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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文化霸權 重建中國學派

　　鄭彪

　　一、文化霸權是“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

　　文化霸權，其實是一種漢斯 摩根索先生稱之為意識形態帝國主義——為了更有“軟實力”起見，他寧可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他認為這是美國最微妙的，也是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事實上也是如此。“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領土和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為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手段。”(Hans J Morgenthau:7theditiong，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漢斯.摩根索先生表述得很坦率，可見文化霸權作為新殖民主義，是當代帝國主義的一種“陽謀”，它從屬于軍事帝國主義和經濟、金融帝國主義，是與之并行不悖的政策。當代帝國主義是三管齊下，軍事帝國主義是對被征服者直接進行軍事轟炸;經濟、金融帝國主義是對被征服者進行經濟控制，包括生計控制;文化帝國主義或曰文化霸權則著重于對思想和心靈進行控制。他特別坦率和正確地指出：“文化帝國主義在現代的典型表現是第五縱隊。”(同上)事實證明，欲征服中國這樣有著五千年文明史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龐大地緣政治主體，軍事帝國主義仍然是重要的卻不是很有效的政策，而且不是每時每刻都可以使用的政策，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帝國主義則是每時每刻都在使用且很有效的政策，而文化帝國主義特別是第五縱隊對人們思想和心靈的影響和控制，則是最為微妙和效果不俗的政策。國際經驗一再表明，當對思想和心靈的控制達到相當程度而國內外時機成熟時，顏色革命就提上日程了。但是這一套做法在中國，盡管國際敵對勢力三十年來已經做足了功課，卻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這表明中國的地緣政治條件特別是地緣文化，有其特殊性。對此，西方了解得很不夠，認識也很片面，很膚淺。他們又在犯一個歷史上經常犯的錯誤：對自己估計過高，對中國估計過低。當然，這個問題超出了本文的范圍，需要專門研究。

　　這里說的是文化霸權的一個技術性問題，即學術力的問題。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即文化帝國主義，特別是西方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表面上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話語權或說媒體問題，背后卻有一種不可小覷的學術力支撐，做了幾十年的理論準備。現在都說西方國家智庫如何了得，其實智庫建設的基礎是學術建設，是學術力建設。脫離學術力建設而侈談智庫建設，不是沒用，卻是舍本逐末。學術不獨立，政治、外交不獨立，智庫無法獨立。戰后凱恩斯主義盛行時期，哈耶克們曾經長時期坐冷板凳，做足了功課。

　　學術力除了價值觀層面和政治一類的內涵以外，主要包括學術研究力、資源吸納力、整合力、詮釋力、創新力、影響力，等等。近來流行一個詞，叫做“軟實力”，這個概念抽掉了價值判斷，容易被理解為欺騙力，其實是摩根索所說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中國最好不用這個概念。馬克思主義最初是一種政治理論(如《共產黨宣言》)，也是難能可貴的學術創新，是強大的思想資源，最具軟實力。馬克思《資本論》具有極其深刻、穿透歷史的強大學術力、科學的預見力，其實最具“軟實力”，這種強大的學術力，直到2008年美國搞出金融海嘯，再次凸顯出來，為歐美和全世界所重新認識。西方國家喜言地緣政治，在1867年，他們預見到馬克思主義會引起可怕的地緣政治后果——事實也正是如此。而今天，在“復活”了的馬克思面前，新自由主義的學術力顯得蒼白無力，其軟實力頓時“軟”了下去，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復活”，諸如此類的現象會引起怎樣的地緣政治后果?值得深思。

　　二、學術力關乎民族命運，須要重建思想獨立的中國學派

　　人類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至少已經五千年甚至上萬年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造福東亞，惠及人類包括晚近興起的西方社會，世界不知文化霸權為何物。而自古中華民族不僅勤勞勇敢，尤其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熱愛學術，早在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就有百家爭鳴的學術井噴，宣告了人類文明的中國學派就此建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政治幾經大的動亂，但是學術、文化卻能夠持續發展，不僅綿綿不絕，而且能不斷吸收外來文明而自我充實和更新，并支撐著古老的中華民族，直到18世紀前后才與晚進崛起的西方國家正面遭遇。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首先是學術落后了。另一方面，古老的中華學術盡管總體上落后了，但其價值觀并不落后，總體上仍能夠支撐整個民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雖是踉踉蹌蹌地進入現代，而社會畢竟沒有崩解，中華民族仍在頑強地堅持斗爭。國際上有一種觀點說，中國幾千年尊崇孔子，證明中國人守舊落后，不善于創新。這是由于不了解中國歷史文化而導致的一種極大的誤解。中國歷史和文化，歷朝都有不小的變化，進入20世紀更是變化巨大。中國自古有《易經》，是中國人智慧的源泉，影響中國幾千年。易者，變也。中華民族的偉大和優秀，不在于恒久不變，而在于變中有不變——基本的，好的東西不變，不變中有變——吐故納新，今天的話叫“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很早就找到了優秀的價值觀，崇尚正義，夢想大同，不斷奮斗，而且能幾千年一以貫之，直到現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優點，不是缺點。相反，歷史證明，價值觀有問題或價值觀變來變去，會導致人類的地緣政治災難。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很大，舉世矚目，但是也出現問題，這也是由于有些人放棄了原有的好的價值觀，崇尚某些外來的不那么好的價值觀和盲目照搬外來的學術。如果不糾正，也可能犯“顛覆性錯誤”和導致地緣政治災難。那對于中國、鄰國和整個世界，都不是好事。

　　最近有歐盟官員說，我們歷史上都曾經是難民，表明對歐洲在中世紀晚期經歷的那場長時期的地緣政治災難，記憶猶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西方和西方文明是在那場地緣政治災難中興起的。一直到19世紀以前，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都很小。而在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作為農業國被西方工業國打敗，特別是1900年“辛丑條約”簽訂之后，中國半殖民地的危機更加深化，包括學術上受西方的沖擊極大，中國學派可謂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中國人的精神也遭到重創，崇洋媚外和殖民地心理在一些人群中開始形成。整個中國的命運和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一直到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殊死斗爭，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才開始根本改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等幾篇雄文，標志著西方的文化霸權被打破。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更徹底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至少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持續反對西方和平演變，西方的文化霸權在中國大陸幾乎已經沒有多少影響。但是顏色革命，如果從和平演變算起，影響或多或少，還是有的;而顏色革命與文化霸權兩者相聯系而同時對中國社會進程產生實質性影響，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來這三十來年的事情。它持續的時間不很長，也不算短，其影響不可小覷，甚至有可能導致中國犯“顛覆性的錯誤”。這種情況，近年來已經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需要認真對付。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一些人喪失了理想信念，也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在學術上一味追隨西方。這樣一來，也就中斷了毛澤東通過將馬列主義中國化，實際上開啟的構建中國學派的進程。近來中國高層非常重視智庫建設，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官方正式的提法是，當前，“迫切需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造就一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德才兼備、富于創新精神、善于提供決策咨詢的專家隊伍。”(引自2015年9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第九屆中國社會科學前沿論壇上的講話，題目是《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大有可為》)我理解，建設“新型智庫”很重要。所謂“新型智庫”，“新”就新在獨立自主和獨立思考，而過去過分迷信外國和擁抱全球化，學術往往不能獨立自主，思想和實踐便可以出現某種“依附”現象。所以，歸根結蒂，維護民族獨立，實現中華復興，需要重建中華民族獨立思考的學術力，亦即重建中國學派。

　　顏色革命和文化霸權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是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伴生物而大行其道的。眾所周知，顏色革命、文化霸權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都是經過精心包裝的。這些東西看起來都是“很有學問”的，因為它是有強大的學術團隊支撐的。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行銷中國市場的大量經濟學著作，無論包裝得如何華麗，無非是以“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和“不干預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等若干教條為主要內容的，也是作為地緣政治工具而加以炮制和使用的。至于顏色革命理論的幾件武器，自由民主人權什么的，文化霸權如商業文化、享樂頹廢文化和某些影視“大片”等等，諸如此類，也都是作為地緣政治工具加以炮制和大肆推廣的。應當承認，在這方面，某些國家是下了大賭注的，其效果也是不俗的。但是在中國，雖然折騰了許多年，最終其顛覆和肢解中國的地緣政治目的，也是不能成功實現的。這方面，也應當學習毛澤東：“毛”者，反手也。

　　三、毛澤東是現代中國學派的奠基人

　　在中國，即使在近代西學東漸的早期如明清兩朝，士大夫對西方傳教士試圖推行的“顏色革命”(稱作“以夷變夏”)和文化霸權就表現出高度的不認同和較強的學術批判能力。鴉片戰爭以后滿清政府接連戰敗，中國以“洋務運動為代表，掀起向西方學習的風潮，但早期的學習，不得要領;而西方的先生又老是欺負學生，刻意誤導學生，例如處心積慮地向中國推銷各種自由主義思想，等等，唯獨沒有重商主義——都不是真經。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語)，中國人才開始得以逐漸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自立自強的道路。可以說，20世紀中華民族得以通過革命翻身，是從引進馬列主義并加以政治理論創新也是學術創新開始的，或說通過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開始探索建立中國學派開始的。現代中國學派的真正創立，其標志是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而毛澤東本人無意中成為現代中國學派的開創者、奠基人和導師。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特別是延安時期的理論創新，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也是學術創新，實際上成為現代中國學派的奠基人。過去沒有從這個角度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今天提出和認識這個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連不遺余力地鼓吹全盤西化的胡適先生，都私下里承認：“毛澤東是中國白話文第一人。”(參見唐德剛回憶胡適)豈止白話文，毛澤東根本就是20世紀創立中國現代新文化包括哲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學藝術理論等領域的學術第一人。即使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也有卓越的建樹和見解，包括《論十大關系》和《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 》(鄧力群整理)，令今天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讀來仍能深受啟發，感到慚愧。

　　毛澤東不僅自己帶頭創立中國學派，還注意帶領中國學人。在知識分子中間，光提倡讀書遠遠不夠，像毛澤東那樣讀書，提倡和樹

　　立認真踏實做學問的風氣。延安時期他收到李達撰寫的《社會學大綱》，讀了十遍，并于1936年回信稱之為“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毛澤東一生將《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一生都在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國文化大師、理論大師也是學術大師，知行合一的大師，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為中國學派指明了方向。毛澤東晚年說，他是一個導師(教師)，有深意存焉。

　　不僅從政治上看，即使從學術上看，毛澤東的方向和道路，也是中國學派的方向和道路。

　　四、關于重建中國學派的幾個概念

　　進入21世紀，人類文明還有沒有前景，前景如何，這是一個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用“文明沖突”來概括21世紀國際問題的實質。俄羅斯有學者說，進入21世紀，人類面臨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對決。對這個問題，中國學界分歧不小。事實是，二次大戰以后，世界分裂成東西方兩個截然對立的陣營，雙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想以自己的價值觀、主義和方式方法來解決政治對抗和人類前途問題。前蘇聯曾經創造出“蘇維埃價值”，曾經下大力打造學術上的“蘇聯學派”，也長期與西方文化霸權相頡頏，進步影響很大，但失敗的教訓也很深刻。中國怎么辦?其實已經有路，就是毛澤東開辟的道路。進入21世紀，我們只有學習毛澤東，順應歷史潮流，向著世界大同的進步方向，創新學術特別是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等等，反對顏色革命和文化霸權，在一切學術領域積極構建具有中國思想、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學派，為實現中華復興中國夢提供學術支撐。

　　這里提出與中國學派相關的幾個概念，供大會參考。

　　“中國學派“的含義是，建立在中華文明基礎上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并整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請注意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新詮釋，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主義;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等等)，服務于中華復興中國夢和世界大同的現代中國學術。

　　“中國學派“的外延包括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醫學等等。本文主要涉及哲學社會科學。

　　毛澤東是現代中國學派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毛澤東的方向道路就是中國學派的方向道路。在當前條件下重建中國學派，任重道遠，需要建立許多制度和機制，包括選拔機制、任用機制、培養機制、教育機制、考察監督機制，清理淘汰機制，等等。

　　重建中國學派，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鑒于未來戰爭的可能性在增加，學術的內外環境可能偏緊，對中國發展的影響難以估量。在這種條件下，如何重建中國學派，更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孟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中華民族不可以不弘毅，如此，則一切挑戰都能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