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在一個充滿“次優問題”的世界中，宏觀效率與微觀效率并不一致。以往學界大都從新古典微觀分析框架出發對國有企業做出非效率的判斷，而忽視了對國有企業宏觀效率的分析和考察。在我國，作為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制度安排，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主要有：（1）轉型期“宏觀經濟的穩定器”；（2）“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中心；（3）社會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作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具有比微觀效率定位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而且更能體現它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的本質。最后，本文用大量經驗數據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在宏觀上是有效率的。
經濟學界對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狀況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它們大都是從微觀角度利用微觀效率指標來評價中國國有企業在改革期間的效率狀況，而沒有從宏觀角度利用宏觀經濟效率指標對國有企業效率狀況做出判斷。經典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和我國過渡經濟的現實表明：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具有比微觀效率定位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在一個充滿“次優問題”的世界中，宏觀效率與微觀效率不是一致的，微觀效率狀況并不能體現效率的本質和全貌；國有企業作為過渡時期經濟穩定的控制中介、作為“后趕超時期”的技術模仿和技術擴散中心、作為“次優世界”的市場公共品的提供者以及作為轉型時期的“社會福利”的提供者，決定了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更能體現它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的本質。因此，對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狀況做出準確判斷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從理論上闡明國有企業宏觀效率定位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提出國有企業宏觀效率論；從實證上分析我國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狀況，并驗證國有企業宏觀效率論。
經濟學界對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各種解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派別：一是以Woo（1994，1997）、Scale（1997）、Perkins（1999）和樊綱（1996）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國有企業非效率論”；二是以Lo（1999）、Jefferson（1992，1994，1996）、林毅夫（1996）、Rawski（1994）、Nauton（1992）、鄭玉歆（1996）和邢俊玲（1999）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國有企業效率論”；三是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5）、YoshioWada（1998）和李培林（1999）等為代表的“國有企業效率悖論說”。Perkins和樊綱等人之所以得出中國國有企業在改革期間“非效率”的結論，主要依據是：國有企業的產值比重、財務指標、全要素生產率（TFP）和國有企業的虧損等指標自90年代以來持續惡化，并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拖累。他們據此認為，中國經濟的出路就在于民營化，就在于國有企業徹底退出競爭領域、作為市場經濟的例外現象而存在。“國有企業效率論”對“非效率論”的觀點做出了反擊，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無論從財務指標還是其他指標都不像“非效率論”所認為的那樣缺乏效率，國有企業的出路不在于退出市場競爭，而是要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效率悖論”既不同意“非效率論”的判斷，也不同意“效率論”的看法，認為從整體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率狀況既不是完全有效率的，也不是完全無效率的，而是呈現一種令人困惑的“悖論”現象，即在“全要素生產率（TFP）”提高的同時，國有企業的各項財務指標卻直線下降。所以“效率悖論”認為，國有企業的出路應當是加強競爭的同時進行產權和“硬預算約束”等方面的改革。
上述解說雖然結論迥異，但它們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它們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財務指標”、“虧損指標”、“財政補貼指標”和“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作為判斷的依據，這些指標都是微觀效率指標，因此它們所判斷的國有企業的效率在本質上只是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二是它們都是以新古典微觀分析框架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不同的是，“國有企業效率論”采用的是新古典競爭理論，“國有企業非效率論”采取的是以新古典分析框架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等），而“效率悖論”則折中了競爭論和制度論，所運用的工具依然沒有擺脫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這兩大特點決定了它對我國國有企業效率分析有以下不足：一是沒有考慮到中國國有企業的外部經濟所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沒有考慮到在一個充滿“次優問題”的環境中經濟主體的微觀效率并非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是與宏觀經濟效率相統一的，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微觀效率標準是無法反映“次優世界”各經濟主體的效率本質的；二是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和后趕超戰略的實施決定了利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分析框架是無法把握我國具體經濟發展規律和國有企業的性質的；三是無法對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這種制度安排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的合理性加以充分的考慮，而只能將國有企業處理為一般市場經濟的主體，把國有企業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相等同進行分析。導致這些不足的原因在于，新古典分析框架沒有將經濟結構轉變、體制改革和技術趕超等因素納入分析之中，沒有考慮到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的不一致以及宏觀效率的首要性等問題。
在許多經典社會主義理論家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觀經濟效率。W.布魯斯（1998，pp.4-10）在其經典著作《從馬克思到市場》中對社會主義宏觀經濟效率的首要性做出過論述。他談道：“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把互相分離的經濟活動單位一體化為一個社會整體在這里起著首要的作用。奧斯卡·蘭格一直特別注意社會主義的這種屬性，認為它會提高從個體到社會規模，或者換句話說，從微觀水平到宏觀水平的合理行為的標準。這種聯合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外部性的內化’，即不僅僅在于有可能把微觀單位活動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計算在內，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從微觀經濟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標而引起的宏觀范圍無效率。”因此“通過把合理行為的標準從微觀經濟水平提高到宏觀經濟的水平，社會主義被假定應當顯示出較之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Bruce，1998，p.11）。因此，按照經典理論的解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定位的立足點就不僅僅在于微觀的資源配置，更為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觀經濟組織配置資源的非效率問題，從整體上達到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獲得社會經濟的宏觀效率。
這種經典的國有企業宏觀效率觀點并沒有因為我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而變得過時。因為在落后國家實施趕超戰略，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而在知識經濟中實施的“后趕超戰略”則進一步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宏觀定位的首要性。
正如喬安·羅賓遜夫人對現實的社會主義所做出的精辟概括，社會主義不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一種沒有進行產業革命的國家可以用來效仿產業革命的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中進行快速積累的手段。”一套不同的游戲規則主要是指國家控制下的計劃體系，它肩負著實施“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戰略任務。但是，當這些國家初步建立工業化體系，特別是當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進行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現代高新技術的模仿、移植和趕超時，社會主義計劃體系已經不能勝任這種“后趕超”任務了。因為落后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效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不再像傳統的技術趕超那樣其方向和發展都具有嚴格的確定性。以往國家只需要集中各種資源、通過計劃控制以克服“技術移植”中的市場失靈問題，就可以快速建立工業化體系。知識經濟時代的高新技術模仿、移植以及趕超在某種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勵機制、信息傳導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以克服國家計劃體系在這些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導下的技術趕超體系的失靈并非就意味著單純地利用一般的市場體系就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因為趕超中的技術移植、模仿雖具有不確定性，但它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有著本質的差別，有相當部分的技術發展依然具有確定性，依然帶有強烈的公共品屬性。如果依賴一般市場機制又會產生大量的市場失靈問題，具有確定性的技術就會因為其公共品的性質而不會得到有效的供給。如何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計劃失靈”在知識經濟時代實施后趕超戰略所面臨的兩難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最好的制度適應性創新，而它的核心就在于國有企業制度安排。利用國有企業作為“技術移植、技術模仿、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的主體，有利于克服“國家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利用國家與市場的各自優勢實施后趕超戰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國有企業與政府間的關系，把技術投資和技術發展作為“半公共品”提供給社會，以克服一般市場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則可以利用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引入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克服單純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風險方面的缺陷。
當然，轉型時期的特殊任務也決定了國有企業宏觀效率定位的合理性。一方面國家需要利用國有企業這個中介傳導機制來控制宏觀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為各種改革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因為經濟社會的轉軌決定了國家因其所擁有的市場宏觀調控工具的脆弱性，無法完成轉軌所必須的經濟社會控制；另一方面市場和其他各種制度的轉型決定了它們提供的公共品比理想狀態下市場體系所提供的公共品還要少，因為大量在理想市場經濟中不屬于公共品的商品和服務在轉軌時期都變成了公共品。如何在過渡時期提供充分的公共品，以保證市場體系的健康發展和微觀機制的良性循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宏觀戰略方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直接決定了國有企業作為過渡期公共品的提供者并定位于宏觀效率的重要性。
所以，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定位與西方發達國家是不一致的，與一般的市場經濟中的競爭主體定位也是不一致的。宏觀經濟效率應當是中國國有企業具有的最為重要的特征。
三、對中國國有企業宏觀經濟效率的檢驗和分析
如前所述，國有企業的宏觀經濟效率與其微觀經濟效率并不一致，“財務指標”、“虧損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等微觀指標并不能反映國有企業宏觀效率的真實狀況。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指標體系來反映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狀況。這些體系集中表現在：（1）微觀效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2）通過對財政和金融資源占用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性質的影響；（3）國有企業的各種行為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4）通過投資和“技術擴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5）通過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品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不佳已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但是我們是否就能夠由此推論出國有企業微觀效率的惡化是中國宏觀經濟低迷的直接原因呢？或者像盧荻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盧荻，2000），是宏觀經濟的惡化導致了國有企業微觀效率的惡化？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以下幾點做出判斷：在宏觀經濟低迷時，是否只有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指標惡化？虧損問題是企業所有制安排的產物，還是宏觀經濟結構調整的產物？首先可以測量各經濟主體的虧損情況，以表明宏觀經濟的低迷與各經濟主體間的關系。從表1我們可以看到，自1996年以來，國有企業虧損面的絕對數較大，但是從虧損企業數和虧損面來看，國有企業的表現并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只有國有企業虧損而私營經濟和其他非國有經濟一直健康發展。因為從虧損企業數的增長速度來看，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外商投資經濟遠遠高于國有經濟，分別達到13%、85.9%、14.4%；從虧損面的增長速度來看，中央國有企業總體上要低于其他經濟成分，其中私營經濟和股份制經濟要遠遠高于其他經濟成分，達到71.7%、15.2%。所以，如果把微觀方面企業的虧損視為宏觀經濟不景氣的直接原因，那么國有企業在近幾年肯定不是宏觀經濟惡化的直接原因。
從表2的數據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分析國有企業虧損的行業分布情況和結構狀況，證明企業虧損的狀況與行業直接相關，并不與企業的所有制相關。整個經濟的虧損和下滑并非國有企業這種制度安排的產物，國有企業的虧損并不是宏觀經濟惡化最直接的原因，這也證實了江小涓（1999）、張軍（1999）對國有企業效率狀況的判斷。
表3.國有企業行業虧損指數與各行業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回歸結果（自變量：各行業國有企業比重）事實上，我們將上面的企業虧損指數與國有企業在各行業的分布情況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可以進一步看出：中國宏觀經濟低迷的最直接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不是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惡化。因為表3的回歸分析指標表明虧損與國家所有制是無關的。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國有企業微觀虧損狀態并不是中國宏觀經濟惡化的根源，而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宏觀經濟的惡化卻對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二）“財政拖累”和“金融資金拖累”對宏觀調控工具及其宏觀經濟效率的影響
國有企業影響宏觀經濟的一個直接的途徑，就是它所占用的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影響著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和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很多經濟學家（World Bank，1995，1996；樊綱，1999）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得出以下結論：國有企業在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占用上形成了“中國財政的拖累”和“金融資源的拖累”，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宏觀非效率性。
國有企業是否形成了“中國財政的拖累”和“金融資源的拖累”？簡單地從國有企業的稅收貢獻和占用的金融資源絕對額看也許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但是，這種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
國有企業所得稅占國家稅收的比重雖然一直直線下降（參見圖1、圖2），但是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國有企業的財政貢獻與國有企業的經濟基礎間的關系，就會發現國有企業相對財政貢獻率是一直上升的。企業占國家稅收的比重是從1994年開始下降，但是國有企業占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85年以來就直線下降，因此，按稅收與稅收基礎（企業總產值）的比值來看國有企業的財政貢獻并不是下降了，而是不斷上升。從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各項補貼來看，表4提供的信息表明：不論是從財政（國有企業虧損補貼和價格補貼）還是從金融部門，國有企業獲得的補貼性資源都是不斷下降的。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從1985年以來并不像“非效率論”者所言那樣形成了財政拖累導致了國家財政的惡化，相反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在為國家減輕財政負擔。因此，從財政貢獻和財政負擔來看，國有企業并沒有形成“財政拖累”，也沒有因此而影響國家實施財政政策的能力和空間。
從表4可以看到，對國有企業的金融補貼近幾年有擴大的趨勢。但是，這種通過優惠貸款而獲得的補貼是否形成了“金融資源拖累”？世界銀行曾利用下列方法得出了肯定的答案。該方法認為，國有企業儲蓄和存款的差額（赤字）對宏觀經濟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可以導致進出口赤字、財政赤字以及宏觀經濟的低水平均衡。其中國有企業的S-I赤字的定義可以表述為：（I-S）SOE=（S-I）g+（S-I）pr+CA；其中-（S-I）g表示財政赤字；-（S-I）pr表示私人投資赤字；-CA為經常項目赤字。但是，這種方法做出的判斷雖然與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相吻合，卻與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不一致。首先，國有企業雖然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資源，但其數額并不像想象的那樣大，并且國有企業所占有的貸款比重也一致在下降，1991—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貸款比重已由42.3%下降到34.6%（參見表5、表6），而1991—1997年非國有企業的貸款比重卻由8.76%上升到14.24%。國有企業整體貸款比值過高主要是由于國有非工業企業的用款過高導致的，1991—1998年中國有非工業企業的短期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一直在24.7%以上，超過了國有工業企業的貸款額度。其次，最為重要的是，“國有企業的存款與儲蓄赤字”與“財政赤字”、宏觀經濟的波動（價格指數）和貿易赤字有正相關的關系（參見圖3），即國有企業的儲蓄—貸款赤字的增長率與財政赤字的增長率和貿易赤字增長率不相關，與物價增長率低度負相關。也就是說，中國國有企業對金融資源的占用并沒有導致財政和進出口的惡化，沒有形成世界銀行所認為的“金融資金的宏觀拖累”。（三）作為過渡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器”的國有企業宏觀效率體現在趕超和過渡時期，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和制度體系并沒有完整地建立起來，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制度轉型的進程，是國家面臨的大難題。我們把國有企業定位于“過渡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和國家控制改革的控制器”，其理論基礎就在于國有企業是克服和協調“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協調器。一方面國家通過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改革，要求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競爭主體接受市場的約束和激勵；另一方面國家通過財政補貼和“金融約束”間接控制國有企業，從而把國有企業視為國家宏觀調控直接傳導機制。這主要反映在：（1）國有企業是對國家各種宏觀經濟決策反映最為積極的市場主體；（2）國有企業的投資周期對宏觀經濟波動周期存在反向調節或遏制的作用；（3）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貸款發放等金融支持和財政支持與非國有企業的擴張也是不一致的。
圖4表明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物價指數和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我們將這種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物價的波動直接與非國有企業的投資規模密切相關、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不相關，而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密切相關、與物價指數增長速度不相關，并且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與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增長速度也不相關（參見圖4和表7）。這些指標表明的是：在過渡經濟中，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波動是市場波動的根源之一，這種波動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不十分有利，而國有企業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則在扮演著平衡市場波動和推動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定位很多人把它簡單地歸結為國有企業微觀方面的“投資饑渴”。但是，這種解釋并不全面，因為它只解釋了投資擴大的需求方面，而沒有涉及國有企業投資的供給方面，以及投資形成的周期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間的關系。事實上，國家的宏觀調控是國有企業投資的主要供給方，國有企業的逆宏觀經濟周期的投資直接反映了它是國家控制宏觀經濟的直接傳導機制。這就決定了它的宏觀經濟效率狀況與微觀投資效率的背離，即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是高于其微觀效率定位的。（四）作為“技術模仿”和“技術擴散中心”的國有企業宏觀效率體現如前所述，落后國家在完成初步工業化體系進入知識經濟實施“后趕超戰略”將面臨“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兩難問題。而對中國來說，高新技術模仿、移植和發展的特點決定了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的出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即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計劃管制之間尋找一種協調性的制度安排——國有企業。一方面把國有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另一方面利用政府對國有企業趨向性的技術投入和固定資產投資控制，來調和上述的兩難問題。所以，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轉型時期的重要定位目標之一就是擔當“技術模仿、技術移植、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的中心，這種定位的宏觀經濟效率可以從國際比較中體現出來。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轉軌經濟中的經濟增長動力在于非國有經濟的成長，但是東歐各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遠高于中國，其經濟增長速度卻大大落后于中國。導致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東歐轉型國家都忽視了后趕超時代技術發展的規律性，忽視了國有企業在后趕超戰略中的重要宏觀地位，而簡單地將國有經濟私有化。
我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482%，而所有轉型國家的這一比重的平均數為0.91%。但是，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機構（IMD）1999年的國際競爭力報告，我國的科技國際綜合競爭力指數卻遠遠高于俄羅斯和東歐等轉型國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企業研究開發支出額占整個研究與開發支出的比重遠遠高于其他轉型國家，達到了65%。該數值與日本相當，而俄羅斯僅為16%。這也是我國1994-1998年國際競爭力從世界第34位提高到第24位的關鍵。具體原因在于：（1）自90年代以來我國把科技活動的中心從原有的國家主導的研究院所和高校向國有大中型企業轉移；（2）在轉型時期，國家的重點在于提供轉型制度和改革，難以有物力和財力承擔所有的技術趕超任務，而非公有制的企業在利潤最大化和市場的引導下，不愿意提供技術開發等公共品，而只想成為具有及時利潤效應的技術移植者。東歐轉型國家近10年來科技競爭力下降，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在國家職能轉換的同時，沒有在市場中建立起技術公共品的提供者。事實證明，在我國近幾年的技術交易中，國有企業間的技術交易占總交易僅僅20%多一點，而國有企業轉向非國有企業的技術交易達到近60%。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漸成為“技術擴散中心”。作為“技術擴散中心”的國有企業定位首先解釋了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的原因。從圖5（各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可以看到，國有企業在固定資產投資上的比重一直維持在60%以上，圖6（固定資產投資指數）則更進一步表明了國有企業的投資力度遠遠大于其他經濟類型。其他經濟成分的固定資產投資系數直線下降，而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系數卻呈直線上升，其中的差距更進一步證明了國有企業作為“技術模仿、技術移植、技術趕超和技術擴散”中心的地位，其中技術擴散主要途徑包括：國有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的流失，以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經濟間的廉價技術交易等。這也是中國在經濟增長上優于其他轉型國家的關鍵原因。（五）作為社會福利提供者的國有企業對宏觀經濟效率的影響國有企業作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是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因此很多學者都把國有企業提供社會福利視為非效率的標志之一。但是，如果考慮到漸進改革與激進改革在宏觀經濟效率上的區別，我們會發現，過渡時期國有企業作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幫助國家承擔改革的經濟和社會壓力，成為國家控制社會穩定和改革進程的有效工具。這一結論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加以證明：一是國家財政無法完全在轉型時期提供充分的社會福利并穩定社會；二是非國有企業在其快速發展中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圖7（私營企業及其他經濟的福利負擔系數）和圖8（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福利負擔系數）表明了改革以來各種經濟類型福利負擔指數的狀況。國有企業的福利負擔指數自1978年以來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并且其絕對數遠遠高于非國有經濟，私營企業雖然在1982-1984年間社會福利負擔指數有較大的提高，但是1984年至1998年期間基本沒有什么改變，其絕對數一直處于很低的狀態。因此，如果將整個社會的福利負擔在各種經濟類型中進行平均分配，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積累的速度將會大大縮小，無法達到現在的規模。例如如果將居民住房費用開支以及學校和醫院費用開支進行平均分攤，非國有經濟的成本將上升20%。這將意味著非國有經濟的各項經濟效率指標在成本分攤后要低于國有經濟，也說明了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是整個非國有經濟發展的一個基礎，特別是非國有經濟處于成長期時，這種提供公共品和社會福利品的定位尤其顯得重要。
根據世界銀行1994年的抽樣調查和國內專家調查資料，國有企業的平均冗員達到20%，根據同期的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我們可以計算出國有企業的冗員工資負擔和冗員負擔指數。從表9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遠大于其利潤總額，冗員的財務負擔指數逐年增加。相對而言，非國有企業就可以減少這些負擔。1993年全國的下崗職工超過300萬，各級財政負擔和企業直接支出的下崗費用就達300億。根據劉源等人的統計，國家對1998-2000年3月的下崗職工支付的生活費用就需要888億。如果嚴格按照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進行富余人員的分離，這筆費用將達到1000多億。如果國家財政來承受這些負擔，那么國家財政政策在協調宏觀經濟和控制改革進程方面的能力將會受到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現有的經濟結構和財政約束下，巨大的社會福利負擔和轉型成本負擔將使政府面臨崩潰的危險。
事實上，國有企業在過渡時期作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雖然嚴重地影響了自身的微觀效率及其改制速度，但是國有企業的這種過渡性定位具有重要的宏觀戰略意義。一方面它可以減輕政府負擔，使國家能夠有相對充分的財政空間來處理轉軌時期的其他關鍵問題；另一方面它可以為非國有經濟提供良好的發展空間和快速發展的積累基礎。也正是從這種角度來說，國有企業作為過渡時期的社會福利提供者在宏觀效率上是有效的。從以上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評價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狀況不能單純依賴于對其微觀效率的判斷；以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是無法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性質和定位的，而只能把它處理為單純市場體系中一般的經營主體，從而忽視了中國這個落后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實施后趕超戰略所賦予國有企業制度安排的重要戰略意義，忽視轉型時期國有企業宏觀效率定位的重要意義。這也決定了依據簡單的新古典產權理論和競爭理論所做出的判斷和政策建議是難以指導現實改革的。例如，依據產權論得出的國有企業必須快速私有化，依據競爭論所得出的國有企業應當快速退出競爭領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例外現象，依據公平競爭論得出的應當盡可能減少國有企業的各種社會負擔成為市場體系中普通的競爭主體，等等。
從經典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和后發展理論出發，我們看到國有企業的宏觀效率定位在后趕超時代和轉型時期具有首要性和重要的戰略意義。國有企業作為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制度安排具有制度的合理性；從國有企業作為后趕超時代“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中心、作為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穩定者”、作為過渡時期“社會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來看，國有企業在宏觀方面是富有效率的。這也充分體現了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的合理性。因此，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應當充分考慮宏觀經濟效率狀況，依據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市場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種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宏觀經濟形勢和技術發展狀況等因素，進行國有企業結構與規模的調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或簡單地退出競爭領域。（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特政經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人大政治經濟學論壇”，原刊于《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05期）【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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