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有關戰略機遇期的命題是當代中國關于時代方位與戰略形勢的重大判斷之一。這一命題認為，當今中國面臨難得的和平發展機遇，在外不存在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安全環境無比寬松，在內沒有政治與社會動蕩之虞，可以一心一意謀發展、專心致志搞建設，這就構成了十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應該抓住這個難得機遇，迅速發展壯大自己，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從而使自己更加堅實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戰略機遇期這一重大判斷與命題相關聯，當代中國提出和建立了“和平發展”的理論學說，“戰略機遇期”論與“和平發展”學者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指導和規范了當代中國黨和國家的戰略重點、資源配置、工作重心與經濟方向。深入詮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是少數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大眾化的理解與把握，往往聚焦于挑戰與機遇的關系上。一直以來，人們大都從二者的對比入手來豐富自己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知。從這個角度說，有關“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識大體上經過了這樣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有關“戰略機遇期”的詮釋大都是強調中國所面臨的大好機遇，不講或者甚少談論挑戰與風險，尤其是對來自西方集團的挑戰與風險，基本上都忽略不計了。在事實的逼迫下，尤其是在普世大潮與顏色革命的壓迫下，挑戰的客觀存在不能不予以正視。盡管如此，多數或者主流意見堅持認為機遇大于挑戰，并且認為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并不嚴峻，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更無損于戰略機遇期大局。進入新時期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戰略機遇期做出了新的重大論斷，指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提出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要統籌“兩個大局”，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發揚斗爭精神，樹立底線思維，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進。這一新的重大論斷，及時、準確地把握了戰略機遇期的新變化，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戰略機遇期學說的新內涵，把風險意識擺在顯著位置，把發揚斗爭精神，樹立底線思維和應對挑戰提到了新的高度。上述有關戰略機遇期的認識過程，完全契合了理論實踐關系的邏輯路徑，充分體現了理論指導實踐和實踐豐富理論的發展辯證。事實上，在戰略機遇期學說發展完善的過程中，這一理論既給中國以總體上正確的戰略指導，但不同階段也存在相當明顯的偏差與不到位。第一階段的不良傾向是存在嚴重的松懈心態，那個時期存在廣泛的人類永久和平論等認識誤區，在相當程度上出現了“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的頹廢現象……第二階段的偏差在于對全球形勢的消極面認識不夠，對霸權的侵略擴張估計不足、對戰爭危險估計不足、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斗爭估計不足等問題都很突出，發揚斗爭精神很不到位，存在明顯的缺失。第三階段對于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豐富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修正了以前的偏差，但現如今的情況又有了劇變，即百年未有大變局出現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以超出人們想象的力度與強度向縱深挺進，人類歷史道路與全球戰略形勢再一次走到戰爭與和平的十字路口。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以為，中國所面臨的挑戰已變得相當嚴峻，已經不是一般性的風險，而具有興衰成敗、生死存亡一般的重大干系。在如此空前嚴峻挑戰的面前，我們所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風險意識，更需要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已經到要樹立和強化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的時候了。事實上，強烈的危機意識歷來都是中國人民奮斗犧牲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激起了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正是在這種強烈危機與憂患意識的作用下，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中國人民奮斗犧牲，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對內外敵人的偉大革命與斗爭，最終贏得了新中國的建立。可以說，沒有危機意識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勝利某種程度上就是民族危機與憂患意識的直接后果。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這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如下三個方面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歷史事實證明，上述三個方面的危機意識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到位的。改革開放的中國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一個重要的思想前提，就是中華民族必須正視自己經濟技術依然相當落后的客觀現實，必須通過學習借鑒世界上發達技術與先進經驗，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可以說，因為落后而激發出來危機意識是改革開放的深層動力。正是在這種危機和憂患意識的激勵下，中國人民奮起直追，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之路，取得了經濟建設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無數歷史經驗證明，中華民族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強烈的危機意識，都必須在強烈危機意識的極力下發揚斗爭精神，勇于同一切內外敵人做堅決的抗爭，奮斗犧牲，以此才能實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是這樣。中國的復興崛起將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戰略背景與條件下實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什么樣子，相信任何有基本戰略觀察能力的人都已看出端倪。越來越多的跡象與事實表明，中國注定將置身于一場新的全球性大動蕩、大改組的旋渦，因為中國已經榮獲霸權“戰略競爭”首要對手的殊榮，這場戰略競爭將怎樣展開，其過程將怎樣激烈動蕩，結果又將怎樣慘烈，都不是中國主觀愿望所能決定與所能駕馭的。因此，中國必須本著底線思維的原則，把可能最壞的情形充分估計到位，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如果不能和平發展，中國怎么辦？這個問題應該有答案，必須有答案；
——如何不能和平統一，中國怎么辦？同樣的，這個問題同樣應該有答案，也必須有答案；
——如果霸權國家聯合整個西方集團對我們進行全面的戰略封鎖制裁，中國怎么辦？這個問題更加應該有答案，也必須要有答案。
面對林林種種如此嚴峻的挑戰，繼續論證挑戰與危機孰大孰小、孰輕孰重已經沒有意義。現在我們固然要繼續認定中國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歷史時期內，甚至可以說，新的戰略機遇來得比以往更大更驚人，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則是，在新時期新的背景條件下，所謂水漲船高，面臨巨大機遇的同時，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也驚心動魄、十分嚴峻。因此，我們應該在汲取既往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樹立更加強烈的戰略危機意識，現如今已經到了必須這樣做的時候了。（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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