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私人生產、外資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競爭必然加劇,利潤率必然降低,投資欲望必然下降了。而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就必然下行了。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減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實施了中國經濟增長平臺的轉換。如果不換回原來的平臺,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也就最多只能比資本主義好一點了!但這又能持續多久呢?我想,這才是進入新時代后中國要著力解決的根本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21世紀初,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一度甚囂塵上。這種研究主要聚焦在全要素生產力的衡量上,認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不高,顯示中國技術進步緩慢,因而存在隱憂。現在來看,中國技術進步卻極其迅速,雖然中國遠遠沒有動用所有技術進步的潛力。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不遺余力的打壓即是證明。
在一些計量經濟學以不正確的方式研究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時,一些研究聚焦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決定因素,提出了 “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理論”,它與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持續分權理論”共同認為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而最近的一個研究否定了這兩種理論,認為“未來中國必須深化改革才能應對轉型發展的整體性挑戰,不僅要逐步打破‘三領域行政性壟斷”’,還應采取有效措施扭轉‘兩層逐底式競爭’及其引發的多重扭曲,最終建立一個更全面、更平衡的良性市場經濟體制,才能防止中國在經濟發展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
然而,對錯誤的否定本身也不一定是正確的。四種研究都在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歸因錯誤。認為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官員決定了經濟增長,那豈不是一種無視事實的精英主義論調嗎?認為打破三領域行政性壟斷是防止中國在經濟發展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難道不是會把國有企業、國有銀行至少70多年的積累毀于一旦,而進一步縮小社會主義政府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嗎?
二、改革開放前后的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比較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動能是充分發揮了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因為充分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中國才在建國僅僅27年中就創建了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而調動人民積極性的生產組織基礎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沒有這兩種組織形式,中國不可能建國僅僅27年就創建出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因為它將缺乏人民發揮積極性的平臺,更無從談人民發揮積極性的激勵機制。對于這點,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的人應該是毫無疑義的。當然,能夠建立起人民發揮積極性的平臺,能夠釋放出人民創造歷史的積極性,又離不開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指導!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動能無論是什么,它都缺少了計劃經濟,缺少了對發展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規劃,從而也缺少了廣大人民發揮積極性的平臺。
人民公社在20世紀80年代就解體了,大量國企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國退民進的聲浪中消失了。它不但缺少了這些平臺,而且,在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聲浪中,全黨、全國的注意力過多地偏向了交換方面,而忽視了生產,更忽視了獨立自主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因為市場換技術在若干年里都成為中國的一個著名的口號。
結果是,私有企業發展,外資發展,而從市場的角度看,當私有企業發展和外資發展過多,必然擠出公有經濟的力量。中國諸多市縣已經沒有多少公有經濟從而不得不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就是一個明證。
中國怎么能夠把財政建立在土地這種資產的基礎上而不依賴生產的呢?這個結果的結果是,中國經濟雖然表現出一定的增長動能,但遠遠沒有實現本來可以實現的發展,無所謂地方政府如何努力地招商引資,如何不遺余力地發展私人企業。而當私人生產、外資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競爭必然加劇,利潤率必然降低,投資欲望必然下降了。2
而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就必然下行了。
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減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實施了中國經濟增長平臺的轉換。如果不換回原來的平臺,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也就最多只能比資本主義好一點了!但這又能持續多久呢?我想,這才是進入新時代后中國要著力解決的根本問題。
三、重建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
重建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種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主要不是招商引資,不是營造營商環境,而主要是在城市和農村大力發展已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興辦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
當前,我國正走在這樣的道路上。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將民營學校轉為公立學校、農村集體經濟已經再出發等等就是證明。除此之外,也可以考慮把一些民營醫院、民營企業轉為公有企業,可以以國有資本注入民營企業,從而確保公有制經濟具有毫無爭議的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
只有這樣,才能為理順中國經濟秩序,穩定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動能下降風險提供平臺基礎。有了這樣的平臺,只要再按照鞍鋼憲法的精神來加以管理,人民就可以安居樂業,就可以奮發圖強,而中國經濟就必然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了。
注釋:
1、陶然、蘇福兵:《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兩個備擇理論假說和一個系統性分析框架》,《比較》,2021年第3輯;
2、私人企業必然支付極低的工資率,從而必然導致中國消費傾向降低。而中國物價的高企也必然進一步降低消費傾向。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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