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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警惕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發動金融戰爭并誘發全球危機——借鑒建國初期成功治理金融爛攤子的奇跡

點擊：作者：楊斌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8-02-22 12:25:52

【內容簡介】

　　美國主流媒體正通過熱炒“通俄門”向特朗普施加強大壓力，迫使他無暇、不敢推出遏制華爾街利益的金融監管改革，他的基建計劃尚未實施就已讓華爾街通過股市泡沫獲取了暴利，金融衍生品泡沫非但沒有受到遏制反而膨脹到了天文數字。

　　特朗普非但沒有意識到巨大危險反而為股市高漲而洋洋自得，這意味著他的政策失誤已經將美國和全球經濟置于危險境地，一旦華爾街扣動金融衍生品泡沫的核彈按鈕引爆危機，索羅斯預言的各國都缺乏經驗應對的大蕭條災難就會最終到來，各國實體經濟領域的企業家都會成為華爾街捕食的獵物，2018年2月初美國股市震蕩引發全球性股市暴跌，就是更大的全球金融風暴即將到來的前兆。

　　中國經濟增長雖然位居全球之首但也難免受到巨大外來沖擊，中國已同全球經濟緊密聯系因而必須未雨綢繆防范。倘若全球資產泡沫破滅讓美歐、亞洲、拉美等陷入金融危機，中國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十九大的宏偉目標都會遭遇困難。

　　經濟學家雖然難以預測周小川所說的資產泡沫破滅的“明斯基時刻”，但是，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應對因延緩爆發而積蓄更大能量的全球金融危機，防范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利用特大全球危機發動瘋狂的金融戰爭。

　　本文有部分內容來自我以前撰寫的受到重視的上送研究報告，不僅提出了挫敗美國破壞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政策建議，還重新審視了建國初期的輝煌成就并探討了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如正確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貨幣、商品趨于消亡，還提出了有可能解決許多市場經濟難題的新型共產主義市場經濟設想，有利于在社會經濟創新方面也像科技創新一樣實現彎道超車，有利于早日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

　　特朗普政策失誤讓全球經濟陷入危險之中

　　特朗普雖然出言魯莽但也帶來了有限的積極作用，其中包括出于實體資本反抗金融資本壓迫的需要，揭露了美國政客、媒體散布的關于全球經濟、美國經濟的謊言。

　　2015年、2016年全球貿易雖然持續出現大幅度下滑，美國政府、美聯儲卻始終宣稱全球經濟、美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全球經濟只有結構性問題而不存在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反對各國推出擴大基礎建設等措施刺激經濟、拉升需求。

　　特朗普揭露美國多年來的經濟、就業增長其實是虛假的，主張美國恢復重視實體經濟的經濟政策包括擴大基建投資，還成功利用民眾真實感受與主流輿論的差距贏得了大選。

　　各國看到美國官方都修改了經濟形勢判斷和經濟政策，也紛紛推出擴大基礎建設投資并推動了全球經濟好轉，全球貿易從持續兩年的嚴重滑坡轉變為出現明顯回升，中美兩國也都扭轉外貿下滑頹勢并加快了經濟增長步伐。

　　特朗普僅僅部分而沒有全面借鑒羅斯福的成功經濟政策，他采取的政策實際上是羅斯福政策與胡佛政策的混合體。特朗普通過擴大基建投資刺激經濟的政策與羅斯福相似，但是，特朗普給大財團的減稅政策卻更為接近胡佛的政策主張。

　　特朗普曾在大選中承諾恢復羅斯福的金融監管法規，但是，他執政后迫于華爾街的反對并未落實這方面承諾，因此，很難期待特朗普能夠像羅斯福那樣實現美國經濟的長期復興。

　　桑德斯批評民主黨，沒有抓住關鍵性政策問題而是熱炒“通俄門”進行激烈黨派斗爭，也沒有像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共識那樣恢復羅斯福金融改革，而歷史實踐證明這才是擺脫金融危機后遺癥的關鍵。

　　這意味著美國經濟雖然有局部改善但仍然處于危險之中，特朗普尚未啟動大規模基建投資就引發了泡沫投機的熱潮，資金并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瘋狂炒作“特朗普行情”的股市泡沫，不像羅斯福那樣首先切斷了泡沫融資渠道后再啟動基建投資，一旦泡沫破滅美國仍然可能像1929年那樣驟然跌入大蕭條深淵。

　　羅斯福的金融改革、擴大基建政策不僅讓美國走出了大蕭條，還成功維護了美國資本市場穩定長達半個多世紀，因而羅斯福的成功經驗在美國民眾中享有極高的聲望，桑德斯主張在全面繼承羅斯福的成功經驗基礎上進行改革，立刻贏得了美國社會各界民眾的熱烈擁護、支持。

　　美國主流媒體不敢過多抨擊而只能低調回避桑德斯的競選活動，否則就會勾起美國民眾對羅斯福遏制華爾街政策回憶、懷念，而美國主流媒體難以抹黑羅斯福有七十年成功實踐支撐的有效經驗，這樣更加不利于扶植袒護華爾街利益的總統候選人上臺。

　　美國大選中主流媒體故意熱炒希拉里與特朗普的爭論，卻回避報道桑德斯提出的嚴肅的政策建議，原因是前兩者提出的政策建議都缺乏成功歷史實踐的支撐，桑德斯的政策建議卻全面繼承了羅斯福的成功改革經驗，觸動了華爾街的利益痛處因而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2016年新年伊始全球股市、中國股市都陷入暴跌，索羅斯曾囂張地宣稱要作空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原因是他認為全球經濟正陷入著類似1929年大蕭條的通縮，而各國領導人、經濟學家都缺乏應對類似災難的經驗。其實，這種現狀恰恰就是華爾街和美國主流媒體故意造成的，目的就是讓人們淡忘當年羅斯福應對類似災難的成功經驗。

　　華爾街沒有料到2016年美國大選中桑德斯異軍突起，憑借主張恢復羅斯福金融改革贏得了廣大民眾熱烈支持，倘若任由索羅斯等華爾街投機家謀取作空投機暴利，強烈反對華爾街的桑德斯就可能贏得大選并引發政壇巨變。

　　美國大選形勢迫使美聯儲同歐洲央行緊急溝通后暫停放任金融市場暴跌，美國主流媒體熱衷炒作特朗普的魯莽言論轉移人們注意力，也是為了防止出現像羅斯福那樣嚴厲打擊金融投機的領導人。

　　西方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沒有預見到2008年金融危機，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因堅稱只有結構性問題而沒有宏觀危機，在次貸危機爆發后被美國主流媒體評為最糟糕的預言家。

　　恩道爾、赫德森等從金融戰爭視角進行分析的少數西方學者，卻不輕信美國官方統計數據和主流媒體散布的輿論煙幕，恩道爾早在2005年就撰文指出次貸泡沫瀕臨破滅，但這些成功預見危機的學者也未能預見到危機爆發的準確時間，周小川所說的“明斯基時刻”難以預測背后有更深層的原因。

　　我在2000年撰寫、出版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曾準確預見到美國將會爆發類似大蕭條的嚴重金融危機，但同時指出經濟學家很難像以前一樣預測危機爆發的準確時間，原因是美聯儲現在能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維持泡沫，通過濫發貨幣公開或隱蔽地為資產泡沫進行大量輸血，讓華爾街提前進行充分的作空布局準備后再引爆危機。

　　次貸危機前夕美聯儲秘密提供的天量信貸證實了我的判斷，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原來并非媒體誤認為的最糟糕預言家，他其實早就知道危機即將來臨卻故意秘密輸血掩蓋真相，美國權威的彭博財經新聞社事后披露了這一驚人事實。

　　索羅斯曾說倘若他相信西方主流經濟教科書的理論早就破產了，他賺錢恰恰是利用同教科書的市場均衡理論相反的市場失衡。

　　我的新著《金融軟戰爭—當心股票、存款橫遭劫掠》，揭示了一旦西方教科書的市場均衡理論超出了適用范圍，就會充當掩蓋失衡資本市場正在變成資產泡沫炸彈的誤導煙幕，而華爾街廢除羅斯福監管法規就是為了利用巨額民眾存款，利用屬于各個行業的資源和企業家、民眾的財富，為給股市、樓市、期貨市場制造資產泡沫炸彈而填充投機彈藥，同時輸血延緩泡沫破滅以獲得操控金融危機爆發時刻的核武器按鈕，這樣出人預料引爆危機才能獲取發動金融戰爭掠奪財富的最大效果。

　　特朗普非但沒有意識到巨大危險反而為股市高漲而洋洋自得，這意味著他的政策失誤已經將美國和全球經濟置于危險境地，一旦華爾街扣動金融衍生品泡沫的核彈按鈕引爆危機，索羅斯預言的各國都缺乏經驗應對的大蕭條災難就會最終到來，各國實體經濟領域的企業家都會成為華爾街捕食的獵物，2018年2月初美國股市震蕩引發全球性股市暴跌，就是更大的全球金融風暴即將到來的前兆。

　　1920年代汽車等新興產業帶動的增長雖然遠超美國今天也未能避免大蕭條，倘若特朗普不全面借鑒羅斯福成功經驗遏制華爾街就難以避免重蹈胡佛的覆轍。

　　中國經濟增長雖然位居全球之首但也難免受到巨大外來沖擊，中國已同全球經濟緊密聯系因而必須未雨綢繆防范。倘若全球資產泡沫破滅讓美歐、亞洲、拉美等陷入金融危機，中國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十九大的宏偉目標都會遭遇困難。

　　經濟學家雖然難以預測周小川所說的資產泡沫破滅的“明斯基時刻”，但是，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應對因延緩爆發而積蓄更大能量的全球金融危機，防范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利用特大全球危機發動瘋狂的金融戰爭。

　　尋找有真實證據支撐的有效治理危機辦法

　　華爾街對于桑德斯提出的恢復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的主張，不敢否認羅斯福政策的卓有成效而只能說其已經過時了，指責桑德斯是恢復數十年前過時的政府干預做法。

　　但是，人們深入考察后就會發現華爾街倡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實就是恢復更早的大蕭條前夕的災難性金融模式，難怪1999年美國徹底廢除了羅斯福監管法規之后，短短數年后就爆發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這恰恰證明了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并未過時而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歐政治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金融改革主張和補救措施，美歐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五花八門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但是，美歐經濟仍然處于萎靡不振的狀態并無法擺脫嚴重的困境，不斷引發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的浪潮和美歐政壇的巨震。

　　這種狀況究其原因在于美國為了維護霸權故意誘迫歐洲和世界各國，拋棄了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經濟復興的歷史成功經驗，如奧巴馬雖然口口聲聲抨擊華爾街并承諾實行遏制金融投機的改革，卻故意回避借鑒、恢復實踐證明卓有成效的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難怪民眾深感不滿并轉向了非主流的政治家如桑德斯、特朗普。

　　由于美歐媒體操縱輿論故意掩蓋有真實證據支撐的歷史成功經驗，相反卻讓模糊不清的經濟理論、政策爭論充斥主流媒體，促使人們誤以為今天經濟形勢日趨惡化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無論什么政黨上臺并改變經濟政策都難以改善經濟現狀，誤認為今天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是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帶來的，避而不談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全球化伴隨著生產率大幅度提高，這其實才是美歐陷入生產率停滯危機和民粹主義泛濫的深層原因。

　　中國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不能輕信西方權威媒體、專家，不應該輕信忽視階級博弈、金融欺詐風險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否則就會像美歐國家一樣面對經濟困境無法找到出路，就會被莫衷一是的膚淺爭論搞得頭暈腦脹、思想混亂。

　　我的新著《金融軟戰爭—當心股票、存款橫遭劫掠》，提出了借鑒偵探科學的獨特經濟研究方法，這樣就能夠識破西方故意設置的理論陷阱、輿論煙幕，依據真實的客觀證據尋找到有效的解決經濟難題的辦法，避免像今天美歐一樣陷入模棱兩可的無休止經濟爭論，就像偵探破案一樣排除眾說紛紜并找到唯一的真正兇手。

　　倘若人們運用借鑒偵探科學的經濟研究方法查找真實證據，就會發現其實今天美歐遇到的經濟問題并不難解決，羅斯福的成功經驗曾經有效解決了遠遠超過今天的經濟難題，桑德斯提出了恢復羅斯福改革的主張并獲得了社會各界支持。

　　但是，華爾街卻操縱主流媒體故意對桑德斯的政策主張避而不談，還故意炒作“通俄門”迫使特朗普不敢堅持競選時的承諾，不敢恢復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遏制華爾街謀取投機暴利。

　　我運用借鑒偵探科學的經濟研究方法考察真實歷史證據，還發現中國建國初期也曾經摸索出了卓有成效的經驗，其原理同羅斯福的金融改革相似但效果更為顯著，成功治理了嚴重程度遠遠超過當年美國的經濟、金融爛攤子。

　　這一發現對于今天中國應對美歐資產泡沫破滅可能誘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挫敗美國利用全球危機破壞一帶一路并遏制中國崛起，實現中國夢和十九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年華爾街的投機主要誘發了股市等金融領域的泡沫，而解放前四大家族不僅控制了舊中國的經濟金融命脈，還操縱央行濫發貨幣刺激幾乎所有領域的投機活動，包括商品、股票、外匯、期貨、黃金等各種市場投機，特別是糧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領域的投機活動非常猖獗，誘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并給民眾生活造成了極端痛苦，因而導致舊中國階級矛盾的尖銳程度遠遠超過了美國。

　　羅斯福的金融改革沒有實行美聯儲、大銀行的國有化，也沒有從金融壟斷財團的手中收回貨幣發行權，國家經濟干預受到壟斷財團的反對并面臨重重阻力，基礎建設投資規模有限只能緩解而無法完全克服大蕭條，從1933年開始直到二戰爆發的1940年花了七年多，才在戰爭壓力下依靠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兩手并用，最終完全克服了大蕭條帶來的嚴重失業和通貨緊縮。

　　中國建國初期在保留市場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同時，果斷實行了央行、大銀行的國有化并收回了貨幣發行權，雖然面臨美國全面封鎖和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的困難形勢，稅收制度尚在初建而抗美援朝戰爭軍費占財政收入超過30%，僅僅用短短三年就成功治理了市場經濟和金融的爛攤子，成功克服了惡性通貨膨脹與大規模失業并存的難題，消除經濟危機、戰爭創傷的破壞并實現了高速增長，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仍然保持了敞開供應、物價穩定、市場繁榮。

　　我的父親楊培新是著名經濟學家和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他曾在重慶、上海、香港從事黨的經濟統戰工作，撰寫了大量揭露四大家族操縱貨幣發行制造惡性通貨膨脹，從事猖獗的金融投機壓迫民族工商業的文章、著作，建國初期參與了創建新中國金融制度和治理惡性通貨膨脹。

　　我從小就耳濡目染接觸了大量這方面的歷史證據，其中有不少真實證據往往被人們忽略而卻頗具啟發意義，為我們探索更為有效的治理金融爛攤子的辦法提供了寶貴線索。

　　科學史上重大發現往往源于抓住寶貴線索開展深入探索，青霉素發現源于抓住綠色菌群周圍細菌消失的線索，發電機發明源于抓住線圈靠近磁鐵產生電流的線索，偉大的發明家善于抓住寶貴線索開展系統試驗并上升到理論高度。

　　今天我們也應抓住西方主流理論難以解釋美歐金融危機頻發，而羅斯福、建國初期經驗曾成功治理金融爛攤子的線索，及早開展系統的社會試點和相關理論創新、政策創新，對于幫助中國和世界應對潛在特大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的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中國建國初期成功經驗啟示治理金融爛攤子最為有效

　　二戰后舊中國、歐洲持續多年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陷入了外匯短缺、物資匱乏、投機猖獗、民眾饑餓之中，美國幫助亞洲、歐洲盟友的戰后復興援助成效甚微，馬歇爾援助計劃的資金早期沒有流入實體經濟而是被金融投機浪費，原因是當時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放縱金融資本炒作外匯、物資匱乏牟取投機暴利。

　　當年美國在國內實行羅斯福法規切斷了各種投機的融資來源，但是，美國為了在海外為華爾街保留獲取投機暴利的樂園，沒有建議、要求其他國家也制定類似羅斯福法規嚴厲打擊投機。

　　美國還鼓勵、縱容舊中國四大家族控制央行濫發貨幣，幫助華爾街勾結舊中國四大家族趁火打劫炒作獲取投機暴利，導致了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階級矛盾激化和國民黨垮臺。

　　今天美國即使在國內壓力下被迫恢復羅斯福金融監管法規，仍然可能故伎重演為華爾街繼續保留海外的投機樂園。

　　新中國恢復時期迅速克服經濟困難和惡性通貨膨脹的秘訣，就是徹底廢除舊中國大財團控制央行和貨幣發行的獨立性，由人民政府直接掌控貨幣發行并嚴厲禁止金融投機，杜絕國內私人資本與外國財團勾結并謀取外匯、物資投機暴利，確保嚴重匱乏的外匯、物資充分用于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從而創造了遠遠超過歐洲、日本戰后復興的經濟奇跡。

　　新中國恢復時期迅速克服了舊中國的頑固惡性通貨膨脹，短短三年里工農業生產、財政收入和人民收入都增長了數倍，遠遠超過了二戰前最高水平和國民黨的所謂黃金十年增長，陳云同志曾經稱“恢復時期三年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國民黨時期二十二年”。[1]

　　更為重要的是，當年新中國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并面臨美國的全面封鎖，30%—40%的財政收入都用于了抗美援朝的軍費開支。相比之下，二戰后西德、日本都不面臨戰爭和美國的封鎖，但是，1950年代初期其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2]

　　美國經濟顧問知道國民黨時期的經濟狀況有多么糟糕，他們沒有料到新中國能夠在經濟領域和朝鮮戰場上創造出奇跡，成功治理了猖獗的金融投機和惡性通貨膨脹之后，工業、財政收入均高速增長并支撐了朝鮮戰場上的勝利。

　　美國迫于新中國在經濟、軍事戰線上形成的強大壓力，才被迫徹底改變了戰后初期奉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建議盟友轉向實行嚴格的資本賬戶管制并打擊金融投機，坦言擔心華爾街大財團在海外像野獸一樣掠奪激起民變，改變了戰后一直拆除日本、西德工業設施以將其變為農業國的方針。

　　抗美援朝結束的1953年，美國還主動減免了西德的巨額戰爭債務，這樣馬歇爾計劃后期的援助資金才不再繼續被金融投機浪費，日本、西德的經濟才逐步恢復并超越了二戰前的最高水平。倘若沒有新中國在經濟戰線和朝鮮戰場上形成的巨大壓力，日本、西德可能還是農業國而根本不會有戰后經濟奇跡。

　　二戰后全球流行的社會改良政策推動了各國經濟復興，也改變實力對比威脅到了美國的全球經濟軍事霸權。1974年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積極進行聯合斗爭，通過了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呼吁幫助南方國家實現工業化。

　　1975年美國緊急啟動了應對南方國家崛起威脅的研究項目，隨后通過了影響全球數十年至今的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拋棄了促進戰后復興的社會改良和金融監管的成功經驗，故意轉向與之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

　　美國的新戰略雖然沒有進入大眾傳媒但卻有公開權威文獻記載，1983年我留學日本研修國際政治時曾接觸過相關文獻，我的新著《金融軟戰爭—當心股票、存款橫遭劫掠》對此有詳細論述。[3]

　　值得關注的是，今天美國避而不談二戰后經濟復興和金融管制的成功經驗，卻故意恢復了曾經導致戰后初期經濟混亂的自由主義政策放縱金融投機，導致美歐、亞洲、拉美等國家再次出現了金融投機猖獗的現象，一旦全球資產泡沫破滅爆發金融危機華爾街就會趁火打劫，國際資本裹脅投機暴利外逃之后其它國家就會陷入外匯危機、金融危機，美國就會趁機操縱國際貨幣基金逼迫希臘、委內瑞拉等陷入危機的國家，進一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加劇危機并讓國際資本控制其經濟金融命脈。

　　中國應警惕今后美國可能重點金融攻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趁火打劫在菲律賓、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制造動亂和顏色革命，可能導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蒙受重大損失，利用外部沖擊延緩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和經濟崛起的威脅。

　　委內瑞拉被美國視為威脅其在拉丁美洲霸權的眼中釘，奧巴馬稱委內瑞拉是國家安全威脅而特朗普揚言進行軍事干預，美國傾注了巨大財力對委內瑞拉進行金融攻擊。

　　美國打壓油價并采取各種金融制裁切斷委內瑞拉的外匯來源，谷歌等外匯網站上委內瑞拉貨幣貶值幅度遠遠高于黑市，引誘委內瑞拉商人不去用外匯購買生產物資和生活必需品，而是紛紛前往美國的外匯網站套取遠遠高于黑市的投機暴利，導致委內瑞拉陷入了類似當年歐洲的遍地饑餓和社會動蕩困境。

　　玻利維亞也實行類似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外匯充裕、社會穩定狀況卻遠遠好于委內瑞拉，原因是美國正集中財力攻擊委內瑞拉而暫時無暇顧及其他國家。

　　許多人認為委內瑞拉已經陷入了難以挽救的經濟動蕩之中，錯誤的高社會福利政策導致了財政困難、物資匱乏和民眾饑餓。其實，委內瑞拉實行了現有經濟政策十多年并未帶來困難。

　　當前委內瑞拉的困境同二戰后舊中國、歐洲面臨的經濟困境非常相似，當時戰后多年歐洲仍然處于經濟停滯、饑餓遍地的困境之中，說明當年歐洲發達國家也難以抵御金融投機猖獗的摧殘，舊中國曾經因瘋狂投機遍及各個行業而民不聊生、爆發內戰。

　　今天中國應該嘗試借鑒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克服危機的成功經驗，就能夠抓住今天委內瑞拉問題的關鍵并有效化解其經濟困境，這樣積累豐富經驗后還有利于挫敗美國采取類似手段攻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國應該向委內瑞拉推薦新中國恢復時期治理金融投機的成功經驗，關鍵是政府必須牢牢掌握貨幣發行權和外匯管理權，確保貨幣發行資金、外匯資金流向實體經濟而不被金融投機攫取、浪費。

　　西方宣揚政府控制貨幣發行權就會導致財政失控和通貨膨脹，倡導中央銀行必須享有獨立性并在貨幣發行上不受政府控制。委內瑞拉政府名義上享有任命中央銀行行長的權力，但實際上無論人選和貨幣政策都受到內外大金融財團影響，就像美國總統名義上任命美聯儲主席而實際上貨幣政策是華爾街操控。

　　美國鼓吹誤導性的金融理論并宣揚貨幣失控的原因是央行缺乏獨立性，政府控制了貨幣發行但缺乏財政紀律約束支出膨脹，并且經常引用德國魏瑪政府時期和當代津巴布韋的惡性通貨膨脹作為例證。

　　實際上，一般政府出于調動國民經濟資源的需要有可能多發貨幣，但調動資源規模往往僅是經濟的一部分而不會超過國民經濟規模，沒有動力發行超過國民經濟規模數千倍的貨幣引發惡性通貨膨脹。

　　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馬克僅僅對美元貶值了50%，僅僅出現了較高的通貨膨脹而沒有惡性通貨膨脹，為何戰爭結束后德國馬克反而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這時政府濫發貨幣補充戰爭經費的動力已經消失了。

　　深入考察就會發現當年德國魏瑪政府將貨幣發行權授予了私人帝國銀行，金融大寡頭為了從馬克貶值中獲取做空暴利與國外投機者相互勾結，這種無止境的貪婪導致貨幣發行量超過了國民經濟規模數千倍，德國魏瑪政府收回貨幣發行權后才成功控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德國著名銀行家薩特在回憶錄中披露了當年的歷史真相。[4]

　　舊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也同四大家族控制貨幣發行有關，私人財閥獲取投機暴利的貪婪同政府擴大支出欲望相比是無止境的，惡性通貨膨脹恰恰是同私人財閥控制央行的獨立性有密切關系。

　　據美國一些進步獨立網站揭露在津巴布韋大選期間，美國為了阻止穆加貝領導的左翼政府獲得大選勝利，暗中利用津巴布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施加影響，誤導其濫發貨幣制造惡性通貨膨脹以引發經濟動蕩、社會不滿。左翼政府在大選期間的民意調查中占據優勢，政府沒有必要濫發貨幣引發強烈的社會不滿，西方媒體指責政府濫發貨幣收買人心站不住腳。

　　盡管后來爆發了惡性通貨膨脹也沒有阻止左翼政黨贏得大選，但是，美國卻利用津巴布韋惡性通貨膨脹進行誤導宣傳，鼓吹央行獨立性誤導并趁機影響、操縱各國的貨幣發行權，炒作全球資產泡沫并幫助華爾街謀取投機暴利。

　　美國攻擊委內瑞拉政府為提高社會福利擴大財政開支，濫發貨幣彌補財政開支導致了當前的惡性通貨膨脹，但是，委內瑞拉的社會福利支出不可能超過國民經濟規模，今天委內瑞拉的惡性通貨膨脹不是政府社會福利開支造成的，而是內外金融投機貪欲促使貨幣發行規模遠遠超過國民經濟造成的。

　　相比之下，新中國恢復時期迅速治理了舊中國的極其頑固的惡性通貨膨脹，恰恰是剝奪了私人財團控制貨幣發行的央行獨立性，政府利用貨幣發行改善民生推動了國民經濟的迅速復興。

　　新中國恢復時期財政稅收制度剛剛創建并且尚不完善，政府果斷利用了貨幣發行彌補財政開支、福利經費的不足，實行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原則充分滿足合理的社會需求，不僅用于彌補關系到抗美援朝的戰爭經費不足，還為國民黨的舊軍政人員、妓女、失業者提供工作、生活保障。

　　新中國政府利用貨幣發行彌補財政開支的范圍遠超委內瑞拉，但是，新中國利用貨幣發行彌補戰爭、福利經費的規模再大，也僅僅為國民經濟的一小部分并且沒有帶來惡性通貨膨脹，相反還有效啟動了由于戰爭破壞、投機猖獗而被閑置的各種資源，依據按需分配原則妥善安置了各種困難群體的生活、就業并維護了社會穩定，不僅沒有像四大家族控制央行濫發貨幣來牟取投機暴利那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還通過擴大有效社會供給和需求刺激經濟發展帶來了物價穩定、市場繁榮。

　　挫敗美國制造全球金融動蕩早日實現十九大的宏偉目標

　　中國應該深入研究建國初期為何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面臨美國全面封鎖和抗美援朝戰爭的不利條件下，很短時間就治理了舊中國遺留的市場經濟爛攤子，消除了惡性通貨膨脹、失業并實現了市場繁榮、物價穩定，朝鮮戰爭時期市場也敞開供應而沒有像一五計劃那樣憑票供應，創造出了遠遠超過西德、日本戰后經濟復興的輝煌奇跡。

　　新中國大膽將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原則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充分利用本來屬于全體民眾的貨幣發行紅利發展經濟，彌補朝鮮戰爭經費、建設投資、稅收和社會福利基金的不足，通過保障妓女、吸毒、無業人員的生活根除了黃賭毒，非但沒有造成財政困難反而促進了財政收入翻番增長。

　　新中國恢復時期的輝煌經濟成就具有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通過卓越非凡的成功實踐早已證明了共產主義是現實可行的，能夠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并且有效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

　　當年我們很可能沒有完整、辯證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原理，因而未能意識到建國初期取得輝煌經濟成就所具有的深遠意義，無論對于今天改革開放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幫助世界各國克服全球動蕩并抵御美國金融攻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實際上，當年新中國實踐的是一種新型的共產主義市場經濟，保留了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等舊的生產關系中的合理因素，同時利用新的生產關系改造、革除舊的生產關系的弊端。

　　新中國成功地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原則與市場經濟結合了起來，成功地實現了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兩手并用、相互促進，成功地迅速治理了饑餓遍地、物價飛漲的市場經濟爛攤子，創造出了遠遠超越日本、西德戰后經濟復興的奇跡，也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成就。

　　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市場、貨幣會趨于消亡，無政府的盲目市場調節將會被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取代，但是，倘若國家消亡了是否會出現無政府、無計劃的局面？

　　顯然，馬克思所說的國家消亡不是倡導無政府主義，而是指國家的階級壓迫的消極作用會逐步趨于消亡，同理市場、貨幣、商品趨于消亡也應該是指其消極作用，而不是指國家、市場、貨幣等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馬克思曾說當舊的生產關系尚有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時就不會退出歷史舞臺，這就意味著應該保留舊的生產關系中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因素，同時應該毫不猶豫革除舊的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還意味著是否、何時引入新的生產關系也應依據生產力標準。

　　這還意味著應該通過實踐探索新的生產關系是否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并且應該依據生產力標準、實踐檢驗標準在適當的范圍內，實事求是地決定如何保留舊的生產關系并引入新生產關系。

　　當年馬克思所提出公有制、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等共產主義原則，更多是來自考察資本主義的現實弊病而非僅僅出于建設美好社會的理想，因為當年頻繁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已給民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已充分暴露出了私有制與生產力發展和公眾利益的矛盾，這就是說當年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等原則，很可能對于改革資本主義的現實弊端也有著積極的作用。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出現大量人力、物力過剩的浪費，由于工人沒有勞動的機會并無法獲得勞動收入，按需分配比較按勞分配能夠更好保護工人面臨的生存危機，更好幫助過剩產能、過剩產品實現價值并克服經濟危機。

　　瑞典等北歐國家大膽探索引入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結果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美國、西歐，從歐洲最貧窮的地區之一變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區，人均收入、分配公平指數、創新發明指數均遠遠高于美國、西歐。

　　更為重要的是，北歐的官員、富人感到自己、子女和親屬的未來都有良好保障，逐步喪失了鋌而走險、不擇手段斂財的貪腐動力，北歐的廉政指數、環境保護指數、生活幸福指數也躍居全球之首。[5]

　　新中國恢復時期引入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的成功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原則完全可以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引入新的生產關系可以同保留、改造舊的生產關系結合起來，保留市場經濟的合理因素更為符合馬克思的生產力標準，同時利用新的生產關系改造舊的生產關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更加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從社會利益出發的立場和實事求是的辯證思想。

　　倘若人們非要將共產主義理想與國家、市場、貨幣消失聯系起來，就難免會感到共產主義不現實、難以實現并遙遙無期，但是，倘若人們辯證地而不是教條地完整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發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與市場經濟并不對立。

　　倘若市場經濟始終存在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就可以永久保留，而引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有利于消除市場經濟的弊端，有利于更加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巨大潛力造福人類，正因如此，新中國恢復時期成功引入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原則，同保留市場經濟的合理因素并革除其弊端完美地結合起來，創造出了遠遠超越日本、西德戰后經濟復興的經濟奇跡。

　　新中國恢復時期將共產主義原則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成功實踐，已證明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能夠更為有效消除市場經濟的許多弊端，如市場經濟在爆發周期性危機、戰爭、饑荒、自然災害時，過大的供求缺口就會導致市場失靈并難以恢復供求均衡，投機資本就會趁火打劫操縱市場并加劇供求失衡以謀取投機暴利。

　　此時廣大民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就會受到威脅，大量失業、缺乏勞動的機會就會導致社會主義按勞分配難以落實，引入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才能夠迅速恢復經濟、社會穩定。

　　倘若建國初期國民黨的八百萬舊軍政人員得不到妥善安置，不讓大量的無業游民、妓女、吸毒人員獲得正當職業和生活保障，他們就可能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力量并且威脅到新政權生存。

　　當年馬歇爾計劃實行多年歐洲仍然遲遲仍沒有復興，抗美援朝戰爭后美國被迫借鑒了新中國恢復時期的成功經驗，拋棄了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轉向實行社會改良、金融監管，大量的援助資金、貨幣發行紅利才沒有繼續被金融投機所浪費，歐洲才擺脫了社會動蕩、饑餓遍地的困境并實現戰后復興，充分證明當年新中國的成功經驗具有世界范圍的深遠意義。

　　新中國恢復時期的卓有成效治理市場經濟爛攤子的成功經驗，對于解決今天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難題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今天中國再次借鑒建國初期的治理市場經濟爛攤子的成功經驗，有利于迅速克服美國在全球放縱金融投機造成的種種困難，防止美國鼓吹央行獨立性并暗中操縱各國貨幣發行炒作特大全球資產泡沫，誘發特大全球金融危機給各國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確保貨幣發行資金、外匯資金都流入實體經濟并不再被金融投機浪費，這樣才能迅速治理特大金融危機沖擊并且推動真正的經濟復蘇。

　　第二，還有利于各國迅速改善民生、打擊恐怖勢力并且恢復社會穩定，有利于貨幣發行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抵御反復爆發的美歐危機，在不提高稅負和債務比重的情況下也能改善社會福利消化過剩產能。

　　第三，有利于防止機器人廣泛應用可能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危機，化解機器人的生產效率極高但卻無法消費過剩產品的矛盾，在社會經濟創新方面也像科技創新一樣實現彎道超車，爭取早日實現十九大提出的共同富裕、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第四，有利于利用本應屬于全社會的貨幣發行紅利造福廣大民眾，優越于北歐國家依靠高稅收政策建立的社會福利制度，還能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迅速穩定經濟并挫敗美國破壞，迫使美國利用特大全球金融危機遏制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戰略的企圖落空。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云傳》，第四十三章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2]董志凱著：《1949-1952中國經濟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3]楊斌：《金融軟戰爭：當心股票、存款橫遭劫掠》，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年。

[4] Stephen Zarlenga, "Germany's 1923 Hyperinflation: A 'Private'Affair," Barnes Review(July-August 1999); David Kidd, "How MoneyIs Created in Australia," http://dkd.net/davekidd/politics/money.html(2001).

[5]楊斌：《中國股市改革、金融監管與反腐敗》，《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4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國家經濟安全課題首席專家、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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