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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楊:法國失去貨幣主權
點擊:  作者:崔楊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授權】  發布時間:2025-04-07 18: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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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密特朗改革失敗

 

撒切爾政府大搞休克療法的時候,法國的密特朗政府也在大搞休克療法。

 

密特朗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1981年一上臺,就大幅增加工資福利,大幅擴大財政開支。先是強制全國最低工資增加10%,隨后三年,又11次強制提高最低工資,工資增長56.8%。同時,養老金增長20%,殘疾人補助增加20%,家庭補助增加20%,住房補助增加25%。到1981年底,住房補助再次增加25%。還有每周39小時工作制,五周帶薪休假等福利。退休年齡從65歲降到60歲,公務員退休年齡甚至降到57歲。

 

給民眾大撒幣,錢從哪里來?當然是加稅。密特朗政府大幅提高了企業稅和高收入人群所得稅。

 

這些大動作,短期內提高了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不可持續。

 

密特朗的激進改革沒有帶來經濟繁榮。從改革開始到1985年,經濟萎縮了10%,法郎大幅貶值,外貿大幅逆差,失業率大幅飆升。這樣的結果,迫使密特朗政府不得不180度掉頭,實施財政緊縮。

 

為什么會這樣?道理很簡單。經濟沒有發展到這個水平,物質遠沒有充沛到這個程度,強行推高福利,財政赤字必然暴漲。政府為了平衡財政收支,只好簡單粗暴地給資本加稅。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簡單加稅會嚇跑資本。資本出逃,工廠關停,失業率上漲,外貿就會逆差。資本出逃和外貿逆差都會導致貨幣貶值,貨幣貶值又會強化貿易逆差。財政貿易雙赤字,必然推高通脹,又造成貨幣進一步貶值,形成惡性循環。

 

改革失敗,密特朗政府開始實施財政緊縮,但是,高福利已經成為法國的傳統。后來的法國政府為了維持高福利,只能不停地借債,推高財政赤字。于是各黨輪流執政,在加減福利、偏左偏右之間來回搖擺。

 

二、法國央行淪陷

 

幾十年折騰下來,今天的法國經濟到底怎樣呢?今天的法國,債臺高筑,失業率高企,經濟長期滯脹,且脫實向虛,科技領域幾乎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創新,在最新科技競賽中,法國幾乎沒有一席之地。然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法國,也就是戴高樂時代的法國,是實實在在的世界強國。

 

那么,法國為什么淪落成今天這個樣子?真的是高福利拖垮了法國嗎?法國經濟的沉淪,有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呢?

 

對這個問題,鄭若麟先生提供了非常獨特有力的觀察視角。鄭先生應該是第一位論證這一觀點的中國學者。鄭先生是《文匯報》駐法國首席記者,20多年近距離觀察法國,洞悉法國經濟的命門。

 

下面不惜篇幅,大段引述鄭先生的著作《自由的幻覺——開放中抵御精神殖民》(東方出版社,2018版,206~221頁)

 

附錄七——誰讓法國喪失了金融主權(

發表于2014年2月《新民周報》)

 

1、法國為何債臺高筑

 

直到20世紀70年代,法國還曾是世界最富裕和強大的國家之一。但今天法國已經被沉重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國家總債務達18703億歐元,占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1.7%,人均負債高達66508歐元。法國經濟被債務拖入衰退之中,長期失業人口突破300萬。

……

 

法國怎么會淪落至此?真的如法國主流學界所說的是源于“福利社會”,最終導致今天的天文國債的出現嗎?

 

這完全是一種蓄意誤導,目的正是掩蓋法國國家金融主權易手的令人驚心動魄的事實。法國國家債務的根本原因,是法國在金融現代化改革的旗號下,在向英美“國際先進金融體制接軌”的口號下,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國家金融主權,從而開始走上一條債務經濟的道路,最終導致法國走到今天這一步。

 

法國的悲劇,應該可以為正處于金融改革關鍵時期的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鑒——它提醒我們,金融主權一旦喪失,就將使國家不可挽回地走向負債和破產的不歸路。

 

法國喪失國家金融主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其關鍵點是1973年1月3日通過的一部法律,史稱《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這部法律的出臺,徹底改變了法國國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結構,架空了國家對金融,特別是對本國貨幣的支配權,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國家金融主權,引發了一系列影響至今的重大金融與經濟后果。迄今已積重難返。

 

比較法國自二戰后迄今的債務曲線即可看出,法國國家債務是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上升的。1978年法國國家債務僅728億歐元,占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1.2%。而從這一年開始債務飆升,且再也沒有下降過,目前已經達到18703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1.7%。法國2013年國家預算中,償還債務利息已經成為最為重要的政府開支,超過高等教育和國防,成為壓在法國國家背上的一大重負。

 

債務的重負已經使國家預算無法為經濟增長提供正常的、積極的金融支持,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為零,甚至負增長。這時,國家的金融信譽級別就必然被下調,借貸利率上升,國家進入越負債借貸利率越高、越借不到錢、從而越需要借錢的惡性循環之中,嚴重沖擊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國家破產將不再是一句空談。

……

 

2、戴高樂為什么必須下臺

 

二戰后法國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法國統治階級于1958年請回了二戰后解甲歸田的戴高樂將軍。戴高樂治國理念非常清晰,由三大部分組成——國家、軍隊和貨幣。而其中法國面臨問題最大的就是貨幣。當時法國處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管之下,法郎幾乎不值什么錢,國家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約9億美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戴高樂上臺后即發行“新法郎”,并立即使新法郎兌黃金貶值了17%,由此啟動新經濟計劃。

 

十年后,法國在實現了經濟起飛的同時(包括核計劃、空間探索、開發世界上唯一的超音速客機協和飛機、建立核打擊力量、發展石油開發工業等),于1969年償還了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部債務。

 

這時法國經濟基本上控制在國家手中。每年170家大企業在政府的組織下制定國家和企業的發展計劃。而私人銀行,包括后來迅速擴張的羅斯柴爾德銀行規模較小,而且國家規定其20%的資金必須交給國家,作為保證基金。這是法國體制的黃金時代,核心是國家掌控金融體制,主導經濟發展,真正從這一體制中獲益的是法國人民。

 

20世紀70年代初,法國進入黃金30年發展期的最后幾年。當時法國經濟發展主要構筑在就業和工業上。國家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領域和基礎設施,使經濟得以高速發展。

 

與此同時,社會消費模式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法國民眾大量購買汽車、洗衣機、冰箱等耐用品,使法國國內消費強勁。到70年代末,第一波消費浪潮過去后,法國社會轉向旅游、電影等其他消費領域,而制造業則面臨停滯。

 

這時,與西方其他國家一樣,法國面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是注重“資本”——加強投資和利潤分紅,還是注重“勞動”——偏向就業與職工利益。戴高樂提出具有法國特色的“參與”原則,即由企業員工“入股”的方案,使資本與勞動、資方與勞方在企業利益上趨于一致。

 

戴高樂治國方針本來就遭到大資本財團的仇視,因為他們的獲利空間遭到嚴格限制。而戴高樂的這一方案,更是被法國上層金融集團視為一個真正的“戰爭行動”,因為這將進一步嚴重削弱資本可能獲取的豐厚利潤,于是他被視為一個必須去除的對手。

 

在國際上,美國正處于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前夜,美元正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的貨幣,歐洲的問題”。美國在黃金與美元脫鉤之后,又通過一系列談判使貨幣之間的兌換變成可浮動而非固定的,這樣,就為華爾街進行大規模的國際貨幣投機打開了大門。

 

然而,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對此前景早有洞見。在戴高樂的領導下,法國堅持相對獨立的貨幣體制和銀行系統,成為抵御國際金融財團暗中試圖打破金融國界、促使歐洲各國建立所謂“獨立的中央銀行”,并使各國金融主權被置于國際金融勢力的監管之下的最后障礙。……這為國際反戴高樂勢力通過一場“顏色革命”——1968年五月風暴——將戴高樂逼下臺埋下了伏筆。

 

3、《銀行法》改變了什么

 

“1973年1月3日法”——《蓬皮杜-羅斯柴爾德法》通過之前,法國國家在戴高樂將軍的領導下,一直控制著國家金融主權。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國家控制的法國中央銀行印制貨幣,并為支持大型國家經濟基礎建設,如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核電等而發行各種長期國債,對這些涉及國家經濟和安全命脈的領域進行融資、開發。從行政結構上來說,法國國家中央銀行聽命于法國政府,也就是法國行政機構。這與英國正相反。

 

也就是說,在1973年之前,法國金融活動都是在法國國家中央銀行主導下進行的。其模式,主要是國家向中央銀行無息或低息(利息主要是為維持中央銀行本身運行的必要支出,一般低于1%)借款,用于日常行政開支,或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國債,用于建設國家急需的大型基礎設施。在這種結構下,法國和國際私人銀行體系與法國國家債務沒有直接的關系。

……

 

這樣,國際金融勢力就無法染指法國金融市場。而當一個國家沒有債務或債務很低的時候,這就等于把國際金融財團用于牟取利潤的“原材料”剝奪了,因為“債務”就是這一“原材料”。就像石油公司靠石油盈利一樣,金融財團靠債務牟利。于是,如何設法使法國從一個無債務國家變成一個債務國家,就成為20世紀60年代末國際金融財團的一個重要目標。“1973年1月3日法”就是為達到這一目的,而被蓄意“制造”出來的。

 

這部法律的一項關鍵性條款,就是限制法國國家以幾乎等于零利率的方式向法國國家中央銀行借款;其理由是“為了限制國家無節制地借款”,因為“無節制地借款必然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問題是,這部以“反通貨膨脹”為理由的法律出臺之前的1952—1973年20年間,法國的通脹率僅為3.5%,實在看不出制定這部法律的需要。而正是在“防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借口下,新出臺的銀行法規定,“禁止國家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家“必須向私人銀行進行有息貸款”。

 

從這部法律伊始,法國國家的金融結構被改變了。過去,國家可以向法國中央銀行以低于1%的利率借款使用,而這部法律通過之后,就變成“法國中央銀行以1%的利率將錢借給私人銀行,而私人銀行再以4%的利率借錢給國家”。據經濟與金融學者比埃爾-伊夫·魯杰容在其著作《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一書中的研究,這部分多出來的額外利息,就是法國今天巨額債務的根源。正是這多支出的部分,構成法國國家債務的主體。

 

法國多名經濟學家,甚至包括前總理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認為,如果沒有1973年通過的《銀行法》,法國國家預算就算每年都處于赤字狀態,法國從20世紀80年代至2010年所積累的國家債務也不會超過1940億歐元,只占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也就是說,法國債務中高達13000億歐元以上是源于債務利息,也就是源于債務本身。

 

更為關鍵的是,由于國家不得不向私人銀行貸款,這就使國家失去了對中央銀行的實際控制權,特別是貨幣投放量的控制權。正是由于這一點,法國學者吉爾·拉沃在最近發表的《導致資本主義金融化的1973年1月3日銀行法》一文中指出,失去金融主權是今天法國背負巨額國債的根本原因。

 

4、誰從法國失敗中獲利

 

目前法國國家債務的2/3的債權掌握在法國境外的銀行手中。“要知道誰是始作俑者,就看誰是得利者。”在法國國家公共債務問題上,首先得利者是國際私人銀行系統。私人銀行自從扮演了法國國家中央銀行和國家本身的中間人角色之后,即憑空獲得了法國國家每一筆貸款的一部分利息,而且這筆利息收入是免稅的。在20家有權發行法國國債的銀行中,僅3家法國銀行,其他包括摩根、高盛、巴克萊等國際金融大財團。本來這些銀行與法國國家債務并沒有什么關系,這一法律使其憑空獲得了一大筆定期收益。其次獲利的是向這些銀行購買法國國債的國際金融財團。國際金融財團通過向上述20家有權發行法國國債的銀行購買法國國債,實際上控制著法國的經濟命脈。在今天法國國家預算支出中,第一大項就是向這些擁有法國國家債務的金融財團支付巨額利息。

 

換言之,法國在通過的這部銀行法后,其一大筆收入就被用于支付給國際金融財團和私人銀行,法國民眾的血汗錢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榨取了。而到今天為止,法國廣大民眾對此仍然一無所知。……至今法國主流學術界和媒體噤若寒蟬,不敢對此進行研究和探討。只有少數學術刊物如季刊《國際戰略雜志》去年第三期發表了專文。

 

據調查,這部法律在法國國民議會投票時,433名議員僅2名缺席,贊成票高達388票,遠遠超過216票的絕對多數票,只有43票反對。為什么一部實質上與法國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法律會得到如此眾多的支持呢?原因就是當時法國認定美英銀行體系是先進的、國際化的,法國應該“與美英接軌”。實際上,這是國際金融財團體系,通過法國國內外多重手段而打贏的一場金融戰爭。教訓應該說是非常深刻的。

 

教訓一:當政權中出現了國際金融財團的代理人物時,就很難防范和抵御。“1973年1月3日銀行法”是在蓬皮杜擔任法國總統時通過并非偶然。蓬皮杜在此前曾受雇于大名鼎鼎的猶太銀行家羅斯柴爾德,擔任其銀行總裁。盡管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兩者之間有什么利益關聯,但問題恰恰在于,很多歷史事實就是無法證明,而只能進行邏輯推理才能理解的。

 

教訓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非常能夠蠱惑人心,使大多數人在接受謬誤時還一心以為自己把握了真理。“1973年1月3日銀行法”的法律理論基礎,就是為了“限制國家無節制地借款以造成通貨膨脹”。問題在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通貨膨脹幾乎可以忽略不提。這就不得不使人對這部以通貨膨脹為理由而通過的法律的動機產生懷疑。

 

教訓三“與美英先進金融體制接軌”“必須改革法國金融體制以進一步使法國融入國際社會”等美好的口號,曾是當時很多法國政治家和學者們的普遍觀念。很少法國議員在投票贊成這部出賣國家金融主權的法律時意識到其嚴重性。他們是在半懂不懂的狀態下,在“專家們”的建議和指導下,投票贊成這一出賣法國國家金融主權的法律的。

 

教訓四:在民主體制國家,政治家大多是外行(搞經濟的,實際上不懂或半懂不懂經濟、搞財政的實際上不懂財政、搞外交的不懂國際事務的實質……),因而基本上是依賴其行政體系,即秘書、專家和顧問圈子。而這一圈子大多來自同樣的學校,大致有著同樣的學歷和經歷,因而相對比較容易被幕后的利益集團所秘密控制。

 

法國媒體曾報道,在法國衛生部長身邊擔任顧問的16名“專家”,全部在或曾經在或事后在法國和國際各大醫藥集團公司里任職,領取高薪。

……

 

教訓五:“專家”“學者”們被長期洗腦之后,會對最簡單的事實視而不見,卻相信從來沒有驗證過的“先進理論”。法國在戴高樂將軍執政時,經濟形勢其實非常有利,是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光榮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期。但法國精英階層卻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反而一心要“改革”和“現代化”法國金融機構,從而通過了“1973年1月3日銀行法”;不僅終結了法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石油危機也是因素之一),而且埋下了法國巨額國家債務的“定時炸彈”。正因如此,法國學術界和政界目前正在對這部法律進行著深刻的反思。

 

我國金融改革目前也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必須警惕的是,在西方國家已經被證明是危險且有害、并造成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國際金融體制,不應成為我們“向國際接軌”的參考系數。

……

 

5、結語:金融資本的反攻倒算

 

鄭先生的分析,是解開法國經濟之謎的鑰匙。法國的教訓,讓我們再次深刻領會到:貨幣主權是國家經濟的命根子。

 

當代法定貨幣是政府的預付信用。政府用好這個信用,對經濟成功具有決定性意義。無論何種情況下,貨幣主權都必須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只要精準控制貨幣流向,主權政府發行貨幣根本無需舉債。向私人資本舉債發行貨幣,等于拱手讓出國家的貨幣主權。

 

其實資本主義興起時,歐洲王室和貴族就是向私人資本舉債來籌措軍費。1694年英國國王特許成立英格蘭銀行。這是一家股份制私營金融機構,直到1946年才由工黨政府收歸國有。

 

早期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工作,就是為皇室籌集戰爭經費,酬勞是貨幣發行權。成立兩周,英格蘭銀行就籌集了120萬英鎊,分期借給英國政府去打仗,同時英格蘭銀行有權發行不超過120萬英鎊資本總額的銀行券。英國政府則同意支付8%的年息,和每年4000英鎊的管理費。年息和管理費掙一筆,發行等額的銀行券又掙一筆,這才叫“雙贏”。

 

私人金融資本掌控國家貨幣主權,是資本主義的悠久傳統。法國央行的故事,不過是新自由主義浪潮下,金融資本僭越國家貨幣主權的又一案例。

 

(作者:崔楊,曾從事教育和翻譯工作,長期從事國際金融貨幣理論學習研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授權】)

責任編輯: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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