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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龍：我給毛主席當秘書

點擊：  作者：葉子龍    來源： 舊報刊剪輯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8-03-24 09:23:09

 

      從1935年11月到毛澤東身邊任機要秘書，并照料他的日常生活、飲食起居、陪同出行，直至1962年夏天調離中南海，與毛澤東朝夕相處，感情深厚，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和我的家人說：“咱們是一家人呢！”

27年彈指一揮間，一幕幕往事浮現在腦海中……

一、參加工農紅軍

1916年12月29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石灣鄉平安洲村一個貧農家庭。幾畝薄田無法養活一家老小，祖父和父親在農閑時靠做些打豆腐、殺豬、做鞭炮類的短工，并開了一間名叫元繼生堂的小雜貨鋪，以補貼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所需。9歲時，父親把我送到學校讀書。由于家里窮，不到一年就輟學了。我的家鄉在歷史上就以出產花炮聞名國內，幾乎家家都會制作各種各樣的花炮。退學后，我就跟著母親請來的師傅學做花炮。

在我的少年時代，中國革命運動風起云涌，1926年，北伐軍進入湖南，葉挺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到過瀏陽，家鄉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村里建立了農會和蘇維埃政府，在濃厚的革命氣氛的感召下，我也參加了農民暴動，并且擔任了村里的童子團團長。后來，家鄉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就被反動派殘酷地鎮壓了。我被迫逃進深山里躲了好幾個月，家也被反動地主挨戶團洗劫一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播下了造反和革命的種子。

1927年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進而建立了井岡山紅色革命根據地。此后的幾年，形勢發展十分迅猛，革命火種遍灑三湘大地、湘贛邊界和贛南閩西廣大地區。1930年8月，經本鄉井泉村一位叫卜三的共產黨員介紹，我與家鄉四個年齡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轉到株洲，在那里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我的名字原來叫葉良和，是祖父起的。在去株洲的路上，一個同伴說：“我們參加革命了，為了不給家里增加麻煩，我們的名字都得改一改。”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的名字改成什么好呢？一個同伴想了想說：“你就叫趙子龍吧！”

我曾多次聽老人們講“三國”的故事，對常山趙子龍大戰長坂坡，單騎救主的情節很熟悉。我馬上說：“不行，行，我哪能和趙子龍比？同伴說：“那就叫子龍，還姓葉吧。”我同意了，這個名字延用至今。

參軍后，我在黃公略率領的紅六軍（不久即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三軍）某機關槍連當戰士，當時我還不滿14歲。不久，即參加了1930年底開始的粉碎國民黨對紅軍的第一次軍事“圍剿”的戰役。

1932年年初，經過短期培訓，我被調到紅三軍令部擔任譯電員。這期間，在江西永豐縣，經李國興同志介紹，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4月份，我們紅三軍隨紅一軍團勝利打下漳州。在這里，我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他給我們部隊做了一個報告，我當時離的較遠，看得不很真切，但印象還是很深的。毛澤東講完話后，我們還觀看了一場卓別林主演的無聲電影。

1933年10月，我所在部隊編入新成立的紅七軍團，我被調到軍團司令部任譯電員。

1934年7月，紅七軍團作為紅軍抗日先遣隊開赴贛東北。我沒能隨部隊出征，而是被派往瑞金，在中華蘇維埃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任科員，從事秘密偵察工作。當時的保衛局局長是鄧發，紅軍工作部部長是李克農。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我隨中央紅軍參加了長征。我所在的中央縱隊主要由黨中央、蘇區中央政府、軍委等首腦機關編成，我和另外一個“紅小鬼”在整個長征路上是跟隨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鄧發同志。行軍中我們奉命輕裝前進，不是急需的東西全部扔掉了，只留一支槍和身上背的米袋子。部隊出發時，還沒有換冬裝，本來就單薄的衣服，經過幾個月的行軍打仗，早已破爛不堪。我就是裹著麻袋片、光著腳走到陜北的。

我們平時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衛黨中央和軍委首長的安全。行軍途中，中央和軍委的首長們多數都配備有馬和擔架，擔架是兩根長竹竿中間綁上繩子或帆布，由兩名戰士用雙肩扛著走。毛澤東的擔架上面多了一個油布篷蓋，他習慣在擔架上看書，有了這個篷子，可以遮陽避雨。但是，首長們并不常騎馬坐擔架，而是和我們一樣步行，把擔架讓給傷病員和體弱者使用。馬多是馱一些裝備、書籍和其他物品。

二、到毛主席身邊工作

1935年10月，我從紅軍工作部調到中央軍委機要股任譯電員的。當時，機要股長是劉三源同志。他向我介紹了機要股的有關情況，并交給我一個密碼本，詳細說明其使用方法，由于戰爭和對敵斗爭的需要，我們一般都用密碼發電報，密碼稱為“豪密”，是周恩來親自編的。這是因為周恩來二十年代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時的化名叫“伍豪”。由于它簡便實用，保密性強，被使用了許多年。機要股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中央和軍委文件、電報的收發與傳遞，保管文件，并迅速、準確地溝通中央與紅軍各部的文電往來。由于工作的關系，我們經常能見到毛澤東等中央和軍委的首長們。

1935年11月的一天，在下寺灣村，我把一份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交給毛澤東的參謀黃友鳳。他說：“我正有點急事，你直接給主席送去吧。”我雖然多次見過毛澤東，可還從沒有面對面說過話，更沒有去過他的房間，心里不免打鼓：  

“我行嗎？”

“沒問題！到了門口別忘喊報告。”黃友風鼓勵我說。

我一溜小跑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門前，整了整衣服，喊了一聲“報告！”可能是由于門上掛著厚厚的棉門簾，里面沒有反應。我又使勁喊了一聲。這時聽見開門的聲音，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掀起門簾讓我進去。房間里面很暗，而且充滿了刺鼻的煙草味。毛澤東正在土炕上靠著被垛，湊著油燈看書。他右手夾著一支卷煙，慢慢地吸著。

我向毛澤東敬了個禮：“報告主席，您的電報！”

毛澤東放下手里的書，似乎有點驚奇：“喔，來了個小鬼！好大的嗓門噢，你叫什么名字啊？”

“報告主席，我叫葉子龍。”

“聽口音，你是湖南人吧？”

“是，我是瀏陽人。”

“噢，我們還是老鄉哩！”

接著，他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和我參加革命的經歷。他高興地說：“好啊，一個喜歡造反的小老鄉！”

毛澤東拿著電報走到油燈邊，我轉身準備出門。毛澤東對我說：“小鬼，下次來時，別那么大聲喊，天都讓你喊破了，敲敲門不好么？”

“是，主席！”

這就是我第一次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景。

此后不久，劉三源調紅一軍團工作，我被任命為機要股長。后來，黃友鳳也調走了，我奉命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當時我只有19歲。作為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大家的任務不像后來分得那么細，那么明確。實際上，由于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較早，時間也很長，我的職務和從事的工作范圍始終是不一致的。我在履行毛澤東機要秘書和中央軍委、中央機要部門的職責時，也擔負毛澤東日常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的責任。

許多年以后我才聽別人說，我第一次給毛澤東送電報，他對我的印象不錯。事后他對彭德懷說：“這個小鬼蠻機靈，叫他到我這里來工作吧！”

三、從瓦窯堡到保安

1935年毛澤東到達陜北后，立即著手解決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統一問題，重點是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進行批判。早在一年多以前，紅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后，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就北上還是南下問題就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張國燾自認為是黨的領袖，于1935年10月5日在川西北的卓木碉另立中央。12月5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毛澤東：

“甲、此間已用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乙、你們就以黨的北方局、陜甘政府和北路軍的名義，不得再冒再用黨中央的名義。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

在此前十幾天，毛澤東剛剛指揮打勝了直羅鎮戰役，這次戰役一舉全殲國民黨第一○九師一個整師，擊斃師長牛元峰，為黨把革命的大本營放在大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目前毛澤東正在直羅鎮東面不遠的東村休整。不日即將北上瓦窯堡，一個月前，張聞天、秦邦憲和劉少奇等已率中共中央機關先期去了瓦窯堡。同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也從蘇聯到了瓦窯堡，帶回了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的信息。

毛澤東把電報往桌子上一擲，說了句“真是滑稽之至！”然后點燃一支雪茄煙，猛烈地吸著。

1935年12月中旬，毛澤東到達瓦窯堡的當天就與張浩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張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黃岡人。1922年入黨，后赴蘇聯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滿洲等地從事工人運動。1933年化名李復之，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國。在接下來的許多天里，毛澤東經常到張浩的住處去，那里有一部電臺，張浩掌握著與共產國際聯系的電報密碼。

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責令其立即取消非法自立的偽中央，放棄反黨立場，停止一切反黨活動。同時，向全黨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政治局俄界會議作出的《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以教育全黨特別是四方面軍的干部。1月24日，張浩代表共產國際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電報命令其取消偽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中央”。

1936年5月，毛澤東東征回到瓦窯堡后，與張浩商談，張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再次致電張國燾。命其北上。6月6日，張國燾被迫宣布取消偽中央，并率部北上。

毛澤東率部東征回到瓦窯堡后，針對紅軍壯大以后，機要工作任務繁重、而人員較少的情況，提出增加人員，把機要股升格為機要科，并親自點名由我擔任機要科長。

由于形勢發生了變化，毛澤東在瓦窯堡只住了一個月。此前，蔣介石加緊了對陜北的軍事部署，其嫡系湯恩伯部準備對瓦窯堡進行攻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的態度比較曖昧，私下要求紅軍仍回到陜甘邊一帶。1936年4月中旬，東北軍六十七軍一部向蟠龍、安寨、瓦窯堡進攻，造成部分工廠、醫院受到損失。周恩來就此事急電王以哲，王假稱不知此事。同時還電告周恩來，說湯恩伯擬從20日起向瓦窯堡推進，請做好應對準備。毛澤東審時度勢，果斷決定退出瓦窯堡。向保安前進。

6月21日，毛澤東率中央機關撤離瓦窯堡。7月3日經桑樹坪到達安塞。7 月11日，毛澤東從安塞到達保安。保安是個地處陜北西部深山區的小縣城，全縣地域溝嶺縱橫，交通極不發達，經濟條件也很差。毛澤東的住處是一孔半石窯洞，雖然是夏季，窯洞里面仍十分陰冷潮濕。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住的更差一些，我與童小鵬等四五個人擠住在毛澤東隔壁的小半間窯洞里，而且許多人甚至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只得搭建一些簡易的窩棚棲身。吃的也很差，大部分是黑豆，細糧幾乎見不到，也沒有什么蔬菜。

毛澤東到保安后不久，在窯洞里會見了剛剛從西安來到保安的美國記者斯諾和美國籍醫生馬海德。在這里，毛澤東與斯諾進行了多次交談。

記得第一次會見斯諾和馬海德是在7月中旬的一個傍晚。那里，毛澤東顯得很高興，對我吩咐道：“子龍，把我們的好茶葉拿來，慰勞慰勞美國客人么！”

他說的“好茶葉”實際上是從敵人那里繳獲的戰利品，名字起得挺怪，叫“大紅袍”，用鐵皮罐子裝著，是賀龍送來的，毛澤東平時舍不得喝。我用一只搪瓷缸為斯諾和馬海德泡好茶，然后就退了出來。這次談話一直持續到深夜。談完話，毛澤東把兩位美國客人送到院門口，與兩人握手道別。我派人把他們送回住地休息。

毛澤東并沒有馬上回到窯洞，他站在院子里，深深吸了一口夏夜清新的空氣，活動幾下腰腿，嘴里念念有詞：“美國，美國！”忽然，他問我：“子龍，你知道美國在什么地方”看我搖頭，他指著腳下說：“在地球的另一邊哩！那里的人對咱們紅軍也感興趣呢！”

大約是在初秋季節，斯諾結束了與毛澤東的談話和對蘇區的采訪，準備離開了。臨行前一天，他再次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話別。這次談話時間很短。毛澤東和斯諾走出窯洞，兩人握著手，這時斯諾向翻譯吳亮平說了句什么。吳亮平對毛澤東說：“斯諾先生想與您拍一張照片，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毛澤東馬上說：“好么，我們也算是朋友了，照個相好么！”

他對我說：“子龍，你來為我們拍一張照片吧！、

當時，我們還沒有照相機。斯諾把他的相機遞給我。我不知道怎么用，斯諾走過來，幫我調好光圈，對好焦距，并告訴我按快門時一定要把相機端穩。這樣，我為他們兩人拍了一張合影。這張照片后來發表于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

對于毛澤東在保安的住所，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所有的財物只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

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毛澤東仍不停地工作，日夜操勞，不斷探索著中國革命的道路。在此期間，他讀了許多書，并為經軍干部作了好多次報告。1936年12月，為紅軍大學作了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他讀書完全為實踐服務。當時，黨內的斗爭是很尖銳的，特別是與博古等人經常發生爭論。在后來的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澤東同我和一些工作人員談話時談到這件事時說，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桿子主義等等。還批評我用《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當時我還沒有看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倒是看過幾遍，可是指揮打仗時，誰還記得它？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么？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后來我問他們，既然你們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來你們對這本書一定是熟讀過的，那么《孫子兵法》共有幾章，開篇講什么？他們怎么樣？啞口無言！他們根本沒有看過！所以多看書有好處，可以增長知識，也可以識別真假。后來到保安，我看了八本書，看完了《孫子兵法》，還有德國、日本、蘇聯的有關軍事著作。看書是為了寫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電臺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澤東，他還沒有休息。看完電報以后，高興地說：“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西安事變”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以后的一段日子，給我的突出印象就是來往電報特別多，有西安的，有南京的，還有蘇聯的，我們都忙得團團轉。張聞天和毛澤東的窯洞里，更是連日“高朋滿座”，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博古、張國燾等等，大家聚集一堂，熱烈討論。整個保安都籠罩在一種緊張、亢奮的氣氛之中。

毛澤東的家庭也增添了喜事。就在毛澤東43歲生日前幾天，賀子珍生下一個女兒。臨產時，由于沒有多余的房間，只得以附近的一座廢棄的碉堡做產房。孩子是由傅連璋大夫接生的，這個孩子就是李敏。“西安事變”后，中共與張學良達成了協議，張同意中共和紅軍移駐延安。12月18日，紅軍先遣部隊陜北紅一團由江華率領接管了延安城防。次年1月初，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延安城。離開保安那天，毛澤東抱著襁褓的女兒，高興地說：“我的嬌娃，你趕上好時光哩，我們就要到城里住呢。”

四、周恩來遇險

中央機關進駐延安不久，就發生了周恩來遇險的事。

1937年4月24日上午，周恩來按照黨中央的部署，準備乘汽車前往西安，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就國共合作事宜進行談判。臨行前，他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話別。他們兩人談了很長時間，以致耽誤了當天的行程，不得不改在第二天早晨出發。

25日中午，我忽然接到蕭勁光打來的電話，說周恩來同志的車隊在甘泉附近遭遇敵人的伏擊。我立即將情況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正準備吃午飯，還沒聽完我的報告，他就站起身，問：“周副主席現在怎么樣了？”

我回答：“周副主席已經脫險，現在三十里鋪附近。”

毛澤東坐下來說：“還好，還好！告訴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周副主席搶回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我回到毛澤東的房間，他正抽著煙，在房間里踱步，桌上的飯菜顯然沒有動過。在毛澤東從事的革命事業中，他離不開周恩來。周恩來的才干、能力和足智多謀，他的人格魅力和處理問題、化解矛盾的非凡本領在長征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充分顯示出來。

當天晚上，毛澤東騎馬來到延安南門外廣場迎接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一同前往。廣場已經聚集了許多人，人們都在急切地等待著。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周恩來與幾十名全副武裝的干部戰士騎著馬過來了。在離毛澤東很遠處，周恩來翻身下馬，大步走過來，毛澤東迎上前去：“恩來，受驚了，受驚了！”

周恩來握著毛澤東的手說：“看來這是一個有預謀的行動，我已經布置去追捕敵人，一定把這件事搞清楚！”

毛澤東說：“你回來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嘛！”

事后得知大致情況是這樣：4月25日上午，周恩來一行二十多人乘卡車行進至延安正南約二十幾公里處（現在的勞山鎮湫沿山附近），突然槍聲大作，兩邊山上的敵人集中火力襲擊汽車。警衛人員立即下車還擊，同時保護周恩來撤離，利用樹木和地形的掩護，安全到達我軍的南部防區三十里鋪。周恩來馬上調部隊支援湫沿山，并追殲劫匪。原來，伏擊者是當地的一伙土匪，襲擊車隊的目的是搶劫財物。

周恩來在延安的另一次遇險是在1939年夏天，這次遭遇給他留下了終身殘疾。

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騎馬從住地出發，去延河對岸的中央黨校作報告，江青也騎馬同行。江青騎的馬是賀龍送給毛澤東的，比周恩來的馬要高大一些。他們找了一處河水不寬，水也很淺地方過河。周恩來騎馬走在前面，平穩地過去了。江青猛地一打馬，馬一躍而起，濺起片片水花，前面的馬受到驚嚇，高高揚起后蹄，繼而狂奔起來。騎在馬上毫無思想準備的周恩來被重重地拋在滿是石頭的河灘上，當時右臂就不能動了。

此時我隨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聽到消息，毛澤東因要作報告，他派我去看望周恩來。在黨校收發室，醫生對周恩來的傷勢進行了初步檢查，說是肘關節脫臼并可能骨折，要到醫院進一步檢查治療。周恩來說：“沒那么嚴重嘛！現在好些了。”他轉頭對我說：“告訴主席，我不要緊，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馬上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命我用他的車送周恩來回去，并通知紅軍醫院的大夫。車到楊家嶺，周恩來提出到我家坐坐。剛進門，醫院的兩位醫生就急匆匆地趕來了，一位是蘇聯醫生，一位是印度醫生，是當時紅軍醫院最好的兩位大夫。他們檢查了周恩來的傷，提出要到醫院拍X光片。我們把周恩來送往醫院，經拍片檢查表明，他的右臂肘關節骨折了。印度醫生為周恩來進行手術復位，手術進行了很長時間，麻藥的效力都減退了，周恩來疼得滿身是汗。為了減輕疼痛，在手術過程中，他喝了不少酒。但手術結果并不令人滿意，骨頭沒有接好。后來雖到蘇聯治療，但已經無濟無事，周恩來的右臂再也伸不直了。

五、張國燾叛逃

1938年清明節前夕，張國燾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痛哭流涕地進行了檢討，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談話將要結束時，張國燾提出準備去中部縣祭掃黃帝陵。毛澤東同意了。誰也沒想到，張國燾這次是有預謀的行動，他以祭掃黃帝陵為名，跑到了西安，然后由國民黨人員接應到了武漢，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雖然周恩來極力勸說，也未能挽回。

此后，張國燾的妻子找到毛澤東哭鼻子，說是想去武漢勸張國燾回來。毛澤東同意她去，并囑咐把孩子也帶上一起去。事后，毛澤東說，這是一件丑事，隨他去吧。

張國燾的叛逃說明，他非但沒有認識到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反而認為是毛澤東有意整人，與他這個中共元老過不去，進而把對黨、對毛澤東的不滿變成了仇恨。

張國燾在黨內地位的喪失完全是咎由自取。1935年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黨，是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對此，毛澤東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態度，并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1936年秋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七人組成，張國燾在中央核心領導層中有一席之地。12月初，張國燾和朱德率紅四方面軍司令部到達保安，毛澤東、張浩親切會見張國燾，共產國際代表張浩表示他要做“串攏瑪瑙珠子”的人，解決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意見分歧。但是張國燾并不買帳，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相左。比如，“西安事變”爆發后，在中共如何動作的問題上，張國燾主張應聽聽蘇聯方面的意見；毛澤東認為聽取蘇聯的意見可以，但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判斷和決定。因此主張首先靜觀張學良、楊虎城下一步行動。很快，毛澤東就做出了和平解決危機的決策。

西路軍失敗以后，張國燾變得老實了許多，開始檢討自己過去所犯錯誤。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后，對紅四方面軍的干部進行審查工作，并在自上而下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批判。這時發生了一件事，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紅大校長林彪匆匆地來到毛澤東住的李家窯院，我正準備出院門，與他撞個滿懷。他劈頭對我說：“許世友要殺害毛主席，快讓警衛把門看緊，我馬上派人來！我去向主席報告！”

正是這時，門簾一挑，毛澤東走出房間：“什么事啊，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報，張國燾指使一批紅大學員要在今天搞武裝暴動，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殺你！”

毛澤東用挾著香煙的手指著林彪：“消息可靠嗎？哪一個有這么大的膽量！”毛澤東接著說：“既然這樣，你就處理吧，先把帶頭的抓起來，再做計議！”

林彪走后，來了一個連的紅軍戰士，把李家窯院嚴嚴實實警戒起來。毛澤東早就聽說過許世友其人，他會武功，好喝酒，仗義豪放，驍勇善戰，是紅四方面軍聞名的戰將。

許多天后的一個早晨，毛澤東把紅大副校長羅端卿叫來，說：我們看看許軍長去！

我們陪同毛澤東來到紅大（此時紅大已改名為抗大），許世友及紅四方面軍的幾十位高級干部都已集合在院子里。毛澤東做了即席講話。他再次揭露了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的事實。接著他說：紅四方面軍是共產黨的軍隊，不是他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對中國革命是有功勞的，是好同志、好干部，黨中央相信你們的。后來，這些干部經過學習分配到新的工作崗位，許多人得到了重用。

毛澤東在許世友身上做了不少工作，對他不計前嫌，并委以重任，令許世友十分感動。

張國燾表面上也承認了錯誤。但其在黨內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了。1937年8月在洛川會議上組成了新的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張浩、徐向前組成，沒有了張國燾的位置。同年秋，中央任命張國燾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1938年8月，代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回到延安，傳達了共產國際主要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共產國際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并告誡王明不要再與毛澤東爭論了。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0月12日，毛澤東作了報告，強調支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不點名批評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論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明確要求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會議決定，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陳云接替博古任組織部長，李富春任財政經濟部部長，劉少奇任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王明任統戰部部長、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和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康生任社會部部長和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博古任黨報委員會主任。限于當時的條件，會議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解決王明的問題，但毛澤東已經很滿意了，因為實踐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的意見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志的擁護，他在黨內的核心地位無人可以替代。

六、轉戰陜北

從1947年3月27日開始，我們又在山溝里進行艱苦的夜行軍。雖然已是春天了，但冰面的冰還沒有完全融化，加上時斷時續地下雨，山里的夜晚既寒冷又潮濕。毛澤東的一首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朝霧彌瓊宇，征馬嘶北風。

露濕塵難染，霜籠鴉不驚。

戎衣猶鐵甲，須眉等銀冰。

踟躕張冠道，恍若塞上行。

在這幾天的行軍中，毛澤東分別給彭德懷、賀龍、陳賡等發數封電報，對形勢進行了分析，部署了晉南戰役的作戰方針。同時表示：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

29日一早，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率中央機關走出山溝，中午時分越過咸榆公路，又進入公路東側的山溝。前行不遠路就沒有了，毛澤東等人下車步行，走了大約三四里，到達了一個叫棗林子溝的小山村。這個村子共有一二十戶人家，散布在溝兩側的山坡上。大家越過一條山溝，來到一處窯洞前。主人吳進增在門口迎接，這位中年漢子面對毛澤東顯得有些拘謹。毛澤東與他拉了幾句家常后，說：“老鄉，打攪了，我們住在這里，你到哪去住啊？”

吳進增答道：“不打攪，我們吳家在村里是大姓，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坡上就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那兒”。

事前，鄉里的干部到吳進增家借房子時，只告訴吳進增，部隊的同志要來你家住些天，并沒有說明是誰來住。但吳進增還是認出了毛澤東。出得家門，他激動地對兒子說：“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哩！”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可不敢對別人說！”毛澤東離開以后，他精心照管著毛澤東住過的窯洞，為了使年久失修的那孔窯不致坍塌，他特地在窯的東墻又壘了一間。

毛澤東在棗林子溝住了三天，在此召開了一次重要的中央會議，會議開了差不多兩天，在毛澤東要不要留在陜北的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最后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主持中央工作和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毛澤東與劉少奇、朱德在村口握別。臨上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們這次要去白毛女的家鄉，擔子不輕呢！”

劉少奇說：“請主席放心，我們會依靠組織和當地廣大群眾，盡力把工作做好”。

毛澤東說：“如果能見到恩來，轉告他，我們是一分為三，不見不散！”

當天傍晚，毛澤東、任弼時率中央機關離開棗林子溝沿咸榆公路北上。走了不到一個小時，從空中傳來飛機的轟鳴聲，部隊立即就地隱蔽起來。飛機飛得很高，漸漸遠去了。部分重新集合，可這時毛澤東乘坐的汽車卻突然拋錨了。從延安撤離時，共有三輛吉普車，周恩來去山西用一輛，劉少奇、朱德去華北開走一輛，再沒有車了，司機周西林急得滿頭大汗。毛澤東對任弼時說：“看來這個鐵家伙不愿意跟著我們鉆山溝了。好么，就把它留給胡宗南吧。沒了它，還省里拖累，我們還是老辦法，走！”從此，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毛澤東或騎馬，或步行，再沒坐汽車。

部隊離開公路向西再次鉆進山溝。路上，毛澤東對任弼時說：“我們這支隊伍，也是個小社會哩，行軍打仗，吃飯睡覺，事情多得很，是不是成立了小政府，把這幾百人組織好。我看，你就兼任個頭頭，全盤考慮一下如何？”我理解，毛澤東的想法是在中央下面設立一個與中央工委和后委性質相同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毛澤東說的中央前委，即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縱隊司令部。

后來的幾天，是轉戰陜北期間最艱難的時候。部隊沿槐理河谷西行十幾公里，在子洲縣邱家坪住一晚。然后經過三天不停的行軍，于4月5日到達青陽岔。這雖也是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但它位于寬闊的大理河畔，毛澤東住的窯洞在大理河北岸幾十米的山坡上，站在這里極目眺望，大理河在腳下流淌，遠處是莽莽的群山。與剛剛走過的充滿危險的山間小路相比，心胸頓覺開闊。

周恩來從晉西北布置完成立后委的工作后，馬上西渡黃河，抵達青陽岔與毛澤東會合，社會部派警衛處長汪東興護送周恩來返回陜北。由于路途較遠，又不安全，汪就留下了，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警衛工作。

隨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開會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吃過晚飯，會議接著進行，毛澤東讓我也參加，出席會議的還有陸定一和汪東興。

周恩來說：“為了加強中央前委機關的工作，中央決定成立一個領導機構。從今天起，中央前委機關的代號由三支隊改為九支隊。三三見九，九九歸一，中國革命一定勝利嘛！弼時同志擔任支隊司令員，負總責。陸定一同志任政委，葉子龍同志任參謀長，汪東興同志任副參謀長。”

任弼時簡要介紹了九支隊的編制和人員構成情況。除了周恩來宣布的四人以外，還有支隊政治部主任廖志高，作戰部長李濤。支隊下設四個大隊：支隊司令部為一大隊，包括參謀值班室、機要科、警衛科、行政處、衛生處、調查組和軍委作戰室。二大隊負責情報工作，由胡備文負責。三大隊負責通訊聯絡，由崔林負責。四大隊為新華社，由范長江負責。中央警衛團團長劉輝山、政委張廷楨負責警衛工作。

周恩來接著說：“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很復雜，為了保密，我建議我們幾位領導搞個化名，主席，你看怎么樣？”

毛澤東表示同意，他想了片刻，說：“我就叫李得勝吧！”

我馬上跟了一句：“這個名字好，主席得勝還朝嘛！”

毛澤東說：“不能說還朝，我們離開延安，就是要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

周恩來說：“我叫胡必成，革命必定成功！弼時同志是司令，你就按照司令的諧音叫“史林”吧。”

陸定一也照此方法為自己起了化名，叫“鄭位”。

會議最后，毛澤東對任弼時說：“‘政府’組成了，你們四個要把這幾百人的‘國家’管理好，任務繁重呢！”

當晚，毛澤東伏案疾書，動手修改中央的一個通知，把棗林子溝中央工作會議的決定告知全黨。當晚即以密碼電報發了出去。電報全文如下：

劉、朱、葉、楊并彭、習、賀、李、聶、劉、黃、劉、鄧、滕、薄、陳、饒、張、黎、林、高：

一、中央機構決定分為三部分，中央率一部工作機構留陜北，中央工作委員會率另一部工作機構經五臺移太行，中央及軍委大部工作機構成為中央后方，暫留晉西北，由劍英、尚昆負責率領，準備仍與中央會合。

二、中央工委及其所率之一部中央工作機構（由安子文帶領），其經過路線，應由晉綏、晉察冀及太行分別派隊接送，并與朱、劉及安子文所帶之電臺分別聯絡。

三、中央后方機構留晉西北期間，其警戒由晉綏軍區擔任。

四、中央工作機構分在陜北、晉西北及太行時期，其生活供給，由陜甘寧、晉綏及太行分別擔任，其業務經費由三部分自行開支。各區應解中央之款項，仍照原規定不變。

毛澤東從撤離延安到決定留在陜北，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絕妙計劃。后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這一戰略，給蔣介石套了沉重的絞索，幾十萬部隊被拖疲、拖垮、直至拖死，毛澤東無疑是這出劇的總導演。

4月9日，任弼時召集支隊領導開了一個會，研究支隊工作。考慮到中央后委已經開始運轉，為了便于行動，決定將支隊內部的大部分婦女和兒童送到中央后委所在地山西臨縣去。同時對情報、通訊、保衛、后勤、地方工作等進行了研究部署。

4月12日，部隊準備起程。臨行前，周恩來交給我一只木箱，說里面是金條，以備不時之需。我把箱子交給挑夫。幾個月以后，在小河村，我打開箱子一看，哪里是什么金條，是滿滿一箱手表。周恩來拿出一只送給了我。但這只手表我沒戴幾天，小河會議期間的一天，王震看到我手上的表，非要摘下來看，然后戴在他自己的手腕上。我說，這是周副主席給我的紀念品，不能給你。他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塊手表，對我說：“我不白要你的表，咱們交換，留做紀念，好不好？”我只得答應了。

王震和我是同鄉，比我年長八九歲，是一位很受毛澤東器重的干才。抗日戰爭期間他任八路軍一二O師三五九旅旅長，并身兼延安地委書記、軍分區和衛戍區司令員。他親自領導了南泥灣大生產。1943年秋，毛澤東曾到南泥灣視察，十分高興，還向王震挑了大拇指。直到如此今，南泥灣仍是陜北地區的重要農作物產地，人稱“陜北小江南”。

七、“爭取不再回來”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從楊家溝出發，經綏德縣吉鎮、佳縣螅蜊峪，23日中午到達吳堡縣川口。面對黃河，毛澤東佇立良久。他仿佛在與黃河交談。我從背包里拿出相機，對準了他。鏡頭里，一個偉岸的身影與蒼茫的黃土高原、寬闊的黃河融為一體。那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感覺，這種感覺至今令我激動。我想到了12年前第一次渡黃河的那一天，毛澤東也是這樣地佇立著。突然我的視線變得模糊，以致無法看清鏡頭的景物。

這時，毛澤東一擺手：“莫照了！過河吧。這次過去，爭取不再回來，事不過三嘛！”

渡船早已備好。毛澤東上船后，老船工一聲號子，船解纜離岸。這時，毛澤東忽然對我說：“子龍，還是照張相，留個紀念吧！”

我端起相機，以黃河西岸為背景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不一會兒，船即到達了河對岸，我又連續為毛澤東拍了好幾張照片。

渡過黃河以后，毛澤東一行來到一個名叫寨則山的小村子，在此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繼續東進，到達中央后委駐地臨縣三交鎮雙塔村，毛澤東與葉劍英、楊尚昆等一起吃了飯。短暫休息后，毛澤東等換乘吉普車沿公路向北行進。因為很長時間沒有乘坐汽車了，毛澤東坐在車上，顯得很高興，他對我說：“嗯，這車比那個“紅十字’好！這車你會不會開呀？”我知道，他說的“紅十字”是抗戰初期宋慶齡送給他的那輛涂著“紅十字”標志的三輪摩托車。

我回答：“還不會！我學會開‘紅十字’時是個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只是覺得好奇才學的。現在年紀大了，沒有這種興趣了。”

毛澤東說：“你剛剛30多歲，新的東西還是要學么！”

進城以后，我仍與毛澤東同坐一部車，而且車里經常是只有毛澤東、司機和我三個人。解放初期，北京的治安條件還不是很好。我心想，萬一路上遇到緊急情況，我要能立即開車把毛澤東帶出險境才好。于是我就向司機請教，并學會了開車。

毛澤東轉了個話題：“剛才見到小蔣沒有？”

我說：“見到了，她還給我看了您給她的題詞呢。”

我愛人蔣英1947年春隨中央從延安撤離后，直接過黃河到臨縣從事土改工作，這年秋天到中央機關所在地楊家溝工作了一段時間后，于1948年年初回到臨縣三交鎮。不久，從楊家溝來三交鎮辦事的一位同志給蔣英帶來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筆寫了“蔣英”兩個字。蔣英早在延安時就多次為毛澤東抄寫文稿，對毛澤東的字很熟悉。她一看信封上的字跡就知道是毛澤東寫的。她抽出信紙，上面寫著八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光明在前  努力奮斗”。她知道，這題詞既是對自己的鼓勵，更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對未來的期盼和必勝的信念。這題詞我們一直珍藏至今。

毛澤東目視前方，好像自言自語地說：“是啊，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勝利是不可阻擋的。但是要取得完全的勝利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八、毛澤東在晉綏

1948年3月2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任弼時等到達晉綏解放區領導機關所在地興縣蔡家崖村。賀龍把他住的房子給毛澤東住。這是一個坐北向西的寬敞院落。毛澤東在這里住了9天，召開了好幾個不同類型的座談會，并聽取了賀龍、李井泉關于晉綏解放區土改和整黨等情況的匯報。

就我的印象，在此前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對解放區的土改工作特別關注。他常說，土改搞好了，廣大農民群眾發動起來了，就可以大大地支持人民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

早在1947年夏秋季節，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此時的7月21日—23日，毛澤東在靖邊縣小河村的石屹嶗召開中央擴大會議）。劉少奇9月16日為工委起草向中央的請示電：會議“決定兩問題，即通過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綱及普遍整黨。”會后，劉少奇分別與參加會議的晉冀魯豫（邯鄲局）、晉察冀、晉綏、燕北、山東、冀熱遼等代表團談話，對解放區的土改和整黨問題作進一步的部署。從此，以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地主富農經濟為主要內容的土改，以及同時進行的以純潔組織為核心的整黨運動，在各解放區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此前，毛澤東一直在陜北山溝里與胡宗南周旋，對土改情況的了解主要通過電報的形式。他知道土改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左”的偏差，他急需實地了解情況。

1948年3月15日，劉少奇為中央工委起草致熱河分局電：“在土地會議后批評與糾正了各種右傾觀點后，在實際工作中又發生了許多‘左’傾觀點及各種‘左’傾現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份，侵犯中農，貧農團的孤立主義與唯成份論及亂打、亂殺、亂捕、亂封門及土地分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等，到處發生。”3月19日，劉少奇至電毛澤東，匯報中央工委一次會議的情況。三個中央局（華北、華東、華中）“檢討自日本投降以來的政策問題，著重點是放在糾正‘左’傾的偏向上，詳情另告。會議大約在25日可結束。

毛澤東在晉綏的調查研究中，對一些地方的工作不甚滿意。

一天，胡喬木來到機要室，說要查找一份電報，是中央工委發來的，內容是關于土改方面的。我說：“工委的所有電報都馬上給主席送，一刻都不能耽誤，這你是知道的。”

胡說“記得主席看過這份電報。但他說沒見到，還跟我發脾氣了。”

毛澤東處理電報，閱后大多數情況要給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傳閱。因此我說： “你看看是否在別的領導處。”

胡喬木說：“都問了，沒有。”

這時，電話鈴聚然響起，我抄起電話，毛澤東那特有的聲音傳了過來：“怎么搞的嘛，連個文件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我知道問題嚴重了，當即表示馬上再找一找。放下電話，立即派人仔細查找，并囑咐如找不到，趕快向西柏坡發電報，請他們將那份電報再發來一份。忙完了，我對胡喬木說：“現在來往電報太多，又傳來傳去的，很容易丟失，得想個辦法。”胡喬木說：“我也在琢磨這個事。你看這樣好不好，以后，凡是給領導的電報都在臺頭寫上名字，閱后簽個字。”

我說：“這倒是個好主意，但要請示主席。”

胡喬木說：“你知道主席的脾氣，你去辦這個事吧。”

我說：“等他消了氣，咱們一起去，不過這事還得你去說。”

晚飯后，我拿著西柏坡發來的電報，與胡喬木一起來到毛澤東的房間。我向毛澤東匯報了情況，并承擔了丟失電報的責任。胡喬木說了我們關于改進文件管理的想法。毛澤東用手指著胡喬木說：”你可不要反攻倒算啊，誰的錯要講清楚！”

胡喬木說：“這次是我們工作失誤，您如果同意我們的意見，以后就不會再出現這樣的問題了！”

毛澤東說：“立個規矩也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么！”說著，他在一份看過的

文件上面工工整整地寫下“毛、周、任、賀閱”的字樣，然后在“毛”字上畫了一個圈，并簽上了日期。他把文件交給我們，嚴肅的說：“這樣可以嗎？畫圈為證，以后就這么辦。誰出了問題誰要負責任喲！”

作為一項制度，文件的圈閱制度直到現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順便說一下，毛澤東簽發電報、文件時，有他獨特的方法表示急緩和密級。凡是急件，他都在文件的右上角寫“A”字，“A”字越多表示越急，最多時寫四個“A”。毛澤東的往來文電，都要經過我的手，其中絕大多數的內容我都知曉，幾十年都是這樣。但也有少數例外。有時他交給我文件時，將文件對折一下然后用釘書機在中間釘一下，我就知道，這個文件是絕密的，我不可以看。

4月1日，毛澤東在賀龍主持的晉綏干部會上講話，肯定晉綏土改和整黨的成績和糾正“左”的錯誤的工作。指出“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闡明了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的總政策。”

第二天，毛澤東接見了晉綏日報編輯人員并做了重要講話。

在蔡家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一場文藝演出。其中一天看的是由當地群眾劇團演的晉劇《三打祝家莊》。這出戲，毛澤東在延安時就看過兩三次。他的特點就是善于從平凡故事里總結出哲理性的東西。他多次談到過三打祝家莊的故事。他在1937年8月所著的《矛盾論》中談到：“《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 

在蔡家崖，毛澤東邊看戲，邊與賀龍等同志又談知已知彼和調查研究對做好工作的重要意義。

九、毛澤東與蘇聯

毛澤東酷愛走動，但卻不喜歡出國。朝鮮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印尼的蘇加諾總統，以及非洲、歐美等國家的許多政要曾不只一次地邀請他到國外訪問，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他一生只出過兩次國，都是去蘇聯。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在 1957年11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成行于新中國成立后僅僅兩個多月，國內事務千頭萬緒，他卻去了蘇聯，而且一住就是七十多天，這的確不同尋常。

毛澤東第一次訪蘇之所以能夠成行，一方面是蘇方的盛情邀請，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堅持不懈的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性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想做的，誰說也不一定行。毛澤東想去蘇聯，幾年前就定下了，當時蘇聯并不那么歡迎他，但是他決意要去。

專列進入蘇聯境內后的一天早晨，毛澤東把我叫到他的臥室，他要我把一份給國內的電報盡快發出。看見他，我就知道他又工作了一夜。此時毛澤東正眺望著車窗外冰封的西伯利亞原野，一輪紅日正從遠處的山巔噴薄而出。我從他手中拿下已經快要燒到手指的煙蒂，按滅在煙灰缸里。毛澤東并沒有動：“子龍啊，這里的太陽和西柏坡有么子不一樣的？”

他又一次提到了太陽！在我的記憶里，這兩年，他已經多次說到太陽這個詞了，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一般意義的“太陽”。

還是在年初時，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了，西柏坡的老百姓也在準備過個像點樣的春節。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突然來到西柏坡。他在西柏坡住了好幾天，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多次與他交談。

那幾天，毛澤東與米高揚談了很多，大部分時間都是談笑風生，與接見其他外國人沒有什么兩樣。但是在私下里，卻與平常有些變化。抽煙比往日多，說話少了，而且為了一點小事還向工作人員發了脾氣。這是他心里不痛快的表現。事后得知，與米高揚的談話不順利，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蘇聯人沒有明確表態。毛澤東為此十分生氣。

送走米高揚，大約是正月初十前后，一個下午，我陪同毛澤東到外面散步，登上一座小山，太陽在樹梢叢中，映紅了半個天。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自語：“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么。”他轉過身對我說：“子龍啊，等全國解放了，你跟我到蘇聯曬曬太陽好不好？”

還有一次，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48年春天，毛澤東東渡黃河到達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他沒有直接到西柏坡，而是準備從這里去蘇聯。他說，太陽出來了。我要與斯大林同志談談東方日出的問題。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由于被斯大林婉言謝絕，沒能去成。后來，斯大村派“資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西柏坡。

在專列上，毛澤東再次談到太陽。我沒有回答，我知道。不用我回答什么。

毛澤東接著說：“這個太陽在延安沒看到，在西柏坡也沒有看到呢！”

看來，毛澤東對什么事一直耿耿于懷。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從未支援過中國共產黨，所有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都是給國民黨政府的，對此毛澤東不可能沒有想法。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取得了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而此時蘇聯的立場卻仍然曖昧。在抗戰行將結束時，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7月，斯大林對到蘇聯訪問的國民黨行政院長宋子文說，中國只能有個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同意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獨立自主的抗日力量，同時表示抗戰勝利后，把中共的軍隊合并到國民黨軍隊中是必要的。愿意幫助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

1949年1月，國內局勢已經明朗，蔣家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卻隨同前往。

另一方面，在抗戰勝利后，斯大林多次勸告中國共產黨，不能再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好像內戰的責任在中共方面。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斯大林和蘇共不少人士對王明十分贊賞，情有獨鐘。所有這些，都引起了毛澤東的疑慮和不滿。

但毛澤東畢竟是偉人，他在公開場合從來都在維護蘇聯和斯大林的威望，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大本營，中國是這個陣營中的一個成員。說我們單相思也好，一邊倒也好，都沒有關系。1949年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和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駐北平后，斯大林派遣蘇聯交通部副部長柯瓦廖夫和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館負責人齊赫文斯基來見毛澤東。傳達了斯大林邀請毛澤東訪蘇的口信。毛澤東當即決定派劉少奇率團前往。

經過周密準備，1949年6月26日，劉少奇從北平乘火車到旅順，轉乘蘇聯飛機到達莫斯科。劉少奇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了六次，斯大林在對中共的問題上做了自我批評。雙方同意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盡快訪蘇，屆時兩國要簽訂一個新的條約。

劉少奇和斯大林還談到了外蒙古獨立問題。1945年8月7日至14日宋子文訪蘇，在與斯大林會談時代表國民黨政府表示承認外蒙古獨立。14日，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并互換《關于外蒙古問題的照會》。10月20日國民黨政府派代表監督外蒙古公民投票，投票結果是贊成外蒙古獨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的開國大典。開國大典結束后，毛澤東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蘇聯發來的賀電，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過了不久，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表示準備赴蘇訪問。斯大林很快回了電報，歡迎毛澤東訪蘇。

去蘇聯前，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我們做了認真細致的準備工作。在物質準備上，盡最大力量采購、調運了一批蘇聯緊缺的蔬菜水果，如大白菜、大蔥、冬筍、梨等，量都比較大，僅上好的西湖龍井和各地名茶就達一噸。另有許多日常用品如布匹、瓷器、工藝品以及紫銅火鍋等等。還特地買了12雙象牙筷子。12月21日是斯大林70歲壽辰，我們精心準備了給斯大林的生日禮物。為此，我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全文如下：

主席：

茲將已準備好之禮物，開列如下：

1、湘繡斯大林大元帥全身像   一幅

2、杭州絲織斯大林像 二幅

3、江西瓷燒斯大林相片二塊

4、江西瓷燒帶斯大林像的盤子  十個

5、24人用的江西西餐用具  全套（共100余件）

6、北平銅底燒瓷壽盤  一對

7、景泰藍茶具（大小共五件）  兩套

8、康熙青花大瓷花瓶  一對

9、象牙雕刻的寶塔一尊

10、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   一對

11、象牙雕刻圓球 三個

12、象牙雕刻八仙一套 共八個

13、象牙雕刻的龍船   一具

這其中，許多貨物是我親自辦的，由于正值冬季，許多東西很難找到，要的量又大，所以我們跑前跑后，忙得不亦樂乎。

隨毛澤東訪問蘇聯的工作人員不多，主要有翻譯師哲，警衛處長汪東興，負責文字工作的陳伯達，他在代表團的公開職務是哲學教授。我還是“老本行”—機要秘書。

12月6日北京下著大雪，毛澤東等乘專列離京赴蘇聯訪問。這次訪問沒有對外公布，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到西直門火車站送行，沒有舉行歡送儀式。公安部長羅瑞卿護送毛澤東到天津后下車，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李克農、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等陪同毛澤東到中蘇邊境后下車。蘇聯駐華大使羅申以及蘇聯鐵路專家柯瓦廖夫與毛澤東一起到蘇聯。列車到達沈陽，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上車迎接并護送毛澤東到滿洲里。

毛澤東的專列在蘇聯大地一路疾行。每到中途停車時，當地主要官員都要上車迎接，熱情歡迎和問候。12月16日中午12時，火車駛入莫斯科北站，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和蘇軍元帥布爾加寧上車迎接毛澤東。由于毛澤東在路上患了感冒，身體不適，蘇聯方面只在車站舉行了簡短的歡迎儀式，毛澤東發表了一個書面講話后，馬上乘汽車前往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的一座別墅下榻。

這座別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三層小樓。毛澤東被安排住在一層的一個大套間，我和師哲也住在這一層。陳伯達、汪東興等住在二層。毛澤東住的房間，高大、寬敞、舒適、方便，而且裝修得很豪華。辦公室、會客室、臥室、衛生間一應俱全。

我先來到毛澤東的房間看了一遍，發現兩樣東西是毛澤東從來不用的，一是彈簧軟床，一是坐式馬桶。我與蘇聯接待方面進行了交涉，但因為這是斯大林的住處，要改變里邊的家具陳設看來沒那么容易，蘇方人員很是為難。我知道毛澤東在生活上不講究，什么都能將就，更何況這是在國外，相信他會適應的。所以我就沒有再堅持。

總體上說，蘇聯方面對毛澤東的來訪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進行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和極高的禮遇。這一點，從我們進人蘇聯境內的第一天起直到結束訪問的兩個多月時間里都能體會到。

到蘇聯后，毛澤東說過：“我到蘇聯來，是想親自聽聽斯大林同志意見，我們要好好談談。”看來他迫切想見到斯大林，是要說出他在心里憋悶了多年的話。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澤東訪蘇的機會，密切中蘇關系，具體來說，兩國簽訂一個條約，僅此而已。

所以，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初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這一點，在他們兩人見面伊始就表現出來了。

到達莫斯科的當天晚上6點，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毛澤東。毛澤東只帶了翻譯師哲前往。

回來后，我從毛澤東的舉止中隱約發現他不太高興。

大約是在晚上10點左右，我正在他的房間整理文件。毛澤東忽然掐滅了香煙走進衛生問，并在里面說了句什么。

我連忙走過去，他大聲說：“我要拉屎！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嘛！”

他又提出不睡軟床。在他的一再堅持下，我只得請人幫助把床墊從那張豪華舒適的彈簧床上抽下來，放到地板上。

收拾停當，我準備退出，問他還有沒有什么事。毛澤東說：“人家不談，就都不要談了。睡覺！”

第二天，毛澤東明確告訴我：“我們這次來是給斯大林同志祝壽的，順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談，你們也不要和蘇聯同志談.”

毛澤東一定遇到了什么不順心的事。幾天以后，我才知道了毛澤東與斯大林會見的一些情況。那天一見面，斯大林與毛澤東熱烈擁抱，寒暄過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飾地稱贊毛澤東，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毛澤東卻搖著頭說：“不，我是個受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啊。反對我的人厲害哩。有些是非不明……”——這顯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

斯大林當即打斷了毛澤東的話頭：“勝利分清了是非，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這是一般的公理。”

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一方面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不能譴責毛澤東；另一方面，蘇聯和中國都是勝利者，蘇聯也不應受到譴責。斯大林的這句話是為自己開脫，表面是對毛澤東的贊揚，實際上是綿里藏針。

后來，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又幾次提到王明和中共黨內的路線斗爭。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輕描淡寫的態度顯然不能令毛澤東滿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與毛澤東談簽訂中蘇條約的事，毛澤東堅持請周恩來談，斯大林雖不很滿意，但最后同意請周恩來率代表團到蘇聯。

其實毛澤東也并不那么愉快。雖然在蘇聯人面前他仍是談笑風生，但回到住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卻發了幾次脾氣。

一天，陳伯達向毛澤東反映，說他剛剛看了一場蘇聯芭蕾舞劇《紅罌粟》，是描寫中國情況的。一個個大辮子小腳女人舉花洋傘，在臺上扭來扭去，很不像話，簡直是對中國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演這種戲太不應該了。

毛澤東很不耐煩地聽了陳伯達的匯報，很生氣地說：“哪一個批準你去看戲了？你是代表團成員，外出應該請假么，誰讓你違反紀律！”陳伯達看到毛澤東動氣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也不高興了，隨后他到我的房間，說：“我好心好意地反映問題，卻挨了一頓罵！主席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飯時，陳伯達沒有到。毛澤東讓我去找。陳伯達蒙著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飯。他說：“我絕食！”顯然他還在生悶氣。

回到餐廳，我向毛澤東如實做了匯報。毛澤東微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實際上陳伯達也并沒有絕食。當天我去陳伯達的房間，無意中看見床下有一些餅干包裝紙，床上還有不少餅干渣子。

毛澤東有時毫不客氣地訓斥身邊的人。每當此情況發生，他一定有什么特別不遂意的心事。

還有一次，也和陳伯達有關。那次毛澤東、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陳伯達也參加了，并坐在毛澤東身邊做記錄。談話中提到蔣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對陳伯達說，我讀過陳伯達同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寫得不錯。并端起酒杯向陳敬酒。陳伯達臉漲得通紅，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而且與斯大林大談特談起來。這種喧賓奪主的做法使毛澤東很反感。

回到住地，毛澤東對我說：“像什么話嘛！你去告訴陳伯達，今后他不要參加與斯大林的會談了。”、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毛澤東吃魚的小插曲。

1949年年初，米高揚在西柏坡時，一次毛澤東與他一起吃飯，他指著桌子上的一盤魚問毛澤東，那是不是活魚燒的。誰都知道，西柏坡村邊的河里有的是魚，在當時的條件下，吃活魚比吃死魚要方便得多。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米高揚的問題，而是用筷子挾了一塊土豆，說：“我們吃了多年這個菜，好吃，營養豐富呢！”

在斯大林的別墅，住幾天就不耐煩了。這天早晨，毛澤東一起身就對我說：“如果蘇聯同志送吃的來，告訴他們，魚一定要活的喲！”

我當時并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莫斯科為毛澤東送食品的汽車到了大門口。從車上跳下來一位中年軍官，他和一個青年人從車上抬進兩筐凍魚，其中一筐是上等的鱘魚。

我連忙跑過去，對那位軍官說，我們首長只吃活魚，請你們把這魚拉回去！

那個軍官不明就里地聳了聳肩膀，又把魚裝上了卡車。

1950年1月ZI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莫斯科，與蘇聯方面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這時我發現一個不引人注意的細節。毛澤東和斯大林以及中蘇雙方其他高級領導人合影時，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處，我向毛澤東提到這一點。毛澤東微微一笑：“這樣就一般高了嘛！”毛澤東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從照片上看，兩人基本差不多高。

毛澤東訪蘇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廢止了1945年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時雙方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協定明確“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于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立即實現，但不遲于1952年末。”

2月14日晚上9時，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婦的名義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米特勒保爾大飯店舉行中國代表團訪蘇答謝宴會。斯大林和蘇聯許多領導人都出席了。參加宴會的達到五百多人，把宴會廳擠得滿滿的。宴席的主菜是傳統的中國火鍋。斯大林用的火鍋與其他的不太一樣。這只火鍋是我們從國內帶來專門送給他的禮物。宴會開始前，蘇聯方面的工作人員把它拿來，我們發現原來的紫銅火鍋變成了銀白色的。蘇聯方面的同志說是怕鋼有毒，特地鍍了一層錫。

斯大林對吃火鍋顯然不在行。進餐時，他把生冬筍片直接放進嘴里并連說“好吃，好吃！” 毛澤東挾了一片筍，放在火鍋里涮了涮，然后放進嘴里，說“這樣吃，味道會更好些。” 斯大林照著毛澤東的樣子試了試，說：“果然不錯，中國菜確實名不虛傳！”

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結束對蘇聯的訪問，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回國。

一天，在毛澤東的房間里，他突然問我：“你說原子彈厲害不厲害呀？”

毛澤東訪蘇期間，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等地進行了參觀游覽，還觀看了不少電影，如《拿破侖》、《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電影是蘇聯進行原子彈試驗的紀錄影片。

蘇聯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進行了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我們對原子彈的巨大威力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我回答說：“原子彈的威力真大，確實厲害！”

毛澤東沒有說話。但是以后的情況表明，這部影片對他的刺激是很大的。

回國以后不久的一天，地礦學家、后來擔任地質部長的李四光和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等人來到中南海，把帶來的一只玻璃盒子擺到桌子上，盒子里面有一小塊石頭。毛澤東準備走到近處仔細看，馬上被李四光擋住了：

“主席不要靠得太近，這東西有輻射，對人體有害。”

說著，他手持一個小測試盒，走到離玻璃盒一米多遠的地方，測試盒就嘀嘀地叫了起來。錢三強對在座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說：“這是鈾礦石，是制造原子彈的主要材料。這種礦在我國也有。但提煉和制造的技術比較復雜。”

毛澤東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2月27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滿洲里，并在哈爾濱、長春、沈陽、山海關做短暫停留，高崗全程陪同。車到哈爾濱，我下車買了一些熏肉大餅，毛澤東連說：“好吃，好吃！這才是正宗的中國餐。”

在長春，毛澤東參觀了長春電影制片廠，并拍攝了紀錄影片。

在沈陽，毛澤東參加了高崗組織的舞會。

專列從沈陽直發北京。鐵路沿線的保衛工作做得很嚴密，沿途路邊，每一個電線桿旁都站著一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站崗。

3月4日，毛澤東的專列回到北京。

與第一次訪蘇不同，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時，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新的挑戰。

毛澤東酷愛迎接挑戰。他從不依附任何人，哪怕你有天大的力量。他也常常教育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子女，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進城后，一次吃飯時，他對李納和我的兩個女兒講過古人梁鴻不因人余熱的故事。說是東漢時期陜西扶風有個文學家梁鴻，因寫了諷刺封建統治者的詩而遭到迫害，不得不隱姓埋名遠走他鄉，靠打工度日，一家人窮得很。鄰居對他說，我這里有火，你用它來做飯吧。他卻回答：“童子鴻，不因人熱也。” 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從小立大志，不靠天，不靠地，更不要靠爸爸。要靠自己解決問題。”

此時的中蘇關系已經到了即將攤牌的時候。毛澤東說過，他與斯大林打了個平手，與赫魯曉夫還略占上風，這一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蘇之間的微妙關系。換句話說，毛澤東與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關系，集中反映了中蘇關系的變化。毛澤東對斯大林始終是尊敬的，他一直把斯大林當作世界革命的領袖來看待；反之，斯大林對毛澤東的認識有個漫長的過程，直到中國革命勝利以后，斯大林才轉而支持毛澤東，從他一句“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話，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的態度。但是，他認為中國革命是他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處于從屬地位的。對此，毛澤東認可了，至少從表面上和公開場合是這樣。

但赫魯曉夫上臺以后，仍以老大自居，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這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關系可以用話不投機一言以蔽之。中蘇關系也經歷了從親密到疏遠直至決裂的過程。

毛澤東追求的是國與國、黨與黨之間關系的平等，但蘇聯不答應，這是矛盾的癥結。

1956年3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3月17、19、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造成思想陣線的混亂，不利于國際共產主義的發展。斯大林有錯誤，但貢獻是巨大的，是第一位的。

毛澤東認為，10月在對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態度和做法上，蘇聯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傾向。

還有一件事令毛澤東不快。王明于1956年1月30日去蘇聯治病，在蘇聯大量發表文章，為自己評功擺好，詆毀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對此，蘇聯予以縱容。王明此后一直住在蘇聯，再也沒有回國。在毛澤東與王明誰是誰非的問題上，“蘇聯老大哥”雖不明說，但其實際行動的態度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1957年11月2日上午毛澤東乘蘇聯圖一104客機離京赴蘇聯訪問。代表團成員有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楊尚昆、郭沫若等。蘇聯大度尤金陪同。我作為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隨同前往。毛澤東住在克里姆林宮，事前對毛澤東住的房間進行了改造，特別是床和衛生間都按毛澤東的習慣進行了改裝。

毛澤東這次訪蘇是為了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況活動。在蘇聯，他廣泛接觸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強調各黨之間的關系是同志和兄弟的關系，而不是老子與兒子的關系。

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時發表講話，說，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與毛澤東游泳，毛澤東招呼他快下水，但赫魯曉夫猶豫了半天也不敢下去。我給了他一只救生圈，他仍不敢往深處去，水剛到大腿處就不走了，在那里用手往身上撩水。及至游完上岸，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不到深處則不知水深水淺：不會游泳則不能體會弄水之樂喲！”還有許多次，毛澤東都是借題發揮，以細小的事說明一些他要說的道理。每當這時，赫魯曉夫只有聽著的份了。

毛澤東訪蘇結束臨回國時，蘇聯人送了許多禮品，工作人員說，其中一些是送給毛澤東的生日禮物。有一種魚子，顆粒大且飽滿，是極品。

回國后的一天，毛澤東請了幾位身邊的工作人員吃飯，飯桌上擺著一小碟魚子。毛澤東招呼大家：“你們都來嘗嘗，這是社會主義的魚子呢！”

有個人用筷子挑了一點放進嘴里。看得出，他不愛吃這東西，又不好吐出來，強忍著咽了下去。

毛澤東問：“怎么樣，好吃吧？”

那人回答：“好看不好吃，我享受不了，吃不下。”

“對著哩，掐（吃）不下就不掐（吃）么！”毛澤東用純正的鄉音說了一句，引得在場的人都笑了。

十、毛岸英犧牲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對戰事發展非常關注，也很憂慮。此時大陸剛剛全部解放，解放臺灣也擺上了日程，正在積極做著軍事、外交、物質等各方面的準備和部署，國內政治、經濟秩序處于十分敏感和大部分的時刻。毛澤東曾指示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并做好應對的準備。幾天后，我把金日成發來的一份電報送到毛澤東的辦公室。金日成通報了朝鮮人民軍占領漢城后，正在繼續向南快速推進的情況。我高興地對毛澤東說：“看來朝鮮的解放和南北朝鮮的統一很快就要實現了，金日成真了不起。”

毛澤東不以為然地說：“事情恐怕沒那么簡單，美國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此后，中央連續開會研究朝鮮戰爭局勢和我們的應對措施。毛澤東頻繁地向全國各地的部隊領導發電報，通報有關情況，并告之做好相應的準備。在此期間，通過電報、電話和面談的方式，與彭德懷、粟裕、林彪進行了情況交流。8月底，毛澤東給遠在西北地區的彭德懷發去一電，提出為了應付局勢斬變化，“現須集中12個軍以便機動（已經集中了4個軍），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決定，那時請你來京面商”。

戰爭果然是按照毛澤東的預見發展的。

9月15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數萬部隊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登陸，

26日攻戰漢城，并大舉向北進犯，戰局迅速惡化。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紀念日，金日成首相發來一封急電，請求中國直接出兵援助。

我馬上把電報交給毛澤東，毛澤東迅速看后說：“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過來開會！”

當天晚上，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朝鮮戰爭的最新情況和我們出兵的問題。第二天，我與毛澤東一起吃飯時，他說：“林彪說他身體不好，要到蘇聯休養，關鍵時刻還是彭老總行！”幾天后，彭德懷風塵仆仆地從西北趕回北京接受任務。臨出發前，毛澤東把他的兒子岸英托付給彭德懷。

1950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此前，毛岸英隨彭德懷已先期進入朝鮮。

11月25日，彭德懷給毛澤東發來一封電報，除了報告戰事以外，重點提到毛岸英不幸犧牲的消息。電報極簡短。拿著電報，我的心在顫抖。岸英比我小六歲，我們相識很早，交往較多，私人關系也不錯。他才28歲，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怎么說走就走了呢！

稍稍平靜下來以后，我拿不準主意，該怎么處理這份電報，毛澤東經受得住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嗎？我把電報交給周恩來，他是解決問題的大師，每次遇到難題時，我少不了請教他。周恩來看了電報，他坐在辦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額，半晌才站起身，他低聲對我說：“讓我考慮考慮，先放一放再報告主席。”

過了些天，彭德懷又給毛澤東發來一電，并提到上次電報中談到的戰事翻譯有誤。這一次，我把電報直接給周恩來送去。周恩來說：“不要瞞了，總瞞著也不是辦法，報告主席吧！”我手拿兩封電報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我小聲叫了一聲“主席”，把電報交給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澤東像平常一樣，放下報紙，接過電報看了起來。這時，我感覺空氣仿佛凝固了。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鐘，他的頭埋得很深。當他抬起頭時，我看到他沒有流淚，沒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他向我擺了擺手，說：“戰爭嘛，總會有犧牲，這沒有什么！”

我聽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來。對岸英犧牲一事及毛澤東當時的情況，多年來各種媒體做了大量瀉染，其說不一。實際情況如上所述，彭德懷的電報只有周恩來和我知道，向毛澤東報告時只我一人在場。為了便于工作，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于1951年1月10日將岸英犧牲的事在極小范圍內做了書面通報，并附了一紙說明：“此事請各同志閱后不要宣布，現在還只有少數同志知道，請注意。”（這份材料現存中央檔案館）

對岸英后事的處理，彭德懷來電建議，岸英的遺體與在戰爭中犧牲的其他志愿軍官兵的遺體一起埋葬在朝鮮，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軍官兵勝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使命，回到國內。這批部隊包括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和三個師以及后勤保障部隊共七萬人。抗美援朝戰爭，以中朝人民的勝利而告結束，事實證明正義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同時，我們也付出了很大代價，祖國成千上萬的優秀兒女長眠于異國的土地。

十一、“竊聽器事件”

毛澤東工作時最怕別人打擾。在這方面，他的“抗干擾”能力很差，他有時發脾氣就與此有關。但是，一旦干擾過后，他的氣馬上又會消了，然后總要說一句“出個安民告示么！”

但毛澤東自己卻經常讓身邊工作人員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匆忙上陣。戰爭年代不要說了，我多次被他從被窩里“掏”出來抄寫材料、發電報或做其他的事。他外出時，從不事先說明，而是拔腿就走，令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都很被動。

我跟隨毛澤東幾十年，有個深切的體會，就是無論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強烈的目的性，從不做無用的事，不說無關痛癢的話。對他講過的話，要特別留心地記住。進城以后，作為毛澤東機要秘書和中央機要室主任的我，總想盡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我曾多次向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過這一想法，他們也深有同感。為此，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一個就是錄音。

錄音作為現代化的記錄手段，對于記錄、整理、保存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是完全必要的，實踐證明效果也是很好的。但由于種種原因，錄音工作曾受到過毛澤東的幾次批評。更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件事被人為地捏造為在毛澤東身邊私設竊聽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株連許多人的冤案。在這件事上，我是當事人和受害人之一，有必要多講幾句。

早在延安時期，為了準確記載領導人的講話，就培養了一批速記人員。直到解放后，速記仍是記錄領導講話的主要手段。

我的想法是，要通過機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工作方便，順心順手；為他們提供文件信息要既快又準；傳閱文件順序流向要科學準確，盡速傳完；重大事情隨時報告；領導查詢問題要立即回應；會議準備和現場服務要頭頭是道、滴水不漏；打印文件要隨來隨印，準時送到等。我們的工作受到毛澤東和中央各大書記的贊許。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機要室的工作也越來越不適應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機要室作為中央的核心秘書部門卻沒有記錄人員，更沒有現代化的錄音設備。因此，機要室本身沒有中央領導和毛澤東的講話、談話的文字和錄音材料。一次，中央領導向要機要室查閱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間、地點的原始材料，我們無法提供。幾件事下來，我確實感到我們工作嚴重失職。為此，我幾次與中辦主任楊尚昆談這個問題，并請示周恩來，在進一步搞好速記工作的同時，開始籌劃錄音工作。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陸續購置了錄音設備、培訓了專職錄音人員。

不料，后來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變成所謂的“竊聽器事件”，被誣為“在毛主席身邊搞特務活動”，“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搞情報”。

1966年在中發［66］277號《中共中央文件》中說，楊尚昆同志“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1975年中央專案組審查小組辦公室給我和周恩來的秘書康一民、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所做的政治結論中也說，他們“在楊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邊安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

對這件事前后的情況我基本上是清楚的。在這里我想從三個方面敘述。

第一，要室的錄音工作簡況。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是從核對記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央會議的錄音，始于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當時是由原中央秘書局管理的。1959年10月，中央秘書局撤銷時，這項工作交給機要室。從此，錄音工作就成為機要室業務工作的一部分。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靈的準確性。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這些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為了更準確、更完整地保存黨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上講話的歷史文現狀資料，機要室對中央召開的正式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講話或報告，進行了錄音。從1958年11月開始，毛主席外出時，對毛主席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也進行了錄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中辦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準。如向“毛選”編委會提供毛主席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履行報批手續的。

第二，所謂“竊聽”、“私錄”和“秘密錄音”，是不存在的。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有的是請示中央辦公廳領導或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慣例由機要室進行的，機要室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也知道。有的錄音還是毛主席指示要錄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主席親自指示我主持錄音的。1959年11月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中蘇關系時，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當時胡喬木同志托話說，還有錄音呢。主席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干什么？我立即讓錄音員停止了錄音，并向毛澤東做了匯報。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主席外出錄過音。1960年1月上海會議時，我曾在火車上向毛主席匯報了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是為了保存資料，毛主席說，那好嘛！1960年4月底至6月初，楊尚昆同志隨同毛主席外出。到天津時，毛主席指示楊尚昆同志要調錄音員去錄音，在發表接見外賓談話消息時，要同錄音核對。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有些還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看過。這些事實都說明不存在“秘密錄音”。

實際上，在錄音的問題上，毛澤東有過具體指示。他曾親自對我說：“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機要室著手對錄音工作做了明文規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開的大、中型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上的報告、講話；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與地方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中央領導指定的需要錄音的內容。這個規定送毛澤東看了，他表示同意。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印發的中央辦公廳《關于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附件，即《關于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秘密錄音”問題的復查報告》中指出：“以上情況充分說明，原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是正常業務工作的一部分。這項工作從它的動機、目的到效果，都是一致的，是好的。實踐證明，它已經為黨積累了一批珍貴檔案資料，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因此，所謂‘竊聽’、‘秘密錄音’、‘私錄’毛主席談話和‘盜竊黨的機密’等，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純屬政治誣陷。”

第三，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一次大脾氣。那次，我因正在河南農村搞調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沒參與，但仍被牽連進去，并受了組織處分。在所謂 “秘密錄音”一案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干部和機要室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一些單位的負責人，如徐子榮、王諍、林海云、李伍、黃赤波、任兆祥、王芳、呂展、郭向民、謝滋群、朱漢雄、蘇漢華、狄飛、丁兆甲等許多同志。但是，經過十多年的所謂審查，根本沒有查出他們“竊聽”、“秘密錄音”、“盜竊黨的機密”、“為政變陰謀搞情報”等任何事實根據，而許多好同志卻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因為所謂的“竊聽器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的同志甚至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我也因此被監護審查了近七年時間。后來，毛澤東得知我的處境，親自過問，并說：葉子龍政治上沒有問題，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對待他。不久，我獲得了解放。

1980年5月10日，中央辦公廳黨委批復，同意中央辦公廳政治部3月24日 于為我平反的決定。決定說：

一、葉子龍同志主管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工作期間的錄音工作，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資料，是機要室的一項正常業務工作。該室工作人員都知道，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和毛主席是知道的，不存在“秘密錄音”的問題。所謂“在毛主席身邊安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純系誣陷不實之詞。

二、葉子龍同志長期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身邊工作，對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等老一輩革命家，是熱愛的，說他“散布流言蜚語，攻擊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三、葉子龍同志曾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問題講過一些意見，而且實踐證明他的很多意見是正確的。說他有“攻擊”言論是完全錯誤的。

四、葉子龍同志在機要室工作期間，在工作作風上的缺點，過去早己做過處理，

《審查結論》又作為定案處理的依據，是不對的。

葉子龍同志在原中辦機要室的領導工作中，貫徹執行了黨的正確路線，成績是主要的，對黨是有貢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也是好的，不存在所謂“性質是嚴重的” 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對葉子龍同志進行監護審查和一九七五年對其所做的政治結論，都是錯誤的，純屬錯案，決定予以徹底平反，撤銷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所作的《關于葉子龍同志的審查結論》，推倒強加于葉子龍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將一切誣陷不實的材料從檔案中抽出銷毀。補發在監護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

十二、離開中南海

經過1958年大躍進運動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內的政治生活也變得不是很正常。有一種現象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由于工作關系，我和毛澤東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對毛澤東的工作、談話甚至想法是比較了解的。那個時期，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有的領導同志看見我，就會問；“子龍，有什么消息？”

我知道，他們是要了解毛澤東的動向，在揣摩毛澤東的想法。每當此時，我就會說：“消息很多，都登在報紙上！”

毛澤東也很苦惱，有一次他當著我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么不說實話？到底為什么？”

這個時期，正逢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步入調整。1960年，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之年。

1961年12月25日晚上，毛澤東突然讓我通知在他身邊工作的李銀橋、林克、高智等幾個同志來，說是要在一起吃頓飯。大家很快到齊了。餐桌上照例沒有酒肉，只是比平時多了幾樣蔬菜。這一晚，毛澤東講了很多。他首先講到我們一組進行的小整風。

毛澤東說，人沒有壓力就不會進步。“像今天我們一起吃飯一樣，大家團結得都很好，這就好。你們整風，檢查一下，批評一下，大家還是團結在一塊。這就叫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問題得到解決，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

“從前有張儀和蘇秦兩個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學生。鬼谷是個地方，出了一個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來蘇秦在趙國當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鄲。邯鄲這個地方，你們到過沒有？張儀在楚國做個小官。楚相丟了塊寶玉，懷疑是張儀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頓，滿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個時候，大概還不會安假牙吧。張儀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還在不在。他老婆說，舌子還在。他說，那就不要緊了。他跑到邯鄲找蘇秦，一去就住進‘招待所’，大概是現在北京飯店之類的住所，好幾天沒有見到蘇秦的面。后來蘇秦請他吃飯。張儀到了蘇秦的衙門，看到擺了酒席，排場大得很，蘇秦坐在當中高處，請了各國使節，也有契爾沃年科。席面當然比我們今天吃的豐盛得多。但是卻把張儀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點仆人吃的飯食給他吃。這下子張儀的氣可就大了，無非是破口大罵蘇秦你這個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飯店’滿肚子的氣。‘北京飯店’的‘經理’看他這個樣子，就問他：張先生臉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氣的事吧？他說：當然有氣！就把當年和蘇秦是同學，今天蘇秦如此這般對待他說了一番，并且罵蘇秦此人無情無義，是王八蛋。這位‘經理’說：看來只有到秦國去。張儀一想也對，就此動身。‘經理’陪他走到秦國，一路花費大概相當現在的三四十萬人民幣吧！到了秦國，他們為了見秦王，就走走門路，行些賄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萬人民幣。以后，張儀當上了秦國的宰相，‘北京飯店’的‘經理’就向他告辭回國，并問他今后怎么打算。張儀一提起蘇秦還是咬牙切齒，并說過兩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趙國。‘經理’聽他這樣說，就告訴他，趙國宰相蘇秦是個好人，當時蘇秦所以要氣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趙國安居下來，不想上進，做不了大事。蘇秦知道張儀是個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趙國依靠張儀，他也只是當個‘科長’什么的就算到頂了。策劃張儀到秦國來，和給他的一切花銷，都是蘇秦主使的。張儀一聽，才恍然大悟。‘經理’又說：蘇秦只希望你當了秦國宰相，十五年內不要出兵攻打趙國。張儀聽后表示：只要蘇秦活著，我就決不出兵攻打趙國。”

“這是一個故事。你們看，蘇秦對張儀是好意還是惡意？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人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飯后，大家回去休息了，但毛澤東仍像往常一樣繼續工作。他在當天深夜寫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閱。

除汪東興外，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里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次如何用藥法。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1月2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汪東興同志作準備。你們如果很饑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

 毛澤東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信陽報告一件，認真一閱。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我們經過短暫的學習培訓，很快就下去了。毛澤東也于1月下旬至2月下旬親自組織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等省進行調查研究。這次到河南農村，時間長達半年。下去這樣長的時間是不同尋常的。實際上，我已經開始預感到我要離開中南海、離開毛澤東了。

1962年初夏的一天，毛澤東與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提出，你最好離開中南海，他說：“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還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還說；“我快七十歲了，人活七十古來稀。你也不年輕了，這里不是長久之計，對你們的進步不利，走也好。”他還說：“我死以后，你會看到人們對我的評價，二八開，三七開，隨它去！自有后人評判。你也是三七開，有缺點，這不要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他最后說：“你自由了，我還要堅守陣地。你我一起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說了。”

談話后，他破例把我送出門外，并主動提出一起照個相。這是我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與毛澤東單獨合影。

從此，我告別了毛澤東，離開了中南海，再也沒有回來。

我被分配到地方工作后，仍不時想到毛澤東的音容笑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幾十年，他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我葉子龍的今天。我永遠懷念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