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中吸取怎樣的歷史教訓?
——評德法《亞琛條約》與日俄首腦會談
作者:錢昌明
“二戰”結束已74年了!然而,歷史仍在影響著現實和未來。
無巧不成書。2019年的1月22日,這世界又發生了兩起與“二戰”歷史相關的政治事件:
這天中午,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德國邊境小城亞琛①簽署了友好條約——《亞琛條約》。往昔“二戰”中的死敵——德意志與法蘭西,在化敵為友的今天,決心進一步強化“合作和一體化”,共同走向未來。
同一天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首腦會談。雙方就簽署結束“二戰”的法律文件——“和平條約”問題進行磋商,最后仍無果而終。
德國、日本,同是策動“二戰”——這場史無前例人類浩劫的罪魁禍首,同是兩個法西斯戰敗國。但兩國在戰敗投降、吸取歷史教訓問題上,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取向。它們從不同立場對“二戰”歷史進行“反思”,得出了兩種不同的結論,從而導致兩種不同的當今,并影響著不同的未來。
德國人真誠地認罪、悔罪
1945年5月2日蘇軍攻克柏林,5月8日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同年11月,盟國對納粹德國的軍政頭目,包括內閣在內的6個組織進行“紐倫堡審判”,納粹的法西斯暴行遭受充分的揭露與清算。
戰后,德國雖被分割為東、西兩部分,民族分裂,政治對立、意識形態各異;然而,在對納粹德國“二戰”罪行的認識上,卻同持批判立場。兩德統一后更是如此。盡管德國社會也不乏有為希特勒及其幫兇招魂的人,但總體上說,特別是德國的主流社會、主要政黨,政府政要,都能直面歷史,勇于承擔“二戰”的歷史罪責。
早自1949年12月7日,聯邦德國首位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在一次集會上談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罪行時就公開承認:“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其后,總理阿登納等歷屆多位德國領導人,均多次發出“認罪”、“悔罪”的聲音。其中最為令人震驚的是:
1970年12月7日,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訪問波蘭向華沙猶太人死難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時,在細雨蒙蒙中,突然雙膝跪在死難烈士紀念碑前濕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被稱為“驚世一跪”!
勃蘭特留下的一句名言是:“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
在戰后德國的《基本法》中,更是明確規定:任何宣傳納粹思想、美化納粹戰犯、懸掛納粹旗幟和呼喊口號的行為,均被視為非法,有關當事人均要被判罰或處以徒刑。
德國對戰爭罪行的深刻反省,獲得了法國政府和人民的諒解。正是有了對“二戰”歷史的正確認識,并能正確吸取了歷史教訓,德、法這兩個被稱為“世代冤家”的國家,才出現了“化敵為友”的局面。
1963年1月22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西德總理阿登納,共同簽訂的《愛麗舍宮條約》(即《法德合作條約》),決心把兩國的命運連結在一起,推動歐洲的一體化。條約規定,兩國首腦和政府定期就外交、防務政策進行磋商和協調,強化兩國青年、文化、教育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民間情感的融合。
自《愛麗舍宮條約》簽訂以來,已過去了56年。如今,德、法兩國在總結徹底和解、“化敵為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再簽《亞琛條約》,無疑就是要進一步強化兩國的融合、鞏固歐洲一體化的基礎。
歷史上,歐洲是戰爭頻發的是非之地,“一戰”、“二戰”,兩次世界大戰的展開,都與德、法矛盾直接相關。法、德融合與歐洲一體化的發展,無疑會讓法、德兩國的民族利益與歐洲的整體利益不斷地趨同,這對化解歐洲內部紛爭、消弭戰爭,無疑不可或缺,是唯一正道。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二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危機的必然性所造成;然而,資本主義各國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狂熱,無疑又是釀成戰禍的必要條件。請勿忘記,納粹所以能成氣候,不正是希特勒煽動德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狂熱的惡果?
誠如默克爾在本次簽約儀式上所講,當今,“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我們所有的國家中都在變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四年,也就是一個人一生的時間之后,一些原本不言而喻的事情開始再次受到懷疑。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急需對歐盟內部的責任作出新的承諾,這也是德國與法國的責任。”
當今在歐洲各國民粹主義日趨囂張之際,德、法《亞琛條約》的簽訂,尤為必要。它無疑是人類良知的覺醒,無疑是對罪惡再現防微杜漸的必須,無疑是歷史的進步。
日本人不愿反省“二戰”罪惡
1931年9月,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二戰”戰火首先在亞洲燃起,很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1941年12月,日軍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二戰”范圍進一步擴大。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實現無條件投降,“二戰”戰火最終才在亞洲熄滅。
“二戰”歷時14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燒殺搶奪、奸淫擄掠,毒氣戰、細菌戰,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到處“萬人坑”,處處“無人村”,真可謂:無惡不作,天人共憤。這場浩劫,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造成直接、間接的財產損失高達6000億美元。
“二戰”結束后,盟國雖然也對日本進行了“東京審判”,然而,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僅滿足于日本對美國的臣服,除了對發動太平洋戰爭有關的幾名戰犯——東條英機等進行懲處外,對日本軍國主義罪惡根本沒有進行真正的清算。其結果就是:
“二戰”頭號戰犯裕仁壓根兒未曾問罪,照樣做他的“天皇”;甲級戰犯的岸信介,戰后仍然能復出擔任首相;軍國主義思潮根本未受認真批判,右翼團體繼續猖狂;連象征日本法西斯的標志——“膏藥旗”、日軍武士道的軍旗,依然耀武揚威……
按理,早在1945年8月15日、9月2日,日本政府就向盟國——中蘇美英四國,以天皇裕仁名義發布《停戰詔書》和蓋有“天皇御璽”的無條件投降書《降書》,莊嚴地承諾全部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條規定: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就是說:日本的領土只局限于“四島”,其他小島主權歸屬,需由“吾人”——即盟國中蘇美英“所決定”!)
可是,在美國的庇護下,戰后日本實質上否定了上述內容。如今的日本,不僅與朝鮮爭獨島,還與俄國爭南千島群島,更與中國爭釣魚島、爭東海,這不就是在否定《降書》?是在翻“二戰”的鐵案?日本在“二戰”對華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缺乏起碼應有的悔罪。
戰后的日本政界、學界主流,大多不能正視“二戰”歷史。
他們混淆是非,惡意歪曲戰爭的起因與性質。把“侵略”稱之為“進入”,把發動“二戰”的侵華戰爭,稱之為“大東亞共榮戰爭”;把這場法西斯侵略戰爭,胡謅成是“一場為了自存自衛、為了解放亞洲的戰爭”。(見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下就把法西斯侵略者,裝扮成了“天使”、“解放者”。
他們死不認罪、悔罪,公然質疑“東京審判”的法理依據。胡說對“‘甲級戰犯’存在誤解”、“戰犯在國內法上不是罪犯”;否認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所犯下的殘暴的罪行: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強征“慰安婦”,否認擄掠、奴役中國平民為“奴隸勞工”,否認731部隊——進行生化、細菌戰與進行“活體試驗”;等等。
它們顛倒因果,不談事情的前因后果,模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系。一面不承認加害他國諸如“南京大屠殺”等的罪行;一面卻借著“東京大轟炸”與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事件,竭力把自己變成這場戰爭的“受害者”,騙取世人的同情。
它們無視歷史教訓,至今堅守“皇國史觀”。把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對外侵略活動中的“戰犯”,一概視為“英雄”,政客們堅持參拜靖國神社。
細觀戰后日本政壇,鮮有能認真反省“二戰”侵略歷史的頭面人物。難得盼到的宮澤、河野和村山的“三大談話”②,卻被2015年安倍的一個談話,就從實質上作了全盤否定。“安倍談話”以回顧歷屆內閣對歷史認識的方式,只間接提及“反省”、“道歉”,但作為現任首相卻拒不“謝罪”。——相反,他卻高調宣稱:戰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負“謝罪的宿命”!
日本人的所作所為,堪稱化腐朽為神奇。不過,他們倒不是沒有對“二戰”進行“反思”,只是這個“反思”的價值取向錯了!
以東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日本右翼人士,他們不是從“二戰”中去反思發動侵略戰爭的錯誤與罪惡,棄惡從善;而是“反思”他們在軍事戰略、戰術上的所謂“失誤”。認為當年日軍在偷襲珍珠港得手后,就不應該松懈。如果當時日軍能再接再厲、隨后登陸美國西海岸,挺進落基山,逼降美國,日本就成功了。
在石原等軍國主義分子的眼里,大和民族就是“優”,其他民族就是“劣”,由他們來統治其他民族,似乎就是“天經地義”!他們至今仍崇尚叢林法則,迷信強權政治,因而,“反思”的結果,不僅未能正確地吸取“二戰”的歷史教訓,反而強化了他們軍國主義東山再起的狂妄夢想。
1989年,石原曾經與盛田昭夫合寫過一本叫《日本可以說“不”》的書,書中明確提出:日本已從戰后事事依從美國的小弟弟,變成可跟美國和蘇聯抗衡的強國,日本掌握最尖端的半導體和物料技術,可左右軍備發展,日本應善用這張牌向美國說“不”!“日本可在一年里造出核武器”!
看,吃人的野獸又露出了它的獠牙!石原的狂妄,讓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殘暴的本性暴露無遺。
是的,“二戰”離我們已經遙遠。人們究竟要從“二戰”的災難中吸取怎樣的歷史教訓?這是非常值得深思與警惕的。
此番德、法《亞琛條約》的簽訂,標志兩國已走上民族和解、共同發展的道路,這無疑是正確反思“二戰”歷史的正道。反之,此番日、俄莫斯科首腦會談的失敗,是日本至今不承認“二戰”歷史、不愿正確反思歷史教訓的必然結果。
德國、日本同為“二戰”中的法西斯戰敗國,然而,它們卻在走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說到底:棄惡從善是正道,怙惡不悛是邪路。相信正義必勝,邪惡必亡!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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