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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由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想到毛澤東
點擊:  作者:屈炳祥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3-11-11 09: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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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但是,由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他及恩格斯個人時間的限制,使他們不可能完全擁有實踐與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不間斷革命”的條件,因而他們對此所作的研究及所獲得的科學成果是十分有限的。這樣無比重大的歷史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他們的后繼者身上。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秉承馬克思的這一重要思想,緊緊抓住我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個主要矛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黨的建設各方面、各領域廣泛開展了社會主義偉大革命,從理論與實踐上回答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以及如何進行“不間斷革命”這樣的重大課題,創立了為他個人所擁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思想所作的新的歷史性貢獻與突破,其意義無比重大。

一、“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與靈魂

 

馬克思有一段至理名言,即“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 [1]104(以下簡稱為“三個消滅”、“一個改變”)這句名言出自馬克思的《1848年至 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它精辟地概括了馬克思對法國1848-1849年革命經驗所作的科學總結而得出的一項革命性真理。這段名言既是對《共產黨宣言》所宣示的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即“一個消滅”、“兩個決裂” 的原理所作的重申與強調,也是對社會主義社會“不間斷革命”所作的規定。

馬克思所說的“不間斷革命”(為適應我國讀者的語言習慣和尊重馬克思恩格斯后來所作的表述,筆者以下將“不間斷革命”簡稱為“不斷革命”②),筆者理解應該包括以下兩重含義:第一,無產階級在跟隨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之后,還須“不斷革命”,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第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革命的結束,而只是一種新的革命的開始,因而還須“不斷革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

馬克思的這段名言,是其全部理論的精髓與本質所在,特別是對他的科學社會主義核心與靈魂的精彩表達。聯想到他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經典文獻,還使我們看到,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和一貫主張。這一思想,早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誕生的初創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提出來了,并且一直貫穿于他們全部理論活動的始終。在19世紀的40年代,恩格斯就曾指出:“為了取得我們現在已經取得的東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結果成正比。”[2]77 還指出:“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2]78 另外,他還對德意志進步黨人舒爾采·德里奇等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表現出的妥協行為,曾予以嚴厲批評,指出:“他們不但不繼續進行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經結束。”[2]80 “不斷革命”的思想在巴黎公社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從多方面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科學總結,得到了系統的闡發與重點強調。事實充分表明,“不斷革命”的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從初創到成熟階段始終堅持的一項重要內容。

馬克思恩格斯“不斷革命”的思想,不僅包含不同革命發展階段的銜接,而且更是把社會主義與“三個消滅”、“一個改變”聯系起來,明確規定了社會主義社會革命的歷史前提、性質、任務以及最后所要達到的目的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為科學社會主義注入了新的內容,使之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與豐富。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的問題,馬克思在這里只是提出,到底如何展開,怎樣深入、并達到預定的目標,由于當時歷史與社會條件的局限,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立即作出明確回答。直到20年之后,在二人對巴黎公社的成功經驗與不幸夭折的慘痛教訓進行科學總結之后,便給出了初步答案①。然而,由于當時社會所能提供的僅僅只有巴黎公社難得的一次實踐與一次經驗,因而,他們所給出的答案只能是有限的或不完全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這樣無比重大的歷史使命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他們的后繼者的身上。列寧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結合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變成了現實,破天荒地第一個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在社會主義國家開展了“不斷革命”的具體實踐,為豐富這一理論貢獻了俄共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與智慧②。除了列寧,還有我們開國領袖毛主席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運用自己的寶貴經驗與智慧也對此作了中國式解讀,同時又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斗爭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歷史經驗并且給予了高度的科學抽象與理論概括,為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或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作出了新的歷史性突破與貢獻,使之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新高度。本文僅就毛主席的這一思想作一個簡單的闡述,以表達筆者對偉人的景仰與追思!

二、毛主席科學地回答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為什么還要“不斷革命”的問題


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一生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最善于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以指導中國的實踐,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種重大問題。新中國建立后,他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極短的時間內,通過自己的頑強奮斗使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與發展。接著,又立即進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得以基本建立。爾后,我國就正式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的新時期。

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還要不要堅持“不斷革命”,關鍵在于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與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到底還有沒有矛盾、有沒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問題,是擺在社會主義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面前的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課題,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

列寧曾經說道:“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3]281-282 根據列寧的一貫思想,他這里所說的是社會主義完全建成以后,即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解決之后的情況。而在此之前,他認為不僅矛盾還存在著,而且對抗也存在著,并且大量的都會表現為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這一點,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所著的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等一系列經典文獻都有過明確清晰的闡述,為我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提供了的理論指導。

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未能恪守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貫思想,一時間對此認識不清。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是完全適合的,并不存在矛盾。直到他去世之前不久才勉強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還是有矛盾存在的,并且還認為,如果處理不當也會發生沖突。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把這當作一個全局性的問題提出來,更沒有回答這種沖突還會不會表現為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還要不要進行“不間斷革命”的問題,等等。斯大林這種理論上的不徹底性,為后來蘇聯的發展留下了深刻的影響與不良后果。

在這個問題上,唯有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與堅定,并且聯系我們中國的實際,作出了既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又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回答,創造性地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4]213 聯系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又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4]204 其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4]214 這種矛盾,在我國現實社會中主要表現為“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樣兩種形式[4]204。其中,人民內部矛盾雖然是大量的,但它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矛盾;然而敵我矛盾,即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兩個階級的矛盾是決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成敗與否的根本性因素,因而它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早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明確告訴全黨:“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5]1433 1952年6月,他在對中共中央統戰部一個文件的批示中又一次對此作了明確。他指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6]65 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資產階級賴以安身立命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消滅。基于此,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957年,毛主席在悉心考察國內及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階級斗爭的新形勢后,針對我們黨的八大對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不當表述作了糾正,確認“這個說法不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7]186。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之所以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毛主席個人的主觀臆斷,而是由我國社會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爭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他指出:“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么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么厲害了,也沒有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么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余。但是,對于這個殘余,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斗爭。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8]297

又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污盜竊。黨內有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9]

最后,他還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封建主義被推翻以后,都經過了幾次反復辟,經過了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復。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10]

1966年5月5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更是特別指出:“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 [11]2377-2378

基于上述的考察分析,毛主席確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這一矛盾在政治上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此外,這一矛盾在我們黨內又集中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兩種思想、兩條路線之間的斗爭。并且這種斗爭特別明顯、特別突出地擺在了我們全黨全國人民的面前。這一情況表明,社會主義的實現決不是革命的結束,而應該是一種新的革命的開始,因而這也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繼續前進、“不斷革命”。這個革命的任務與目的就是要圍繞這個主要矛盾來展開,在解決好黨內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基礎上,解決好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三個消滅”、“一個改變”的目標。

三、毛主席探索和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不斷革命”的問題

 

為了解決好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這個根本問題,毛主席進行了全方位思考與艱苦探索,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不斷革命”這個重大的問題。

(一)經濟戰線,堅定不移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這個根本,大力發展生產力,筑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物質基礎。

毛主席確信,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規定,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而也沒有社會主義的全部上層建筑、包括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同時,公有制還是全社會勞動者生命所系,福祉之源,是消滅剝削、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對社會主義社會來說,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只能越來越鞏固、越來越完善,全民所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只能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充分;非公有制經濟只能在國家控制的一個極小的范圍內、為彌補公有制經濟的不足而存在,決不允許它越過國家的政策紅線和勞動者利害關系的底線,更不允許它們肆意泛濫,鬧到鳩占鵲巢的境地。

第一,不斷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筑牢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制度。

生產力決定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項基本原理。毛主席深諳其意,秉持這一要義,時刻不忘完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經濟恢復的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城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至此,社會主義的根本經濟制度在我國得以基本建立。此后,毛主席一直為如何完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不斷地思考與探索。

在城市,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和鞏固全民所有制企業。其中:一是加強對資本家及其整個階級的思想教育與改造,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覺悟和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的自覺性,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努力鞏固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二是加速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管理隊伍與技術人員隊伍,逐步接替舊的留用人員,加強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管理;三是加強對企業領導班子、尤其是企業黨組織建設,把企業的領導權牢牢把握在我們自己手里。另一方面,加快社會主義資金積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擴大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覆蓋面,增強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與主導作用。據統計數據顯示,1956年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企業占比67.5%,公私合營企業占比32.5%。全民所有制企業數量急劇增加,到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已達5.8萬家③。與此同時,國家直接經營全民所有制企業,采用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模式,將企業的投資、生產、產品定價、財務、薪酬等方面的權力都直接抓在自己手上,使國民經濟全部納入國家計劃發展的軌道。

另外,在農村,不斷發展壯大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1956年,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廣大貧下中農,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普遍建立,爾后很快又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一發展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至50年代末又一步躍升為人民公社。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跨越,這不僅使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模更大了,而且公有化程度也更高了。這就如毛主席所說的“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此外,人民公社還有了某種質的提升,這時的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已經不再是以往那種單純的農業經濟組織,而是一個包括工、農、商、學、兵、黨、政于一體綜合性組織。毛主席說:人民公社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12]

這樣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經成立,很快就極大地調動了全體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顯示了它的巨大優越性,使我國農業生產連連獲得好成績。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資料顯示,僅從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內增長了56.7%,年均增幅達到3.5%,尤其是1975年以后這種增長更是呈現出加快的趨勢。比如,1978年比1977年增長了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長了9%,我國糧食產量在10余年時間內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態勢,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優越性④。人民公社的這種優越性得到了全國數億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的充分信賴與擁護,鞏固了我們黨在廣大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

這樣,時至毛主席離世前夕,公有制經濟的鞏固與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唯一的經濟基礎,幾乎沒有給私有制經濟留下任何生存空間。據統計,在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工業占83.2%,集體工業占16.8%;商業流通領域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92.2%,集體商業占7.7%,個體商業僅占0.1%③。這個0.1%就是農民的自留地及其零星存在的農貿市場。這自留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所有權仍然是集體的,農民只能用作種植蔬菜,供自家消費。農貿市場只是農民調劑余缺的地方,其價格合理穩定,沒有商業欺詐和投機倒把,一切都在政府的管控之中。

在鞏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毛主席不僅重視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而且還十分重視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調整。他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當然全民所有制的企業,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在所有制方面還要有它的變化,有它的發展。但是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13]134-135 在這方面,毛主席動了不少腦子,“做了很多文章”。比如,在宏觀方面,一是大力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利用價值規律處理好城鄉之間、工農之間以及人民公社及其內部各生產隊之間的關系;二是調整政策,下放權力,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在企業管理方面,倡導和推行“鞍鋼憲法”,堅持“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營管理模式,調整企業內部關系,調動干部、工人與技術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其中,尤其強調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把工人階級當作企業的主人,依靠工人階級搞好企業管理、監督干部參加勞動,等等。

分配關系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既是所有制所的實現,也是人們相互關系的重要方面。因而毛主席十分重視對分配關系的調整與完善。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勞動者個人之間的關系,反對只顧一頭的錯誤傾向;二要堅持按勞分配、共同富裕,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差距過大。在毛主席主政的20多年里,由于對分配關系處理得比較好,一方面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始終不存在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這種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雖然全社會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都比較低,但是,人民卻普遍享受著廣泛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生活沒有后顧之憂。那時的人們,可以捧著社會主義的“鐵飯碗”,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人人享有充分的勞動、教育、住房、醫療等各種權力,壓根兒想不到會有找不上工作、住不上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等等這樣的一些問題。全社會勞動者大家心情舒暢、無憂無慮,整個社會公平正義、安定祥和,沒有坑蒙拐騙、持強凌弱,也沒有黃、賭、毒,社會呈現出一派和諧吉祥與積極向上的景象。

第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完善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毛主席從來就十分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還指出:“為了這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還指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最后,還特別強調:“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5]1428 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從踐行黨的宗旨與初心、鞏固國家政權的高度把發展生產力作為中心任務提到了全黨的面前。

他的這一思想矢志不渝地貫穿在我們共和國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1951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上,他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主張[6]341953年,我國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剛剛啟動,他就明確指出:“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6]81 同時,他還把“是否增產和增產的程度”作為衡量合作社辦得好不好的一條重要標準確定下來[6]237,擺到全黨面前。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初步建立。次年,他就提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今后我們的根本任務是“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6]375。進入60年代,毛主席將生產斗爭與階級斗爭、科學實驗一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三項偉大實踐活動,并且將其排在第一位。這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城鄉普遍展開。運動一開始,他就明確指出,要將“生產是否得到發展”作為衡量與檢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功與否的一條重要標準貫徹到底。即使是在被人詬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忘發展生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并且在社會秩序非常混亂的時候,還動用軍隊的力量,維持農村、工廠的生產秩序,以保障生產的正常進行與生產力的發展。最后,還特別重新啟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強調“一定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上,毛主席與眾不同,不是就生產力來談發展生產力,而是跳出生產力的框框,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完善、發展、乃至變革相統一的高度,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他的最大特點、最大創新。他曾明確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7]132 毛主席的這一見地,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辯證法、歷史觀學透了、用活了,并且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給予了豐富與發展,達到了從未有過的歷史新高度。

其次,在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毛主席最注重從宏觀上、全局上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激發他們的首創精神與革新精神。他確認,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歷史的創造者。1950年代,他連續發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重要文獻,其目的就是要正確處理和解決好我國經濟建設、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矛盾與問題,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他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6]267 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就要放手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把群眾動員起來,組織大協作,開展大競賽,反對單家獨戶、冷冷清清,用集體的力量、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來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再次,在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毛主席還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雖說他不相信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更不相信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但是他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的大發展。他相信那些掌握了歷史命運的中國人民能夠利用科學的力量來改造自己與自然,改進生產工藝與管理,達到生產力大發展的目的。1956年1月,他在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會上提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要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奮斗。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60條(草案)》一文中提出:“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4]351-352 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同志關于科技工作10年規劃匯報時,更是明確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因此,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經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全面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進步,并且也為爾后的發展積蓄了強勁動力。

眾所周知,在毛主席主政的20多年間,是他領導我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與努力,不僅使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獲得了巨大進步,而且還使我們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變了“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資料顯示,我國的GDP,1952年僅為679億元人民幣,到1978年卻達到了3645.2億元, 年均增長16.8%⑤。由世界的第30位之外,上升到第9位,創造了世界奇跡。另外,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自己的艱苦實踐與悉心探索,使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初步找到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比金子還要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政治戰線,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廣泛持久地開展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斗爭,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以階級斗爭為綱”,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毛主席治國理政的一大法寶,充滿辯證法。他指出:“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他還指出:“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14] 可見,毛主席所說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將階級斗爭置于壓倒一切、代替一切的位子,或者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都往“階級斗爭”框里塞的東西。恰恰相反,他是要求我們將階級斗爭的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作為觀察、分析與解決社會問題、包括國際問題的一種立場、觀念與方法,重視階級斗爭在我國現實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確處理好階級斗爭與社會主義其它事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關系,作為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與政策制定的立論依據。那種把“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解為是所謂壓倒一切、代替一切的說法除了思想糊涂與無知,便是有意對毛主席的抹黑。

第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嚴厲打擊仇恨與破壞社會主義、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極少數階級敵人。

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結束,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在經濟方面已經被擊敗,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但是,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恰恰相反,它還會繼續、且長期存在,有時甚至還會很激烈。毛主席指出:“我們已經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6]351 另外,在我國資產階級的隊伍里,還有一批“對于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念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6]404 對于這樣一些人,“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6]338 另外,他還指出:“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由群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后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6]280-281 不然,就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政權的鞏固。

第二,廣泛持久地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斗爭落實到基層。

在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斗爭除了表現在復辟與反復辟方面之外,還表現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這時,在廣大城鄉出現了發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現象,如個體經濟重新露頭、自由市場活躍、投機倒把、貪污盜竊、放高利貸等現象也屢屢發生,甚至還出現了買賣土地、雇工剝削等現象,使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遭到傷害與破壞。受這種社會氣候的影響,使我們的小部分基層單位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蛻化變質,其實際領導權已經旁落。1964年,毛主席曾經說過:“我們是三分天下有其二。”[15]7090 針對此種情況,他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后期又稱為“四清”運動)。這是一場意義深遠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重大斗爭,對于反擊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鞏固城鄉社會主義陣地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主動開展黨內思想斗爭,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與自我革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必然會滲透到共產黨內部來,腐蝕黨的機體、扭曲黨的靈魂、改變黨的初心與宗旨,將無產階級的黨變成資產階級的黨,背叛馬克思主義、拋棄社會主義而奉行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毛主席指出:“黨內斗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斗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斗爭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斗爭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特別是一些黨內斗爭。”[16] 進入1960年代以后,毛主席在他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23條”)中也指出:“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斗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有些社、隊、企業、單位的領導,受到腐蝕,或者被篡奪。”這個時候,毛主席領導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尤其重視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重視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和自我革命。“23條”還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17] 這些人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18] 這是我們共產黨所面對的比社會上的那些資產階級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更加危險的敵人。只有徹底揭露、批判他們,打倒、清除他們,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才能鞏固和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為此,毛主席決定在當時城鄉社會主義教育或“四清”運動的基礎上,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心廣泛動員與組織群眾,緊緊依靠群眾,利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下而上與從上到下地揭露和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創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史之先河,揭開了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的新篇章。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由于人們普遍思想準備不足,缺乏認識、很不理解,結果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同時,又由于被一些壞人利用,故意制造混亂,跳動群眾斗群眾,使運動陷入“全面內戰”狀態。當時,由于毛主席處于“孤立”狀態,很難得到身邊人的支持與配合,加上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佳,結果使運動失去控制,最后因為他的離世而遭致夭折。盡管如此,但是不論怎么說,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要堅持“繼續革命”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充分肯定。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曾心悅誠服地表示:根據現在的情況看,毛主席當年是正確的。王光美同志的這番話可算是肺腑之言、一語中的,既表現出了她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坦蕩與真誠,也表達了絕大多數國人的心聲。

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不惜個人粉身碎骨,也要堅持和實踐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的理論和信念,其目的就是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確保我們的黨永不變色,國家永不變色。

第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把管理國家的權力交給人民,讓人民來決定國家的命運。

毛主席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堅信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民主革命時期,他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奪得了國家政權,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國。在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他同樣堅定不移地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早在1940年代,他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關于如何破解歷史周期率的難題時,明確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9] 建國前夕,即1949年7月,他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對專政與民主的問題作了詳盡闡述。建國后,社會主義的民主建設正式提到工作日程。他指出:“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20] 要發揚民主,就要讓人講話,甚至允許罵人。他指出:“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8] 在他主政的幾十年間,他不僅讓人講話,還允許游行、示威,乃至罷工,八億人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大民主。

大民主,不只是讓人有說話、罵人的權力,也不僅僅是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監督政府與管理國家的權力。毛主席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 總之,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7] 他還特別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13]129 由于這樣的道理,所以,在他的思想深處,始終主張普通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指戰員參與對國家機關的監督與管理。在他主政幾十年的時間里,普通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指戰員都可以進入各級領導機關,當縣長、市長和省長,甚至還可以當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等,直接決定與管理國家大事。這是亙古以來從來沒有的稀罕事,只有毛主席才為我們開了這樣的歷史先例。

五,結合國際反修斗爭實際,積極開展黨內思想斗爭、路線斗爭,確保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先進性與純潔性。

要搞好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和建設,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黨,即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黨;同樣,也要有一種科學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就是在我們剛剛著手開始我國政治戰線、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關鍵時刻,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里出現了一股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動思潮,即現代修正主義。當時,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不顧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致反對,放肆推行“三和”“兩全”與“三無”的修正主義理論與路線。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理論與路線一經出籠,很快就在我們黨內有了反應,與之遙相呼應,如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階級斗爭熄滅論”等趁機泛起。這些,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覺與重視,及時組織全黨開展大批判、大辯論,在《紅旗》雜志、《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及其《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等一系列重要文獻,對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理論、路線作了全面批判與清算。

與此同時,毛澤東主席還領導我們黨結合國內正在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實際,深入開展了對自身內部出現的修正主義理論與路線,即對上述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階級斗爭熄滅論”等的群眾性大批判,并下大氣力糾正實際工作中出現的種種錯誤傾向;另外,還在黨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倡導“興無滅資”與“斗私批修”,下決心清除黨內的修正主義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黨員的共產主義覺悟,確保了我們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增強了反腐防變的堅強戰斗力。

(三)在意識形態方面,深入開展學習馬克思主義、倡導思想改造、批判各種錯誤思潮,鞏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

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方面,毛主席對此十分重視,特別強調。1957年,他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13]281 時間進入到1960年代,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關注與警覺。他指出:“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還指出:“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么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干干凈凈?歷代都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9] 對此,若不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與警覺,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消除,說不定有哪一天,遇到適宜的土壤和氣候,又會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導致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毛主席特別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和具體方針政策,指導全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

第一,“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提高全黨和全體國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

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最科學、最系統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通過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方法,提高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主席一輩子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是全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楷模。他最先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我國實踐,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創者與領航人。他一輩子可以說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二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解決好我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問題。他一輩子身先士卒,帶頭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并將它灌輸于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時刻不忘引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學好馬克思主義。每到關鍵時刻,他都要列出若干書目發給各級黨組織,要求全黨都要原原本本地讀、認認真真地學,真正學懂弄通。此外,還特別要求各級黨的第一書記必須帶頭學習,作出示范。毛主席主政幾十年,我們的黨就是這么一路走過來的。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才使我們黨成長為一個偉大、光榮、正確與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毛主席不僅要求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而且還要求全國人民都要學,尤其是青年學生、人民解放軍更要好好學,要把全國辦成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大學校。我國那個時期的大學和黨校普遍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理論課程,并且很受歡迎。在整個社會看來,學馬克思主義是最光榮的事,教馬克思主義的人是最受人敬佩與尊重的人。

第二,“興無滅資”,倡導世界觀改造運動,提高全體國民的思想政治覺悟。

“興無滅資”就是主張用積極的思想斗爭,去掉人們頭腦中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觀念,確立無產階級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興無滅資”,不只是對地主、資本家來說的,而是對所有的人。首先是我們黨的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毛主席說也包括他自己在內,必須身先士卒、帶頭作出榜樣。因為他們是全國人民利益與意志的代表者,黨和國家的權柄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他們是決定黨和國家及全體國人前途命運的人。

其次是知識分子,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所受的教育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后來又是為地主、資本家服務,因而在他們的腦子里有較多的剝削階級的思想。再加上他們長期脫離工農群眾,脫離生活實際,缺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與覺悟。知識分子的改造,首要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重塑靈魂;再就是要多深入實際,與廣大工農兵群眾相結合,接受工農兵的教育與再教育,尤其是要虛心學習他們當中的那些英雄模范人物,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培養無產階級的感情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

另外,毛主席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5]1477 因為農民,就其一個整體,是一群根深蒂固的小私有者,有較多的私有觀念。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存在是滋生新資產階級的最佳土壤,這種狀況不改變,休想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休想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所以,必須重視對農民的教育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此,要根本改變農民的私有觀念和自私行為,必須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改變他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毛主席總是矢志不渝地引導農民堅定不移地走集體化道路,并且持久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積極倡導愛黨、愛國、愛社、愛家的社會新風尚,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改善他們的精神風貌。

第三,開展大批判,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一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潮。

學習、改造是從正面講的。光有正面的學習、改造還不夠,還需有革命的大批判。大批判就是為了促進社會與人的思想革命化。馬克思曾經說過:“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20]57 批判,既是破,也是立。破,就是講道理,否定錯誤的東西;立,就是在否定錯誤的基礎上確立一種新的科學見地。這是一種非常能動的實踐活動,這里既包括改造客觀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觀世界。人只有在這種實踐活動中,才能做到“斗私批修”,達到“興無滅資”的目的。

毛主席認為,大批判,不只是哪一個部門或哪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全國8億人民共同的大事。他在1966年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提出:工、農、商、學、兵,不論哪一個方面,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在他主政的幾十年間,親自發動和領導批判過《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批判過胡風集團的反革命言論、批判過歷史劇《海瑞罷官》、批評過文藝界的修正主義傾向、批判過資產階級法權,此外還開展過評法批儒與批林批孔等各種活動。通過這一系列的舉措,使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及修正主義的理論、路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同時,也使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觀念及新世界觀深入人心,促進了整個社會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革命化;另外,更重要的是還使一大批、尤其是知識分子與全體青年學生得到了鍛煉,促進了他們的健康成長。

四、簡短的結語

上述可見,毛主席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所作的思考與實踐,完全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它是立體式、全方位的,不僅有經濟的,而且還有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以及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其中,尤其重視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革命,這里又特別強調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進而,更是倍加重視共產黨內兩種思想(或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

毛主席的這一思想是他研究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全部問題的綱。根據這個綱,他不僅卓有成效地指導我國開展了社會主義各個方面的革命與建設,解決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的世界性課題,而且還更加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他獨創了屬于自己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不僅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要“不斷革命”以及怎樣進行“繼續革命”的問題,明確回答了這個革命的哲學基礎、現實依據、指導思想、主要任務與目標、斗爭對象與重點、路線與政策、方法與步驟等一系列問題,是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思想武器與行動指南。

毛主席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經說過:“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21] 其實,問題并非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經過最近幾十年我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變化,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一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確有很多不如人意、甚至有悖理性與良知的事情,但是它的理論基礎、出發點和原則卻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不可全盤否定。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今后還會被更多的人所認識。這就像當年馬克思評價巴黎公社那樣,“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22]677

為什么這么說?這是因為在任何時候,理論與實踐總是有距離的,不會完全的同一。理論變為現實,其實踐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途中需要經過許多的中間環節,并還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眾所周知,這些環節的完成與過渡,都需要人的努力來實現,而當人的主觀因素與客觀現實發生矛盾時,實踐的結果必然會偏離理論預期,甚至會遭致失敗。這種情況的出現,有時并不一定是理論錯誤,而是我們的實踐出了偏差。所以,當人的實踐出了問題的時候,不能單純地去責備理論,而是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去尋找原因,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完全出自于其自身的一些錯誤做法,如“踢開黨委鬧革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等等,正是因為這些才導致了這場革命嘗試的失敗。對此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會看得更清楚,越來越認識到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堅持“繼續革命”的理論精髓是科學和正確的。

拙作寫到這里,不禁使人想到恩格斯當年在整理和出版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時曾對他的朋友致勞·拉法格說過的一段話,他說:《資本論》“這部書將成為他的一座紀念碑,這是他自己樹立起來的,比別人能為他樹立的任何紀念碑都更加宏偉。”[23]286 今天,當我們面對我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變化的最新歷史時,再來研究毛主席他老人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使我們深切體會到,這也是他為自己樹立起來的一座紀念碑,一座“比別人能為他樹立的任何紀念碑都更加宏偉”的紀念碑。這是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與升華,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無論從哪重意義上講,毛主席是當之無愧的現代中國與世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謹以此文獻給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民與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毛主席誕辰130周年!

注釋
① 屈炳祥:難忘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紅歌會網2023-04-25)
②屈炳祥:想起列寧“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13&cpage
③ 蔣煥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求是理論網2009-10-25 15:37)
④ 燕凌斯:人民公社為什么被撤銷?(激流網/2017-01-13l )
⑤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4) 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20-2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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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澤東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印)
[8]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9]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
[10]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11] 羅平漢:回望一九五八年(之二):兩次調查,兩種結果 http://www.china.com.cn/llsy/2008-10/21/content_16645561.htm
[12] 毛澤東傳(1949-1976)》(第三版):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2377-2378
[13] 毛澤東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元旦社論《乘勝前進》(1977年1月1日)
[1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之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一次講話(1959年8月16日)
[17] 中共中央: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年1月14日)
[18]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1966年)
[19] 田梅英:黃炎培與《延安歸來》(支部生活2014年第3期)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毛澤東晚年自我總結:我一生干了兩件事 (中國網 china.com.cn  2008-01-29)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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