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期，正確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深刻認識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對全面理解“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內涵，進而提高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能力，有著重大意義。為了全面深入學習、理解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我們將分兩期推送李慎明教授關于“戰略機遇期”思考的相關文章。此為第一篇：《贏得未來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中國理念、中國方案》
【李慎明，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少將軍銜，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治學會會長。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摘 要】“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做出的十分重大的結論。這個“歷史時代”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說的大的歷史時代，又包括列寧說的帝國主義這一特定的小的歷史時代，內蘊既要堅持頂層思維、堅定信心，又要堅守底線思維、居安思危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戰略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組成部分，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贏得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最終必然要實現的目標，堅持和發展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可靠路徑，“一帶一路”是承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經濟和文化載體。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當今時代特征相結合，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贏得未來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中國理念、中國方案日趨完善。
一、正確判定時代方位，堅定信心，居安思危
1936年12月，全面抗日戰爭前夕，毛澤東指出：“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于政治是不利的”;“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的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1]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指出：“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多好的預見，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盲目的。只有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2]他說：“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3]要正確認識遠景預見與“摸著石頭過河”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任何真理都是有條件的，遠景預見與“摸著石頭過河”有著不同的前提條件。遠景預見指對前進的方向、路徑、進程等戰略問題的預測，“摸著石頭過河”則是在前進方向、路徑、進程等重大戰略明確之后，在其實施過程中對需要進一步弄清的戰術及細節問題的確認。我們在戰略預見上，完全有理由也必須蔑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僅堅信帝國主義制度是要最終滅亡的，而且相信其已經從壟斷階段開始向腐朽、垂死的階段過渡(當然，也絕不排除如列寧所說，在帝國主義進入腐朽、垂死階段后，在特定的條件下，其有時仍會有較快發展的可能性)，但我們在戰術上一定要謹慎對待、好好研究、“摸著石頭過河”。以上兩者合起來就是：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也就是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與科學的求是精神相結合。如果只講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不講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果只講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不講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就可能陷入庸俗的事務主義甚至悲觀主義。正因如此，不能只講遠景預見與“摸著石頭過河”中的其中一面，更不能把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搞顛倒了。這也就是說，絕不能在戰略上重視敵人，在所謂的“小心求證”后認為“共產主義虛無縹緲”；而在戰術上卻藐視敵人，在所謂的“大膽設想”后認為“腳下之路全是坦途”。這一傾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著力糾正。東歐劇變和蘇聯亡黨亡國之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敗論”“終結論”以及“虛無縹緲論”等論調紛至沓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是我們的根和魂。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的科學根據。”[4]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這一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當今時代特征相結合所做出的十分重大的結論。這是向世人又一次莊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重大結論，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等一系列重要論述的科學依據，也是理解我們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處于大有可為的重要發展戰略機遇期的科學依據。全黨必須高度重視和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大結論，這樣我們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以頂層思維觀察世界，進一步認清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時代性質，科學判定當今時代方位，進一步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增強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兩個規律”的認識，正確進行頂層設計并制定相應對內對外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相關的戰略、策略等，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的堅持與發展，確保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對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事業做出較大的貢獻。“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重大結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大的歷史時代，又包括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這一特定的小的歷史時代。我們絕不能把列寧所判定的帝國主義時代僅僅理解為一二百年左右的時段，若做此理解就難以避免重犯我們黨在歷史上出現的種種幻想、空想所導致的“左”傾冒進錯誤。隨著金融帝國主義這一時代的深化，以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為標志，帝國主義即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總體上從壟斷與寄生進一步向腐朽和垂死的歷史階段過渡。帝國主義時代同時又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也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及其進步事業不斷發展的時代。在帝國主義從壟斷與寄生進一步向腐朽和垂死的歷史階段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及其進步事業不斷發展的這一時代的根本特征會更加鮮明。當然，我們也深深知道，全球范圍內貧富兩極的急遽分化已經為這一發展方向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但其進程的快慢則主要看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各個國家尤其是大國進步政黨理論的成熟程度和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程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誕生與發展，為今后三五十年內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興與振興提供了無比光明的前景。如果看不到這一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可能出現的世界社會主義復興更加鮮明的特征，就會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根本上喪失信心，對革命的宏偉大業采取消極無為的等待思想，甚至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所嚴厲批評的想走“全盤西化”邪路的思想。人們在談論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時，往往只注意到他對開創十月革命道路的直接貢獻，而對列寧關于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并進一步發展到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更高層次的理論貢獻關注不夠。蘇東劇變后，隨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世界財富迅疾向極少數人手里集中，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急遽拉大，絕大多數人的相對需求和絕對購買力急遽減少，產品相對過剩這一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象遍布全球各地，互聯網的誕生與改進也不斷促使人們的交流方式更加便捷，使人們的反思也愈加迅疾與深刻。當人們重溫1916年正式出版的列寧《帝國主義論》時，會驀然發現這位導師當年所闡發的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種種特征現在全都更加清晰地呈現在自己的視野中。全球范圍內貧富兩極分化的鐵的客觀現實與人們的加速反思，使得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開始以99%的人與1%的人的直接對抗而呈現出來，連教皇方濟各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良知的著名學者都在強烈譴責目前極其野蠻殘忍的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呼喚馬克思的聲音在逐漸匯集壯大;完全可以預言，在未來三五十年內，重新呼喚列寧、毛澤東的聲音也必然遍及世界各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在1989年明確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5]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這是否改變了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征？列寧早在《帝國主義論》中就指出：“危機(各種各樣的危機，最常見的是經濟危機，但不是只有經濟危機)又大大加強了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壟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最新成就”[6]。美國當局點燃的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正是美國金融加高新科技大資本企圖維持其在全球壟斷地位必然要采取的戰略行動。如果我們不能認清這一必然性，就會產生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采取錯誤的行動。當然，列寧當年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談及的帝國主義經濟五個基本特征在當今世界已經有很多新的變化和深化，這些變化和深化非但沒有解決原有的矛盾與問題，反而使其更加激化，以新的特征體現，并在政治和文化領域有種種表現并相互作用。研究這些矛盾與問題的變化及其趨勢與對策，是當代共產黨人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7]環顧當今“地球村”，世界左翼與社會主義思潮已經在全球開始復興；完全可以斷言，在未來三五十年內，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將如磅礴春潮在全球席卷、勢不可當。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誕生的國際背景。徹底理解列寧關于金融帝國主義理論，有助于更加自覺地認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以及“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一個國家內部往往都有王朝興衰的歷史周期律。在人類文明前進的征程上，大國和世界文明的興衰有沒有大體相同的歷史周期律呢？自從世界步入世界歷史之后，大國和世界文明興衰更替的規律也就逐漸顯現。蘇聯亡黨亡國使得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谷，而此后另一個帝國的過度擴張，則正在加速世界帝國主義提前進入腐朽和垂死的階段。只有認清當今世界所處的這樣一個特定的具體的歷史階段，我們才能更加自覺地把毛澤東關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重要指示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頂層思維、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落到實處。這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著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我們正在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必將為人類文明和進步事業不斷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2016年5月10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守住底線，在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中及時化解矛盾風險。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還引用了毛澤東在七大上的講話：“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8]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又強調：“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9]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是會搞欺騙的。帝國主義也有兩條腿，有欺騙的一條腿，又有壓迫的一條腿。”[10]在準備進行各種復雜形勢下新的偉大斗爭時，我們一定要把帝國主義本性這兩種表現方式進一步認識清楚，同樣如毛澤東所說：按照“中國的說法”———“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跟它們在桌子上談”，“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們哪一條腿有病”；另一條腿是進行“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11]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社會主義的機遇。資本主義的危難越多越大，社會主義的機遇也就越多越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從根本上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國際機遇，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所主張的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最為顯著的特點。完全可以預言，在中國共產黨堅強正確的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即2050年前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必然會進一步觸發自資本主義誕生500年來最大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所主導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全球化將走向式微衰敗，世界人民所要主導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新的經濟全球化將會從此揚帆遠航。時代的具體表象確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金融帝國主義的本質絕不會有絲毫改變，其步入衰敗進程之后的瘋狂和垂死掙扎即其野蠻性和反動性會愈加鮮明地呈現出來。黎明前的黑暗絕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現象。對今后斗爭的殘酷和慘烈程度，我們必須要有充分估計，并事先做好全面、全方位的應對預案，以更加積極主動地準備進行各種復雜形勢下的新的偉大斗爭。真正從思想等相關方面準備應對各種困難的預案，而不是口頭說說而已，在迎擊種種實然困難時，就會主動從容地贏得勝利。這也就是說，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我們仍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重大結論中，已經內蘊了既要堅持頂層思維、堅定信心，又要堅守底線思維、居安思危的思想。只有認真深刻領會這一重大結論，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才能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既緊緊抓住十分難得的機遇、瞻望無比光明的前景，又從容應對十分嚴峻的挑戰、準備走異常曲折的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種種“陷阱論”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大地上休矣！
二、高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
1958年11月，毛澤東為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關于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在美國基督教會全國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說另擬了一個提要式的標題：“杜勒斯對國際形勢的全面分析。——唱低調；——自己認輸，說是在理論方面，組織紀律方面，西方不行；——招呼我們說：只要你們共產黨埋頭去辦家里事，不出遠門，西方就放心了。”[12]這一演說被作為八屆六中全會文件印發。幾十年來，美國還采取種種舉措，在經濟、政治、文化及科技上對我進行嚴密封鎖，軍事上進行包圍，讓新中國“不出遠門”。但由于我們自己發展壯大，1972年美國總統訪華，宣布其封鎖政策破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熱烈地擁抱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無比豪邁地跨入了新時代。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指出:“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加快演變的歷史性進程之中。和平、發展、進步的陽光足以穿透戰爭、貧窮、落后的陰霾。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正是基于以上前所未有的機遇和世所罕見的挑戰，習近平主席接著莊嚴宣告：“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13]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面對新的機遇與挑戰，以更大的勇氣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為人類文明和進步事業敢于擔當精神的集中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帶頭堅持和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站在人類歷史和時代發展的高度，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高屋建瓴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戰略思想，這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組成部分之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契合人類共同發展的美好前景，又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的大同思想，還包括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巧妙地把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銜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贏得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必須正確認識和深刻理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內涵。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明確提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14]2019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又明確把當今世界存在的“三大赤字”發展成為“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這“四大赤字”。只有堅持逐步破解全人類面臨的這“四大赤字”的嚴峻挑戰，才能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個世界才能真正形成“和平、發展、共享”的局面，也才能稱得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2.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現階段的內涵，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的：“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以上內容也可以概括為“和平、發展、共享”三個時代課題。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即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可能會被賦予新的內涵。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建立最廣泛國際統一戰線的根本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事業證明，統一戰線是贏得勝利的根本法寶之一。1940年，毛澤東指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15]現在，世界各國人民面臨的嚴峻挑戰是“四大赤字”，造成“四大赤字”的根本原因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上的無限貪婪性，表現在政治上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殘酷性，表現在文化上就是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的野蠻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占領人類道德最高點的思想的提出，使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很難公開否定和抵制，得到世界各國人民和絕大部分國家的普遍贊譽和熱烈響應。這就為實現階段性綱領和建立更加合理、公平、公正的國際關系新秩序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4.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經過極其復雜艱苦卓絕的斗爭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意味深長地說：“鄧小平同志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幾十代人，那是多么長啊!”[16]可以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間段，可能比我們鞏固和發展國內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要長。對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思想和理論準備。國內大局與國際大局越來越緊密相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沒有對立面。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特別是引領世界各國人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我們深知，世界上兩大社會制度競爭和斗爭的態勢與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新的變化，但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仍然面臨著巨大挑戰。對種種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逆全球化思潮，對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舊思維，對弱肉強食、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叢林法則，對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和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等種種行為，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絕對不可能與之和平共處甚至侈求共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所說：“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7]如何調動各國人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性?習近平強調：“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對世界好、對世界各國人民好，要由各國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說了算，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18]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大發展理念”，其中的共商、共建是手段，而共享才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目的和根本立足點，這無論在當今世界還是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從本質上說，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必須為世界各國人民和依靠世界各國人民，只有如此才能達到共享這一根本目的，這是全人類道義和道德的最高點，是當今和今后世界文明觀與價值觀的最高峰。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同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當基辛格說“我們同別的國家從未像對你們這樣開誠布公和誠實地談話”時，毛澤東說：“不要講假話，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們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試試看嘛。我們也不搞竊聽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動作沒用，有些大動作也沒用。”[19]毛澤東之所以這么自信，就是他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為的是人民、依靠的是人民，而美國歷屆當局所缺乏的恰恰是這一根本點。6.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本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自由人聯合體”即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和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20]馬克思恩格斯還在《共產黨宣言》里鄭重宣告：“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1]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并系統闡釋共同體思想，并把作為無產階級奮斗目標的共產主義社會命名為“自由人聯合體”，這一共同體思想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然的共同體”到資本主義的“虛假的共同體”再到“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真正共同體”的歷史演進過程。1961年2月，毛澤東會見法國一位參議員，這位參議員說：“法國離中國很遠，那不要緊，但有一堵墻把兩國隔開了。”毛澤東回答說：“有各種不同的墻，有意識形態的墻，有社會制度的墻，有外交關系的墻，有經濟關系的墻，這是暫時的現象，人民終究是要把墻拆掉的。意識形態的墻和社會制度的墻，只要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是可以拆掉的。”[22]毛澤東所說的墻是可以拆掉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讓不同社會成員都能夠參與“共商共建共享”式發展，不被強權邏輯和經濟利益所囿，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球大多數民眾。這不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同時也是我們努力追尋的實實在在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指標。在新自由主義給全世界帶來眾目共睹的種種災難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真正共同體”的思想，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強調各國地位的平等性，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最大限度地集合世界各國特別是各國人民投入人類文明與進步事業，這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當然也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但其根本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
三、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開展全方位外交，調動全球一切積極因素
如果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最終必然要實現的目標，那么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則是我們達到這一最終目標的可靠路徑。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是根據時代的變化和發展逐步形成的。早在194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時便提出了中間地帶的思想：“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23]1957年，毛澤東又明確提出，世界上有“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24]1963年，毛澤東提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歐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許多人反對美帝國主義。有的帝國主義者也反對美帝國主義，戴高樂反對美國就是證明。”[25]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明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6]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才是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基本力量，是我國在國際斗爭中應該團結和依靠的主要對象。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對于加強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改變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維護世界和平，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歷史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世界歷史”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近代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各個民族和國家通過交往而聯結成一個整體的必然結果。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資本擴張的翅膀，隨著資本對全球的侵蝕，這個世界就逐漸形成“地主”“富農”和“貧農”這三個營壘。極少數國家如當時的美國、蘇聯是“地主”即第一世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富農”即中間派亦即第二世界，廣大的亞、非、拉其他國家即備受壓迫和剝削的發展中國家是“貧農”即第三世界，這就為當時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根本的思想理論基礎。有人說，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與全球化精神相悖，這一指責是不公正的、是典型的數典忘祖。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毛澤東當年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才贏得了后來的“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到來，也才逐步贏得現在追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經濟全球化時機的到來，一些人的指責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和平與發展主題的引領者鄧小平高度評價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鄧小平指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能稱霸”；到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如果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就不能實行霸權主義，仍然屬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時中國翹起尾巴來了，在世界上稱王稱霸，指手畫腳，那就會把自己開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27]他還說，要全面加強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高度重視南南合作，積極推動南北對話，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將一如既往，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各個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他強調：“中國現在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28]在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過不過時呢?1981年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晚年“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29]筆者認為，這一思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愈發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意義。同時，我們也要清楚地看到，當今世界局勢與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之時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這一思想也迫切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堅持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使用過“第三世界”這一概念，并在不同的外交場合分別就中美、中歐、中日、中亞、中拉、中非等地區和國家的外交關系作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這些講話高屋建瓴、內涵深刻，在本質上都是對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堅持、運用與發展。筆者認為，現在美國一家是第一世界；歐盟，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是第二世界；其他亞、非、拉國家是第三世界，中俄則是最為重要的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第一世界國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企圖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掌控世界。第二世界的國家具有兩面性，既有壓迫、剝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國控制、威脅和欺侮的一面，因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爭取聯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國家深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與剝削，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力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迫切需要我們開展全方位外交，以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如何與美國這個全球唯一的第一世界打交道呢？筆者在其他相關文章中已經做過專門的論述，這里不贅述，只是補充五點很不成熟的意見。一是始終堅持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有效結合起來。目前首先是原則的堅定性，有了原則的堅定性才能確保我們的底線不被突破，才能打掉對方的任何妄想。這正如1946年7月6日毛澤東基于當時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悍然發動內戰時指出的：“對美蔣的壓力與要求，我們應當有所讓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讓步而是斗爭。如果我黨既有相當的讓步，而對其無理壓迫與無理要求又能進行堅決的斗爭，則其結果比較付出更多更大的讓步反而要好些;如無堅決斗爭精神，則結果將極壞。”[30]二是要有必勝信念。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極右翼大資本繼承了法西斯的衣缽。在特定條件下，美國有可能重新步入類似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時代。1965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指出：“法西斯主義是最丑惡的，因而又是最軟弱的最無生命力的”；“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打不敗的神話。”[31]三是要高度重視與美國當局的意識形態戰。我們必須準備美國當局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面對我進行遏制，但所有遏制的背后或前面都有一個理論和輿論上的攻擊。我們要高度重視這一客觀現實，必須首先打贏各個戰略要地前沿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保衛戰。戰略要地前沿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保衛戰打贏了，戰略要地就能守得住。四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對象采取不同政策。我們要把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區別開來，要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區別開來，要把美國的國際壟斷大資本與中小企業區別開來，要把美國政要、政客以及智庫中的頑固派與開明人士區別開來，在美國當局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問題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成最廣泛的反對美國霸凌主義即霸權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五是中美貿易戰可能的前景。如果像一些同志主張的對美要做出無條件妥協，10年之內我國極有可能走上蘇聯亡黨亡國之路，這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即使美國要對我國實行全面制裁，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展現出另一番新的天地，國際秩序將出現更加公正、公平的新局面。如同近70年前的抗美援朝這一立國之戰一樣，如今中美貿易戰這一強國之戰，同樣是不得不打。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英明的領導下，我們堅信一定能夠打贏并完勝這一戰。若如是，新時代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就有了十分可靠的國際環境。如何看待第二世界并且處理與它們的關系呢？1962年1月，毛澤東說：“英國和法國是帝國主義，但它們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同美國有矛盾，日子也很難混，可以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32]1963年9月，毛澤東說：“有的帝國主義者也反對美帝國主義，戴高樂反對美國就是證明”；“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33]1964年1月，毛澤東說：“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人去干什么？英國有個上議院議員，就是蒙哥馬利元帥，他就反對北大西洋條約中美國人來稱霸。”[34]現在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抱怨甚至譴責特朗普，意大利頂著美國壓力參與我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等，這些都說明了美國企圖損人利己的“一家偉大”即“一家獨霸”言行觸犯了眾怒。2019年3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巴黎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提出“登高望遠，面向未來，加強合作”時，提出了“堅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堅持互商互諒，破解信任赤字”“堅持同舟共濟，破解和平赤字”“堅持互利共贏，破解發展赤字”。[35]這“四堅持、四破解”是團結第二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的鮮艷旗幟，也同時得到了第三世界各國與其他各國人民的熱烈響應。第三世界的崛起是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頭等大事。作為一支新型政治力量活躍在國際舞臺，第三世界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但是，20世紀90年代前后的蘇東劇變幾乎是對第三世界的毀滅性的打擊。冷戰結束后，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全球化，從本質上講是對20世紀50～60年代世界范圍內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民主運動的反撲，是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進一步侵害和“和平”戧伐。從第三世界國家的角度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削弱了它們的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致使其國家職能退化、生態環境惡化、文化意識西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西方世界的誘導下，蘇聯和東歐國家紛紛走上了私有化道路，但它們并未實現預期的經濟繁榮的目標。亞洲、非洲特別是一些拉美國家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僅難醫其經濟痼疾，反而導致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動蕩，社會危機頻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主要財富和市場已經被跨國壟斷公司瓜分完畢，其財富和內需也急劇衰減。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被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全球范圍內激化，這就引爆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即國際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政治體制明顯失靈，為跨國資本與跨國企業利益服務導致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勞工權益受損和中等收入階層明顯萎縮，美國版的全球化方案使其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道義制高點，這無疑是中國的最大契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訪問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發表了許多深刻的重要講話。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一個原則：“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36]習近平就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后，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俄羅斯。他在訪問中明確指出：“中俄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系，更是最好的一組大國關系”；“中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37]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次出訪地是非洲，他在訪問中指出：“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斗爭中，在發展振興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誠合作，結下了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兄弟情誼”；“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中非關系的根基和血脈在人民，中非關系發展應該更多面向人民。”[38]正因如此，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20國集團、不結盟運動(亞非拉)、聯合國等，這都應是我們外交活動的廣闊舞臺。筆者認為，從當前來說，在與廣大第三世界的關系中，最為重要的是中俄關系。(1)中俄兩國、兩國人民在很多方面存在著長期根本戰略利益的一致性，又都面臨著性質基本相同的和平發展的良好機遇和嚴峻挑戰，在經濟等方面都有著較強的互補性。(2)發展中俄關系是中俄兩國絕大多數人的共識。(3)兩國對世界和地區事務的總體局勢和發展有著基本的共識。(4)中俄兩國都是地區和世界性大國，曾經走過相同的發展道路，有許多相同或相近的歷史經歷和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背景，無論回顧歷史還是面對現實，都有許多可供相互交流和借鑒的經驗教訓。2019年4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指出：“70年來，兩國關系風雨兼程、砥礪前行，成為互信程度最高、協作水平最高、戰略價值最高的一對大國關系。”[39]這一重大結論，不僅十分中肯地評價了兩國關系的歷史，而且充分展示了兩國關系未來的巨大價值。我們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中俄關系健康、穩定發展，世界就和平、穩定、發展，中美關系就掀不起向負面轉向的大波瀾，企圖一家獨霸的那個大國企圖分裂歐洲，把俄羅斯肢解為八塊、把中國肢解為七至九塊的大戰略永遠是癡心妄想。只要中俄結成更加緊密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印度就不會成為美國的一個棋子，中印邊界就不會生什么大事，金磚五國就可以進一步壯大，印度尼西亞甚至伊朗等國還有可能加入，逐步變成金磚七國、十國等。在特定條件下，歐盟甚至英國、日本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就會公開表現出反抗美國過度欺壓的一面。正因為中俄關系的極端重要性，這個世界上總有人在挑撥兩國和兩國人民的關系。毋庸諱言，中俄兩國內部都有親美分子，都在各自內部企圖挑唆破壞中俄關系，這一情況危害極大，兩國對此都應保持高度警惕。筆者絕對不是主張中俄聯合起來與美國對抗，而是說中俄只有牢固地聯合起來，才能與美國、與歐盟、與日本等國共同保衛世界和平，共謀發展共享大業，共同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9年3月8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中俄將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堅定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定維護國際戰略安全。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分和平、多一分安全、多一分穩定。”[40]筆者認為，這一表態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俄關系上的原則立場。我們是全方位外交，所以我們不僅要與各國政要、各國政黨打交道，同時也要與左翼政黨、與共產黨打交道，要與各國人民打交道。最終寄希望于各國人民，才能進一步從根本上贏得和平、發展、合作的力度、時間和空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無比光明燦爛的未來。
四、以更大決心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多方合作共贏
2019年4月，39位外方領導人、150個國家、92個國際組織、6000多位外賓齊聚北京，共同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一帶一路”是承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經濟和文化載體，是在新的形勢下在世界范圍內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創新性運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發展和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增長動力，中國經濟的升級、提質、增效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創新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鄧小平曾說：“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穩住了，而且實現了發展目標，社會主義就顯示出優越性。”[41]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最大限度調動世界各國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偉事業。同時，面對全球性挑戰和問題，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愿同國際社會一道，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做出更多建設性貢獻。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廣大第三世界乃至眾多第二世界國家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巨大合作平臺，“一帶一路”也將為推動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注入持久的新動力，將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以美國為首的個別西方國家攻擊“一帶一路”戰略是“新殖民主義”。其實，這一戰略與新老殖民主義有本質的不同。新老殖民主義采用的手段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獲得豐厚利潤甚至超額利潤。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的、極其重要的和必然發生的現象是已經分成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個時代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系羅網包圍著。我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是毛澤東時代對外政策的堅持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宣布，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我們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和經濟組織都是合作共贏的關系，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壓迫、剝削關系。另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同時宣布，要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力度，促進縮小南北發展差距。我們是這么說的，同時也完全是這么做的。這已經贏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少發達國家的贊譽和參與。國內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美金原來被世界各國和各大經濟體所接受，是以黃金作為錨；現在美元仍能成為霸權，這主要是因為石油結算用美元計價和各國把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故而使其成為世界經濟之錨。在當今世界，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約占62%，而以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儲存的僅占2%。人民幣要作為國際貨幣而自由兌換，以什么為錨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海里，如果沒有穩定的錨，那將是一個可怕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一擔憂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我們應居安思危，必須避免這一擔憂變成現實。但是，事在人為。首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中國倡導多邊主義，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引領新一輪公平公正合理全球化的興起，必須會運用金融這一最主要的經濟手段。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另外，除以人民幣結算外，貨幣互換、易貨貿易等也都是經濟結算的重要方式。其次是抗衡美元霸權的需要。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當局咄咄逼人，企圖強迫我們放棄金融主權。為避免世界陷入更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我國從大局出發，在金融開放方面也做出一定的必要的有限度的讓步。美國資金、銀行進來，我們的資金、銀行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形成對美國資金、銀行進來的對沖，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大家商量著辦，推動各方各施所長、各盡所能，通過雙邊合作、三方合作、多邊合作等各種形式，把大家的優勢和潛能充分發揮出來，用揉式太極拳的辦法，團結世界各國合作共贏，反擊美元霸權。最后，人民幣國際化有強大的精神之錨。毛澤東多次講過，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又可以變物質。2013年3月，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后首次訪問非洲，他在坦桑尼亞演講時動情地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和非洲老一輩政治家共同開啟了中非關系新紀元。從那時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中，在發展振興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誠合作，結下了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兄弟情誼。今天，中非關系已經進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發展任務、共同的戰略利益把我們緊緊聯系在一起”，我們都把對方的發展視為自己的機遇，都在積極通過加強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繁榮。[42]中非關系如此，中拉、中亞絕大多數國家同樣如此。中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世界各國人民有深厚友誼，這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筆財富同時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可靠的精神之錨，這一精神之錨在被正確認識和對待之后，可以變成無盡的物質之錨。可見，不僅針對中國的所謂“新殖民主義論”“人民幣錨小論”站不住腳，所謂的“債務陷阱論”“落后產能轉移論”“地緣博弈論”“搶奪飯碗論”等也全都站不住腳。[1]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222頁。[2]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頁。[3]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頁。[5] 《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頁。[6]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7頁。[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頁。[8]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9] 《提高防控制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穩定》，《人民日報》2019年1月22日。[1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頁。[1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頁。[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頁。[13] 《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14]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頁。[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頁。[16] 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17]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18]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頁。[1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8頁。[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頁。[2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2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頁。[23]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頁。[24]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頁。[25]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26]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頁。[27]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頁。[2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29]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頁。[30] 《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頁。[31]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頁。[32]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頁。[3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頁。[34]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頁。[35] 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人民日報》2019年3月27日。[36]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3頁。[37]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9頁。[38]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9頁。[39]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人民日報》2019年4月27日。[40] 《王毅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答中外記者問》，《人民日報》2019年3月9日。[41]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42] 習近平:《中非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人民日報》2013年3月26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政治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新時代中國特色國際關系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18VXK009]階段性成果之一，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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