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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破解中國經濟運行難題的理論概括，為我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提供了科學指導。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體系嚴謹、內涵豐富，特別是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經濟計劃管理、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等獨創性內容，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而且對當前我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價值啟示。

一、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提出的現實背景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擁護支持下建立全新政權，但因戰爭摧殘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等因素制約，新中國成立時經濟總體水平落后，國家經濟秩序較混亂，經濟循環不暢是經濟建設面對的重大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城市和鄉村經濟相對獨立。由于革命和建設面臨的具體情況不同，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重心經歷了從農村向城市的轉變。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故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業成為黨的經濟建設主要內容，比如毛澤東在1942年論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時指出：“在新的階段上，我們的經濟基礎已較鞏固，我們的經驗也較多了，應確定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業與畜牧業為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因為商業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礎于商業之上，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提出要求：“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在城市驅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強調：“在城鄉關系中，哪一個是中心呢？從有城市的時候起，城市就是中心。”然而，在工作重心轉移過程中，城鄉經濟之間的循環存在較多堵點，基本上以農村為城市供應農副產品的單向流動為主，城鄉發展差距開始顯現，二元經濟格局日漸形成。

第二，工業和農業產值比例失衡。作為社會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產業結構反映一個國家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和質量。新中國成立之初，受戰爭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我國產業結構明顯失衡。統計數據顯示，1949年社會總產值構成中，農業產值占比為58.5%，工業產值占比為25.2%，建筑業產值占比為0.7%，運輸業產值占比為3.4%，商業產值占比為12.2%；從工業總產值構成來看，輕工業產值占比為73.6%，重工業產值占比約為26.4%。“一頭大、一頭小”的經濟結構制約了國民經濟循環，抑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活力。毛澤東敏銳指出，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形成良性發展的邏輯和循環暢通的關鍵，是“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在后續社會主義經濟生產活動中，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不足成為國民經濟循環的短板，導致糧食及輕工業品產量無法滿足人們生活需要，而生活消費資料生產不足，反過來又制約生產資料生產。

第三，地區經濟封鎖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結構反映了生產力的空間布局和各地區經濟之間的往來關系，區域經濟協調與否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循環是否持續和穩定。新中國成立前，因政權格局的特殊性，全國絕大部分工業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內陸地區幾乎沒有工業。具體來看，工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廣州、沈陽、天津等少數城市。1949年，我國西北內陸少數民族地區工業總產值僅為5.4億，只占同期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9%。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強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生產力布局不合理導致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擴大，加上欠發達的交通運輸業，全國各地區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相對割裂，地區封鎖和保護現象突出，導致一些具有自然地理、區位和人口優勢的省份生產要素沒能充分利用，不同省份之間資源互補效應沒能充分發揮，制約了國民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能否構建和如何構建可持續的經濟循環系統，成為當時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難題。基于中國具體實際和基本國情，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積極吸收借鑒其他國家國民經濟循環的經驗教訓，開始探索中國發展之路，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應運而生，并隨著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日趨成熟。

二、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提出的主要目的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復雜多變，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工作時必須遵循實事求是原則，遵循兩點論和重點論的辯證統一——既要強調國家利益，又要關切人民訴求；既要注重短期目標，又要制定長遠規劃；既要尋求國際合作，又要堅持獨立自主；等等，上述內容都蘊含于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從根本任務上來看，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的提出，是要改變國家落后和人民貧窮的面貌，致力于把新中國建設成為世界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是朝夕之事，社會主義發展有不同階段，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而日漸豐富成熟，其提出主要是為解決以下兩大任務。

（一）恢復國民經濟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人民面臨最緊迫任務就是要盡快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運行秩序。為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綱領規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在科學研判當時經濟形勢后，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提出從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恢復交通運輸業和恢復農業生產等方面刺激經濟循環，“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至于國民經濟恢復需要多長時間，毛澤東準確做出預判，“在三年五年的時間內，我們的經濟事業可以完全恢復；在十年八年的時間內，我們的經濟就可以得到巨大的發展”。

實踐證明，在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指導下，經過三年艱苦奮斗，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且在1953—1956年間取得初步發展。就城鄉商品生產和流通情況來看，在新中國成立時，商品生產和流通依然帶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到1952年，國營商業主導的全國性統一市場逐漸形成，多種所有制商業分工協作，有力提升了工農業產品的批發貿易。就工農業生產情況來看，統計數據表明，1949年到1952年，我國國民收入總額、農業產值、工業產值、人均國民收入等均有較大增長。

（二）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實質是先進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社會生產力間的矛盾。對此，毛澤東著重從生產力視角提出解決措施，即強調要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集中反映于生產力結構和布局。1957年，《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就保護生產力而言。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秉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出農林牧業之間的循環要建立在各自發揮必要功能基礎上，絕不能走“犧牲其一發展其它”的路子。從本質上來說，每個部門對保護生產力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從1949年提出“保護森林，并有計劃地發展林業”,到1959年強調“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毛澤東已深刻認識到，一旦破壞農林牧的比例關系，生產力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而且國家要投入更多精力修復補償某一部門的生產力。此外，毛澤東注意到中國作為農業生產大國，幾千年來一直遭遇水災、旱災問題，這對農業生產效率造成嚴重沖擊，因此，他強調興修水利保護既有生產力的重要性。“興修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一九五九年我國七個省遇到很大的旱災，如果沒有過去幾年的水利建設，要不減產而能增產，是不能設想的。”

就發展生產力而言。生產力要素包括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在勞動資料中，生產工具起決定性作用。毛澤東反復強調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發展生產力，這成為其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的一大鮮明特色。比如，單從農業方面來看，毛澤東要求“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并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其機械化水平和程度，“改良農具運動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義很大”“用機械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此外，毛澤東還告誡人們：“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因此，中國只有“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至于發展什么樣的技術，毛澤東在1960年強調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尤其是運用于國防戰略技術，為構建獨立的工業體系作出不可或缺的重大貢獻。

總而言之，“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從實踐中來、回到實踐中去，不僅有力保障了國民經濟在較短時間內全面恢復，而且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提供了科學遵循，指導我國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中的第一個目標，即在1978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為后續實施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奠定了重要基礎。筆者認為，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之所以能夠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就，就在于其把握住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出正確經濟工作路線。

三、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昭示社會再生產穩步擴大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就社會再生產相關問題做了大量批注，分析了國民經濟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的關系，具體探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和社會關系再生產等方面的社會再生產內容。在政府經濟政策層面，毛澤東還就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貨幣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積累與消費比例問題等進行深入思考，并從包括產業、財政、貨幣和貿易在內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出發，思考如何促進經濟循環和擴大再生產，這些都是毛澤東以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底色聚焦暢通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機制、勾勒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宏偉藍圖的具體展現。

（一）暢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循環鏈是經濟循環的基本內容

“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毛澤東基于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客觀情況，創造性運用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分析社會主義生產活動，強調了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處理好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與生產之間的關系。

第一，社會再生產循環鏈要以發展生產為基礎。這具體包括生產什么、由誰生產和怎么生產等內容。就生產什么而言，毛澤東始終強調要把生活資料生產和生產資料生產結合起來，如果生產資料生產過多，生活資料不足，就容易導致人民生活貧困而喪失勞動積極性；如果生產資料生產不足，生活資料也不可能持續增長。就由誰生產而言，毛澤東指出要緊緊依靠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大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產”。就怎么生產而言，毛澤東強調推動高水平生產，以更好滿足人們日常生產生活需要，特別要加強城市的生產，“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

第二，從分配環節對生產環節的反作用來看。一個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對生產具有積極反作用，“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按勞分配原則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群眾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公平原則。這種分配方式有助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反過來促進生產發展。例如，“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及計件累進工資制，借以提高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同時，毛澤東也關注通過合理稅收政策等手段調節社會財富分配，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為保障農民收入逐步增加和農業擴大再生產，“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

第三，從交換環節對生產環節的反作用來看。社會主義新中國既然還存在商品生產，那么商品交換也就不可能被否認，人們可以通過商品交換實現各取所需，促進不同商品生產部門之間的經濟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對新中國來說，除滿足不同分工的勞動者多種需求，更重要的是要依靠農業生產積累發展工業生產，這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重要基礎。毛澤東指出：“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通過加強工農業聯系和互動，可以促進資源在不同產業間優化配置，助力國民經濟發展。同時，這也有助于增加城鄉經濟循環，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國家的整體現代化。

第四，從消費環節對生產環節的反作用來看。一方面，毛澤東強調生產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關系，僅注重生產而忽視生活，不僅難以持續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而且會直接影響到生產穩定與提高。因此，“生產和生活兩方面，必須同時抓起來。不抓生活，要搞好生產是困難的”。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嚴峻的糧食供應形勢以及惡劣的國際環境，毛澤東意識到糧食供應狀況直接關系國家政治和經濟穩定。“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另一方面，毛澤東強調，消費不僅是生產的最終目的，也是促進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動力。生產活動要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多樣性，“社會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要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除物質消費外，人們的精神消費同樣值得高度重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指出：“這本書在談到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他主張在發展生產的同時，要大力加強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

簡言之，社會主義經濟循環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缺一不可，構成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的關系，在不同時代背景、國際環境會表現為新的矛盾和新的需求。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只有暢通這四個環節的運行路徑，才能保證經濟持續循環，只有不同產業和區域等局部經濟循環順暢了，國家整體經濟才能健康穩定地發展下去。

（二）構建“產業—財政—貨幣—貿易”政策協同體系是經濟循環的重要保障

政府經濟政策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循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不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還是一個國家維系經濟穩定發展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必要手段。毛澤東制定的產業、財政、貨幣和貿易等政策為新中國打造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協同體系，為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提供重要保障。

產業政策事關經濟產出效率，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良好的產業政策可以有力推動國家產業協調發展。關于產業結構問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兼顧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重工業為鞏固政權提供基礎，農業生產和輕工業生產則可以滿足人民的日常消費需要，并為工業生產積累資金。在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比例上，“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關于生產力布局問題，要結合各地區具體情況揚長避短，同時注重全局綜合協調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生產力人口聚集，而西部內陸地區則擁有豐富的生產資源，基于此，毛澤東指出必須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促進東西部地區資源流通和交換，“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

科學合理的財政政策有助于實現滿足社會成員需要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探索中完善社會主義財政政策。第一，財政工作要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總方針，就是要通過財政政策來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科學分配，穩定社會供給，為社會經濟循環創造有利條件。第二，財政部門通過調控各個行業和地區的財政支出，引導資源向重點產業和地區傾斜，促進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國家財政要做到統一管理和領導，實現收支平衡和物價穩定。第三，財政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社會主義財政的主要特點和優越性在于“有計劃地為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一整個過程服務的”，繳稅不僅可以幫助國家有序運行，還可以增加人民對國家事業發展的參與感和關注度，“個人所得稅是一切財政制度上了軌道的國家都實行的，這不但是為了國家的收入，而且是為了養成國民對于國家事業的關心的一種物質的表現”。

貨幣作為經濟交換的媒介對經濟循環具有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貨幣政策控制住了我國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的惡性循環，通過國家銀行信貸，支持重點產業和地區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總的來看，中國共產黨制定貨幣政策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與產業發展方向相一致。毛澤東在《論政策》中要求“關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二是貨幣發行要統一。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毛澤東明確要求“金融工作、貨幣發行就必須先統一”。統一貨幣發行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貨幣穩定。三是積極發揮銀行信貸作用。國家銀行的資本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貸出不是為少數人謀私利，而是要向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生產事業傾斜，通過低利息貸款等方式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

新中國成立后，重點發展與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通過貿易合作，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目的是促進國內產業發展和經濟循環，從而提升國家建設水平。毛澤東指出：“我們這些國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是自絕于他國的閉關自守制度，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乃至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一五”時期我國與蘇聯簽訂了貿易協議，從蘇聯引進156項重點工程的成套設備，對我國建設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在發展對外貿易中長期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在相互同意的原則下，我們將允許并歡迎外國在我們的統治區內向商業及工業方面投資”；二是“在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商業關系方面，我們要以同一切國家進行自由平等貿易的政策，來代替日本把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政策”。當然，新中國成立后的產出能力與西方國家相比較弱，因此，這一時期國家在發展對外貿易時采取了積極的貿易管制政策，維護了國家經濟安全。

綜上，如果把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比喻為“大廈”，那么產業、財政、貨幣和貿易起著“四梁八柱”作用，而且它們之間只有相互配合、協同運作，社會主義經濟循環的地基才會更加堅硬牢固，“大廈”才會穩而不倒。

（三）實現物質資料、勞動力、社會關系三種再生產的內在統一是經濟循環的根本要求

一個國家經濟循環外在表現為“投入—產出”的持續更替，投入要素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產出也如此。再生產的實踐表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運行總圍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方面展開。

物質資料再生產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再生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采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統籌兼顧、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政策，既堅持遵循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又吸取蘇聯和東歐國家實際經濟循環的教訓，“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毛澤東把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辯證納入經濟理論和實踐，指出：“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循環的物質資料再生產只有源源不斷擴大，才能根本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總體局面，這就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提高物質資料生產效率。毛澤東意識到，不搞科學技術，物質資料生產能力就無法提高，“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

勞動力再生產是指勞動能力的提升發展，包括舊勞動力的耗損補償和新勞動力的生育補充。毛澤東明確指出：“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在舊勞動力耗損補償上，國家計劃安排勞動力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保障勞動力的穩定供給和充分利用。在新勞動力生育補充上，毛澤東既強調要保持適度規模人口，也要求注意控制人口生育。“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然而，物質資料再生產能力制約著人口再生產，一旦人口數量超過了物質生產能力，人們就會陷入生活貧乏，社會主義經濟循環也就無從談起，而社會主義經濟循環發展如果“還不能掌握這個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幾億人口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新生人口政策要注意計劃生育，“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

社會關系再生產是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再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這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直接目的，“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然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起來后并不牢固，在很多方面還需要不斷完善。毛澤東以工商業公私合營企業資本家拿取定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中還有部分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等內容為例，說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發展存在相矛盾的一面。因此，經濟循環必須聚焦社會關系再生產，確保不偏離社會主義道路。

總之，物質資料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和社會關系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具體展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三者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共同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持續穩定運行。

四、社會主義經濟循環要求資源配置方式靈活有效

一國經濟循環本質上反映了資源的投入產出效率，與可供使用的資源總量、資源配置方式、資源配置環境等密切相關。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始終立足中國資源實際情況，打好經濟算盤，拒絕簡單套用其他國家資源配置方式，要求處理好計劃和市場、中央和地方、個人和國家、積累和消費等關系，從而更好提升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水平。

（一）社會主義經濟循環要求在資源配置手段上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實現了國有化，公有制主導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按照一定計劃進行，計劃對經濟循環具有反作用。“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作為主觀意識的能動反映，計劃對經濟循環能否發揮好的作用依賴于其是否遵循客觀規律，“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等，都直接會對社會經濟運行產生影響。馬克思社會再生產理論表明，任何一個社會，如果脫離經濟規律制定計劃，那么就會對經濟運行產生消極影響，經濟增長萎靡、物價嚴重波動、社會就業不穩、人民收入減少等危機則會不斷爆發。正是通過制定計劃戰略，蘇聯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資源優化配置，國家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成為戰后唯一能與美國對抗的超級大國。毛澤東提出要向蘇聯學習，要把計劃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五年計劃”是社會主義中國資源配置的典型特征。“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在計劃指令下，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在服從大局的前提下，適當根據自身需要，充分利用資源，有條不紊按比例地生產，為我國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出重大貢獻。

此外，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離不開市場價值規律作用的商品生產。針對當時黨內一些干部極力否認排斥商品生產，毛澤東反復強調這既沒有正確理解商品生產的一般意義，也忽視了社會生產的具體情況，“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顯然，毛澤東已經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把握住了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本質屬性，鮮明提出商品經濟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的思想，并明確指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新中國成立之后一段時間，經濟循環主要還是體現于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具體表現為城鄉經濟循環，大量工業品被農民吸收，農民提供了糧食和工業生產原料，農產品和工業品的生產交換對促進經濟增長尤為重要。因此，毛澤東要求以商品生產和交換法則引導農民發展社會生產。毛澤東反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也不贊同蘇聯對農產品采取“義務交售制”的做法，指出這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應堅持按價值進行市場買賣交換，“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

總的來說，毛澤東立足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基本國情，遵循經濟循環一般規律，堅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進行資源配置，在提高資源配置有效性的同時，打破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固化認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等于資本主義，價值規律法則對社會主義而言不是“異端邪說”，相反，它能夠和計劃調控實現優勢互補，“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二）社會主義經濟循環要求在資源配置路徑上把供給和需求匹配起來

供給和需求是所有國家經濟運行發展都要面臨的基本范疇，二者對立統一。由于科學技術、分工、生產組織形式、管理制度等因素影響，社會供給能力相對有限；生命繁衍決定了社會需求存在基本底線，同時人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在客觀上會不斷提高需求層次。然而，一個國家擁有的資源稟賦是既定的，資源如何配置絕不能空想妄為，必須緊緊聚焦“供給—需求”具體情況，以滿足社會需求為導向，盡可能提高資源產出能力。

從供給側來看，有限的資源必須依據現實供給能力進行調配，同時反過來要求供給側改革。眾所周知，社會供給總量受到商品價格、生產要素、政府財稅制度、生產商預期、自然地理區位等條件制約，在配置資源時需充分考慮上述因素。比如，以提高國家生產效率為導向，大城市工業生產的資源投入相較于中小城市來說更有利于國家發展，這是因為，大城市工業基礎比較牢固，配套技術相對成熟，在財稅制度上優先支持大城市發展重工業就成為理所當然的政策。又如，農業生產受土地肥沃程度和自然氣候影響明顯，盡管中國國土面積很大，但相對于人口規模來說，可耕種的土地資源并不算多，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哪個耕種得多一點同樣需要科學布局。從需求側來看，物質生產水平提高推動消費者需求多樣化、分層化，這對資源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挑戰。隨著人口結構和居民收入水平變化，人們對不同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發生變化，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需要綜合評估宏觀經濟、區域發展、社會穩定等因素影響。例如，隨著農業生產穩定，我國逐漸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時候社會資源就要傾向于落后的農村地區，著重改善農民居住條件。

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國供給和需求時常發生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突出表現為生產過剩和人們有消費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間的經濟危機，這是商品經濟在市場自發性導致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會出現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但是借助國家在資源配置上的積極計劃，企業間的競爭不會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無休止地以獲取剩余價值為目的，而是有效地把資本增值、國家發展和人民需求辯證統一起來，由此不會呈現盲目的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需求和供給雙管齊下，把資源在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之間配置合理，方能促進經濟循環不斷從不平衡走向相對平衡。

（三）社會主義經濟循環要求在資源配置結果上把效率與公平統一起來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任何國家在資源配置中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在國民經濟循環中，資源配置效率直接影響經濟質量和水平，資源配置的公平則事關經濟循環穩定和持續。

從資源配置效率來看，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以及落后的社會生產條件下實現高效率、多產出成為棘手之事。對此，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三要素出發，思考如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比如，就勞動者要素而言，毛澤東注重改善勞動組織，即通過科學的工作制度和崗位分工，激發每位勞動者潛能，同時積極開展勞動競賽、技能培訓以及有效的管理監督。又如，就勞動對象要素而言，毛澤東強調保護利用土地自然資源，通過經濟核算和精細管理確保資源有效配置和利用，在具體工作中推行合理的耕作制度和加強環境治理。再如，就勞動資料要素而言，毛澤東提出要通過技術革新生產工具提高經濟產出，彼時全國掀起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運動，極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公平配置資源來看，社會主義經濟循環要求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即資源配置更加傾向于服務于全體勞動人民，而不是少數人或特權階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本質上是為了人民，要讓人民對發展成果有獲得感。“我們的重點必須放在發展生產上，但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須兼顧。……不顧人民生活是不對的，但是重點還是要放在生產建設上”，毛澤東專門批評許多農村合作社排斥個體農戶和貧農，不給予他們農業貸款和資金支持的做法，認為這不符合資源配置的公平性。

總之，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強調通過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設，確保資源高效利用的同時達到社會成果的公平分配，從而促進社會和諧與發展。

五、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的價值啟示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經濟循環面臨國內與國際、總量與結構、增長與波動、地方與全國等矛盾，歷史遺留問題和一系列新生問題互相交織，如何防范化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風險、挖掘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完善經濟利益分配制度等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面臨的重大考驗，對此，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循環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啟示。

（一）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加速演進，一方面，以大數據、算力算法、區塊鏈等底層技術為基礎的新一輪工業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全球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又遭遇歷史性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經濟難以為繼，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技術壟斷和貿易制裁來打壓中國經濟，試圖把中國鎖定在現代世界體系外圍，從而遏制中國崛起。為此，我國必須把經濟工作的重心放到內循環上，既要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依靠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注入強大的內生力，又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供給和需求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其次，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要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處理好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的關系。要堅持鞏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循環鏈，將國內過剩產能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資源優勢互補，有助于加快形成“水平高、安全好”的國際大循環。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在于，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模式“打破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蘇聯模式”，突破了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二元對立理論框架的傳統認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國家和政府不會對國民經濟發展大包大攬，而是在宏觀層面精準把控經濟形勢，制定出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政策。黨的領導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保證，關鍵在于能夠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失效”和“市場失靈”帶來的局限性，更好地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統一，確保資源配置合理性以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歷史經驗表明，經濟政策與市場規律相悖會導致經濟陷入萎靡期，經濟政策與市場規律的協同一致對于經濟發展具有客觀必然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面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宏觀經濟目標時，市場自發性行為可能存在短視和局限性，單靠市場機制往往難以有效解決產業發展中的長遠規劃和協調問題。這意味著，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導向、協調和計劃的宏觀調控不可或缺，應通過黨和政府的有力干預和政策支持，引導資源流向構建“雙循環”格局戰略需要的重點領域。

（三）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確保經濟持續循環

構建暢通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必然要求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強化這些政策之間的協同并保持政策根本取向，對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至關重要。發展規劃、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投資、環保等部門應各司其職各表其能，根據現實具體情況細化落實總體目標，同時錨定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國家階段性任務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促進多重目標、多種政策、多項改革平衡協調聯動”，充分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確保各項政策準確發揮成效，構建科學合理有效的綜合評估考核體系迫在眉睫，通過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方位引導政策出臺節奏時機，規避掉由政策過度疊加和功效抵消引起的風險，確保“打好統籌兼顧、各有側重、互相配合的政策組合拳”。

（四）堅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循環根本立場

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徹落實高質量經濟循環發展。一方面，高質量經濟循環需要依靠全體人民共同建設。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源于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更高要求的經濟發展無疑需要匯集更多人來共同創造。因此，高質量經濟循環要積極拓展經濟發展主體、擴大高質量經濟循環的范圍和深度，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民營經濟、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等經濟主體，不斷推動個體經濟發展，增強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高質量經濟循環所取得的發展成果要由全體人民共享。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聚焦如何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問題，彰顯了我們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初心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及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決心。共同富裕在強調要“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強調要“分好蛋糕”，確保高質量經濟循環成果普遍而公平地惠及所有人民，而不是少數人獨享。

（作者：黃旭，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盧江，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資本論》與當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