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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旭華：核潛艇，一下馬就是20幾年

點擊：作者：黃旭華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20-01-16 09:52:48

黃旭華，1926年生，廣東揭陽人，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719所名譽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曾先后擔任我國核潛艇工程第一代副總設計師、總設計師，主持了第一代核潛艇的研制，為我國核潛艇的從無到有、跨越發展探索趕超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黃旭華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排名第一）；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排名第二）；1995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1996年再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排名第一）；2014年，榮獲2013年度“感動中國人物”稱號；2017年，黃旭華院士當選第六屆“全國道德模范”；2019年9月，獲新中國成立70周年“最美奮斗者”稱號；2019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向黃旭華親授“共和國勛章”；2020年1月10日，獲得2019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自冷戰開始迄今，核潛艇以他巨大的戰略價值成為大國俱樂部的準入證，而戰略核潛艇更成為大國權杖上最奪目的一顆寶石。提起核潛艇，美國人自然會想到里科佛，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核潛艇專家——黃旭華。日前，本刊記者有幸見到了黃總，并對他進行了采訪。

本刊記者：我國的核潛艇已經走過了30余年的歷程，作為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的總師，您能對這段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嗎？

黃旭華：核潛艇的故事可以從1958年說起。

58年有兩件事情對我們工作影響比較大，一個是二機部在蘇聯專家幫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國第一個試驗堆，另一個是我們按照“二四”協定轉讓制造的潛艇，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這一年中蘇關系開始緊張，接著59年，10年大慶，赫魯曉夫來了，我們正式提出希望蘇聯老大哥能幫助研制核潛艇，赫魯曉夫非常傲慢：“核技術非常復雜，花錢很多，你們中國沒有水平也沒有能力研制，我們蘇聯有了，就等于中國有了。你們把海軍基地給我們用，我們的核潛艇可以幫助你們”。毛澤東主席非常氣憤：“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此話立即傳遍09戰線，大家聽了很興奮。國家搞核潛艇是有決心的，一萬年也要搞出來，但是權衡下來，最重要，首先要搞的應該是“彈”。核動力比原子彈技術要求更嚴，核動力是可控的，原子彈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變成可控的，技術要求更高。當時“彈”還未爆，國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彈”上，09項目58年剛剛組建，開始預研，62年就開始下馬，過了2年，這個項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劉華清堅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數人繼續調研工作，并維持了幾個關鍵設備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彈爆炸成功，有此基礎，國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劉華清有關領導抓住機會立即向中央打報告，要求09上馬。65年報告批下來，同意！

此時面臨困難仍然很多，核潛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內容，我們都沒搞清楚。

工作條件也很差，我們搞數據，要用算盤、計算尺算。為一個數據常常要發動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來時有3個原則：

1、立足國內，艱苦奮斗

2、第一條艇帶有一定試驗性質，但建成后要可以作為戰斗艇用

3、大力協同，全國有關科研單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來

我們就因陋就簡，創造上辦法，能拿出點成果就算一點。我們絕不等條件，就算你等得及，國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沒有資料，心里沒底嗎。一個一個解決。我們對國內科研技術力量調查清楚，實事求是地了解我們生產能力到底有多大。沒資料我們發動大家按各自專業搜集國外資料，美國第一個搞出來，他要吹噓自己，所以報刊書籍里零零碎碎會透露些信息，但這些資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們的做法就是3面鏡子：一面放大鏡——把有用的信息從信息堆里挑出來；一面顯微鏡——把信息匯總分析；一面照妖鏡——要去偽存真。

有個例子很有意思，核潛艇做導彈發射平臺，精度不比陸基，因為艇的位置參數是不斷變化的。美國搞了華盛頓導彈艇之后說，他這條艇精度能達到陸基水平，因為他提出一個技術措施——艇上裝個65噸重的陀螺儀，陀螺運轉，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穩定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圖紙，比較吃驚，因為陀螺除自身外還有很多設備來維持運轉，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個很大的艙室給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響。美國人真正的做法怎樣不得而知，但這個方法是比較笨的，是否就沒有其他辦法呢？我們試驗條件很簡陋，但我們通過大量試驗最后得出結論，不一定用這個陀螺，我們有更好的方法。按我們的方法走，到試射時我們打的也很準。

當時我們在葫蘆島，因為這個地方水深，冬天冰凍期較短而且三面環山，保密條件也很好。現在葫蘆島成了旅游勝地了，當時可是荒山敝野的。我們種的樹就算長起來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綠色”，有一句俏皮話說我們是“早上土豆燒白菜，中午白菜燒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燒”。北方尤其冬天只有這個，有時候一年到頭見不到一點油星。

文革時候，我們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點干。當年，我們自己總結了四句話，也算是座右銘吧：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

有人會說這話聽起來有些官套，我說那是因為你沒經歷那個階段，你也可以把它換成時髦的說法叫團隊精神，不過那個團隊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們的四句話還是不同，我們做事可不講什么條件，我們之所以做就是為了國家能硬著腰桿說話，因為我們中國人愛國。

當年同志們聊天說：“我們這輩子，如果將來在子孫面前說說我的往事的話，我們會說，我們這輩子沒有虛度。”

09是65年正式上馬的，不過58年到65年期間，雖然沒有正式立項，但預研沒停，這期間的工作給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65年上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過2年，核潛艇開工，70年下水開始試航，74年交給海軍。這個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們的艇比蘇美前幾艘要強的多。有人講你的艇下水是70年，鸚鵝螺號是54年，差了十幾年，能不強么。不過你可以想想，我們70年代的工業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國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記者：美國人研制第一代核潛艇鸚鵡螺、海狼是常規艇型，到1959年的鰹魚級才變成水滴型，而我們的研制則是一步到位，當時是怎么做出這種決策的？

黃旭華：美國第一條是常規線型，因為當時美國還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對了，這只是個試驗，鸚鵡螺號完全是為解決核動力上艇的問題，其他問題不觸及。

它的航速潛深都較低。同時他們又造了大青花魚，這是為解決核潛艇長時間水下高速航行的問題，要研究線型如何適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顧。兩個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鰹魚。

我們則是一步跳到鰹魚，這個跳不是無中生有想當然的。他們走的每一步，我們都要分析，那些彎路不必再走了，從他們的彎路里我們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驟，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本刊記者：1988年，我國戰略核潛艇水下發射洲際導彈成功。您能不能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和感受？

黃旭華：88年，核潛艇進行了最后兩個大的試驗，算是總鑒定。第一個是深潛，反應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發射魚雷。這個試驗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過頭來，到北海，做洲際導彈發射試驗，兩發，打的很準。中央領導立即打來電話祝賀，說“你們打的比陸地上還要準！” 我一邊感謝領導關懷，一邊哭笑不得。嚴格講，這話是不科學的，海上打，艇的姿態參數不斷變化，當時條件下是不可能比陸基更準的。當時打成這樣，實際算僥幸，陸地上一個正誤差，艇上一個負誤差，兩個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準。

這里說個題外話，我們第一次打洲際導彈，不是這次而是82年，在常規艇上進行的，失敗了幾次，最后一次獲得了成功。在此基礎上，才到09上搞。

09造價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進行發射試驗。

兩個試驗成功后，聶力問我有什么感想，我說：“一喜一憂”。當時冷戰剛剛結束，很多軍工項目都在下馬。我高興因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們就失業了。如果打不成功，我們還可以再吃幾年飯，因為你們還會投資。

聶力聽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們項目就下馬了，一下就是20幾年。

20幾年過去，美國走了多少型號，冷戰結束，戰爭的危險并沒消失。美國(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點沒放松，而我們的科研生產都斷線了。團隊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們也像美日那樣，技術抓的很緊，我們的技術水平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就算不超過美國，也至少不會和他差這么遠。

本刊記者：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潛艇使用國，其核潛艇設計特點十分鮮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堅持使用雙殼體，這和美國的做法迥然相異，您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嗎？

黃旭華：蘇聯認為他的雙殼體有2個最大的優點：

1.兩層殼體之間的液體在抗爆方面能起到緩沖能量的作用

2.雙殼體儲備浮力比較大，艇的安全性提升，能做到一艙進水艇不沉

但雙殼體同時也帶來很多問題，比如水下排水量加大，水下速度會受影響，要保持速度就需要加大馬力，結果艇越弄越大。

美國搞單殼體，儲備浮力小，但他的技術要求更嚴格。美國人不考慮一艙不沉，所謂一艙不沉的“艙”不能太大，如果破的是(洲際)導彈艙，那“不沉”是做不到的。因此美國艇的分艙很少，這樣布置起來比較方便。美國的觀點是：只要做到可靠，艇殼體結構、材料、加工工藝、建造質量保證可靠了，就不需要考慮儲備浮力的問題。

美國蘇聯設計思路有分歧，美國人努力保證艇不被擊中，而蘇聯人則更多考慮艇被擊中后如何挽救。

但不能想當然說蘇聯因為對自己制造能力的不信任是采用雙殼體的原因。這和設計師的風格有關，蘇聯人安全考慮太多。他的雙軸雙獎也是出于安全考慮，實際上，由于渦流影響等原因雙槳效率并不比單槳高。蘇聯采用雙堆是和雙殼體雙軸雙獎相對應的，采用雙堆還是考慮安全太多，并非說對自己反應堆性能不信任。另一個重要原因，單堆功率不能無限提高，采用了雙殼體，船大了，推力不夠，所以就需要2個了。

美國的觀點則是如果單堆安全性足夠，就不需要搞兩個。

本刊記者：您怎么看蘇聯的“一艙不沉”原則？

黃旭華：我認為一艙不沉在戰爭中沒有什么用，一艙進水后，艇不能停在水下，必須趕快浮起來。浮到海面上，如果制海權不歸你，那么艇還是要完蛋。蘇聯考慮他的作戰在北冰洋一帶會比較多，這個地域尚在他的控制范圍內，因此艇上浮后保住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我們就沒這個待遇了。

本刊記者：美國人的第一艘弗吉尼亞已經下水了，在這級艇上美國人試圖兼顧遠洋和近海作戰能力，因此，弗吉尼亞并未強調高速和深潛。弗吉尼亞是不是未來核潛艇的發展方向呢？強調高速和深潛還有必要嗎？

黃旭華：美國搞多功能艇(弗吉尼亞)把潛深降下來，以便靠近陸地作戰。原來一直以高速深潛為目標，越搞造價越大，海狼已經20億了。再加上冷戰后，作戰對象已不像原來那么棘手，地區作戰的重要性上升，所以高速深潛昂貴的海狼要讓位給多功能的弗吉尼亞，弗吉尼亞潛深低一些，但可以兼顧遠洋和近海，而且造價從海狼的20億降到了10億。

你們提到核潛艇的未來發展，我認為這個問題沒有固定答案——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回答。核潛艇這種武器，他的發展要和國情相適合。

我國的特點是海外沒有基地，美國俄國都是有的，要搞強大的海軍，必須有海外基地，我們核潛艇出去，水面艦隊護航結束時，他就只能單兵作戰了。因此，我們對隱蔽性、續航力、自持力要求應該高于任何國家，人家有海外基地可以依靠，我們就不行，戰爭中，我們不能靠海上補給，因為制海權不歸我們。

隱蔽性要搞好兩大問題：深潛和噪音。這些我們應該特別重視，不能說弗吉尼亞速度低了，下潛深度低了，我們就效仿。還是那句話，我們有我們的國情。沒有海外基地，沒有龐大艦隊護航，單兵作戰時，當然下潛越深越容易保護自己，這個不能和美國比，制海權不歸我們，所以我們核潛艇自持力、續航力都要比美國長。美國可以靠基地補給，真打起來我們很難在外邊得到什么補給。這是我們的特點，是建設海軍要特別考慮的。核潛艇的發展無甚定規，要和一國的國情，作戰任務，作戰對象適合。

速度越高越好，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速度越大，問題越多，速度高，功率越大，排水量就越大，排水量越大阻力越大。拿水面艇做例子，起先是炮艇艇型，航速到20節上不去了；換快艇艇型，達到40節左右，再加大功率是沒用的，因為功率大船也就大了，航速還是上不去；然后變水翼艇，接著是氣墊船。

核潛艇也是這個道理，提速不能完全靠加大功率，如果單純加大功率，那航速上限也就是30多節，想更快就要靠技術革命了。

本刊記者：在弗吉尼亞還未大批服役時，美國會不會在特定條件下把洛杉磯這樣的遠洋核潛艇派往近海作戰？

黃旭華：遠洋潛艇不適合近海作戰，這個勿庸置疑。你們說的特定條件，我就理解成執行封鎖任務吧。如果美國要封鎖別的大國，它完全不必跑到近海去。搞遠洋封鎖照樣封的住。就像一戰，英國封鎖德國公海艦隊，她就不必非跑到赫爾戈蘭灣去堵。冷戰，北約要阻止蘇聯跑到大西洋，也不必跑到蘇聯沿海去，守住GIUK水道就好了。封住關鍵出海口和海峽照樣能完成封鎖。

本刊記者：核動力潛艇發展的同時，常規潛艇的AIP技術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瑞典、德國都擁有了相對成熟的AIP技術。有人甚至認為AIP技術使常規潛艇變的可以和核動力潛艇媲美了，您認為我們應該怎么看待AIP技術？

黃旭華：所謂AIP是指不依賴空氣的動力裝置。現在搞的所謂AIP不是不依賴空氣，只不過不依賴自然界的空氣，它把自然界的空氣壓縮了帶著用。

真正的AIP是反應堆，其他所謂AIP都要依賴一定的條件。瑞典搞熱氣機，德國搞燃料電池，都干得熱火朝天。那別的國家是不是也要搞呢？我還是剛才那句話，沒有一定之規，要視國情而定。瑞典、德國的AIP只適合于他們這樣的國家，海洋對他們來說就是波羅的海，波羅的海算是內海，面積小，水淺。所以不需要強調要多大的潛深，不強調續航力。瑞典的AIP艇裝2臺75千瓦主機，水下4節大概2個禮拜能量就完了。這對他的國家來說還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沿海走來走去，這樣的性能就可以了。拿到臺海來，如果封鎖臺灣，估計水下走到臺灣東海岸就沒戲了，什么都來不及做，就得回來。

說瑞典、德國比我們科技水平好些，他們用了，我們就可以用。是錯誤的。他們有他們的國情，我們有我們的。功率那么低，航程那么短，對我國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液氧的安全性技術到現在也不非常可靠。要把它弄到潛艇上，能不能保證一點問題不出，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我說真正的AIP是反應堆，但遠洋作戰的大艇我們國內不能大量造。

那個排水量很大，造價太高，只能適合遠洋作戰，近海不合適，而我們不會只在遠洋作戰，我們必須考慮近海作戰。

所以至少要像法國一樣搞小型核潛艇，加拿大就在搞低溫低壓低功率的反應堆。不能一提核動力，就想到洛杉磯、海狼這樣的大家伙，什么都要完完整整，什么都不能缺。這么搞只能把反應堆弄得很大。搞小型必須要有所舍棄，有失才能有得。該舍掉的舍掉，把燃料濃度降下來，把技術簡單化，保證反應堆低溫低壓低功率，這才真正能起作用。

本刊記者：您剛才提到法國的紅寶石排水量只有2000噸，這級艇為什么搞的那么小呢？

黃旭華：法國不搞大艇，因為他和美國不同，美國是全球戰略，必須強調遠洋作戰，要捍衛他的制海權，所以艇要大，載彈量要多。法國不是這個情況，他的海洋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以很多裝置都可以省了，比如遠洋作戰用的遠距通訊，它就不要；而且它的功率不要太大，航速、潛深也不強調，它的反應堆設計也不錯，它的堆是緊湊型的，但還不是一體化(真正一體化是把熱交換器也壓到殼里面)，這個比通常的分散型難度要大，設備排的那么緊，整個流程都要很好考慮，光管道的伸縮(熱脹冷縮)問題，就要化些功夫解決。法國弄成了，所以艇能搞的很小。這是真正的AIP。剛才說加拿大研制三低反應堆，也搞小型艇，因為他也不過是在沿海活動而已。

本刊記者：法國紅寶石用的小型反應堆和加拿大三低小型堆有什么不同？

黃旭華：兩者其實有質的區別。法國的紅寶石不能叫真正的小型堆，它只算緊湊型的反應堆。小堆的特點是低溫低壓，紅寶石不是，它還是正式的壓水堆，還是高溫高壓，只不過把功率縮小了，搞的緊湊了。加拿大正搞的算是真正的小堆。小堆的核燃料濃度可以降低很多，這樣反應堆的壓力殼可以薄些、輕些，因為壓力、溫度都小了。

燃料濃度低了，核輻射也不像原來那么厲害了，屏蔽工作可以減輕很多，大型艇的屏蔽占重量是很多的。這樣下來，很多技術不用搞的那么復雜，可以盡量簡單些，艇自然就小了。

本刊記者：感謝黃總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對我們的讀者，廣大青少年朋友，您有什么寄語嗎？

黃旭華：我們當年搞核潛艇時有四句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

這四句話聽起來比較土氣，不過這才是真正的財富、有了這四句話，就沒有我們中國人做不好的事情。我把這四句話送給讀者朋友們，希望他們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摘自《現代艦船》2004年12月下半月，原標題《龍嘯九天--中國核潛艇專家采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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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旭華來源：《學習時報》2020年01月15日第A6版

【原編者按：科學家是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重要承載者，科研作風和學風是決定科技事業成敗的關鍵。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中，把中國科學家精神概括為：“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在2019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旭華的身上，集中體現了科學家精神。本期科技前沿版刊發黃旭華的長篇文章，全面回顧了我國核潛艇研制過程，充分展示了老一代科學家忘我奮斗和無私奉獻精神，在此鄭重向讀者推薦。】

自力更生從零開始

我國自行研制核潛艇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的；是在技術先進國家對我國嚴密封鎖情況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是全國大力協同，頑強拼搏，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攻克一個又一個頂尖的技術難關，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國民經濟遭受多年的戰爭破壞，還來不及整頓恢復，就被迫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我們國家本來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能力就很薄弱，嚴格地說，那個時候還不具備研制核潛艇的基本條件。

除了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外，我們面臨的更大困難是：我們沒有有關核潛艇的專業技術人才，一個也沒有；我們缺乏有關核潛艇的專業知識，對于核潛艇，幾乎一無所知，學校也沒有這方面的課程；我們手頭沒有有關核潛艇的技術參考資料，蘇聯援華留下的常規動力潛艇設計建造資料滿足不了核潛艇的要求；國外對我國嚴密封鎖，更沒有專家可以幫助指點迷津，一切都得依靠自己，從零開始。

我們曾天真又簡單地構想，核潛艇大概就是常規動力潛艇在中間剖開，加進一個反應堆。哪知核潛艇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潛艇，除了要解決反應堆和導彈應用于潛艇技術的問題，還必須同時解決由于裝備反應堆和導彈而帶來的一系列相應的配套技術問題。如：適合水下高速航行的艇體環境、不依賴外界條件的慣性導航系統、大功率水聲設備、遠距離水下與陸岸的通信技術等。

為了早日掌握核潛艇技術，突破國外的封鎖和核威脅，我國政府曾寄希望于蘇聯“老大哥”的技術援助。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蘇共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來到中國，我國政府再次提出援助研制核潛艇，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有這樣一段話：“中國想研制核潛艇，簡直是異想天開，對他們的這種異想天開，我只能一笑了之”。大家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他傲慢地拒絕了中國的要求，說，“核潛艇技術復雜，要求高，耗錢多，中國沒有水平也沒有能力研制核潛艇，蘇聯有了核潛艇，同樣可以保衛你們的國土”。他還建議和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在中國建設長波電臺，要求中國提供港口基地供蘇聯太平洋艦隊停泊使用。毛澤東聽了非常氣憤，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描寫：他（指毛澤東）突然憤怒地站了起來，揮動巨大的手掌說，“你們不援助，算了，我們自己干”。

中國寄希望于蘇聯援助的希望完全破滅，不得不自力更生，走自行研制的道路。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聶榮臻、羅瑞卿等研究發展尖端武器時，發出誓言：“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這是一句氣勢如虹、擲地有聲的誓言，這句話有幾層含義：第一，為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捍衛海上權益，為了遏制國外核威脅、核訛詐，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潛艇；第二，核潛艇技術復雜、牽涉面廣，要求高，必須認真對待，全國要大力協同，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完成這項艱巨任務；第三，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把核潛艇搞出來，十年不行一百年，一百年不行一千年，一千年不行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山動地搖，自行研制核潛艇的決心不動搖！

毛澤東的誓言，極大地鼓舞了核潛艇研制戰線廣大職工的士氣，規定了我和我的同事們獻身核潛艇的人生走向，從此，我與核潛艇結下終身不解之緣。

學好“兩論” 統一認識

工作千頭萬緒，擺在大家面前的是諸多困難和錯綜復雜的矛盾。科研設施基本條件不具備，如何開展工作？技術途徑如何確定？攻關課題如何選擇？設備材料如何選型？戰術技術性能如何制定，等等。

719所黨委經過反復認真研究，決定從學習“兩論”入手，組織全所同志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把“兩論”的基本觀點應用到核潛艇研制工作中。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推動認識發展的動力，是認識事物的第一要素，要抓住主要矛盾，處理好尖端與常規，先進與現實的辯證關系。我們強調任何尖端復雜技術，都是在常規基礎上發展提高的，是常規的綜合集成和提高，在綜合上發展提高就是創新，綜合能出尖端。掌握了這個觀點，不僅打破了對尖端的迷信，更為突破尖端提供了捷徑。

我們在核潛艇研制中，除少數具有特性的設備儀表外，都以國內現有成果為基礎，不搞新的，既減少了矛盾，又爭取了時間。

學好“兩論”，統一了思想認識，我們隨即開展對國內外有關情況的調查研究，著重摸清美國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和第一艘導彈核潛艇“華盛頓”號的概況和主要戰術技術性能以及發展趨勢，以便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制定我國核潛艇的戰術技術要求。

要在浩瀚無邊的報紙雜志和論文資料中尋找到國外保密控制極嚴且又有價值的核潛艇資料，猶如大海撈針。難得找到的一點資料，又是掐頭去尾，零零碎碎，真真假假、真假難分。我們要求科技人員隨身帶上“三面鏡子”，用“放大鏡”擴大視野，一有線索就跟蹤追擊；用“顯微鏡”摸清內容實質；還要用“照妖鏡”加以甄別，棄假存真，以免上當。

爭取時間絕不等待

有報道說，美國導彈核潛艇為了確保導彈發射的命中精度，對艇的航行姿態提出嚴格的技術要求。為此，打算在艇上裝設一個65噸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的高速運轉來穩定艇的航行姿態。這個大家伙，不僅我國生產不了，還增加了一個攻關課題。如果加上它的輔助設備，需要增加一個大艙室，加大艇的排水量，將嚴重影響艇的航行速度。我們懷疑這樣的做法是否是唯一途徑，難道就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了？但是，人家科學技術比我們強，他們都用了，我們敢不用？將來出了問題怎么辦？導彈打不準誰負責？

那個時候，我國大型先進試驗手段尚未建成，我們只能從理論分析和簡陋試驗入手。從獲得的大量初步數據來判斷，如果從艇上操縱面下功夫，同樣可以滿足對艇航行姿態的要求。我們是認真按科學程序辦事的，結論符合科學規律，那么就應該相信自己的結論，不能盲從，應該大膽走自己的路。后來，我們得到的信息，美國并沒有裝，差點上當鬧笑話。

我們把收集的零零碎碎、真真假假的資料經過分析鑒定，主觀集成“美國核潛艇的總體”。這樣主觀集成的“美國核潛艇總體”，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中仍然無底。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從國外先后帶回兩個美國“華盛頓”號導彈核潛艇兒童玩具模型，一個大些，一個小些，都不大，鐵皮制作，殼板可以掀開，里面密密麻麻，布置著各種設備儀表和武器裝備。我們樂極了，對玩具多次進行肢解組合，拆了裝，裝了又拆，發現這兩個模型與我們收集的零零碎碎資料主觀集成的“美國核潛艇總體布局”基本一致。這就增加了我們的工作信心，雖然對其真正的具體戰術性能仍然一無所知，但卻有了一個直觀的參考作用。

國家科學技術薄弱，科研手段和試驗設備不是空白就是待建或正建，條件不具備怎么辦？我們提出“騎驢找馬”，驢沒有馬跑得快，但一時沒有馬，那就先騎驢上路，邊走邊找；如果連驢也沒有，那就邁開雙腿上路，爭取時間，絕不等待。

就拿計算手段來說，哪有今天一秒上億次的計算機，我們手上只有算盤和計算尺。造船首先要確保建成后艇不沉不翻，重量要等于浮力，重心要垂直在浮心下。重了，一沉到底；輕了，又潛不下去；重心若高于浮心，一定翻倒；重心保持在浮心直線下，才能像不倒翁那樣不翻不倒。

幾千噸排水量的核潛艇的重量重心值，牽涉到數萬臺件的設備、儀器，幾十公里長的管道、電纜和上千噸的鋼材材料。成千上萬的數據，我們都是用算盤和計算尺，一個一個算出來，然后加以集成，再不斷調整配重，每次調整都得從頭再算。為了一個數據，經常要動員一批人，夜以繼日苦干若干天。為了確保計算結果準確，往往還分兩組同時進行，如果結果不一樣，你得4我得6，不是你錯就是我錯，或者你我都錯，就得從頭再來，直到相同為止。我們的同志，硬是咬緊牙關，毫無怨言。

為了確保艇建成后的實際重量、重心值控制在設計數據范圍內，在建造過程中，我們在船臺入口處設置了一個磅秤，凡拿進船臺的都一一過秤，記錄在案；凡拿出船臺的，如施工中切下的邊角余料，剩余的管道、電纜，也都一一過秤，從進船臺過秤的重量中扣除，幾年來天天如此，我們稱之為“斤斤計較”。這個辦法聽起來多土呀，我們硬是用這樣的土辦法，來精確地控制艇的重量和重心值。幾千噸排水量的艇，建成后經過試潛定重考核，艇的重量重心與設計值相差無幾，真是來之不易啊！

在船的耐壓艇體的有限空間內要布置安裝數以萬計的設備、儀器、附件、閥門，還要通過管道、電纜連接，有機結合起來。不僅要求布局合理，確保重心在艇的浮心直線下；還要方便施工、維修、保養；更要滿足海軍使用的要求。我們決定在船廠和工人一起，按照設計草圖1∶1全尺寸制作一個實體模型，通過模型制造、模擬安裝、模擬維護保養、模擬操作，逐個反復推敲，不斷調整完善，然后反映到施工圖紙上來。不僅做到全艇設備、儀器、管道、電纜布置合理，精確到位，還預先暴露矛盾，在模型制作中把這些矛盾處理好，同時，這里還是一個極好的培訓場所。

隱姓埋名恪守諾言

世界各國對于高、新、尖端技術，尤其是國防技術，特別是有關核潛艇技術，都列為國家最高級別機密，我國當然也不例外。記得我剛開始核潛艇研制工作時，領導上向我提出三條要求：一、核潛艇研制工作機密性極高，要準備干一輩子，進來就不能出去，犯了錯誤也不能離開，可以做雜務打掃衛生；二、不能泄露單位名稱、地點、工作性質和任務；三、要默默無聞隱姓埋名，當一輩子無名英雄。

我欣然允諾，保證恪守諾言。

同志們問我，一般科學家都可以公開自己的課題，一有成果就搶時間發表；而你們，越有成果把自己埋得越深，你能適應嗎？你是怎樣適應這種特殊要求的。

我說，我完全適應，保守國家機密是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何況是核潛艇。新中國成立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加入了黨的地下組織，地下黨對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十分嚴格。在交大，除了我的入黨介紹人，只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地下黨員，這個人就是同我單線聯系的同志，同班的地下黨員都互相不知。在國民黨白色統治下，一有疏忽就有人頭落地的危險，我是在接受這樣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因此我能理解能適應。

1954年，我參加了保密要求極嚴的蘇聯援助中國幾型艦艇的轉讓制造，所謂轉讓制造，是蘇聯提供圖紙資料，全部設備、儀表、管道、電纜、部件和材料派專家在中國指導建造。1956年新年，我趁出差廣州，請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弟妹，在家只停留了三天，過了元旦就匆匆走了。臨走前母親摸著我的頭發輕輕地說，你從小離家，在外顛沛流離求學，吃盡苦頭，那時戰亂，交通中斷，你回不了家；如今解放了，社會安定，交通恢復，可父母也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我噙著眼淚滿口答應，可是，這一別，就是30年，30年我一次也沒有回過家。

1958年，我從上海調北京，領導只講出差北京幫助工作，沒提具體任務，我行李也沒帶，隨身背一個小背包，就往北京跑。一到北京就被留下了，父母多次來信詢問在北京哪個單位、干什么。我都不予答復，父親病重，我因工作忙和保密原因未能回家；父親去世，我也沒有回家奔喪，他直到去世只知道三兒子在北京，只知道一個信箱號碼，不知道我在哪個單位，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父親去世時，同志們勸我向領導請個假，我說不行。我相信如果我向領導反映，領導一定會答應，可這會使領導為難，我還是自己承受好了。

1987年，上海《文匯月刊》有篇長篇報告文學——《赫赫無名的人生》，描寫我國核潛艇總設計師的人生經歷，我把這篇報告文學寄給母親。聽我妹妹講，母親戴上老花鏡，滿臉淚水，全身顫抖，反復閱讀這篇文章。文章只提“黃總設計師”，沒提具體名字，但是提了他的妻子“李世英”，母親一看，李世英是她的三媳婦，文章里的黃總設計師肯定就是30年沒回過家，被弟妹們誤解為不要家、忘記父母的不孝兒子。更沒想到，兒子竟在為國家做大事，盡管母親一直肯定她的兒子不可能大學一畢業就不要家，忘記養育他的老父母，但對兒子30年不回家，難免有怨言。

母親心痛之余卻自豪不已，她把子孫們叫到身邊，簡單地說了一句話：“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諒解”。知兒莫如母啊，母親簡單的幾句話傳到我耳朵，讓我30年如山般的重負一下釋然，我忍不住哭了，我深深地感謝母親和弟妹們對我的理解和諒解。回到老家，我在父親墓前長跪不起：不孝的三兒子來看你啦！兒子不孝，相信你和母親一樣，也能理解我、諒解我！

有同志問我，忠孝不能兩全，你是怎樣理解的？我說：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孝，我雖然沒有遵守“常常回家看看”的諾言，但我恪守了要嚴守工作機密的承諾，我相信總有一天，大家會理解、諒解我的。

花甲癡翁志探龍宮

新型號潛艇的研制包括核潛艇和常規動力潛艇，最后都要進行極限深潛和水下全功率全航速航行試驗的考驗。

深潛試驗是考核艇在設計極限深度下的結構強度、焊接質量以及與海水接觸的設備、部件、管道、閥門能否承受得起強大海水的壓力，考核艇受壓變形情況下，所有設備、系統能否運行正常。一塊撲克牌大小的殼板，在極限深度時，要承受將近1.5噸的海水壓力，任何一個細小結構，焊接質量或設備、管道、閥門承受不起海水壓力，都有可能造成艇毀人亡的悲劇。1963年，美國王牌核潛艇“長尾鯊”號在深潛試驗還不到200米時，就沉沒葬身海底，艇上100多名參試人員無一生還。

我國自行研制的核潛艇首制艇，沒有一件設備、儀器、材料來自國外，完全是國內自己制造的，這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國人自己白手起家研制出來的核潛艇，能否順利闖過中國核潛艇研制史上第一次深潛試驗大關？參試人員心中無底，思想波動較大，個別人給家里寫了信，說要出去執行任務，萬一回不來，有這樣那樣一些未了的事請代為料理，其實就是“遺書”。宿舍里有人哼起《血染的風采》這首歌：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也許我的眼睛將不再睜開……彌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壯氣氛，帶著這樣沉重的思想包袱去執行極限深潛試驗是危險的。

我決定和艇員對話，聽聽他們的意見，我對他們說：《血染的風采》是一首很美、很悲壯的抒情歌曲，我也很喜歡。作為一名戰士，隨時準備為國家的尊嚴和安全獻身自己，這是戰士的崇高品德。但是，這次深潛任務絕不是要我們去“光榮”、去犧牲，而是要我們把試驗數據一個不漏、完完整整地拿回來。我們要唱的不是《血染的風采》，而是“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那樣威武雄壯，滿懷信心的進行曲。

我告訴大家，我對這次試驗充滿信心。首先，我們在設計上留有足夠的安全余量，建造過程有嚴密的驗收手續，有案可查。我們又花了3個月的時間一起對全艇進行嚴格的質量復查，還準備了500多條應急處理預案，試驗程序又是逐步由淺到深的，先是50米，然后是20米、10米、5米、2米，最后是一米一米，在確保應力應變正常情況下，才向下一深度下潛，絕不蠻干。

但是，是否還存在潛在危險，比如說，工作中一時疏忽留下的潛在危險；或者，超出我個人知識范圍之外的潛在危險呢？說句老實話，我是既有信心又十分擔心。為此，我決定和你們一道下去，共同完成深潛試驗任務。

好心人勸我，艇上不需要你親自操作，你的崗位是坐鎮在水面指揮艦上，何必下去冒這個險！我說，我下去不僅可以穩定人心，更重要的是萬一出現不正常現象，可以協助艇上及時采取措施，避免惡性事故擴大，我不僅要為這條艇負責，更要為艇上100多名參試人員的生命安全負責。

試驗進行得非常順利，人們堅守在各自的崗位，全神貫注，艇里回響著艇長下達任務、艇員及測試人員報告操作的聲音。巨大的海水壓力，使艇體多處發出“咔噠、咔噠”的響聲，令人毛骨悚然。當深度計指針顯示到極限深度后，艇長下令各崗位嚴密檢查，當所有檢查正常通過后，艇長才下令起浮。

上浮到100時，全艇突然沸騰起來，握手、擁抱，甚至有人激動地哭了，深潛試驗圓滿成功，試驗數據一個不漏地取了回來。艇上《快報》要我題幾個字，我不是詩人，但一時興起，隨即題寫了一首打油詩：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無私奉獻成就擔當

我國自行研制的核潛艇首制艇，1965年正式立項進入型號研制開始設計，1968年開工建造，1970年下水，1971年完成系泊試驗進入航行試驗，1974年8月1日交付海軍，只因北海水淺，極限深潛試驗和水下全功率最高航速試驗到1988年才在南海進行，研制進度之快，在世界核潛艇研制史上是罕見的。

1974年首艇交艇時，我們總結了研制工作中成功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四句話16個字歸結為“核潛艇精神”，這四句話16個字是參與核潛艇工作廣大職工的共同指導思想和具體行動綱領，激勵著大家只爭朝夕、奮勇拼搏。他們淡泊名利、隱姓埋名、奉獻了寶貴的青春年華又奉獻終身，他們熱愛祖國、熱愛核潛艇事業。如果問他們對此生有何評述，他們會自豪地說:“此生沒有虛度！”為什么沒有虛度？他們會驕傲地回答：“落實毛主席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誓言，我們做到了，不是一萬年，也不是一千年、一百年，而是不到十年。”再問此生有何感想？他們堅定地回答:“此生屬于祖國、屬于核潛艇，獻身核潛艇事業，此生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