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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收入陷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表現，資本既有動力作用又有不可克服的內在悖論，資本擴張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發展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困積累”，并衍生成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政治危機和全社會危機。受資本擴張悖論規律的影響并不必然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日本、韓國等少數后發達國家在戰后憑借特殊的資本容量、戰略地位、自然稟賦、政策措施等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其發展道路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可復制的。像中國這樣的大發展中國家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符咒，必須走一條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2014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接近8000美元，處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過渡的關鍵階段。但近些年隨著國內環境污染、部分官員腐敗、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等問題日益嚴峻，國內外學者紛紛把目光投向中國，熱議中國是否也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縱觀世界，許多經濟體都能擺脫貧困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少數經濟體如日本、韓國等能成功地從中等收入階段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大多數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便長期徘徊、停滯，長達幾十年都找不到經濟增長的希望和動力。由此，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為什么有的經濟體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行列，而有的經濟體卻遲遲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復制日、韓經驗，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建設?回答這一問題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更具有實踐意義，因為它直接關系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

　　一、資本擴張悖論與“中等收入陷阱”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發展要從推動它的客觀物質力量出發，這個客觀的物質力量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強調的“資本”。

　　何謂資本?《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資本的解釋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另一是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西方經濟學界通常強調資本作為財富的一面，把資本理解為生產要素;馬克思則從生存論的角度，透過物的背后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可見，馬克思對資本內涵的理解是二者的辯證統一，生產要素是資本的外在表現形式，社會關系是資本的內在本質。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只有納入到社會關系中才能驅動生產要素運轉，實現自身增殖的目的，而投入到生產過程的資本一旦納入到這種社會關系中就會形成一種強制的客觀力量，驅使資本永無休止地運轉，成為瘋狂賺錢的機器。同時外在的資本家與資本家及集團之間存在的巨大的競爭壓力也“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為了在殘酷的競爭中不被淘汰，資本家在生產和經營中積極利用發明創造改善生產條件、組織分工協作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延長相對剩余勞動時間，積累資本以增強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因而在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和資本家之間激烈競爭的外在壓力之下資本具有無限擴張的趨勢。資本的擴張在客觀上推動了生產力的大發展，積累了物質財富，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

　　但是資本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在促進生產力大發展的同時也在限制著主要生產力發展，在生產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生產著自己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危機。因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必須通過對生產要素的支配和使用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原始形式主要是“天然資源”，馬克思把這些“天然資源”統稱為“自然力”。能被支配和使用的“自然力”主要有三種類型:人類生命體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會勞動的自然力。對這三種自然力的支配和使用是要付出代價的，過度地支配和使用會產生資本的擴張悖論。

　　首先，對人的自然力的過度使用和支配會造成人的貧困化，降低人的購買力，減小市場有效需求，產品相對過剩，資本家被迫縮小生產規模，投資的萎縮使一部分資本閑置失去擴張空間，一部分相應人口失去工作機會，失業人口的增多又導致市場上的勞動力供大于求，價格更低，工人更加貧困，購買力更小，過剩產品更多，如此反復惡性循環，發展到一定階段便會引發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其次，對自然界自然力(像水力、礦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和開發會造成自然資源日漸枯竭，排放出來的廢棄物日益惡化生態環境，如水污染，霧霆天氣等。生態環境的惡化使資本逐漸失去擴張的前提和基礎，造成資本擴張的“生態悖論”。

　　再次，對社會自然力(分工、協作所蘊藏的生產力)的過度使用和支配會造成人的片面化發展，使人精神生活單調、貧乏，失去自我價值而淪為資本增殖意志的工具，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由此造成資本擴張的“社會悖論”。

　　可見，資本擴張不斷遭遇著自身發展的界限，產生資本擴張的經濟悖論、生態悖論和社會悖論，給人類和地球帶來“不能承受之重”，使“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資本主義國家因而不可避免地周期性爆發危機，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因具體的資本矛盾的不同其危機的表現形式也不同，因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爆發過經濟危機、滯漲、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等各種形式，在發展中國家資本矛盾的可能表現形式則是“中等收入陷阱”。

　　資本的擴張悖論迫使資本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在橫向上力求充滿一切地理空間，即資本的全球化運動。資本要榨取剩余價值實現資本增殖必須處于不斷運動之中，克服資本循環的地理空間障礙，全球化則打破了資本積累的一國地域限制而開拓了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利用發展中國家豐富廉價的資源和不平等的貿易往來獲取比在國內更高的利潤。現代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為打破地理空間的阻隔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大大縮短了資本的流通時間，用時間消滅了空間。從而“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在縱向上資本的空間化運動表現為技術創新，資本家把過剩資本投入到風險性的技術創新中，而技術創新一旦取得成功就會帶動一系列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新的產業鏈，帶來新的消費領域和市場空間。而發達國家利用先行發展的優勢在科技創新中大多居于主導地位，并率先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把一些制造中心和一些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將核心的研發中心和最終的世界性銷售中心放在本國，逐漸形成了“兩頭在內，中間在外”的空心化結構，發展中國家從而獲得加工制造等低端產業的發展機會，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快速發展。資本在空間上的集聚與擴散緩解了資本主義危機，全球化使資本形成了新的流通和資源配置機制，為過剩資本開辟了新的世界市場，而被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發展中國家也獲得了發展空間，很快脫離貧困順利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大衛·哈維曾深刻地指出“如果沒有內在于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不平衡地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資本主義很早以前就不能發揮其政治經濟系統的功能了。”

　　但資本空間化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把內部矛盾不斷向外轉嫁的過程，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和發展資本主義體系，利用先行發展的經濟總量優勢、金融資本力量優勢、高科技產品優勢等在國際關系中的主導地位，控制產品的研發和銷售環節，將高污染高消耗的制造產業和沒有發展前途的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于是發達國家逐漸形成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的倒“金字塔”式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從而獲得初級產品的加工組裝、制造的機會，這些產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處于低端地位，產品相對于價值鏈其它環節而言利潤微薄、需求供給彈性較低而且價格還呈下降趨勢。在國際競爭的巨大壓力下發展中國家紛紛采取壓低勞動力成本、生態環境成本、土地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低成本擴張”戰略，有時甚至是采取無成本戰略，即忽視隱性成本(如環境污染成本)，在價格上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采取“低價格競爭戰略”，這種建立在對“自然力”的過度使用和消耗基礎上的發展戰略，其結果必然是造成三種“自然力”的“貧困積累”，而“貧困積累”一旦逾越一定界限，便會為社會所無法容納，于是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成本與生態環境成本便從隱性成本轉變為市場上的顯性成本，導致資本的利潤率不斷下降乃至趨于零，投資增長速度日益減少乃至停滯、衰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小。發展中國家經過一定時期的快速發展甚至短暫繁榮后便長期徘徊、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不可自拔。

　　短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很難改變經濟上的這種“困境”，容易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并逐漸被“鎖定”在這種發展路徑中。在國內，發展中國家主要依靠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以生產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為主要增長方式，以出口初級農產品為主要發展戰略，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工業化道路。但隨著比較優勢空間的逐漸縮小直至消失，其邊際效益逐漸遞減，發展中國家逐漸朝著無績效方向發展且會越陷越深。但受傳統思想觀念、轉換成本巨大等因素制約，其初始的基于廉價勞動力和豐富資源的產業發展路徑依賴效應依然不斷被強化并逐漸被“鎖定”，形成內部路徑依賴。在國外，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率先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享受經濟發展的種種好處，搶占市場份額，形成國際壟斷力量，主導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制定游戲規則和行業標準，發展中國家要加入該體系參與競爭很容易陷入發達國家設定的特制軌道，從而形成外部依賴，如果不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發展中國家將會越陷越深。

　　經濟領域資本矛盾的擴張會引發社會的全面危機: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費，必然造成生態事件頻發，如水污染、霧霆天、地質災害等，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政府作為公共事業服務部門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對其進行管理，但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和監督的不到位，政府在管制的過程中常存在權力濫用、尋租等行為，從而滋生腐敗現象。腐敗現象的蔓延將引發群眾的強烈不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惡化政府和人民群眾關系，導致群體性事件頻發，引發民主亂象、社會動蕩不安，政府陷入政治危機。另一方面，作為企業，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將主動調整、升級產業結構，放棄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依賴;而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將不可避免淘汰過剩的粗放型產能，裁剪冗員，導致大量人員下崗失業。下崗失業人員的增多、貧富差距的加大又成為社會動蕩的隱禍，迫使社會進行改革。社會改革的滯后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將加劇社會矛盾，引發全社會陷入危機中。

　　二、國際特例:日韓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之下，日、韓破壞嚴重，經濟發展的形勢十分嚴峻。日本在戰前積累的財富幾乎在戰爭中消耗殆盡，在戰后初期人均年收入僅有20美元，工業產量也只有戰前的20% (1937年)，但經過短短幾年日本經濟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20世紀70年代便一躍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韓國在二戰初期也幾乎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經濟聯系，生產幾乎陷于停滯，直到60年代初，韓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僅有78美元，依然屬于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隨后經過近30年的發展，人均收入便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國民生產總值也達到5000億美元，位列世界第十一位，創造了繼‘日本奇跡”之后的“漢江奇跡”。

　　日韓在戰后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后發達國家，有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對馬克思“資本擴張悖論”的有力一擊，以此來否定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一般理論。事實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歪曲，因為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僅受一般規律的影響，有時還會受其它特殊規律的影響，這個“特殊規律”甚至會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軌跡。日韓即如此。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高橋龜吉曾說:“一些歐美學者分析的關于日本經濟躍進的種種原因，如日本的國民性和獨特的經濟體制，日本人適應艱苦工作的能力，高度發達的教育、技術和管理水平，企業家的強烈的事業心和果敢精神等等，都沒有從根本上說明問題。因為這些因素在戰前早已存在，但那時的日本經濟卻沒有也幾乎不可能達到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因而戰后促使日、韓經濟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戰前根本沒有而戰后新出現的重大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戰略地位、國際機遇、國內政策和資本容量等。

　　1日韓特殊的戰略地位

　　二戰后，世界處于美蘇兩極格局之中，出于冷戰的戰略需要，美國對日本、韓國的政策由限制改為扶植，并先后與日本、韓國正式建立了同盟關系。日、韓利用美國東亞戰略的特殊政策:(1)得到了美國巨額資金、原料、技術設備、“特需”訂貨等方面的有力援助。據統計資料顯示，從1945年到1971年底為止，日本從美國獲得的“援助”、“特需”、貸款和直接投資總數額高達190億美元以上。在20世紀40-50年代美國對韓國的援助總額高達31.3億美元，其后雖然數額有所減少，但依然成為韓國早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獲得了美國重要的原料燃料供應和消費市場。美國政府多次呼吁美國消費者和商人購買‘日本貨”，允許日本的制造品自由進入美國市場。韓國在60年代的出口總量中，對美國的出口比重也高達40%。 (3)獲得美國先進技術的支持。戰后日、韓重視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紛紛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來推動本國產業的現代化。在1950-1975年期間，日本引進的外國技術約有一半來自美國，同期日本進口總費用的2/3也付給了美國。韓國從美國的引進技術數量比例雖然不及日本，但涉及的金額卻遠遠超過日本。(4)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戰后，日、韓戰略地位特殊，成為抑制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美國為其提供軍事保護，成為了它們的“保護傘”，為日韓節省了大量軍費開支，使它們能夠將更多的物力、財力投入到經濟建設中。

　　2日韓特殊的國際機遇

　　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天賜良機”。美國為把日本變成侵略朝鮮的軍事基地和作戰物資的供應地，為其提供軍事訂購，從1950年到1953年，美國向日本訂購了價值達247億美元的軍需器材和給養，占日本外匯收人的40% 。1960年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則為日、韓經濟迅速崛起插上了翅膀，擴大了日、韓對美國的出口及對“越南周圍地區”的出口，推動了日、韓經濟迅速崛起，日本的經濟增長率迅速提高，由1965年的2.5%提高到1966年的7.5% ,GNP規模也由1965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1967年的世界第二位。

　　3特殊的國內政策

　　在國內，日、韓政府都把增強經濟實力和國民經濟的現代化作為基本國策，積極深入地干預經濟。(1)政府根據國內國際形勢適時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在戰后50年代到80年代，韓國政府經歷了由“進口替代”到“出口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和從重化學工業化經濟發展戰略到技術立國戰略的轉變。日本政府也先后確立了重建日本經濟的戰略思想，“貿易立國”的戰略思想，“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和實現信息化社會的戰略思想，推動國民經濟的完善與發展。(2)政府制定中長期經濟發展計劃指導和規劃經濟發展。韓國從1962年制定了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開始，到20世紀末共進行了8個五年計劃。日本政府也每隔三五年就制定一個經濟發展計劃，確立經濟發展的目標，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速度，發展進程及實現條件都規定了明確目標。(3)政府通過減免稅收，財政補貼，金融投資等方式扶持主導產業，以主導產業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韓政府對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非常重視，像現代、三星、大宇、樂喜金星、雙龍等大企業，政府采取財政貼息或銀行長期貸款的方式進行扶持，幫助它們形成規模效益，以增強對外競爭力。

　　4特殊的經濟體量

　　日本和韓國都是中小經濟體，國土面積小，人口總量與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相比也少得多，因而其需要的國際發展空間相對于中國、印度等這樣的大發展中國家和其他中等發展中國家來說也小得多，因而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可以為其提供足夠的國際發展空間，其產生的資本矛盾也可以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向不發達的國家轉移、消化，不至于產生劇烈的資本矛盾，誘發經濟危機。

　　總之，戰后出現了諸多有利于日、韓經濟高速增長的國際因素，日、韓政府積極把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些因素，支持、配合美國的東亞戰略，甚至以不惜犧牲政治、軍事上的獨立性為代價來換取經濟上的發展。反觀當今，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日、韓處于完全不同的國際環境和發展空間中，因而復制日韓模式不可能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尤其像中國這樣經濟體量大的發展中國家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

　　三、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啟示

　　在當今由資本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不可回避資本問題，也不可跨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必須加入到由資本擴張所形成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充分發揮資本的動力作用，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成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同時又要避免成為發達國家轉嫁資本矛盾的所在地和附庸國。因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分兩步走:先壯大國有資本力量為中國贏得出場的主體資格，然后再加入到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利用資本、發展資本、引導資本、抑制資本，避免資本擴張悖論在中國發生。這兩步步驟在中國的具體表現就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基礎薄弱、破壞嚴重，而且國內經濟成分復雜，存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私合營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國有經濟力量微弱，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將不可避免地被國際上的大資本吞噬、支配，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國和資本矛盾的轉嫁地。所以新中國的緊要任務是恢復發展經濟，對現有的經濟成分進行改造，變私有有制經濟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壯大國有資本力量，這要求中國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運用國家的力量以最小的代價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用政府政令代替資本來配置資源，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點項目建設上，按照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的產業結構來設計發展計劃，以建設國家的現代工業體系。避免因資本的盲目競爭和技術試錯所需付出的高昂成本，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快速度建成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正確的工業化道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中國建立了比較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壯大了國有經濟力量，到1956年整個國民收入中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比重高達92.9%，為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贏得了出場的主體資格。

　　但當這種經濟體系建成，計劃經濟的歷史使命便宣告完成，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封閉的計劃經濟體系已不再適應中國發展的內在需求，計劃經濟便由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轉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栓桔。中國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加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利用資本、發展資本，用市場的力量來配置生產要素，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與改革前實行的計劃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能夠自動驅使剩余勞動轉化為資本投入到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中，避免了計劃經濟擴大再生產動力不足問題。另一方面能夠駕馭和制約資本力量，避免資本擴張悖論在中國發生。因為在生產目的上，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單純地追求剩余價值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資本的運行納入到人民根本利益的軌道上，以人民和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以人為本”。在所有制結構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能夠最大程度地聚合各個階層、各個民族的共同利益，使發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防止私人資本為了自身增殖而對勞動者權益的損害，避免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宏觀調控上，與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對實體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控，淘汰落后產能，鼓勵產業結構升級，對虛擬經濟進行總量調控，使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在收入分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勞動收入作為國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結構，注重社會公平，調整收入差距，避免兩極分化。

　　總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遞進發展、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壯大了中國國有資本，避免了在國際上的依附地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以我為主”的包容性發展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則激發了資本活力，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并找到了克服“資本擴張悖論”有效手段和強大力量，在駕馭與制約資本力量下逐漸走向成熟，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道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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