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石。列寧精辟地指出，“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指導實踐，努力推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特別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生產力發展正經歷著新的重大飛躍，新質生產力發展方興未艾、影響深遠，擺在中國理論界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與新時代的實際相結合，系統總結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基本問題作進一步深入的思考研究，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更好認識社會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和發展趨勢，更好指導生產力發展新的實踐。

在經濟思想史上，生產力概念是由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都有過關于生產力的論述。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高度評價了生產力的重要性，并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并不是決定于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于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生產力的認識，始終是在客體的或物質的層面而不是在主體的或社會的層面展開的，見物而不見人，自覺不自覺地反映著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對此，馬克思作了深刻批判。針對李嘉圖提出的人是消費和生產的機器和人的生命就是資本的觀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評論道，“在李嘉圖看來，人是微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在 1845 年撰寫的《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中，馬克思指出：“為了破除美化‘生產力’的神秘靈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統計材料也就夠了。那里談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馬力。所有這些都是‘生產力’。人同馬、蒸汽、水全都充當‘力量’的角色，這難道是對人的高度贊揚嗎？”

克服資產階級經濟學拜物教思維的偏見，把對生產力的認識的重心從物轉向人、從客體轉向主體，從勞動主體性出發認識把握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闡明生產力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最終決定作用，闡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闡明生產力發展必然導致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精髓和歷史貢獻。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勞動是人類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活的源泉，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和證明，是具有鮮明主體性的實踐活動。在這一活動中，“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 —— 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馬克思指出，勞動在本質上是 “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總之，勞動是一個自覺、自主、能動的創造過程，是主觀性與客觀性、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是改變環境的同時改變自己、發展自己的過程，“人猿相揖別” 由此開始，人的主體性由此確立，人的本質由此展現。

這樣，馬克思主義就破天荒第一次將歷史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這就是 “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本質上是勞動創造歷史，在勞動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運動中，蘊藏著社會發展的活的源泉。因此，如果離開了人的勞動，人只是被置于客體的地位，而沒有被當作能動的主體來考察，那就不可能把握社會運動的特質。最重要的是，勞動作為有目的的活動所體現出的鮮明主體性，以及人們在這一鮮明主體性引導推動下進行的生生不息的勞動實踐，使客觀的自然過程日益轉化為自覺的社會過程，自發的自然存在日益轉化為自覺的社會存在，勞動因此無可辯駁地成為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基礎和核心，成為自然、人、社會三者統一的根基。

那么，勞動和生產又是什么關系呢？馬克思在《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作了這樣的說明，“如果從勞動本身來考察勞動過程的要素，它們被規定為勞動材料，勞動資料和勞動本身。如果從整個過程的目的，從要生產的產品來考察這些要素，它們就可以被稱作生產材料，生產資料和生產勞動”。在《資本論》中他進一步指出，勞動過程如果 “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概括講，勞動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生產活動的主體性，生產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勞動活動的客觀性；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結果；前者是活動形態，后者是物化形態；二者互為條件、互相轉化。一方面，勞動是一切財富活的源泉，是 “生產的真正靈魂”，離開了勞動，生產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勞動是人與自然的結合過程，是客觀的物質變換活動，勞動必須運用包括自然要素在內的生產資料，才能創造出有用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從勞動到生產，是人的主體活動施加在外界客體上，不斷對象化、客觀化、具體化的過程。隨著分工和交換的不斷深化擴大，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發展，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勞動的客觀條件對活勞動具有越來越巨大的獨立性……而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巨大的部分作為異己的和統治的權力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異化了，成為資本的附屬，而資本則成為支配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權力，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起點和終點。正如隨著商品交換內在矛盾的展開，勞動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必然要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同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勞動作為生產的活的源泉也必然要以資本的物質產品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絕不應忽視，只有勞動才是生產的本質和靈魂，生產與再生產中最關鍵的內驅動因和真正的創造性來源不是抽象的 “一般生產”，而是勞動！勞動者才是人們直接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主體，生產作為人能動地改造外部自然對象的 “積極活動”，真正的創造性基礎，只能是勞動對象化的塑形與構序。

馬克思曾經將政治經濟學分為 “勞動的政治經濟學” 和 “資本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勞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也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出發點。從勞動這個社會存在的最基本事實出發，通過對生產過程的深入分析，馬克思科學闡明了生產力的性質、地位、作用、結構、動力、表征、質態、趨勢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揭示了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建立了系統完備的生產力理論，為完成兩大理論發現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闡明了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統一，提出了勞動二重性是理解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重大論斷，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機統一的原理轉化為具體的經濟學分析范式；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深刻分析了現代化大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論證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指明了人類社會最終從異化勞動走向自由勞動、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光明燦爛的前景。

總之，勞動及其鮮明的主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精髓。牢牢把握這一精髓，我們深化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的認識、推進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發展，就有了正確的出發點。

生產力由生產要素組成。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生產力本質上是勞動主體的生產力，并在生產要素中轉化為客觀的物質力量，表現為客體的生產力。現實的生產力，就是在生產的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發展的，歸根結底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理論界就生產力要素問題進行了持續深入的討論，最初的論題，集中于生產力是二要素還是三要素。于光遠等人以斯大林的論述為主要依據提出了生產力二要素觀點。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斯大林指出，“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王學文等人則以馬克思關于勞動過程三要素的論述為主要依據提出了生產力三要素觀點。馬克思提出，“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這兩種概括其實只是從不同視角概括的不同說法，一個是勞動視角，一個是生產視角，二者并不矛盾。無論是二要素還是三要素，都是一切時代和社會的生產力的最基本要素，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對這些基本要素的構成及其作用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比如，馬克思曾指出，“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又如，一切生產中所用到的信息、數據也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但是，過去這些要素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不那么受重視，沒有必要把它們從基本要素的構成中單獨提出來強調。現在，這些過去不那么重要的生產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這恰恰是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具體表現，以至于今天人們需要把某些要素單獨提出來以重點發展。此外，在現實生產過程中，生產力的各種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只有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分工、協作、管理等社會性或組織性要素也十分重要。正如馬克思在談到勞動生產力（率）的時候所列舉的生產力要素，它們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 等等。考慮到這些復雜多變的情況，衛興華等學者提出，將生產力簡化為二要素或三要素的傳統觀點都不夠全面，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生產力的三要素 —— 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 —— 構成了任何社會及其發展階段勞動過程的基礎。然而，隨著生產勞動過程的演進，新的要素會不斷加入。還有學者嘗試在三要素的基礎上加入科學技術、管理、信息、教育、文化等要素，逐步形成了五要素、六要素甚至八要素等理論，這些都屬于生產力多要素論的不同呈現形式，為理解生產力的復雜性和動態性提供了新的視角。還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的要素在不同社會制度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構成方式。例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土地、生產資料以及自然條件等，都隸屬于資本，“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整個生產過程和它的每一個要素，以及流通的每一個要素 —— 從物質方面來看只是資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要素都表現為資本的要素，社會生產力則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當今世界，生產力要素的內涵發生了重要變化，新的生產要素不斷涌現，各類生產要素作用的增大、效能的提高、組合的優化，推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深入總結世界生產力發展趨勢和我國生產力發展實踐，對生產力及其要素的新發展作出系統的概括總結，強調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強調勞動是人類的本質活動，是財富的源泉，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強調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強調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強調信息資源日益成為重要生產要素和社會財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強調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各類生產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深化和發展了對生產力及其要素發展規律的認識。

不管現實生產過程如何復雜、有哪些要素發揮作用，歸根到底，不外乎兩方面因素，“如果完全抽象地來考察勞動過程，那么，可以說，最初出現的只有兩個因素——人和自然（勞動和勞動的自然物質）”。“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最初出現的兩個因素，也是最基本的因素，體現了生產力的本質，需要作重點說明。

1. 關于人及其勞動

首先，生產力是人的生產力、勞動的生產力、社會的生產力，勞動是生產力活的靈魂和統攝性要素。馬克思形象地指出，“勞動是活的、造形的火”，通過自己有目的的活動，將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個人的充分發展是最大的生產力。“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生產力的發展過程，就是勞動主體的勞動能力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作用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運動過程。

其次，勞動資料是 “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積累的勞動”，“人的勞動能力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勞動資料或者說生產工具的發展上”。馬克思強調，“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再次，勞動對象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將勞動加于其上的一切東西。在人類生活的早期，勞動對象主要是天然存在的各種自然資源。隨著人類生產生活范圍的不斷擴大，勞動對象絕大多數是已經被人們的勞動改造過的人工材料，是人類的過去勞動的結果，這些材料的種類隨著人類勞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展而不斷增加。

最后，生產力的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能力的發展，而人的能力的發展又日益取決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是指關于客觀世界發展規律的知識，而技術則是指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際技能，它們都是人類勞動能力不斷發展的結晶。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創造，越來越取決于科學研究水平和技術進步，科學和知識日益作為直接的生產力而發生作用。

2. 關于自然及其物質

馬克思多次引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用來說明自然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德國工人黨綱領關于 “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的表述，馬克思反駁道：“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

馬克思恩格斯始終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體，必須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與和諧。“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靠自然界生活”，“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馬克思把勞動生產力區分為 “勞動的自然生產力，即勞動在無機界中具有的生產力，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自然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空間和基地。二是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質資源。三是為生產過程提供必要的環境和生態保障。四是經過勞動者的認識、開發和利用，土地、礦藏、風、水、光、蒸汽等自然要素大規模地從屬于直接的生產過程，使自然力轉化為生產力。

人是主體，自然是客體，主體有目的地改造客體以滿足自己的需要的能力就是生產力，從這個角度看，生產力本質上是社會生產力；此外，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有機生命體，從這個角度看，生產力本質上是自然生產力；整體來看，生產力是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有機統一。因此，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如何，能否充分展示人類的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不僅體現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也體現了社會生產關系的進步程度。

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余價值，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只是資本增殖的手段，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經常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自然條件和生態環境從資本增殖的手段轉變為實現人民利益的手段，因此，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開始進入和諧相處的美好境界。馬克思這樣說道：“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斗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創造性地提出生態文明思想、綠色發展理念和綠色生產力概念，強調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強調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強調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強調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些重要論述，把馬克思關于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觀點轉變為系統化的理論和生動實踐，深化了對生產力本質的認識。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依據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斯大林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了如下界說，“社會生產是由兩個方面組成，這兩個方面雖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聯系著，但卻反映兩種不同的關系，即人們對自然的關系（生產力）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生產關系）。只有具備生產的這兩個方面，才能有社會生產，不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或其他社會形態下都是一樣”。這個界說簡單又清晰，被廣泛接受。然而，問題有復雜性。因為，生產“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即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因此，生產力中不僅有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必然包含人與人的關系；不僅有自然性，也有社會性，集中體現為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形成的各種社會聯系特別是分工協作關系。分工一方面在使不同勞動部門和不同勞動者相互分離，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部門和不同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依賴，使每一種局部或個別的勞動具有了社會性，他們或者結合起來用協作的方式生產同一種產品，或者通過相互交換，用商品生產的方式滿足他人或社會的需要。分工協作還確定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勞動關系，即圍繞生產資料的支配和使用而產生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技術組織形式，構成了生產力社會性的核心內容。

關于生產力社會性屬于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這一問題，人們認識不一。

第一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平心明確提出了生產力的二重性的觀點，認為生產力既有物質技術屬性，也有社會屬性，生產的社會屬性就是生產力內部的社會聯系，包括直接為生產使用價值服務的各種社會聯系、社會條件和社會因素等。林崗認為，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或者說勞動的技術組織形式，是發揮著實際功能的生產力的現實形態。生產力的各個簡單要素，只有通過一定的技術組織聯系，才能結合起來造成能動的勞動過程從而轉化為實現職能的生產力。

第二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屬于生產關系。張聞天提出區分兩類生產關系，一類是直接表現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即人們為了進行生產，依照生產技術情況和需要而形成的生產關系。另一類是一定社會形態中特殊生產關系即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關系。類似的，國外學者G.A.柯亨和威廉·肖等人將生產關系分為物質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的生產關系或者勞動關系和所有權關系，前者是約束生產者從事物質生產的關系，后者是對人和生產力的有效權力關系，勞動關系屬于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生產力的社會性兼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二重屬性。吳易風提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將生產方式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作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并且認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個范疇之間既不存在替代關系，也不存在包容關系。高峰認為，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中介體。特定的勞動方式以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同時受到特定生產關系的制約，具有顯著的社會歷史特征。

上述三種觀點都不否認，生產過程中存在這樣一種社會聯系，它是人們之間圍繞物質資料的生產而發生的物質技術關系，服從于數學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等自然規律，集中表現為分工協作的關系。在這種社會聯系中，人只是作為自然的人、生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技術規則，以社會化生產或聯合勞動的方式，作為一種集體的物質力量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以生產人們需要的物質產品。這種社會聯系與生產關系的區別在于，后者是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圍繞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發生的經濟利益關系或社會權力關系，服從于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社會規律。當然，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這兩種關系是相互交織的，正如孫冶方提出，勞動組織就是在生產過程中根據生產規律把直接生產者組織起來，即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勞動組織問題是生產力問題，更是生產關系問題。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在理論上對其加以區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管理二重性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因此，“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社會聯系，屬于馬克思所說的產生于“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的分工協作等社會生產的一般職能。為了避免將此種社會性與生產關系意義上的社會性相混淆，我們可以把前者稱作生產力的自然社會性、物質社會性，把后者稱為生產力的經濟社會性、權利社會性。

需要強調的是，生產力的自然社會性與生產關系不僅有本質區別，更有緊密聯系。眾所周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者說生產力相對于生產關系的首要性，是唯物史觀的最基本原理。但是，對于這個基本原理，長期以來人們僅僅滿足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之類極度抽象的陳述，對于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卻不甚了了，當然也遠遠不能達到“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科學水平。所幸，現在學術界對生產力社會性的認識具有一定的共識，特別是對集中體現生產力社會性的生產組織——生產方式的認識，并找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樞紐，從而就能夠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作出較為具體的說明，簡單說就是：在一定生產力特別是一定勞動資料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定的生產方式；在一定生產方式基礎上形成一定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礎上，產生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等全部的社會經濟關系。這就是吳易風教授所說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原理。這個原理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分析中得到了深入闡述。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是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說明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但是，手推磨如何產生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如何產生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個問題，借助于生產方式的中介作用，在《資本論》中得到了透徹的說明。馬克思指出，在以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中，由于大工業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機體，這個機體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下，由勞動過程的社會性而產生的管理、監督的職能成為資本的特殊職能，社會生產力轉變為資本的生產力，這樣就形成了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這一矛盾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而不斷加深，為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創造了客觀的物質前提，“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按照社會共同利益有計劃調節生產，滿足全體人民的利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生產社會化不斷發展提出的用以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選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科學理論范式，對于準確認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相對生產關系居于首要地位。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重要反作用。作用與反作用是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正如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必須了解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一樣；理解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同樣必須了解其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作進一步說明。

第一，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的社會組織形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生產的兩個方面，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二者不是機械組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機融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生產力總是社會的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的組織形式的生產關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生產關系確立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聯系的規則，使人們能夠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將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合理的生產關系，能夠形成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組織，提高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其二，生產關系確立了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所有權和分配權，調節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為社會生產提供有效的激勵結構和發展動力。合理的生產關系，能夠保證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得到相應的回報，充分調動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各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三，生產關系確立了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經濟行為的統一規范，減少由信息不對稱等引起的經濟聯系的不穩定，增強了人們的經濟預期的可靠性，為社會生產在正常秩序下進行提供了基本保障。其四，生產關系確立了生產力發展的目的或價值標準，這些目的或價值標準包括了生理、心理、教育、健康、環境、人權、安全等多方面的維度，這些價值標準在一定條件下與生產力的技術標準相結合，共同對生產力發展的技術路徑產生影響。

第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適應是有彈性的。相同的生產力發展，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產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不是絕對的、一一對應的。一方面，某種生產關系一旦形成，就會形成相應的利益結構以及保護這種利益結構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從而使生產關系具有了一定的剛性。在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與既有生產關系發生沖突時，作為既有生產關系代表的統治階級，為了避免舊制度的崩潰，會以保留既有生產關系基礎構架為前提，對舊制度作某些改良以局部地滿足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將更高發展階段的生產關系的一些要素引入舊制度的框架，從而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暫時延續自己的統治，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強大的國家政權的力量，阻礙新的生產關系的發展，阻止舊的生產關系的衰退。但是，這也同時為新生產關系取代舊生產關系準備了條件，使統治階級成為自身的 “掘墓人”。另一方面，與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先進生產關系的確立，需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壯大、從局部到整體的發展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必然會表現出多層次多樣性的特點，體現一定生產力水平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對不同的生產關系具有相當大范圍的兼容性。此外，生產力是決定生產關系的最終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自然條件等因素特別是階級力量的對比，也對生產關系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比如，同樣是社會化大生產，可以同時容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樣是個體勞動方式，可以容納西歐的封建領主制經濟和中國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經濟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當然，這些不同的經濟制度雖然彼此之間存在差別，但由于具有大體相同的生產力水平，因此其基本架構是大體相同的。

第三，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對生產力起主要的決定性的反作用。這個一定條件是什么？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這樣說道：“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生產關系的這種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著作中也有具體表述。比如，馬克思在分析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役地租的生產關系時指出，“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并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決定性反作用，《共產黨宣言》曾提出這樣一個著名論斷，“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從生產力進步的杠桿轉變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又作了這樣的評論，“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一先決條件”。

第四，新的生產關系為新的生產力發展創造歷史前提。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關系，這是一般的理論邏輯。但人們觀察到，在現實的歷史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遷的先后次序卻往往是相反的，即不是先有新的生產力再有新的生產關系，而是先有新的生產關系再有新的生產力，這種情況被有的學者概括為生產關系相對生產力的歷史優先性。在19世紀末，馬克思恩格斯就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像俄國這樣比較落后的國家，“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十月革命勝利后，針對“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的錯誤論調，列寧指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俄國的道路也是中國和其他一些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共同走過的道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個論斷，將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歷史優先性從特殊命題上升為普遍命題，為生產關系的能動作用提供了有力證明，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貢獻。

說到這里，人們自然會問：既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著巨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條件下具有主要決定作用，既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往往具有歷史優先性，是生產力發展的先決條件，那么，為什么要強調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具有首要性呢？這個問題，只要辯證地思考就會明白，因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決定性的反作用正是由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來定義的。比如，什么樣的生產關系是進步的？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是合理的？生產關系的進步與落后、制度的“好”與“不好”以什么標準來判斷？歷史上不同經濟制度的更替是由什么力量推動的？這些問題都只有在堅持生產力首要性觀點的基礎上才能得到解答。所謂進步的生產關系和“好”的制度，放在歷史的坐標上看，就是能夠適應生產力水平、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反之，所謂落后的生產關系和“不好”的制度，就是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制度為什么重要，改革為什么重要？是因為好的制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改革是發展生產力的直接動力。“生產關系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命題，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不僅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脈相承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稱作“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一致性從何而來？根源仍然在于人類勞動與實踐的主體性。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無論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還是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都不是脫離人類的實踐而進行的“無主體”的自然過程，而是人類主體在具體的、活生生的實踐活動中，在活生生的社會主體力量的格局中，用豐富復雜的具體形式來實現的，具有極大的能動性。生產力通過社會主體的能動作用，在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開的競爭、合作和斗爭中作出各自的制度選擇，推動生產關系變遷；生產關系同樣通過社會主體的能動作用，在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開的生產、分配和交換中作出經濟選擇，推動生產力發展。有了歷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有了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內在動力，就有了生產關系相對于生產力的制度彈性和歷史優先性，就有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能動作用的廣闊空間。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發展，與以往一切社會都不同，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自發進行的，而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自覺進行的，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的。革命如此，建設如此，改革也如此。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廣大人民從被剝削掠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成為經濟生活的主人、政治生活的主人、社會生活的主人、歷史創造的主人；中國共產黨作為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僅以政治主體的身份，從上層建筑的角度，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且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以經濟主體的身份，按照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自發性、盲目性和對抗性，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得到空前的加強。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這是社會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表現得尤為突出。

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和把握這條重要規律，并依據這條重要規律不斷進行改革，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鄧小平指出，“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觀察社會發展時，一定要注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機聯系。“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深化和發展了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的認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人大政治經濟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