先富人群未能有效地帶動后富人群；二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資源集中于先富者手中，后富者無法獲得公平機會。三是經濟機會有限限制：某些地區和行業經濟機會有限，后富者難以突破現狀；四是社會責任缺失丟失，先富者沒有提供幫助，后富者難以實現致富。尤其，部分“先富者”利用自己的財富地位、特權地位，不斷掠奪社會財富、國家資源，使自己及本利益群體內的人的財富不斷增加、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獲得財富和社會地位后，不但不懂得底層人的艱辛困苦，反而去指責底層人工作不努力，甚至頤指氣使、盛氣凌人，操縱媒體、操縱資本。由此，社會對“先富帶動后富”理論提出質疑。其中，三農專家李昌平認為：“進入新時代了，我們應該丟掉‘先富帶后富'的幻想，應確立公有制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靠勤勞致富的思想，確立幸福是奮斗出來的人生觀、價值觀及政策法規制度等，廢除‘讓少數人先富'的政策法規制度”（李昌平《解放思想大討論——丟掉“先富帶后富”的幻想》，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2月26日）。

“先富帶動后富”政策執行的困難之處在于根本違背私有制下的資本運動規律。固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下，能夠涌現一批樂于“先富帶動后富”的杰出人物，但是就一般規律而言，指望人性的美好與善良，靠先富者的良心與自覺帶著窮人一起發家致富，這與資本的自私與牟利本性完全不符，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富人是不會心甘情愿讓窮人分享自己的財富的。于是，伴隨資本壯大、壁壘形成，個人勞動力對于社會資源分配的影響因素越來越小，再加上致富途徑的堵塞，按勞分配日漸式微，資本要素分配占比幾何式增長，乃至特權階層頤指氣使，使得社會矛盾加劇、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應該是廣大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絕不是一批占人口極少數的億萬富翁對于最廣大人民的雇傭剝削。“人們已經看到了富人們雇傭別人進行勞動的真實目的了，不是先富帶后富，而是先富不讓后富富起來，而且后富如果繼續給資本家打工，你永遠也富不起來”（《先富帶后富的理論基礎》，季立東 2023-07-16）。

由此，“先富帶動后富”必然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加大倡導社會主義企業家精神內涵的同時，著力強化“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行為，中國式現代化“有為政府”全面依法治國推動。

（一）強化“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1. 牢固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實現共同致富的根本路徑。《憲法》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證。分配問題本質上是所有制問題，私有制是依靠私有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為導向的制度，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對個人勞動成果做必要扣除，為社會提供共同享有和需要的社會基金，實現共同富裕。公有制經濟不重新占大頭、不重回社會經濟主體地位，共同富裕就只能是空話。

2. 堅定不移“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作為國家重器，是消除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重大戰略的壓艙石，天然具有服務國家戰略、彌補市場失靈、爭當科技創新排頭兵和領頭雁的性質、特點及優勢，尤其通過做大做強做優事關國計民生的實體經濟，貢獻共同富裕實現的基礎設施、社會責任、示范機制和統籌能力，成為共同富裕實現的中流砥柱。

3. 高度重視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的民營經濟實現形式。如華為創業者任正非的個人占股僅0.75%，而69%的員工通過“工會”勞動集體占股達99.25%，屬于典型的《憲法》所確定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民營經濟公有制實現形式，因“以奮斗者為本”，而非“以資本為本”，依靠全體員工勤奮努力與持續艱苦奮斗，在激烈的國際化競爭中存活下去并共同富裕強大起來，應該予以大力倡導和推廣。

（二）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行為

1. 清晰厘清并牢固確立數字平臺國有性質，補繳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平臺經濟”無論從形成過程還是從法理特征，所有權必然應屬于國家和人民。投資開發的平臺企業可以擁有使用權，但是在實現盈利期之時便應同步繳納國有資產運營的“歸母利潤”，尤其當邊際成本下降為零、規模報酬不斷遞增時，所產生的巨額年度“歸母利潤”都需要補繳國家。這是不容回避的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2. 堅決擯棄新自由主義“去勞動關系論”，補繳勞動者社會保險。勞動關系是勞動者與勞動使用者之間建立的基本關系，新自由主義極力倡導“自由化”“去政府干預論”，造成2.8億靈活用工人員，90%以上電商從業人員沒有或者很少的五險一金，不僅犧牲勞動者60歲以后保命的錢是可恥的，而且造成社會保險當前支付日益艱難，必須補繳勞動者社會保險，糾正“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

3. 堅決清理借改革之名變相增加高管收入，退回違背公平正義收入。以聯想、恒大為代表的高管薪酬所謂的“由合同規定、受法律保護”，無視企業“下位規定”必須遵循國家“上位法條”，直接性違背《憲法》第六條“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第五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必須堅決清理，依法退回違背公平正義的收入。

（三）中國式現代化“有為政府”全面依法治國推動

1. 全面依法治國首先必須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決落實《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第六、七、八條明確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第十二、十三條等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違背“按勞動分配為主體”的基本制度，“資本要素幾何式增長”嚴重侵占“勞動要素分配占比主體”的情況必須得到有效遏制。

2. 強化“全面依法治國”法治理念，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當前，我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所涉經濟發展、社會分配、公民權利等幾乎均制定了完備法條。但是，針對“平臺經濟理應屬于國家所有”、“八小時工作制違法沖擊”及“延伸沖擊基本就業”、“違法侵吞國有資產”等，“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等均有待完善，必須真正做到“依法而治、循法而行”，實現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3. 征收棄籍稅、資產離境稅，遏制離岸信托、海外注冊從而逃避稅收。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資產離境稅的國家，且以繼承人的外籍化造成未來財富國家歸屬的突出隱患，美國資產離境稅率高達40%，有的國家高達60%，有一些國家征收的棄藉稅約為個人全部總資產的20%~30%。通過離岸信托、海外注冊的合理避稅，以至包括富豪榜排名2-6的11個知名互聯網公司納稅額之和591.741億元，不及富豪榜排名551的華為一家公司納稅額903億元的65.5%（見表2）。

表2：2022年華為與中國知名互聯網公司納稅額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