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到底要如何來寫? 這恐怕也是理論界需要深入和反復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從蘇聯的教材中抄過來的。而我們國家自己具有的獨到的特點在我們的教材里也有一些反映，但是所占比重并不大。既然是要寫好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那么我們的教材應該與蘇聯當年的教材既要有一定的聯系，更要有一定的區別。另外，我們在構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過程中，肯定要以馬克思的《資本論》作為基本的理論指導，同時更要突顯我們中國的具體特色，還要做出對未來發展的某種展望。馬克思的《資本論》認為，資本運行的動力來自于對利潤的追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與資本的目的——為了獲得利潤而操作的。所謂利潤，不過是資本在運行中，扣除了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等成本之后，通過無償占有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追求的目的是利潤，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生產方式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求。從生產目的來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著根本的不同。但是在經濟活動本身，在社會生產本身，兩者又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資本，我們所需要的資本金，在功能上沒有太大的區分。但是在生產目的上是分道揚鑣的。所以，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與社會主義的經濟活動在很多方面還是與資本主義的生產，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有著根本性區別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經濟活動在表面上都在強調市場的作用，他們總是強調那只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功能。然而，資本主義所謂自由市場，其本身的存在和運行都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政治與軍事實力完全操控了全世界絕大部分市場的情況下，才有著所謂在資本主義刀槍威逼與脅迫下的自由市場。換句話說，我用槍炮打開你的市場，你的市場就必須對我自由開放。如果你的市場沒有對我自由開放，我就用槍炮逼迫你的市場對我自由開放。這就是資本主義所謂自由市場的邏輯。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當然不存在這種所謂在槍炮下的自由市場。在對外貿易方面，我們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進行著相關的貿易活動。然而在我們只能提供低端消費品的時候，資本主義是允許講一步自由市場經濟的。但是一旦我們的產業不斷升級，開始向全世界提高較為高端的工業類別的商品，西方資本主義就有可能關閉所謂自由的市場，而開始強制推行他們的貿易保護主義。在中國國內，我們講市場經濟是資源調配的主要方式。然而這樣的市場也不是絕對無條件的自由市場。我們有國民經濟五年規劃。我們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是要圍繞五年規劃制定的方案和措施來進行的。我們還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不同程度的宏觀調控。在經濟出現某種問題的時候，需要刺激與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在經濟過熱的時候，我們也需要降降溫，進行在某些行業和領域的壓縮。這些宏觀調控的做法，都是為了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目的還是為了我們那個最根本的生產目的，即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求。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是單純的邏輯構建過程。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所引用的大量的資料和數據，主要都是從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歷史中所產生出來的。。畢竟，英國是當時歐洲也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馬克思依據英國的材料，主要是因為英國的資料與數據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英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代表著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資本論》反映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邏輯上與歷史上的統一。《資本論》在邏輯上是嚴謹的，在歷史上也是有依據的。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也需要立足于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歷史與社會主義生產的歷史。《資本論》做到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也要力爭做到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就準備開展我們的工業化建設。而我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大范圍大規模開展工業化建設的歷史時段。我們缺乏資金，我們的資金來源一部分是向蘇聯貸款，而更多的資金來源是從我們國家的農業生產中獲得。這就使得中國的農民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民承受了很大的負擔。新中國工業企業的工人，雖然在收入上要略高于農民，但其工資水平總的說來還是很低。我們必須在那段時間保持一種高積累率的水平。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而且，如果工人的收入水平沒有達到略高于農民收入的水平，那么大批鄉村里的青年農民，就不會有太強烈的意愿參加國家的工業化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我們出現了經濟過熱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有人認為，既然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如此圓滿，那么我們就可以加快我們的發展速度。這就表現出我們對自己國家總體還比較落后的認知太過樂觀，脫離了客觀實際。這就是當年“大躍進”所存在問題的思想原因。在發展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對于國家發展重工業，發展國防工業是必要的。但是在對于發展農業，發展輕工業，生產群眾需要的消費產品等方面來說，計劃經濟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適應。這對于我們后來在改革開放之后，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顯得非常必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生產勞動也存在著必要勞動時間與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我們的勞動者在剩余勞動時間創造的產品和財富，即社會主義生產所創造的利潤，沒有被資本家無償占有，而是集中繳納到國家手里。國家把這部分利潤所得分成若干部分。一部分作為積累基金，用于擴大再生產。一部分用于消費基金，作為工資分配給勞動者，還有一部分用于社會福利，發展文化體育衛生等領域的發展。國家還需要拿出一部分利潤用于防災、減災、救災。更重要的是，國家還要拿一部分錢用在國防建設與軍隊建設方面。當時國家依然很窮，所以用于消費基金與福利基金這一塊的比例還是相當低的。這表現在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雖然也在不斷地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并不大。有些方面一直還是長期欠賬。國家財富是通過幾十年的生產才積累起來的。沒有前期的艱苦奮斗，沒有新中國勞動者早期的艱苦勞動和付出，今天國家的財富就不會積累到今天這樣的較為豐富的狀態。物質資料的生產是有其內在規律的，總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一點一滴地積累財富。我們今天全產業鏈的工業化，也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有早期計劃經濟時代的開創與啟動，也有后來存在于市場經濟內部的巨大動力。然而，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們的工業化發展也不能缺少國家的規劃與擘畫。（未完待續）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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