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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主導建立了一個后殖民主義的金融帝國體系。中國長期處于金融帝國體系的邊緣地帶，但后來逐步發展為世界的產業中心，而美國則在資本主義積累趨勢的支配下，從世界的產業中心和金融中心逐步發展為單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與世界產業中心在全球地理范圍內的分離是當今世界體系的基本特征。中美關系不僅包含著兩國經濟利益的深層對立，同時也存在著兩國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與金融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對立。隨著金融帝國體系積累危機的日益深化，中國成為美國危機輸出和轉嫁的主要對象，美國對華戰略隨之發生重大轉向。

列寧認為，殖民帝國體系的經濟基礎不是考茨基所認為的產業資本，而是資本的最高形態——金融資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的殖民帝國體系最終瓦解，但金融資本在戰后并沒有解體，反而在戰爭對生產力破壞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發展。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美國主導建立了一個揚棄了舊殖民主義的金融帝國體系。金融帝國體系區別于舊殖民帝國體系的地方在于，它主要依賴金融資本而不是暴力征服的手段來維持對世界體系的統治，用埃倫·伍德（Ellen M. Wood）的話說，美國主導的金融帝國體系是一種“不含殖民統治的經濟霸權”。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陸續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并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使得金融帝國體系的積累空間又極大地擴張了。新中國誕生于舊殖民帝國體系中的薄弱鏈條，發展于美國主導的新殖民主義金融帝國體系下?？疾熘忻纼蓢P系的發展演變，尤其是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急劇轉向，必須將其置于金融帝國體系的總體視閾下。

一、美國與中國不對等的經濟關系

關于當代中美關系的基本特征，世界體系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奧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曾提出一個深刻判斷：當今世界的基本格局表現為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國與作為世界產業中心的中國在地理上史無前例的分離，這種分離是以世界金融中心對世界產業中心的寄生性為前提的。列寧曾經在《帝國主義論》中深刻分析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特征，認為當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日益發展為“食利國和高利貸國”。列寧所謂的金融寄生性并沒有隨著殖民帝國體系的解體而消亡，反而在今天這個金融帝國時代尤其是中美經濟關系中獲得了新的發展，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美國壟斷著高新技術和全球產業鏈高端環節

馬克思曾指出，在壟斷資本時代，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并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F在的美國雖然由于去工業化不再是工業大國，但仍舊是工業強國：它在量子通信、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高科技領域仍走在世界的前列。通過對這些高新技術的壟斷，美國事實上控制著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環節，并通過這種控制將產業鏈條上所形成的巨額壟斷利潤收入囊中。美國的科技霸權在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中集中表現在對知識產權的壟斷上。據統計，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知識產權進口國，2011年—2018年期間中國向美國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年均增速達13.97%。而美國通過知識產權的壟斷為本國創造了大約1/3的GDP、3/4的出口額以及4000萬個就業崗位。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法權觀念下，保護知識產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并沒有創造科學，它只是為了生產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茖W并不費資本家的分文，然而科學的價值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合并到社會生產體系中，成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強力手段。當大量的知識產權被金融資本所壟斷，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產品價格就會大大提高，遠遠高于其生產價格，通過這種方式，金融壟斷資本就扼住了整個社會的“咽喉”。

美國對高新技術的壟斷深刻地影響著中美的貿易結構。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中國主要進口美國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美國則主要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兩類產品的交易在本質上屬于不平等貿易，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雙方的交易主體存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差異，這種差異意味著勞動密集型產品所包含的較高勞動價值在利潤率平均化的趨勢下被壓低了，因而這里存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美國對先進技術的壟斷可以使其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制定壟斷性價格，進而獲得巨額壟斷利潤。這種貿易結構使中國經濟長期陷入一種“一億條牛仔褲換一架波音飛機”的發展窘境。當下，中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培育新質生產力來實現產業升級，目的也是要解決這類問題。一旦中國在某些高端技術領域獲得真正的突破，那么，美國的技術壟斷優勢將會遭受嚴重挑戰，它對全球產業鏈的支配地位也就必然產生動搖，這是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所不能接受的。

（二）美國對中國輸出了巨額資本

食利化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內在趨勢，而與食利化相伴隨的往往就是產業的空心化。當一個國家越是成為資本大國、金融大國時，它就越是希望繞過生產過程這個“必須干的倒霉事”而直接賺到錢，并最終走上食利者的道路。在當今美國所主導的金融帝國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食利化趨勢表現得尤為突出。大量過剩的資本能否找到食利的渠道，成為這些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產業中心自然就成為美國資本輸出的主要目的地。

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沙奈（Francois Chesnais）曾專門研究過金融市場上的巨頭——美英養老基金的食利性本質。他指出，美英養老基金全球擴張的主要動力在于通過金融投資來從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中獲取利益，從而讓新興國家為它們本國的退休人口支付一部分養老保障。一旦這種金融投資遭遇到阻礙，那么，整個金融帝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機器就會隨之啟動，發動對目標國的圍攻。中國華為公司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壓圍剿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之所以圍剿打壓華為公司，其中固然有中美在高端技術領域競爭白熱化的原因，但這遠不是全部原因。2019年3月6日，德國《商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華為缺乏國際化管理層》的文章解開了美國圍堵華為的奧秘。該文指出，作為國際化的通信設備制造商，華為的董事會、監事會成員卻全部來自中國，這是一個嚴重錯誤，華為必須全面開放才能打消外界的憂慮。其實，所謂“華為的全面開放”“外界的憂慮”這些說辭背后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華為的高凈值資產、高速度發展的收益必須對美英等西方金融資本開放，讓它們以參股或控股的方式參與分享，正如它們曾對日本、韓國的高科技企業所做的那樣，這才是美國帶頭圍剿華為的真正動機。

據統計，截至2019年年底，美國對中國的累計直接投資規模為2840億美元，通過這些投資，美國從中國獲取了大量利益，包括基本投資收益及巨額的美元鑄幣稅（對美國資本來說，100美元只需要大約17美分的印刷成本，這個差額就是美國向中國征收的“鑄幣稅”）。當然，在自由貿易條件下，中國也會向美國輸出資本。但中美彼此的資本輸出結構存在重大差異：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主要以股權投資為主，而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則主要以債券尤其是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投資為主，股權投資占比很小。而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一般都比較低，平均在1%—3%之間。中美迥異的投資結構與美國金融霸權有著密切聯系：第一，美國常常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外資對美國企業和資產的收購，這就導致中國的美元外匯只能投向相對開放但利率很低的美國國債；第二，美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收益率卻都比較高，平均在20%—30%之間。由于掌握著上述金融霸權的優勢，美國雖然在國際上被稱為債務大國，但它卻是資金收益的凈流回國。對于此種現象，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曾指出，盡管美國擁有巨額凈債務，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資收入卻一直是正值。例如，2020年美國的凈負債為14萬億美元，但凈投資收入卻高達2000億美元。這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貿易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對華投資不降反升的原因。而中國雖然是美國最主要的債權國，但在雙方的金融投資往來中卻存在著相對利益的損失。

（三）中國持有過高的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晴雨表。中國目前持有的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外匯儲備充足率的基本要求（即滿足三個月進口所需金額）。在現行的經濟體制下，外匯儲備的增加意味著大量美元通過與人民幣的兌換進入國內市場流通，進而可能造成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同時也間接地擠占了中國政府以增發人民幣的方式為國內經濟主體提供主權信貸的空間。但是，在美元的這種霸權體制下，中國縮小外匯儲備的難度又比較大，因為美國的利益就在于一方面用廉價美元來大量進口中國的商品，投資中國的優質實體資產；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中國把手中的美元白條通過進口美國高端技術產品或投資美國實業來變現。此外，美國對中國大量直接投資所形成的以人民幣形式存在的利潤和利息及其他金融收入，也需要兌換為美元回流美國，這也是中國外匯儲備保持在高位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的同時，美國卻常年保持著經常項目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2022年，美國對華年度貨物貿易逆差3829億美元，創下繼2018年逆差4194億美元之后的最高紀錄。貿易逆差雖然意味著信用透支，但這正是美國的利益所在，因此，堅持貿易逆差就成為美國的國策。與長期的貿易逆差相似，長期的財政赤字也符合美國的利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幾乎每年都出現財政赤字。新冠疫情期間，美國預算赤字增加兩倍，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是其他發達經濟體峰值的兩倍多。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實行財政赤字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于中國通過貿易順差賺得的外匯儲備的很大部分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回流美國，從而使美國的財政赤字獲得很大的融資空間。當然，除了中國以外，還有日本等其他國家以同樣的形式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融資。正是這種國際融資使得美國的很多人認為對赤字危機的擔憂就像是對“狼來了”的擔憂那樣沒有必要，因為這是一種永遠不會到來的威脅。

（四）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美元存在巨大差距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貨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是與其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相匹配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生產的商品越多，尤其是這些商品又是其他國家為了發展而不得不購買的，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信用也就越是堅挺，因而也越容易成為國際貨幣。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薛暮橋曾把以商品、物資為信用基礎來發行紙幣的原理稱為物資本位論。

物資本位論有助于我們理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世界貨幣體系的運行規律，簡言之，就是美元的幣值不再直接以黃金而是以世界各國的商品為基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失去了黃金之錨，但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國際貨幣，這種地位實際上就是依靠著美元所能購買的實際物資來保障的。在為美元提供支持的物資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物資是石油。于是，國際學界就有了“石油美元”一說。其實，“石油美元”的概念并不能完整科學地表達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霸權的內涵，因為各國需要以美元購買的除了石油以外，還有美國的芯片、機床、飛機等一系列高科技產品，甚至軍工產品。這些產品的價值實際上就是美元幣值的商品基礎或生產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除了石油美元，還有芯片美元、軍工美元等等。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除了依靠美國自己的高科技產品做支撐外，它還依賴于世界各國的商品，其中，作為世界產業中心的中國為美元的幣值提供了巨大的信用，這一點主要是由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美國的經濟在金融資本積累的支配下日益脫實向虛，呈現出產業空心化和虛擬化、債務化的特點。而中國卻日益發展為世界的工業中心，成為向美國出口實物商品最多的國家之一。按照物資本位論的基本原理，中國向美國出售的商品和資產越多，美元的幣值得到的支撐就越大，其匯率也就越堅挺和穩固，因此中國向美國的出口貿易事實上成為美元穩定幣值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美元霸權下，中國的主權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被大大阻礙和遲滯了。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產國、進出口貿易大國，但是，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美元相比卻有著巨大的距離。據統計，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約60%，而人民幣占比僅有2%；在全球貨幣支付份額中，美元占比接近50%，人民幣占比不到5%。由此看出，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是不相稱的。中國是“貿易大國”，但也是“貨幣小國”。中國學者張杰教授將這種現象概括為“中國貨幣經濟悖論”。在這種悖論下，人民幣的發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對美貿易順差和美元外匯的增加，即所謂的“外匯占款”，因此，人民幣在事實上錨定了美元；而當中國把大量美元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國債的時候，人民幣又部分地錨定了美債。美債比美元信用等級還要低，因為美債事實上是以美國稅收為發行基礎的，而為當前35萬億美元國債提供信用支撐的美國財政收入一年只有5萬億美元左右，況且美國已經多年維持著財政赤字，因此這里的實際邏輯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資不抵債”。但是，這并不妨礙美國的政客和經濟學家們始終對其國債信用保有“堅如磐石、永不動搖”的信念。這是為什么呢？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美國電視節目的采訪中道出了其中的真相。他說：“美國隨時可以通過印錢的方式還清所有的債務，因此，美債違約的概率為零，對美債也不適合進行信用評級。”但印發美元紙幣不過是以通貨膨脹的方式剝奪全世界。

在世界金融中心與產業中心的對立中，美國獲得了大量的寄生性紅利，但是，美國卻并不滿足于此。美國精英階層曾經長期持有一種觀點，即只要把中國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中國就遲早會像蘇聯那樣，接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理念，改旗易幟，走上與美國一樣的發展道路。但是，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美國精英階層的預想并沒有實現。于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急劇惡化。一些美國學者甚至稱，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美國的一個歷史性錯誤。美國《外交事務》也發文指出：“美國一直期望能夠決定中國的進程，但是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華盛頓現在面臨著現代史上最強大、最可怕的競爭者……華盛頓首先要放棄對中國一廂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對華戰略失敗的事實”。2017年12月，美國發布了特朗普上臺后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確定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自此之后，中美關系發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廣泛和最深刻的變化。拜登政府承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總基調，認為“中國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戰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對手”。為了全面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使出了殺手锏即經濟上的“脫鉤斷鏈”，試圖通過將中國剔除出世界經濟的產業鏈，徹底遏制中國的崛起。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近年來中國在中美關系中遭遇的挫折呢？答案就在金融帝國積累體系的危機之中。美國對華戰略的轉向實際上是美國這個全球金融帝國陷入危機并進行危機轉嫁的必然結果。

（一）金融帝國的體系性危機

金融資本的積累絕不是一個“自動均衡”的體系，相反，其中充滿了逐步發展、日益激化且不可克服的矛盾。金融資本不是處于自由競爭狀態下的中小資本，而是在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壟斷性融合基礎上產生的大資本。金融資本支配社會生產的能力越強，它剝奪社會的能力也就越大，造成的社會沖突和矛盾也就越是激烈。在美國這個世界金融中心，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造成了產業成本的上升和產業的日益空心化。在產業日益走向萎縮的同時，為了解決資本過剩的危機，金融投機迅猛崛起。大量利潤的形成不是來源于現實的物質生產，而是來源于虛擬資本市場的投機。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美國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高度發達。為了深入進行全球資本動員，美國政府還特別鼓勵金融創新，以資產證券化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在2000年后迅猛發展起來。華爾街金融家的口號是：“如果有未來的現金流，就把它做成證券”。金融衍生品作為一種證券，它的價格對未來的現金流收入和銀行利率高度敏感，非常不穩定，因而成為金融投機的最合適對象。據統計，2008年金融危機前，美國金融市場在8000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基礎上“衍生”出1.3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6.8萬億債務擔保證券（CDO）和58萬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由此可見金融投機之昌盛。但是，金融衍生品所鎖定的那個未來現金流是沒有保證的，它的本質是資產透支，是今天提前花掉明天的錢，而明天的錢還沒被創造出來，只是存在于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中。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卻遠沒有黃金那么堅固，它隨時都會動搖。金融衍生品的價格需要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去支撐，只有這樣，每一個市場交易主體才能不斷地把風險傳遞給下一個接盤者，而支撐這個“擊鼓傳花”游戲的資金來源卻終究是有限的。一旦資金來源枯竭，金融衍生品價格的泡沫就會破裂，進而爆發危機。2008年美國房地產次級抵押貸款引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邏輯就在于此。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的轉折點，它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這場危機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美國爆發的，危機沒有軍事、政治和外交沖突等其他誘因，只是由于單純的經濟原因，由于金融投機的過度發展和資本市場的泡沫破裂。因此，危機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于金融資本積累的內在邏輯中。第二，政府危機救助的手段非常單一，效果非常有限。危機來臨后，美國政府迅速救市，但是，救市方式主要靠印鈔。在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的眼中，金融危機只是一個貨幣現象，因此美聯儲開啟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向經濟體注入了數萬億美元以刺激經濟?？墒俏C本身并不是因為貨幣和資本缺乏，而是因為資本過剩和投機過度。因此美聯儲的美元大放水實際上加劇了已有的資本過剩危機，進一步刺激了資本市場的投機泡沫，為新一輪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第三，政府救市加劇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機。危機來臨后，美國政府率先救助那些從事證券投機的金融機構，用財政資金買下了它們的巨額有毒資產，幫它們渡過了危機，這些金融機構因此也被稱為“大而不倒”。這對美國政府來說是一次巨大的道德失范，因為財政救助基金來源于美國的每一個納稅人，而他們并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而是危機的受害者。第四，危機的后續影響深遠長久。2008年金融危機在美國爆發后，很快向全世界擴散，并在2010年引爆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這兩重危機的打擊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陷入一場經濟大蕭條當中。為了再度刺激經濟，美聯儲又啟動印鈔，隨之美國國債也迅速攀升至35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占其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130%。即便如此仍不能滿足政府不斷舉債的需求，最后只能由國會周期性地解除政府的債務上限，美國經濟已經陷入一個巨大的債務漩渦。為了應對美元濫發引發的通貨膨脹，美聯儲又不得不開啟新一輪加息周期，而正如我們2023年所看到的，短期內迅猛的加息導致美國各大銀行購買的證券資產價格劇烈下降，從而引爆了美國銀行業的危機。美國政府在應對這場新的危機中陷入了深刻的兩難困境：如果持續加息，銀行業危機將會進一步加劇，甚至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如果降息，剛剛壓下去的通貨膨脹可能再度抬頭，可謂進退失據。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救助陷入危機的銀行業，美聯儲在此輪加息的同時又不得不悄然重啟了量化寬松政策，開始釋放巨額的貨幣流動性，這實際上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了。2024年9月美聯儲宣布開始降息。降息雖然可以迅速緩解銀行業的危機，但是，通貨膨脹、產業萎縮和金融投機等深層問題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新一輪的滯脹危機已經在醞釀中。馬克思曾警告，在危機分析中不應過多關注貨幣問題，因為在貨幣層面上顯現的只是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現象。如果貨幣政策可以根治危機，那么，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就只需要一個中央銀行，資本主義制度也的確就是歷史的終結了。

（二）危機的深化與對外的轉嫁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已有的社會矛盾。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通過詳盡的數據分析證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從1980年到2010年，美國前10%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不足35%上升至近50%，其中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得最快。2010年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70%，其中一半為最富有的1%所有，而底層將近50%的人口只擁有社會總財富的5%。這不是林肯所謂的“民有、民享、民治”，而是“1%有、1%享、1%治”，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我們是99%”的口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金融經濟危機的到來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使在美國被包裝為“中產階級”的勞動者、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每況愈下。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美國普通民眾的憤懣情緒終于爆發，民粹主義運動迅猛崛起，并接二連三地爆發，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2021年“占領國會”暴動等。在這些運動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向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急劇轉變，其標志就是特朗普右翼政府的上臺。

特朗普試圖把自己粉飾為美國底層勞動人民的代表，并依靠底層民粹主義運動來為其執政造勢。但是他一上臺就頒布了一系列討好華爾街金融資本的政策，如降低資本所得稅、廢除金融監管法案（《多德-佛蘭克法》）、發行巨額國債將國家“讓渡”給金融資本等。這些措施表明，特朗普深知美國深層影子政府的存在，因而小心翼翼地處理與金融寡頭之間的關系，甚至不惜投之所好。在這一點上，特朗普實際上與其他美國總統沒有本質區別。但是，與他的前任們相比，特朗普在其執政理念上又發動了一場新的革命：他突破了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理念，開始鼓噪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身份政治，并試圖以這種方式來解決美國當下的危機。在特朗普看來，美國遭遇的危機不是美國自身的危機，不是美國金融資本積累的危機，而是中國崛起挑戰和威脅美國利益的結果。因此，不是美國金融資本投資于中國導致美國產業的空心化和大量就業機會的喪失，而是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就業崗位；不是美國金融資本通過對高端技術的壟斷來獲取中國的巨額知識產權使用費，而是中國在利用其國內市場“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不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不斷收購中國的高凈值資產，進而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而是中國企業的快速成長本身就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不是美國的長臂管轄損害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而是中國的國力強大本身威脅到了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規則。因此，問題主要不在于美國內部，而在于美國外部。這是非常典型的轉移視線和轉移矛盾的做法。

與共和黨赤裸裸的民粹主義鼓噪相比，民主黨似乎比較進步，因為它還在理念上堅持著資本主義“普世價值”觀。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一方面，隨著國內矛盾的日益激化，民主黨也不得不在移民政策等很多關鍵議題上向共和黨妥協和讓步，因此，民主黨的政策也開始顯露出“共和黨化”的傾向；另一方面，民主黨在脫鉤斷鏈、遏制中國、向中國轉嫁危機上與共和黨并沒有什么大的差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這一點，美國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黨實際上是“把對中國的現實主義鐵拳藏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天鵝絨手套里”。

在轉嫁危機的對象選擇上，美國兩黨為什么一致把視線鎖定在中國身上呢？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是因為中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區別于美國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上都與美國有著重大的差別。用美國學術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話說，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身份對立”。

首先，在經濟制度上，美國不承認中國公有制經濟尤其是中國國有企業的合法性，認為市場經濟天然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公有產權尤其是國家作為一個主體參與的市場經濟天然不合法，因此美國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希望中國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在經濟制度上向美國看齊。可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對于美國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之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私有產權最后的現實表現就是金融壟斷資本的產權，就是這些大資本的產權，而中小資本的“小產權”或者被消滅，或者被迫處于依附地位。而正是在金融資本產權的支配下，整個社會必然陷入利潤率下降、產業空心化、投機猖獗、消費萎縮、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一系列泥潭，隨之而來的則是社會矛盾的加劇、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政黨政治的極化。因此，私有產權本身是與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必然聯系在一起的，危機本身就蘊含在私有產權的內部運行邏輯之中。

正是在批判私有產權上述邏輯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將其核心主張確定為對金融壟斷資本的國有化，中國經濟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就是這樣確立的。由于把大型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國有化了，國家才有可能有計劃地調節經濟的發展，從而把私人資本生產的盲目性尤其是大資本的投機性和剝奪性積累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實現經濟平穩持續發展。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并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期間沒有發生特別大的經濟和金融動蕩，沒有發生像美國那樣的民粹主義狂潮，這個發展成就離開中國公有制經濟的制度基礎是不可想象的。美國政客攻擊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屬性，要求中國在經濟制度上與美國保持一致，其實質是要讓中國處于對美國的依附地位。誠如列寧所說，金融資本給一切國家間的關系罩上了一層依附性的密網；金融資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統治。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美國一直把自己標榜為自由民主的燈塔，而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視為“威權政體”，并在國際上不斷渲染“民主對抗威權”。美式民主的確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典型形式，但正因為此，它也就集中體現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一切優點和缺點。美式民主所包含的代議制、選舉制、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等制度雖然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但隨著金融資本勢力對社會和國家權力支配能力的不斷增強，這種政治制度越來越徒具形式。一些學者指出，美式民主現在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返祖”的現象，即越來越具有強烈的封建主義色彩，具言之，美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日益展現出鮮明的等級結構：極少數的金融壟斷巨頭和精英經理官僚集團在最上層，中下層管理人員和中等工商業資本家處于中間層，而小資產階級和眾多普通工人群眾處于最底層。最上層的金融壟斷寡頭也被稱為支配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的“軍工復合體”。由此看出，美式民主恰恰是“軍工復合體”的“威權”統治。

與美國金融寡頭所建立的事實上的威權體制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它把金融寡頭壟斷的生產資料轉歸國家和社會所有，使人民的政治意志獲得統一的基礎，從而為廣大勞動人民主張自身的民主權利提供了一個根本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民主制度最突出的特點是尋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使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得到有機統一。而所有這一切都有賴于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個使命型政黨（區別于美式民主的競爭性政黨）——中國共產黨來統一領導和組織。因此，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而美國的“民主”最后卻演變為“錢主”“槍主”“白主”“媒主”“軍主”“藥主”“一國六主，實無民主”。這就是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層面的深層對立。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和政治層面都與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它所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與美國金融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具有本質區別。因此，在美中經濟不對等關系的背后，還矗立著兩國深層的制度對立。正是這種制度性競爭使美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從而也使中國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危機轉嫁的主要對象。這就是美國近年來對華戰略轉向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