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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時代需要新長征，當人不再為飲食發愁的時候，沒有了積極向上文化活動，沒有了提高思想境界的文化活動，人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缺乏主動性與樂觀精神，這被稱之為現代病，現代病的原因就是因缺乏超越于物質的信仰造成的。文化長征活動是新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產主義信仰之學；共產主義信仰要求培養出革命創新精神；共產主義信仰要求培養集體主義精神；踐行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回歸人的良知；文化長征為中國式現代化催生文化新形態。

新時代需要新長征，文化長征活動是新長征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越發達，越需要高級的文化活動。當人不再為衣食發愁的時候，沒有了文化活動，沒有了提高思想境界的文化活動，人缺乏主動性與樂觀精神就是一具行尸走肉，這被稱之為現代病，現代病的原因就是因缺乏超越于物質的信仰造成的。科技越發達，越需要人們通過文化活動確立自我主體的存在性，討論科技倫理性已經擺上日程。《中庸》說：率性之謂道。道即仁心，北宋著名理學家程顥在《定性論》說：廓然大公則仁心自來。為我們提升人的主體性提供了思路。他又說：人之情各有所弊，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重視智能而格局狹小，許多現代病就會應運而生，尤其是心理疾病。現代病也可以說是科技依賴病，人的感知和思維經過科技的格式化，使人體會不到生活的本質，在過分依賴科技中逐漸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思維系統喪失了王陽明所說“致良知”的能力，思維系統不能正向“致良知”就會反向“致惡知”，“致惡知”就是遇事消極，這是神經系統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思維活動也是一種慣性運動，在慣性作用下出現了空轉、躺平等諸多社會現象，這也是思維神經系統自我保護的應激反應。需要通過文化活動提高人的主體性、提高人的歸屬感，這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倡導的“禮樂之教”，因此，新時代的信仰之學呼之欲出，信仰之學需要借助相應的文化活動。文化活動應具備兩個特征，一是行動上創新有為，二是思想上提高覺悟。文化長征就是培養革命創新精神，培養集體主義精神的信仰之學，是新時代的信仰之學。

近期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隨著生活和工作節奏加快,社會競爭急速加劇，國民心理壓力大大增加，僅有36%的國民認為自己心理健康良好。其中，學生群體面臨著學業、就業等壓力的增大，心理健康問題日益突出，且呈低齡趨勢：40%的青少年感到孤獨，高中生抑郁檢出率為40%，初中生抑郁檢出率為50%，大學生輕度焦慮風險達38%。抑郁癥人數超過9500萬人，平均每14個人里，就有1個抑郁癥患者。但國內抑郁癥的就診率僅9.5%，僅50%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獲得專科治療。

現代心理疾病是社會化的信息大生產和處理信息、應用信息的個體平臺過小造成的。程顥說，天下大聚，必得大人以治之。大人是大格局之人，大量的處理信息，必然受到信息的干擾與影響。自私而用智，自私則格局小，用智則思想偏狹，這是心理疾病的由來。人的格局大了才能掌控、處理海量的復雜信息，俗語說：宰相肚里能撐船。

習近平總書記說：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經點燃，就永遠不會熄滅。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黨和紅軍就是依靠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絕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勝利，創造了難以置信的奇跡。我們不能忘記黨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解答了現代心理疾病的對治之法，即用高于“天”的理想信念，指導現實的行動，“革命理想”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共產主義信仰，“天”就是客觀條件的限制，“高”就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主動服務于人類進步的一分子就是革命者，“理想信念之火一經點燃”，就會光照周圍，照亮社會，這就是《易經》中的“火天大有”的卦象，“就永遠不會熄滅”的意思是薪火相傳，以后的人生就是在光明中前行，擁有共同理想的同行人越來越多，就是《易經》中的“天火同人”的卦象。大同社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于社會發展的最高境界，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基因。

西方的“術”不能解決世界的根本問題。問題呈現出來已經是“分子”層面，試圖就呈現的現象去解決，而不是從本源上著手，只會越解決問題越多，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現有的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文學、藝術等手段所解決不了的，因為在同一層級沒有制約作用，宏觀出了問題，必須從微觀著手，老祖宗說過，“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都是一廂情愿的不想改變現實社會性質而妄圖解決現實問題，結果都是南轅北轍，越解決問題越大，最后王朝系統崩塌。社會心理問題也是如此，一位醫院的心理門診主任說，現在有心理疾病的小學生有，老年人也有，年齡復雜化，尤其是更年期，也是潛在的心理疾病患者。如果心理問題成為社會問題，說明社會微觀文化層面出了紕漏，  這其實就是信息時代處理海量信息的后遺癥，人類的神經系統經歷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沉淀，目前正經歷后資本主義社會的沖擊。其實工業文明就已經對人類神經系統造成了巨大傷害，馬克思在《資本論》種認為，大工業生產使人成為工具的一部分，進行“不完全的生產”，長期的“不完全生產”，使人的思維變得碎片化。長期處于碎片化的思維，使人的思維難以沖破現實的束縛。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至今影響著世界，尤其是“核”陰影，籠罩在世界的頭頂，“蝴蝶效應”在信息化為主導的今天讓人們的關注點越來越微觀，同時對人類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信息和科技一樣具有“雙刃劍”效應，在容量內存嚴重不足、信息處理嚴重落后的情況下，可以體會到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高明之處。信息如洪水猛獸，為了獲得流量，點擊率，博人眼球，信息制造者們極盡匠心之能事，許多信息的背后，都帶有信息制造者們的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狀態，潛移默化，日積月累，會影響到信息接受者的。任何一個信息處理終端，用久了不清空，都會有問題的。對于思想境界不高的人，知道的負面信息越多，越增加其心理負擔，不良心態日益嚴重，產生顛倒夢想。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缺乏馬克思在《青年在擇業時的考慮》所說的：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就是傳統文化的“大學之道”，毛澤東主席也曾經說：會當水擊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為人類而奮斗的志向是治療現代心理疾病的最佳良藥，這是建立在自我人生超越上的認知，先天就有對心理疾病的免疫基因。不落實信仰之學，對現代心理危機就會束手無策。

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具有革命性是生命升華的總開關，是“致良知”的高級階段。毛澤東主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個目標就是共產主義理想。習近平總書記說，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

長征精神的核心就是堅持共產主義理想，長征就是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下，在中國革命面臨極度危機的情況下，所激發出的人類精神的“核”能，克服一個個看似不可能戰勝的困難，冷靜破解一個個迷局，中國共產黨在長征的極限考驗中獲得新生，長征是一場深刻的精神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次偉大轉折。因此毛澤東主席說：長征是宣言書，除了宣告國民黨消滅共產黨的企圖失敗，更主要的是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熟。長征使中國共產黨人集體進行了一次免疫，提升了精神架構的版本，敢于獨立面對挑戰，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長征鍛造出的信仰基因屬于人類。長征證明了人類“有沒有”大公無私精神，長征也證明了人類“要不要”大公無私精神。長征的回答是明確而肯定的：人類有大公無私精神，人類需要大公無私精神！長征為了抗擊外族侵略，為了民族復興，改造救世界，建立新世界，是一場大公無私精神的精英鍛造場。精神的提升是核心競爭力，要獲得長久的戰斗力，就必須建立公心。公與私是一場關乎個體和社會進步的革命，進入階級社會，公私之斗爭就沒有停止過，王朝的更迭上演的就是“公私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下形成的長征精神就是“公心”的一次勝利，文化長征就是繼承這一歷史精神財富的重要活動。

從世界歷史來看遏制個人私欲，必須國家強勢介入，防止社會兩極分化，保持社會環境長期穩定，在運動中逐漸解決矛盾。社會主義發展史就是一個如何建立克己奉公、大公無私的社會過程。腐敗是寄生在社會主義身體上的毒瘤，大公無私、克己奉公就是腐敗的對立面，“公器”與“私欲”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是決定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黨性與人欲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在執政黨地位的前提下的必答題。共產黨人要經歷戰火的生死考驗，也要經歷金錢物質的誘惑，其實在戰爭年代經受不住考驗與誘惑的被稱為軟弱者或叛徒，今天成千上萬的貪腐者可不可以看成是對革命的背叛？！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完全可以！  馬克思早已看出，資本主義無力解決自身的問題，因為明明是精神境界（道）的問題，資本主義卻在"術上做文章，社會增加了心理咨詢師的崗位和考試，心理疾病的患者卻越來越多了。看著人民群眾被心理疾病折磨，卻只能做著無關痛癢的事情，這是資本主義解決不了自身存在問題的證明。今天共產黨人能否解決自身的問題，就要看信仰之學的進展情況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為我們提供了思路，“自我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方法論。  只要做好了在《大學》中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以及我們黨理論聯系實際、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人的精神境界才會"大”起來，大境界、大格局才能容得下共產主義理想，有了為人類的進步而奮斗的理想，實際上就是進入著名學者岳德常所說的“光明區”，心理問題的陰霾自然就迎刃而解。心理疾病沒有特效藥，因為它不是簡單物質層面的問題，人類的心理疾病從某種意義上看已經進入到系統性、群體性、多發性，唯有建立系統性、行為性、組織性、群眾性的“信仰之學”并施行切實的救助之策，才能打贏這場精神之戰。   大規模的心理疾病是社會精神物質兩極分化的產物，解決它需要達到政治的戰略性、經濟的長期性、文化的道德性、社會的倫理性、環境的利生性。總之，遏制兩極分化，就是最大的社會倫理；國家強勢介入，才能體現我們共產主義的信仰。這道歷史題我們必須得做，必須會做。歷史已經到了十字路口，哈爾濱斯大林公園夏季的晚上，西側60、70人員高唱紅歌，氣勢如虹；東側青年歌曲自怨低沉，不顯朝氣。  前三十年的奮斗者精神氣很足，而一些青年們卻有一種失落感。若有采風者，應該會有所觸動，有過信仰的人和沒信仰的太不一樣了。羅范懿老師兩次重走長征路，寫成了《信仰是怎樣煉成的》以及《人的價值學》，對信仰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論述，這是長征的饋贈，也是長征精神的繼承、發展與創新。

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馬克思揭示了財富的秘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該揭示“信仰”的秘密，這樣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支撐，為實現共產主義打下基礎，目前中央在經濟工作層面進行“先立后破”，這一指導思想同樣適用于思想文化領域，立足共產主義信仰培養，解決人的現代化問題，破除“精致利己”主義，否則信仰不會憑空產生，信仰也是一種“物質”，是一種穩定的精神狀態。人民憑什么信仰共產主義？首先要得力于社會開啟“公心模式”——大力倡導集體主義。公心模式首先是建立一套輸出型的思維系統，把個體回歸整體系統，在法天效地的過程中“廓然大公”，把封建士大夫的階層心理要求，擴大到變成整個社會的心理要求。建立“轉私向公”的思維模式，就是一次成長、一次心理革命，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采取恰如其分的應對措施。毛澤東主席稱之為“實事求是”，被列寧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就是創新。文化長征就是培養革命創新精神的活動，從私心中走出來是克服心理危機的開始，可以看到，心理危機的背后就是信息生產的社會化和信息處理的個體化之間的矛盾。這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判斷是一樣的，沒有徹底的思想改造，面對信息的洪水猛獸，鮮有不崩潰的。程顥在《周易程氏傳》中的《革》卦中說：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中國革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所以成功了。

開啟“公心模式”的最大群體是公仆，是社會的榜樣，國家的形象。公仆制首先從仆人做起，通過文化長征活動，參加過農、工、商、兵等勞動訓練體驗的、爭得被服務對象認可的才有資格做“公仆”。有服務技能，有服務意愿，有服務效果，才能成為公共事務的服務者。社會缺乏公心就會私欲泛濫而滋生腐敗。政治最大的危險是腐敗，腐敗催生貧富兩極分化，誘導文化墮落，因為文化越墮落，腐敗越安全。從而造成社會道德下滑，倫理缺失，生態環境必然遭到破壞。所以，自然生態和政治生態相輔相成。扼制腐敗是政治的戰略大問題，通過人民監督政府，政府自我革命，雙管齊下，文化長征就是民眾的自我教育，毛澤東主席說過，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將在長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的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道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從國家紀委公布的數據看，今日所懲辦的腐敗分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以國家紀委網站公布人數來說腐敗人數之巨，這恰恰說明：社會正在走向大治。社會道德將重新回歸，社會經濟才有起色。英國的道德學家斯麥爾斯說過：經濟危機的背后就是道德危機。經濟放緩說明道德需要正向增長。如果僅從經濟來說經濟，那是永遠找不出答案的。資本主義熱衷于就經濟解決經濟，結果越解決問題越多，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早已斷言：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現在是我們應用歷史唯物主義，堅信人民至上的時候了，這是特色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農耕文明本身不僅僅是經濟活動，更是文化活動，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實踐，是“助”天行道的行為表達，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相互作用，因此誕生了“仁愛”思想，在“天”的概念下孕育出了的群體主義，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修齊治平”的思想觀念被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為集體主義，在不同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政治場地在軍隊，經濟場地在國企，文化場地在大學，確立共產主義勞動觀的場地在農村，確立共產主義服務觀的在城市。沒有切實的實踐場地，理論就是汗牛充棟，也是紙上談兵。根據地建設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內容，培養共產主義文化戰士也是一場文化戰爭，同樣需要文化的根據地。在文化戰爭方面，現在依然嚴峻，顏色革命的陰霾依然存在。擊敗外國勢力侵略中國，我們用了100年；擊敗外國勢力的文化侵略，還得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

重視文化建設，更重視文化方向，如果文化不能培養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那這個文化就是有問題的，或者像蘇聯反向培養了一批人，這就是大問題。每個人生來就帶有一定的宇宙信息，改變自己就是改變小宇宙。現在全球面臨各種各樣危機，尤其是日本傾倒核污染情況下，資本主義撕掉了戕害人類的遮羞布，引起了全球的關注，誰能引導世界走出這個焦慮，誰就是當世的英雄。研究如何戰勝焦慮已經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我們有幸已接觸到其中的一些問題了，要爭取成為解決問題的專家，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再指導他國戰勝困境。中華文化中圣賢文化是精華中的精華。人生的過程就是體道的過程，人人學圣賢、做圣賢，販夫走卒盡顯天良，內有良知即為圣賢。先天人人有良知，所以人人有機會成為圣賢，文化長征活動證明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大道，踐行共產主義信仰就是當代的“圣人”，從而以踐行“兩個結合”使新時代的中國社會要建成一些當代的“延安”，它可以是工廠、可以是學校、可以是社區，這是新時代共產主義信仰的星星之火。 

人類曾經經歷過原始共產主義，這個文化基因，就伴隨人類精神的成長，不時會在歷史長河中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或“等貴賤、均貧富”的歷史運動中一展身影。著名學者田辰山提出的“一多不分”的理論可以解釋清楚促進歷史發展的階級斗爭的文化內核：個體與整體的不可分割性。就個體而言，你做了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就是自我的回歸，你自己能體會到幸福感、快樂感、獲得感，推而廣之社會就會良性發展。而不是迷信物質財富能給你永恒的幸福感、快樂感、獲得感。如果物質財富能給人永恒的快樂感，那貪官就應該是最快樂的人了，他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就應該向大眾宣揚他們快樂的哲學，相反，他們被抓時痛苦之狀無以言表，有的人甚至以自殺來逃避。所以外在的物質財富并不能給人帶來永久獲得感、幸福感，只有讓民眾彰顯內在的良知，外在施以良能，才會有幸福感、獲得感、成就感，減少社會心理疾病的困擾。“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當商品服務于人為制造的貨幣，人的勞動已經是病態的變異，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德性與知識能力不匹配，就是潛在的社會危險分子。祖宗的“重德”文化讓我們發展了幾千年，現在的社會問題顯露出文化建設工程依然任重道遠。孔子當年認為建設以“仁”為核心的社會價值觀是一生的責任，是任重道遠的大事。我們可以說技術超過了古人，但是對道德的規律性研究方面，我們和圣賢還有一段距離。馬斯洛講了人的五種需求，看似有道理，許多人在寫文章中頻繁的引用。實際上，這只是初級階段的需求。他沒有把個體和社會乃至整個人類一體來看，只是單向的孤立的從所謂的"自己”出發，更沒有《大學》中清晰的實踐脈絡，僅僅是思想意識從個體出發的資產階級教育學理論而已。建立共產主義信仰就要建立一套主動輸出思維系統。思維模式的封閉性，實踐過程的個體性，最終會使人走向孤獨性。這是一種人生的金字塔型架構。這種理念給人的心理暗示是越來越艱難，越來越孤單。脫離人民大眾就不會有“大道”，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文化長征就是建立使人際關系回歸的良性系統。

文化興則事業興，文化長征推動文化的興盛，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思維模式，與大學中所講的“欲明明德于天下。”在微觀領域高度契合，符合正向的思維模式建立。許多青年人甚至是成年人，由于沒有建立起主動輸出的思維模式，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

教育如果不進行信仰教育等于沒有教育，培養出來的只是高科技碳基怪獸而已。社會也是一樣，不注重社會成員的信仰，只是引導社會成員的功利主義，危機是遲早的事，因為財富有限，欲望無窮。重商主義演變成全球性的，這是對人類的自身存在的一大否定。

資本主義教育，把產品變為商品，把商品又變為貨幣，把貨幣又變為信仰，從而完成了他的意識形態的架構。現在把貨幣又等于美元，讓美元成為世界的信仰。為此，美西方不遺余力地制造這種幻想，讓人們對美元充滿了幻想，“美元拜物教”堂而皇之的變成世界信仰。對人而言，真正的信仰應該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提倡的道德信仰，有道德信仰才能是人，才能做出人該做成的事情。否則，十幾歲的孩子就可能給同學下毒，這也就沒什么奇怪的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約翰啟示錄》中的說法："他們同心一意要把他們的能力和權力交給這種獸（貨幣）。凡是要買要賣的，都必須有這個記號兒，那就是有這個獸兒的名字或他的名字的數目。”只要社會建立了貨幣意識，這種意識就在不斷的增長，整個社會都在圍繞著貨幣進行生產，人們也會以擁有多少貨幣才有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因忽略勞動產品而忽略了勞動本身，人們對勞動的鄙視，會因為貨幣的增加而增加，這種“唯貨幣”文化論的生產，最終會生產出畸形的社會，人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因找不到存在感的人，會對生命的本身產生懷疑。華爾街會將英國的“羊吃人”，演變成“幣吃人”，想想“緬北”的諸多事件，人成為貨幣的奴仆，俄烏沖突中的雇傭軍人成為貨幣的爪牙。  我們認同了這種社會的運轉模式，我們就是在飼養這頭怪獸。這種思想上的鎖鏈至今仍沒有打破。而且通過房產、醫療、教育等項目，勒的越來越緊了——人民的生活變成了他們獲得貨幣的手段。貪腐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無限制地獲得貨幣，這也符合貨幣生存的法則：冷漠無情，竭盡所能。

文化長征活動就是要打破這個魔咒，《資本論》是解剖資本的手術刀，如果中國的經濟學者早早裝備好了《資本論》這一思想武器，就不會讓西方經濟學大放厥詞，以房地產綁架國民經濟，以把股市作為“圈錢”害民的工具為能事。丁堡駿、譚泓等著名學者一直倡導《資本論》成為大學中的必修課，是搶回馬克思主義陣地的標志，隨著人們思想覺悟的提高，西方的“私欲經濟學”也就沒有了市場。從格局構架來看，《資本論》為“認知水"《共產黨宣言》為“革命火“，“以火御水”即是水火既濟，形成革命性的文化觀，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到位。否則私欲的“冰水”只能讓勞動者以極端的怠惰為回應。目前，醫治中國社會的文化藥方應加強革命理論的學習，以革命的理論武裝人民群眾：全社會要大力學習馬列經典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員干部要加強學習《共產黨宣言》體會初心和使命，專家學者要研究《資本論》形成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青年學生要研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早日成為時代新人，退休人員要研讀《毛澤東文集》退而不休為社會繼續做貢獻。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專家學者自身的定位應該是無產階級，必須發動人民共同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才能發揮專家學者的最大效能，否則，孤軍奮戰難以形成文化新形態，古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化長征活動的新形態就是讓秀才領導人民成為歷史的主人，進行一場更加曠日持久的新征程。

物質有生滅，但能量不變，能量只會轉移，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雖然在現象上消失了，但是它在人類的基因當中應該有所留存，共產主義也是千年懷胎，一朝分娩，實現共產主義就是一場人類精神回歸的新長征。同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作為共產主義前期的社會主義應該生產什么？秦統一六國是幾代人的努力，社會主義最主要的目標首先應該是生產有集體主義思想、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源源不斷的提供后續的人力保障，才能做到革命自有后來人。美聯儲把美元變成世界貨幣，把美元變成世界信仰，把美國塑造成為世界的希望。我們要通過文化長征活動把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世界信仰，才能把中國塑造成為世界的希望。

改造文化就是改造社會，只要沒有共產主義信仰，自由主義就會瘋狂起來，一直到它完全無能無力。樹立全社會理想信念是小康社會建成后的重要任務。此項任務不完成，社會意識形態不進步，就會加劇兩極分化，社會形成信仰“黑洞”，吞噬社會的機體，造成社會的崩潰，改革的成果也將不保。因此，改革的終極目標的改變社會性質，把社會向共產主義推進一大步，化有形資產為無形的文化創新，提高社會發展的版本，中國式現代化才是下一個發展的加油站；沒有精神動力只靠物質激刺的“馴獸師”式經濟學已經被美國社會的“愛潑斯坦案”探底了，它證明了：強化私欲的物質刺激式的發展模式已經是邪路了。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就是靠一步一步的提高覺悟，依靠群眾、組織群眾才走到今天的。降低覺悟，拉低道德，將會引起社會價值體系的崩潰，隨之而來的必將是經濟的崩潰、政治的崩潰，社會就會動蕩。老祖宗早就說過：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化財為德，提升社會發展的版本，才能走向光明的大道。當年沒有延安的整風，就不會有后來全中國的勝利。中國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過去是領導帶領我們思考，現在需要全民大學習、大討論，澄清思想，認清道路，形成信仰，建立文化新形態。有了共同的精神信仰，才能實現共同物質富裕，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建立提升共產主義覺悟的思想文化，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沒有人的現代化就沒有社會的現代化。應用以往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宣傳共產主義的真理性是共產主義社會到來的敲門聲。文化長征是新時代提升社會覺悟的有效活動，是繼往開來的實踐活動，是一場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社會運動。

參考文獻：

習近平在江西考察時講話（2019年5月20日至22日）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

《周易程氏傳》

《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

《二程文集》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