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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提出，是新質生產力理論這一“思想”與高質量發展這個“現實”的雙向奔赴，是因為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或現實問題之所在。新質生產力不是任意的新的生產力，而是能夠支配所有其他部門的工業部門的當前最先進的生產力，是那些能夠幫助我們站在世界舞臺中央的新質生產力。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如使用價值與價值不是一回事一樣。雖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帶來使用價值的增長而不是新創造的價值的增長，但它也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一、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提出

2023年9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上指出，要“努力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可持續振興的新路子”，為此，他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要求“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可見，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此后，在2024年1月31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他還進一步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理論：“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提出，是因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是新質生產力理論這一“思想”與高質量發展這個“現實”的雙向奔赴，這也是因為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或現實問題之所在。經過改革開放數十年的奮斗，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己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使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為目的并處于優勢壟斷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則致力于發展金融服務業，致力于通過金融手段和各種霸權手段攫取利益，在生產力的發展上雖然也有進步，但進步幅度較緩，甚至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的差距從而大大縮小。當前中國已經具備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客觀條件和主觀要求，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提出正當其時。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國際話語權也隨之增強，這對西方國家繼續推行霸權主義形成了威脅，西方國家開始以各種方式打壓中國的發展。在西方國家還處于領先地位的一些領域，他們通過限制關鍵裝備、核心技術和高端產品向中國的出口等手段，憑借技術優勢對我們進行“卡脖子”。西方國家在其領先領域的先進生產力，對中國來說也是新質生產力，需要我們進行技術方面的革命性突破，以打破西方國家的技術限制和壟斷。而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盡管讓中國在短期內無法獲得先進的技術，但也為中國進行技術突破、發展新質生產力讓出了國內市場，使得中國新質生產力企業可以先通過國內市場發展起來，再找機會參與國際競爭。《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中國新質生產力商品如果能夠做到價格低廉，同樣可以摧毀西方國家的封鎖。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已經邁過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階段，正在推進共同富裕。而實現共同富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憑借新質生產力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才能做到。

有人把“資本增殖的推動力”作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之一。但是，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資本的目的是價值增殖，而不是發展生產力，更不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例如，中國計算機行業的某企業集團一直致力于組裝電腦、“賺快錢”，而不去研發芯片和開發操作系統，其解釋是先把錢賺到手再投入開發，但在其賺取了足夠的利潤之后，該企業也沒有去開發新質生產力，而是通過收購白酒企業等方式，力求通過投機賺更多的錢。相反地，以華為為代表的一些公司開發手機操作系統、設計芯片，發展新質生產力，進而對抗美國霸權的威逼利誘，其目的決不是或決不只是出于資本增殖。因此，在全民族和全國范圍內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人才有可能提出，而且也有能力提出。畢竟社會主義中國有著居于主導地位的、處在黨的全面領導下的國有經濟，在私有經濟和非國有的公有經濟中也有廣大黨員能夠發揮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新質生產力理論提出后，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普遍認為，新質生產力理論是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傳統生產力理論的深化和重大發展。不過，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這里涉及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差別。因此，如果我們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不僅僅是實現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新質生產力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辯證關系，這就需要先梳理一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生產力的價值規律相關論述，并找出所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并使之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配合。

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價值規律

有學者在探討數字新質生產力時指出：“傳統生產力是要素生產力，強調單一生產要素功能的發揮，而數字新質生產力則強調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功能，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維持適當比例，提高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質量，從而提高效率，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因此質量要高于傳統生產力。”但是，即便是傳統生產力也要求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維持適當比例，并不只是強調單一生產要素功能的發揮。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挖苦羅雪爾教授對資本家的諂媚時曾經指出：“只需要簡單地把手工業生產（例如裝訂業）的各種操作分配給專門的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用不著一個星期的經驗，就能找到各種職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間的比例數。工場手工業分工通過手工業活動的分解，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個總機構中的分組和結合，造成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質的劃分和量的比例，從而創立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這樣就同時發展了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這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所表現出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的體現。“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于這樣的條件之下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正是要把勞動者置于新質生產力的條件之下，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但是，最關鍵的問題在于，馬克思指出：“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這里的同一勞動不是同一的具體有用勞動，而是同一的抽象勞動，否則當生產力發生變化時，具體有用勞動也會發生變化而不再同一。一個手搖紡車的工人與一個使用自動紡紗機的工人，只要他們勞動的辛苦程度相同，也就是在相同的時間里付出的體力和智力上的消耗相同，他們的抽象勞動在同一時間里提供的個別價值量就是相同的。只不過由于生產力的差異，他們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不同，從而單位使用價值量上分攤的價值量也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同質同量的使用價值有相同的市場價值，前提是，這是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市場。如果一個是十年前手搖紡車為主體生產模式的市場，一個是十年后自動紡紗機為主體生產模式的市場，那么這兩個不同年代的市場上的紡紗工人的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就總是相同的。只有在手搖紡車和自動紡紗機同時出現在同一時期同一地點的市場時情況才會不同。“在英國使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而隨著生產力較高的生產模式淘汰生產力較低的生產模式，較高的生產模式相比較低的生產模式能夠取得的“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了。因此，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必然要趁早。

但是，趁早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可能遇到問題。有人提出：“企業和人才想要通過科技創新獲得廣闊市場空間及價值回報，必須進行大量前期投入，這是激發企業和人才發揮創新主體能動性的物質動因。”這一方面說明缺乏投資實力的小微企業不足以發展新質生產力，一些全力扶持和發展小微企業的舉措不利于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傾斜；另一方面，這里也忽視了大量前期投入有可能使“先驅”成為“先烈”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一臺新機器初次制造的費用和再生產的費用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因此，“經營一個建立在新發明基礎上的企業所需要的費用，同后來在它的廢墟上，在它的遺骸上出現的企業相比，要大得多。這種現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業家大都遭到破產，而后來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得到建筑物、機器等等的人才興旺起來。因此，從人類精神的一般勞動的一切新發展中，以及這種新發展通過結合勞動所取得的社會應用中，獲得最大利潤的，大多數是最無用和最可鄙的貨幣資本家”。這也是今天西方國家許多高科技企業都被金融資本掌控的原因，同時也是企業界喜歡跟風而不是首創的原因。

因此，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就要對首創者給予一定的保護，但又不能保護過度。馬克思指出：“假如必須等待積累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同樣地，如果沒有跟風者，只憑首創者一點點地發展和積累起來，那么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規模必然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同時也限制了新質生產力通過普及應用來帶動經濟更大發展的作用。

為了更好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然而，資本自由流動的后果是消除各資本在個別利潤率上的差別，形成統一的平均利潤率。這會造成新質生產力的利潤率與其他生產力的利潤率相同，而難以吸引更多的資源向新質生產力流動。而且，過于順暢的資本流動在沒有計劃好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資源流入過剩，進而導致經濟波動，一些企業可能會因此而嚴重虧損。當然，這也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可能會經歷的陣痛。

馬克思指出：“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而這種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的表現就是代表較大的價值。從而，如果新質生產力因為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指導在國內高速發展以至于過于內卷，從而經濟效益一般的話，那么只要在國際上能夠做到有限競爭，就有可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實際上，我們拒絕一些學者提出的要求中國沉溺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指導而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中國國內強度較大的勞動在國際上只表現為強度較小的勞動，不希望別國憑借生產力發達的優勢以不平等交換來攫取中國國民創造的剩余價值。

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環節是一個有序流轉創造價值的過程。”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只認為生產環節才創造價值，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會改變這一點。不過，新質生產力在流通環節的運用可以提高流通效率，甚至打通流通領域的堵點卡點，減少流通領域的非生產費用，使更多的資源可以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提高消費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就把雖然是新的生產力但會破壞環境的生產力排除在新質生產力之外。因此，美國孟山都公司的那種必須匹配對環境和人體有害的除草劑使用的轉基因技術就必須排除在新質生產力之外，嚴格限制使用。一般而言，綠色生產力產出的商品的質量較高，價值也較大，不是普通消費者能夠消費得起的。如果一國經濟發展依賴于勞動者低廉的工資，綠色生產力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或者說只能少量發展，其綠色產品也是以出口為主，供給國內外極少數富人消費。因此，中國要發展綠色的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堅定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這樣才有可能以綠色的新質生產力生產出來的綠色產品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使綠色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個廣闊的市場作為基礎。

同時，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本身也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素質，這就意味著勞動者身上要有較高的教育培訓費用，而這也會增加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從而要求有更高的工資來補償這些費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要根據科技發展新趨勢，優化高等學校學科設置、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培養急需人才。要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這其實就是要保證勞動者的教育費用能夠從成才后的勞動報酬中得到充分的補償，以刺激人才數量的增長。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這種新型生產關系，絕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那種只負責使用人而不負責培養人的生產關系。這種新型生產關系不是壓迫人或強迫人去從事生產，而是激發勞動者的活力，這就要求像美國硅谷的一些高科技企業那樣縮短工作日，給勞動者自由發揮自己的勞動力以進行創新的空間。只有這樣而且只要這樣，中國就不僅能夠激發本國人才的創新活力，而且能夠吸引國際人才為我所用，投身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事業中來。

雖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帶來使用價值的增長而不是新創造的價值的增長，但是，由于“它能夠用同量的勞動把更多的不變資本再生產出來，從而把更多不變資本的價值保存下來”，也就是能夠再利用更多的舊價值，從而能夠帶來更大的產值，還能“同時形成新的資本材料，從而形成資本積累擴大的基礎”。這樣就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并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因此，從新質生產力理論提出的現實背景以及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取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圖出發，新質生產力也不是任意的新的生產力，而是能夠支配所有其他部門的那些工業部門中的當前最先進的生產力，是那些能夠幫助中國站在世界舞臺中央的新的或當前最先進的生產力。在列寧指明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時代，只有壟斷才能取得高效益，同時也只有打破他國的壟斷，才能使中國擺脫處于價值鏈低端的處境，提升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經濟效益。壟斷與反壟斷的主要意義都在于使本國的勞動在國際上能夠被算作強度較大或者不被算作強度較小的勞動。

當然，我們所說的壟斷只是有限壟斷，不是為了以“卡脖子”方式壓迫別國，更不是為了壓榨本國居民，而是為了實現共贏。為此，中國只需要新質生產力行業的壟斷的利潤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一般利潤率水平或稍高一些就好。這樣既能夠排斥追求更高利潤的國際壟斷資本的進入，又能維護一定程度的競爭，避免壟斷可能導致的“停滯和腐朽的趨向”。

要獲得經濟高質量發展，僅僅發展新質生產力還是不夠的。列寧指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商品生產雖然依舊‘占統治地位’，依舊被看做全部經濟的基礎，但實際上已經被破壞了，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干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這種金融勾當和欺騙行為的基礎是生產社會化，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于……投機者。”因此，如果只關注發展新質生產力，那么哪怕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其經濟效益的大部分也可能被境外金融壟斷機構所攫取。因此，國內金融體制必須深化改革，做大做強自身實力，強化金融安全能力，以便對抗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壓制，在西方國家政府出面干預時，中方也要由政府出面對峙，以維護中國的金融利益。

不過，即便國內金融發展起來，不使這些利潤外流，但金融系統拿去大部分利潤，也是會妨礙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的。美國一些著名高校培養出來的數學和物理人才沒有進入研發先進生產力的領域，而是到利潤豐厚的金融系統去賺取更高的薪酬，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教訓。為此，中國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要注重扶持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中，要使人才的市場價值更主要地體現在實體經濟部門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這意味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指出：“商品生產普遍化了，它又使社會的分工不斷增進，就是說，一個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專門化，互相補充的各個生產過程越來越分裂為獨立的生產過程。”顯然，發展新質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后果是產業鏈的擴張，從而使經濟發展失衡的環節和可能性也增加了。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由于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在剩余價值率相等時，各個環節存在不同的個別利潤率，尤其是在制造業這個環節，因為投在原材料、廠房和機器設備上的不變資本較大，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從而個別利潤率偏低。于是，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為了追求較高的利潤率并削弱制造業工人階級的力量，而將這個環節外包出去，甚至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壟斷其他環節，尤其是技術開發和銷售環節，從而形成利潤率在產業鏈兩頭高而中間低的“微笑曲線”。然而，隨著制造業流失、產業空心化，雖然這些國家企業的利潤率高啟，人均GDP等指標較高，但其經濟實力反而是相對下降的，對制造業國家的依賴度很高。這也是美國現在急著要讓制造業回流的原因，同時也是中國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時必須汲取的教訓。

因此，在布局新質生產力產業鏈時，除了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外，還要平衡產業鏈各環節的利潤率水平，避免因放棄利潤率較低環節導致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下降而受制于人。當然，這并不是說，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要全部掌握在中國手里，而是說，要能保證這些環節不會被外來因素完全阻斷。在這個前提下，中國還是要與國外企業開展貿易，互相加入彼此的產業鏈中，加強國際經貿聯系，爭取更大的市場。

馬克思指出：“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態的制約。”因此，要布局好新質生產力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就“必須弄清楚一個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同其他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的錯綜關系，以及一個單個資本的形態變化同總產品中用于個人消費的部分的錯綜關系”。在這里，我們可以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這也就是說，要以我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

馬克思指出：“電流繞鐵通過而使鐵磁化的規律一經發現，就不費分文了。但是要在電報等方面利用這些規律，就需要有極昂貴的和復雜的設備。”因此，“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既然不僅從事科技創新研發需要投入較大量的資本，而且應用開發出來的新質生產力也需要較多的資本去購買相應的設備，那么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將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長。列寧也早就指出：“幾萬個最大的企業就是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算不了什么。”現在，一些地區盲目追求市場主體數量的增加，導致單體經濟規模下降，是不利于新質生產力的開發和應用，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