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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丹璐 狄靈瑜:產權理論的華夷之辨
點擊:  作者:步丹璐 狄靈瑜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5-20 18: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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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夷之辨,是文化主權的一種排他性。華,對應的是夷。海內海外,講的是疆界,講的是地緣政治,海外是外,海內是中,便有了中和外的概念。華,側重的則是指文化層面的中國自古以來的文明中心優越感。通俗的說,華就是文明人,是褚夏是九州之民。那么夷,就是蠻夷了。指不文明不開化的野蠻民族。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扮演著世界文明中心的角色,所以,華夷之辨和華夷之防,也一直強調了幾千年。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

 

  然而,滿清統治末期,中華被列強掠奪,民族虛無主義,毀掉了中國人的自尊心,進而也毀掉了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導致中華人民產生文化自卑,從語言到習俗,從教育到審美,方方面面都造成了華夷之辨的顛倒。買辦們,已經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收集全世界文化文化垃圾的垃圾場。只要不是自己的就是好的,只要跟華夏沾點邊的東西,都是臭的,落后的,都是有罪的。華夷之辨顛倒了近百年,中國對西方文化、政治、經濟思想都有了全面的認識,對比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理論在世界各國的實踐結果,中西理論的較量結果已經非常顯而易見了。因而,我們先從產權理論來進行華夷之辨。

 

  一、西方產權理論并不適合中國

 

  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比非國有企業更低,并且民營化總是有效的(Megginson & Nettter,2001;Diankov & Murrel,2002),其理論依據大多是以科斯為代表的現代產權理論。科斯定理從交易費用出發,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及企業擴張的邊界問題,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會產生。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以費用較低的企業內部交易來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在產權問題上,科斯則認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會導致社會福利的損失或低效。因此,只有有效實現外部成本內在化的產權制度才是有效率的。私有產權下,資源的支配與使用由某一特定主體所擁有,因此成本較低。而公有產權下,所有者眾多、利益多元會導致極大的外部性從而提升交易成本,因而是無效率的產權形式。

 

  西方產權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傳入中國,在我國理論界受到廣泛重視和接受,國內不少學者亦認為只要產權清晰,市場經濟的一切問題都會影迎刃而解;認為只有實行私有化,把社會主義公有產權變為私有產權,經濟才有效率,甚至將它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而倍加推崇(劉小玄,2004;胡一帆等,2006;陳琳和唐楊柳,2014)。然而,我們認為把國有經濟的一切問題歸罪于產權關系是片面的,理由在于:

 

  第一,西方產權理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交易成本的大小。他們認為國有產權交易成本高,私有產權交易成本低。所以,把國有產權改制為私有產權是最為經濟的。然而,交易成本自身特點內容復雜,不僅包括信息搜集費用、談判和簽約費用,還包括在契約的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以及必須承擔的風險等。它表現形式多樣,既可以用一定量的貨幣表示,也可以表現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耗費。交易費用多樣化的特點決定了它必然是難以精確度量的。那么,當交易費用難以準確度量時,對不同產權制度的效率比較就缺少了判斷標準。同時,以科斯為代表的西方產權理論適用范圍很小,需要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才能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而現實世界中壟斷市場、寡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盡管也都是以私有產權為前提,但都不同程度地缺乏效率。至于理想的有效率的完全競爭市場,則要求購買者和銷售者的購買和銷售決策對市場價格沒有任何影響,是一種理想化的市場狀態,屬于理論抽象,現實中不具備這些條件,因此并不存在(薩繆爾森,1999)。可見 ,科斯定理并不一定符合現實。

 

  第二,西方經濟學理論以資本為單位,是建立在經濟理性人對資本最大化追求的假設之上,其本質是為了維護資本家階級的整體經濟利益,是為了實現資本家階級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經濟理論基礎是經世濟民,即為了社會繁榮、百姓安居(管子,公元前645年)是以社會的整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劉國光和程恩富,201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有賴于政治權力的介入和政府引導作用的充分發揮(林志友,2016)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重要體現,蘊藏了中國經濟學自古以來經世濟民的宏觀目標。具體到經濟層面,國家通過在整體性戰略層面做出規劃和布局,如“五年規劃”、產業政策等方式為國民經濟發展指明方向并適時做出宏觀結構性調整,各級政府配合財政、信貸、資本市場、稅收等多種手段引導資源的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得國民經濟在整體上健康、有序地發展。政府調控是國家戰略作用于微觀企業的通道,政府補助、擔保貸款、政策性貸款、稅收優惠以及土地配給等政府支持形式則是政府調控的具體體現。因而,在經世濟民、政府宏觀調控的制度背景下,交易費用更加難以量化。

 

  第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國企微觀效率相對低下的客觀原因,并非代理問題,而是由于在轉型期,中國國有企業的宏觀定位與西方發達國家是不一致的,與一般市場經濟中的競爭主體定位也是不一致的。轉型期的國有企業,利潤最大化并不是其終極目標,作為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有效工具才是其重要意義所在。并且,從國有企業作為實現后趕超時代“技術模仿、技術擴散和技術趕超”的中心,作為轉型期“宏觀經濟的穩定者”、作為過渡期“社會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在宏觀方面是相當富有效率的(劉元春,2001;楊天宇,2002)。但正是由于在宏觀布局下,國有企業承擔了政府的多重目標,如經濟發展戰略、社會養老、社會穩定等,由此導致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曾慶生和陳信元,2006)。比如國有企業為發展經濟擴大投資規模(程仲鳴等,2008),為社會提供一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呂瑋和王偉同,2008),為社會穩定履行社會責任(李維安等,2015)和安排大量就業人員(董曉媛和Louis Putterman,2002)等等,而這些目標并不總是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相一致的,由此導致國有企業的微觀經營效率的相對低效。

 

  二、中國產權理論以經世濟民為核心

 

  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指出,西方各種各樣的學說包括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都在對20世紀以來的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開藥方,這些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些思想中有的思想觀點和認識,對于分析和解決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不乏啟發意義,但也有不少社會思潮的觀點和認識(如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嚴重相悖相離。同時,中華文明歷史悠久,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為古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1]。

 

  中國的天道文化,即天下為公的思想使統治者成為天子的合法性根源就是,讓每個人都能生存得很美好,實現萬民安康的大治之世。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國前秦經典中對產權關系就有諸多討論。《商君書》、《管子》、《鹽鐵論》等中國經典古籍中都蘊含著中國先進的產權理論思想。而經世濟民一直是中國經濟思想的核心。管仲提出,國家應該在豐收的時候,大量收購糧食,穩定糧食價格。在糧食欠收的時候,再把糧食以市場價出售。這樣國家就能在賺取大量的利潤充盈國庫的同時,保護了農民,也穩定了物價。管仲把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稱為“積之以輕,散之以重”。戰國末期,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農業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空前繁榮,農業資本家勢力強大,甚至篡奪王權,導致“禮崩樂壞”。例如呂不韋,在“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史記》)后,往來行商于各國之間,從“經商”一度演變為“經國”。正是由于私有資本和商品經濟的弊端使得中國自古以來有著“重農輕商”治國思想。商鞅變法,便是國家資本對新興的農業資本家和金融投機資本家的一次全方位沉重打擊。秦朝之所以能夠統一中國,也是因為商鞅變法使中央收回了權力。為了限制私人資本,管仲指出“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提出“鹽鐵專營”,核心目的在于加強中央集權,依法治國,實現富國強民。

 

  漢朝時期,為了徹底剿滅金融資本家,漢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議,實行了鹽鐵和酒的國家專賣制度。桑弘羊堅持“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反對鹽鐵私營,理由是私有化會使既得利益者“擅其用而專其利”,形成“一家害百家”的嚴重后果,通過鹽鐵官營大大增加了漢朝的財政收入,實現國富民強。可見,由于私人資本天生的逐利性,當私人資本過于強大以致威脅中央時,就會導致國家滅亡,朝代更替。

 

  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始終是整體和部分的統一。央地關系協調與否直接關系著國家強盛、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著和諧社會的建設與實現。《韓非子·物權》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自秦朝開始,郡縣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取代了周朝的封建制政治管理模式。在周朝,封建制層層分封的弊端日益顯著,它導致作為中央的周王室越來越貧弱,而作為地方的諸侯越來越強大,最終中央和地方關系失控,中央被推翻,國家陷入四分五裂、諸侯兼并戰爭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西漢局部復辟封建制釀成了七國之亂。晉朝復辟封建制,造成了八王之亂。明朝局部恢復封建制,造成了藩王造反和靖難之役和最終的明朝滅亡……歷史反復告訴我們,一旦中央弱而地方強,那么國家利益就會受到挑戰,人民利益就會被忽略。因此,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中央強有力的統一領導(毛澤東,1956)這是地方政府一切行動的基礎,也是正確處理央地關系的關鍵所在。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只有堅持國有產權,保證中央集權下的法治,才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

 

  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到當代,從世界范圍產權改革的實際執行情況來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依據的“華盛頓共識”作為市場經濟過渡的重要政策,在俄羅斯及中東歐等國家廣泛推行。盡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盡可能最快地私有化是“華盛頓共識”的主要觀點之一。然而不幸的是,諸多實施“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國家,卻相繼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通貨膨脹、外債大增、產出下降等嚴重經濟問題。以俄羅斯為例,其原本是第一個能與美國抗衡的國家,卻在1992年以“休克療法”全面啟動私有化改革后,經濟一直處于負增長狀態。

 

  又比如阿根廷,20世紀90年代,在梅內姆上臺后,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全面推行大規模私有化,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不僅限于競爭性領域,而且涉及幾乎所有戰略性行業,包括開采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有企業,通信、電力、公用事業以及核電站,甚至還有港口、碼頭、飛機場、火車站等等,最終形成了符合西方所倡導的所謂的規范市場經濟經濟模式。然而由于大量的外資迅速流入,雖然出現了短期的經濟虛假繁榮,GDP快速增長,而最終這種完全依賴外資流入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阿根廷的金融和經濟完全被美國資本集團所控制,以至于完全喪失了國家經濟主權。自2001年陷入金融危機以后,昔日被譽為“拉美糧倉”的阿根廷陷入全國性的貧困、饑餓現象。

 

  類似的還有南非、智利、墨西哥等等。如果私有化是最具有效率的產權安排,那么為什么這些轉型國家在私有化后經濟相繼走向衰敗?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轉型過程中一直未走“華盛頓共識”道路,而我們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經濟實現了飛速發展,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7%(國家統計局,2010)。到2016年,我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已達到14.8%,穩居世界第二,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左右,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綜合,居世界第一位(人民日報,2017)。可見,中國的實踐證實了堅持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漸進式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在提倡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政策前提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從法理上,私有產權和國有產權都是明晰的。而市場經濟中私有產權對社會利益的最大威脅在于財產占有的兩極分化,它會使得貧者更貧,富者更富。而社會財富日益嚴重的不公平分配必然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這種不安定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制度將會崩潰,由此造成的效率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榮兆梓,2017)西方的產權理論適應的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要求,維護的是資本家階級的整體經濟利益,絕不能作為我國改革的出發點。主張把國有財產通過股票形式量化到個人,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將我們使得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性質(吳易風,1995;張爾升,2010)

 

  而另一方面,中國轉型期的特殊任務更是進一步決定了國有產權宏觀定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經濟社會體制變革決定了國家控制方式的調整和“市場失靈”的普遍存在,國家需要更多地借助國有企業這個中介機制來保證宏觀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國有經濟具有私營經濟無法比擬的規模優勢,能夠達到社會化化生產所要求的高起點,具有現代企業的主要特征,在維護國家主權抵御國外封鎖遏制方面無可替代(于鴻君,1996)

 

  因此,我們認為鼓吹私有化、鼓吹市場萬能論的西方觀點是一個理論陷阱,并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們應該始終牢記中國自古以來經世濟民為核心的產權思想,做到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鞏固公有產權的主體地位,保證中央集權下的法治,才能真正實現國富民強。

 

注 釋:

[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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