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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回憶周恩來入黨經歷

點擊：作者：張復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時間:2018-08-15 11:05:39

1920年10月,張申府和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毛澤東曾不乏幽默地稱他為“我的頂頭上司”。然而,似乎多數青年人沒聽說過這位“大人物”——張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雜志的編輯提及寫關于張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學家?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自由知識分子?或是被民盟開除的“另類”?這位年青的編輯反問我,張申府是誰?他做過什么?

拜訪張申府開了眼界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國政協機關工作。1984年5月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開幕前夕,一個偶然的機會,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對我說,“現職”政協委員、91歲的張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機關來,他是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后來“退黨”了,參加了民盟,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一個“聲明”犯了錯誤,為此民盟開除了他,他的老伴劉清揚也為此和他離婚了。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圖書館做研究員,1957年反右時,他被劃為“右派”,現在倒是“摘帽了”……近兩年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過去,我只聽說過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周恩來是何等偉大的人物,他怎么會有入黨介紹人?并且,這個介紹人退黨參加民盟后還被開除了?并且,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張申府最后變成了圖書館研究員?并且,他還健在!?

不可思議!

那天下午,我在政協機關的院子里終于見到了姍姍來遲、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我的兩個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著他。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鶴發童顏,神態安詳。我急忙走上前去,幫著同事們推扶著坐在輪椅上的張申府。在他進辦公室和老同志談事之前,我懷著崇敬夾雜而又著幾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幾個同事站在張申府身后與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親說起了今天的“奇聞”,父親聽后淡淡地說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張申府、沈鈞儒、李公樸等幾個人在漢口辦過《全民周刊》。”

沒想到,張申府還是我父親張仲實的老同事。

我決心去拜訪這個神秘的“介紹人”和這個“老同事”。打聽到張申府年邁體弱,一般情況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幾經周折,我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西側的一條僻靜的胡同里找到了張申府的家。

那時已是下午4時了。那是一個破損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門沿街敞開著,門上的漆皮大部分剝落。我向院子里探頭看了看,院子里雜住著三四戶人家,小院很靜,靜得有點悲涼。

我遲疑地站在院子大門前,心想這是張申府先生的家嗎?

我鼓起勇氣走進院內,連問了幾聲。北房住所的門口,走出來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進屋內,看來,她是張申府夫人了。

走進屋內,我看到客廳正中的墻上,掛著直頂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國畫,上面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壽星,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捧著一個碩大的仙桃。在畫的側面放著一排書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黃的古線裝書。

我正欣賞那幅國畫時,張申府從里屋來到了客廳。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裝,頭發花白,精神蠻好,那雙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來回地轉動,顯得有點兒神秘。倒是他那寬大的臉龐和厚嘴唇給人一種憨厚踏實的感覺。他個子較高,有點駝背,不戴眼鏡,卻有一副學者的氣質。

我說明前些天在政協機關的院子里見過他,今天來此目的是想聽聽他對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訪報道。當然,我打探他那“傳奇般”的經歷是主要目的,不過不好明講罷了。

張申府客氣地請我就座,但他舉止拘謹,好像不大會應酬人,又似乎躲著什么,他只是對我連聲說“喝茶、喝茶”。如果我不開口,他是不會先說什么的,這倒使我有點不自然起來。

“聽說您很早就認識周總理了?”寒暄了幾句話后,我有意拿這句可能使他感興趣的話題做引子。

果然,張申府眼睛閃過一道異樣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說:“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園和周恩來認識的。當時是五個青年進步團體在陶然亭舉行茶話會,決定‘改造聯合’。周恩來代表天津‘覺悟社’,李大釗和我代表‘少年中國學會’。那時期,李大釗和我正醞釀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聽政協的同志說,您很早就加入黨組織了?”

“是啊!”張申府興致來了,他驕傲地敘說著自己的歷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時代。

“五四運動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每周評論》,還擔任過《新青年》編委。那時李大釗、陳獨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這兩個刊物的負責人,胡適也是這兩個刊物的編委,我和他們很熟。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大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陳獨秀。1920年8月,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釗可以談成立黨的問題。9月中旬,我因羅素來華講學專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陳獨秀家,我們兩人就籌組黨組織事宜多次交換意見。回京后李大釗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后來我們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第三個成員。”

“后來您去了法國?”我問他。

看到我全神貫注地在傾聽他的講話,張申府似乎很是愜意,侃侃而談:“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幾個人同船去法國。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被聘為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學的。那時,上海、北京、廣州、長沙均已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臨行前,李大釗、陳獨秀委托我在法國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張申府說,周恩來是1920年12月去法國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紹劉清揚入黨。緊接著,他和劉清揚又一起介紹周恩來入黨。當時入黨手續是:他和周談話后,即寫信向陳獨秀報告。這年春天,他和劉清揚在巴黎結婚,由于周恩來和張申府夫婦在國內就相識,特別是周恩來與劉清揚同為天津“覺悟社”的戰友,周恩來他鄉遇故知,十分興奮,常去他們住處,對各種問題進行熱烈地討論。

不久,由上海又來了兩個黨員,趙世炎和陳公培,他們兩人都是在上海入黨并由陳獨秀介紹來巴黎的。這樣他們5個人(張、周、劉、趙、陳)成立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立后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張申府為編輯,周、趙撰稿。第二件事是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這個組織在1923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是書記。

“那時您對周恩來是什么印象?”我問道。

張申府說,在法國他住在巴黎大學對面的一個旅館里,常去大學聽課,內容是數學、哲學、邏輯學,其余時間自己做功課。而周恩來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動。在張申府的記憶里,留法期間的周恩來,英俊瀟灑,才華橫溢,工作勤奮,團結同志,在留學生中有極高的威信。

張申府說:“1922年2月,我和周恩來、劉清揚一起坐火車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國期間,我和周恩來一同介紹朱德入黨。朱德要求入黨時,是我和他談的話。當時朱德在國內已是頗有名氣的將軍,但他不遠萬里來到柏林追求進步,為人非常謙虛誠懇……”

說著,張申府起身從里屋拿出幾張有點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給我看:

一張是1923年在德國柏林,4位風華正茂的青年,周恩來、張申府、劉清揚、趙光宸,站立在參天大樹下的合影。

另一張也是在柏林,是張申府與朱德等七八個“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兩排,張申府和前排的幾個人相互面對面地坐著,都把臉整齊地一同側向照相機,這種集體合影照頗有點味道,照片中的張申府戴著一副眼鏡,眉清目秀,很斯文。

還有一張,那是1919年在國內,張申府和好友李大釗、梁漱溟、雷國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園時的合影……

看著這幾件“證物”,我感覺身上涌起陣陣熱流,禁不住對張申府先生肅然起敬。

張申府告訴我,1922年底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時,其負責人是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張申府,下設旅法、旅德、旅比三個支部。他還憤憤地說,旅歐少年共產黨中的頭頭任卓宣(葉青,后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很壞,1923年在巴黎召開的旅歐少年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把他給開除了,但是共產國際很快給他平反了。

張申府回憶說,1923年底,他途經莫斯科回國。在莫斯科時,曾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趙世炎處住了兩個月。在此期間,他聽過那時聲譽很高的聯共(布)黨內的理論家布哈林的演說,并見到維經斯基。維經斯基當時是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維經斯基對他說了許多鼓勵的話,他還見到了被孫中山派赴蘇聯的考察團團長蔣介石、副團長張太雷。蔣介石得知他在法國的活動后,對他十分客氣。

“您還在蘇聯見過蔣介石?”我驚奇地問。

“是啊,是啊。”張申府一臉不屑回答我問題的樣子。

張申府接著說,1924年春節,他回到北京,李大釗希望他去廣州,說現在國共合作,廣東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見陳獨秀,陳和他徹夜長談關于國內外的形勢和國共合作等問題。

1924年2月他到達廣州,受到國民黨要人的熱烈歡迎；并參與籌建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的工作,因為他是當時從歐洲留學生中第一個回來的“左派”。在廖仲愷家里,廖要他推薦國外留學生中有才能的人,他開了一個15人的名單。

張申府對我說,他開出的人名單中第一名是周恩來,他還要廖匯去回國的路費,因為周恩來等人在歐洲生活很拮據……

張申府還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我在廣州身兼四職: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孫中山任命的；廣州大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還給蔣介石當德語翻譯。”

談到這時,張申府已不再拘謹,他瞇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畫著,說到得意時,頗有點眉飛色舞、前俯后仰的樣子。他縱情談論著,陶醉在金色的回憶中。你想不到,90高齡的老人還有那種神態。

“您的這些經歷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憶感染了,打動了,我真誠地對張申府先生說,“許多青年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您應當好好整理整理。”

張申府聽罷,斜視了我一眼,不動聲色地說了一句:“我和毛澤東相識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還有毛澤東?心想,五四運動時期,張申府和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同為《新青年》、《每周評論》的編委,他又與李大釗等人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到歐洲后還成為周恩來和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國共合作的黃埔軍校又與蔣介石、廖仲愷共事來往,中國現代史上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中國現代史上兩大政治對立集團的領袖人物,都和眼前的這位圖書館研究員共事交往過,張申府這種“全方位”、“立體式”的人生履歷真令人驚詫。

張申府接著對我說,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兼北大圖書館編目股股長,主持圖書編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澤東經楊昌濟教授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他和毛澤東是那時相識的。當時25歲的毛澤東,每月工資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報閱覽室”,也就是第二閱覽室,有時還要做些雜務,如為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室整理書刊報紙等。毛澤東做圖書館助理員是從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澤東后來和斯諾談話時說過: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張申府說,毛澤東不忘舊交,他在長征到達陜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澤東把剛寫成不久的名著《論持久戰》寄送給他,當時張申府在漢口工作。

我看到張申府拿出當年毛澤東寄給他的一本尚未裝訂的,用幾張大印刷紙折疊成冊的《論持久戰》,繁體字,豎排版。書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書里還夾著一封毛澤東給張申府的信,現根據我當時的筆記抄錄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戰已歷周年,全國軍民為爭取最后勝利而歷戰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實系于茲,惟如何取得勝利各方持論未盡從同……澤東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有所講述,撮其論旨著為《論持久戰》一冊,自知管窺蠡測無當于大雅之林,然獻曝微忱亦且聊盡匹夫之責……

致民族解放之敬禮!

毛澤東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國成立初期,章士釗告訴張申府,一次閑談,章士釗向毛澤東提及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毛澤東說:“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

張申府侃侃而談,他那愉悅的心情也感染了我。這時,我的腦海里卻閃出一個問號。

“聽說,您后來退黨了?”我脫口而出,話音未落就自覺失言。

“哦……”張申府遲疑地應了一聲,他低頭用力吮了一口茶,沒有回答我。

這個問題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尷尬,后悔不該那樣冒失地提問,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難回答的,正是那些透過玫瑰色眼鏡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問題。

我假裝環視室內的書畫,尋思找個話題岔開……

這時張申府帶著某種權威的口吻對我說道:

“那是1925年1月黨的四大時,大家為一個問題發生爭執,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不服氣他們。我說,同意我的觀點我就留下來,不同意我就滾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擺老資格?是書生意氣?還是政見分歧?張申府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黨組織58年,再沒回來。

“唉!”張申府嘆口氣,搖搖頭說,“以后趙世炎見到我向我提過兩次,說希望我回到黨內來,可我一直沒回去。”

“那您后來做些什么事情?”我問他。

“主要是教書,我在廣州時是大學教授,后來又在暨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做教授,一面教書、一面寫些文章,主要是哲學方面的,也搞點翻譯。”

“您的外語很好。”我說。

“還可以吧。”張申府愜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這時,張申府向我大談羅素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談中他毫不掩飾對羅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說他在這些大學授課,一大重點就是講述羅素的思想。

“抗戰爆發后,我先是在武漢,后來在重慶……”

“以后周恩來和您還有聯系嗎?”我問他。

“當然,當然。”張申府連聲說,“周恩來沒有忘記我。我參加一二九運動后,清華大學解聘了我的教授職務,生活無著落。1938年我去武漢做軍委政治部設計委員時,生活仍然緊張,工作經費也有困難。當時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有意照顧我,還給我寫了信。”

說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著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現照錄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長(陳誠)兩信,均經批回,其要點為:

一、每月所需經費,由渝經理分處按月照規定支付；

二、遷移費發五百元；

三、張委員至各處一行,旅費照發。

根據此批,我已令總廳會計室照辦。經費自7月份起,月發一千元,在此處領七八兩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領,請向總務廳直接接洽。遷移費亦照領。旅費俟兄規定行程后再領。

此復,即致

敬禮!周恩來(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59頁)

周恩來寫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這封信,張申府對我說,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親在重慶病逝,他去吊唁。時隔不久,周恩來特意給他寫信致意。接著,張申府又拿出周恩來的一封信給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啟者,先嚴棄養,承蒙友好姻親多方吊唁,或勞玉趾,或辱瑤函,或賜挽章,或頌芻束,悼死慰生,無任銘刻。惟來以臥病之后,復當大事,心痛體弱,致未能一一登門踵謝,用答隆誼?；蹄ぶ?span lang="EN-US">,特函告罪,請恕失禮。哀此奉復,諸維矜察,并頌

道安!不一。

棘人周恩來鄧穎超哀啟

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22頁)

張申府還告訴我,1940年在重慶,一次蔣介石召見國民參政會的部分參政員,蔣在會上大罵他“不但寫文章反對政府,還在防空洞里反對政府”。不久,他的參政員被除名,接著他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也被取消,薪金沒有了。生活拮據,日趨困難,就在這時,周恩來出面讓他在《新華日報》上辦了一個《科學專頁》副刊,每月送給他50塊錢,以接濟生活。

以后,周恩來又托徐冰給他送來延安產的一條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舉行的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會上,張申府又見到周恩來,周恩來知道他長期研究羅素哲學,談話中,周恩來高興地對他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羅素又要來中國講學了……

張申府感慨地說:“周總理沒有忘記我……”他慢慢說道,“我最后一次見到周總理是在1973年章士釗的追悼會,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好說話,他托羅青長過來問候我。”

想到多年來張申府已淡出公眾的視野,我想起了“聲明”的事,不禁問道:“聽說您建國前在民盟時有個什么‘聲明’吧?”

我盡力不動聲色,想說的含糊點,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張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鍋問到底”。

“唔!”張申府局促不安地縮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顏,他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那是我一時弄岔了,過去的事了……喝茶……”他臉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這個問題要就此打住。

“您這樣高壽,很懂養生之道吧,生活規律,鍛煉身體?”我這樣對他說,想借此擺脫我陷入的窘境。

“談不上什么養生之道。”張申府說,“我不大鍛煉身體,就是公園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讀書,每天還要看6份報紙。要說養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達些……”

在張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談中,我卻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幾分傷感。

“建國后,您還繼續學術研究吧?”我說。

“是啊!”張申府寬慰地說,“我的工作,還有住房都是周總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做些翻譯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來我沒有發表過文章……”

“平時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兩個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門。圖書館的領導對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沒受什么沖擊,大概是‘四人幫’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問。

張申府說:“這些年,和我來往比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這時,張申府的老伴又一次進到客廳給我們兩人倒茶,她說這些年來,張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們兩人談得來,每年他們都要見面幾次,前幾個月,也就是這年春節他們還見面長談了一次。

談到“文化大革命”,張申府喉嚨哽塞地說:“我還可以,就是劉清揚遭大罪了!”

說這話時,淡淡相思寫在張申府的臉上,我知道劉清揚是他早年的戰友、伴侶,后來分開了,就請他多說兩句。

“唉,”張申府嘆口氣說,“她是一個很能干的人,和周總理很熟,沒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把她關押了八九年,在監獄里搓煤球進行勞動改造……1979年劉清揚得到平反,我在她靈前做了一副挽聯:‘生離死別千秋遺憾,志同道合萬世一心’。”

這副挽聯反映了張申府對劉清揚的眷戀和他內心的傷痛?？粗鴱埳旮叭欢鴩@的樣子,我不敢問他和劉清揚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問題了。

這時,張申府靜靜地凝視著窗外。窗外,陽光已漸漸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著他的額頭、鬢角,端詳著歲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跡……

沉思了一會兒,張申府對我說:現在國泰民安,形勢大好,只是我體弱多病,不便參加會議,也無精力看許多會議文件了……

臨別前,我拿出相機,說希望給他和夫人拍個紀念照,張申府高興地叫老伴坐到他身邊,由我拍了幾張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請他的夫人給我和張申府拍幾張紀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樣子,大概是累了,我們已談了兩個多小時,也到了他家吃晚飯的時間,我便向他告辭。張申府起身送我,蹣跚地走到門檻前,還說了句客氣話:

“走好啊……”

告辭張申府出來后,我走在他家那條僻靜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燈把街邊的樹木變成奇形怪狀的圖案灑在路面上,晚風迎面吹來還有些寒意。人生際遇的感慨悄然襲上心頭:人生的差異竟如此之大!

當年在歐洲有同樣的追求,同樣的信仰,同樣的行動的幾個熱血青年,張申府、周恩來、朱德,30年后,其中一個成為幾億人口大國的開國總理,聞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個則是指揮千軍萬馬氣吞山河的元帥,聲名赫赫的開國元勛；而那位在北大圖書館和張申府一同工作過的湖南青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洪亮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動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