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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聊聊美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干的壞事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0-22 08: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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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7月3日，美國威逼中國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

某黨報總編談到中美關系時曾說“美國對中國干的壞事最少”。這一表述受到左翼的批評。但這種表述應當說是準確反映了改開后體制內很多人的真實看法，也反映了體制外相當一部分人的真實看法。實際上，由于改開后對具有反帝內涵的革命歷史文化的長期消解，和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華歷史的片面美化，美國曾經的帝國主義形象在相當一部分官員和民眾中完全不存在了。在他們心目中，美國對中國不是“干的壞事最少”，而是根本沒干什么壞事，反倒是好事干了一大堆，如辦教育，辦醫院，辦慈善，幫助中國抗戰如此等等。正因為有這種認識，所以很多人對最近美國的對華做法頗為不解：美國怎么了？美國不是這樣的啊？這不符合美國給我們的印像和理念啊？思來想去就把這歸結為那個金毛總統，期盼換個人就會好。以至于各類媒體天天討論老美大選，好像是中國在選總統呢。實際上，美國一直就這德性，有時直接露出無賴的嘴臉，赤裸裸地干壞事，有時又以偽善的面目來遮掩所干的壞事，如何操演全依歷史需要而定，與誰當總統屁關系沒有。而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卻把自己的國運寄托于美國。美國一對中國甩臉子，立刻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這一現象再一次證明：對歷史的歪曲虛化會對民族自覺和民族自信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在一般意義上，估量干壞事對個人或是對國家的危害程度，不僅僅取決于甚至主要不在于壞事干的多少，而在于干的壞事的大小。砸總編家十次窗戶也不如殺總編家人危害大是顯而易見的，總編肯定承認這一點。就此而言，那位總編用干壞事多少來估量美國對中國的危害，起碼客觀上是為老美洗地。因為美國對中國干的壞事最大！這就是美國從50年代開始長期干預臺海事務，導致中國長期處于分裂狀態，并且使臺灣問題成為民族復興的最大障礙。這不是最大的壞事嗎？為何連官方媒體都回避這一點？

回望歷史，美國不但對中國干了最大的壞事，而且其它壞事干的也不少。新中國建立前夕，毛主席針對美國官方在其對華政策上的自我表揚，同時基于當時知識界糊涂不堪的親美崇美傾向，明確指出：

“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為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

雖然這種教科書一直未曾出現（只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當時尚有革命屬性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題為《美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錄》的小冊子），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美國就一直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并在臺灣問題上公然阻撓國家統一，因此那時的中國存在著濃厚的反美的歷史文化氛圍。筆者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時在幼兒園就唱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的兒歌（盡管那時我不知杜魯門是誰），因此可以說那時的民眾尤其是青年反對美帝國主義（不是反美國人民）的傾向是絕對的主流傾向。但是自從當年的“十月春雷”炸響之后，大概出于另尋道路的需要，親美成了體制性的選擇。文化知識界和教育界及傳媒界為此進行了長期而又廣泛深入的親美崇美教育，在民眾尤其是知識精英中成就了大批美粉。在他們心目中，美國不但沒對中國干過壞事（壞事都被說成好事了，如門戶開放），而且是文明的燈塔，是中國要到達的彼岸。以至于面對美國當前的對華淫威，很多人所懷有的擔憂和害怕遠大于對美國霸道無理的憤慨，這在知識界表現得更為突出和明顯。他們不是看美國是不是在干壞事（因為他們認為美國不會干壞事），而是不斷審視中國是不是對美國干了壞事。這些知識界人士基本都是吃體制飯的，這也算是體制性操作的后果吧。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確實應當有些逆向操作了，應當說說美國曾經對中國做過的壞事了。否則一旦出現中美對決，我們很難有勝算，因為多年來崇美親美的社會文化心理積淀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清理，關鍵時刻會對社會動員產生巨大的粘性。國家間的對決本質上是人心的對決，這一點上美國很成熟，他們的反共反華教育是長期而又廣泛深入的，中美間密切的經濟交往絲毫不影響這一決斷性操作。他們在這點上也是成功的，中國在美國民眾心目中始終是一貫干壞事的負面形象，以至于每次總統競選中，競相攻擊中國是總統候選人撈選票的重要手段。因此美國政府的任何反華操作甚至中美對決，都會有民眾基礎，他們對此毫不感到突兀。而我們正相反，不但體制不對老美發惡聲，對民間任何的反美話語也會傾力打壓，據說是怕“友邦驚詫”，影響中美友好大局。在這種背景下，任何揭露美國曾對中國干過大量壞事的逆向操作，一般不會得到體制性的公開首肯，而且一貫親美的人文知識界也一定會大加撻伐。但此事現在確實有必要做，這只能寄希望于有膽識有能力的人士。筆者年老體弱，膽識和能力更是無從說起，手頭又無詳備的資料，因此顯然無力進行學術考證性的操作。只能利用手頭的一些資料，以聊天的形式講講美國在近代史上對中國干過的壞事。這些事真不能忘了，咱中國沒對美國干什么壞事，美國的統治階級都會用編出來的壞事糊弄美國的老百姓，給咱添惡心。咱們還不應當記住美國對咱干過的壞事嗎？

新中國建立前夕，美國政府在總結對華關系時曾自我夸耀說：美國一貫“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完整”。咱就看看它是怎么個尊重法。大家都知道當年英國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實際上美國也毫不遜色。老美建國不久后的1784年8月28日，一艘號稱“中國皇后”號的美國商船到了廣州，這是來到中國的第一艘美國商船。船上當然沒拉什么“中國皇后”，而是一個叫山茂召的管貨員在船上載了40多噸西洋參。那玩意在美國哈德遜河流域和新英格蘭西部有的是，不值啥大錢。可那小子會吹，結果這點西洋參使他賺了三萬七千七百多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他回去以后一炫耀，立刻在美國掀起“中國熱”，那時咱中國在美國還真火了一把。但凡能搞到一艘能裝5個人的單桅船的人就想著到中國撈一把。那家伙由此也成了駐中國廣州的第一任領事。可你美國人來做生意就好好做吧，但他們嫌正經生意來錢慢來錢少，就干起走私鴉片的壞事。他們一方面靠賄賂開路，對不買賬的就武力對付。為此他們專門搞了一種叫飛剪船的武裝船，這種船有炮，有槍，還有刀劍，配備的人員也是勇武好斗的亡命之徒。當年一艘名為“羚羊”的飛剪船一進入珠江口，就遇到中國的緝私船。飛剪船立刻開炮，并做好格斗準備，連用來澆人的開水都燒好了。當中國緝私人員一登船，這些海匪就開槍射擊，還真用開水澆人。然后快速駛進伶仃洋，卸下鴉片揚長而去。這還不算完，他們還把中國緝私人員的尸體掛在船的每一根橫木上以示警告，看你們中國人還敢管！美國強盜通過這些手段把大量毒害咱中國人的鴉片運進來。僅1817年，各國運進中國的鴉片就達到四千五百擔，其中美國運進來的是一千九百擔，占了總數的42%。所以我們說到鴉片對中國的危害和鴉片戰爭的緣由別忘了美國干的壞事。

鴉片戰爭后，美國看到他的親哥們弟兄得了好處，也想撈一把。1844年2月派了個叫顧盛的專使帶著三艘兵艦來到中國澳門，開口就要見皇帝。那個叫道光的皇帝老兒慌得說你別來，有什么事你在廣東說吧。顧盛看出了皇帝老兒的膽怯，直接將兵艦開進黃埔并開了幾炮，美其名曰是禮炮。但又說“有使中國再嘗戰禍之必要”，嘗過西洋利炮滋味的皇帝老兒立刻慫了，只好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了中美關系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這個條約不但使美國獲得了與英國一樣的在中國的特權，而且還獲得了一些新特權。并對南京條約的一些條款作了更有利于他們的具體規定，如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范圍，美國兵艦可任意到各個口岸巡查貿易，直接侵犯了中國領海權。美國有權在口岸建教堂，這是進行文化思想滲透的開端。這個條約一簽訂，法國立刻在當年8月如法炮制，派了8艘兵艦來要好處，清政府照單全收簽了黃埔條約。接著其他列強蜂涌而至，清政府也是一概應允，從此中國門戶洞開。中國有一個說法叫有一才有二，有二才有三。可見沒二就沒三了。美國就起了個老二的作用，這個作用所壞的程度一點也不比大英帝國差，因為它讓所有的強盜都明白了，在中國撈好處不費吹灰之力，嚇唬嚇唬就成，從此列強在中國幾乎為所欲為，一個教堂神父就能讓地方大員嚇得尿褲子。大家說美國壞不壞?

講到這，一些人會說人家美國畢竟沒讓割地，也沒要租界，所以艾奇遜說：美國歷來“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也沒錯。但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概念中，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全部或部分喪失主權的領土完整，其意義和價值至少大打折扣。而美國干的壞事就是如此，他損害了你的主權，表面維持你領土完整的面子。給你面子它要里子，所以說美國是狡猾的壞。再舉一個例子，美國確實沒有在中國占有租界，但這不妨礙他占地盤獲得利益。北戴河作為著名的風景區和療養勝地，在舊中國被很多列強占有，而美國占得最多，從1900年到1948年，外國在此地建了五百多處房產，其中一百四十多是美國人的，以劉莊為中心的地區基本都是美國人的，而且他們擁有“永租權”，永遠不能收回。到1935年他們又成立了一個叫石嶺會的組織，，公開劃定會界制定章程，章程規定：任何外國人要獲得“永租權”，都要他們批準，中國政府對此完全沒有主權。由此該會就成了當地最高權力機關。大家說說這不就是租界嗎，領土完整在這還有什么意義？

歷史證明，中國革命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動力，因此任何國家阻撓中國革命的歷史行為都是反動的，是對中國人民干壞事。而美國就屬此列。往早了說，美國就是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重要幫兇，華爾洋槍隊屠殺了大量的中國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大對決中，美國明確實行的是扶蔣反共政策，助力國民黨反動派扼殺中國革命。美國在抗戰已經結束的情況下，大量派軍隊在中國登陸，數量高達11萬多人，目的主要是幫助老蔣搶占和守護戰略要地和交通線。其中美陸戰第一師在塘沽登陸，第三師和第六師先后在秦皇島和青島登陸，甚至一度還企圖在八路軍占領的煙臺登陸。并且用飛機把大量國民黨軍隊從大后方運至華北、華中，用軍艦把大量軍隊運到山東各大城市及戰略要地，同時美國的第七艦隊把國民黨軍隊9個軍火速運到東北。從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短短9個月，美國就運兵54萬人，運費就達3億美元，連美國自己都自詡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運和海運”。美國不但幫著運送軍隊，還給國民黨政府巨大的援助，總值接近60億美元，這超過抗戰時期美國給的武器援助的八、九倍，可見美國對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熱衷程度遠遠高于支持中國抗日。這些援助主要體現在軍火上，如子彈，僅1947年一次就給了一億三千萬發，正好相當于解放區總人口一人一發。從空軍看，僅美國制定的“八又三分之一空軍計劃”就給了國民黨1071架飛機，實際給的比這還多。軍艦給了471艘。槍炮方面，僅按《美蔣秘密軍事協定》，就提供了山炮700多門，輕炮150門，重機槍15000挺，輕機槍17000挺，自動步槍60萬枝，各種軍用車輛6萬7千輛及大量坦克。同時還親自裝備了國民黨軍84萬人，訓練了各類軍事人員十四五萬人。這些援助助長了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氣焰，毛主席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指出：

這些援助的武器“幫助了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

這不是一般的干壞事，實際是對中國人民的犯罪！中國革命勝利后，他們還加以擾亂破壞。最典型的就是1950年美國特務機關指使意大利人李安東和日本人山口隆一等人策劃在國慶日炮轟天安門。1950年初山口隆一就將炮轟計劃報給日本東京美軍占領軍總部。5到7月他親自測量了天安門周圍的地形，繪出了圖和射擊指標，并將其在9月初發給東京美軍總部，直至當月他們被抓獲。可見美國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領導人多么仇視，以至于這么殘忍的壞事都干的出來！

近些年由于媒體的忽悠，很多國人都以為美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幫助了中國，對中國干了好事。實際并非如此，至少不完全如此。首先，美國是在日本打了它，它對日本開戰之后，才開始給中國一些所謂實質性援助。其目的是讓中國進一步牽制在中國的百萬日軍并消耗其戰爭資源，不讓日本將其投入太平洋戰場，從而減輕美國的壓力。也就是說是讓中國幫它的忙。因此美國的對華援助本質上是互相幫助，這算不上美國單方面對中國做好事。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前半段，美國是幫助日本對中國做壞事的！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初，美國就與日本密商諒解。美國務院公開聲明：東北事變沒提供談到違反洛格公約的根據。并且反對國聯對日實施經濟制裁。不僅如此，美國在日本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時，向日本大量出口戰略物資。當時日本軍用原料基本靠進口，其中從美國進口最多，1937年占54.4%，到1938年占56%。1937-1939年，美國對日出口的70%以上是軍用物資和戰略原料。1938年中國抗戰正吃緊時，美國一下給了日本一億二千萬美元貸款和機床及軍事裝備。這一年美國輸往日本的戰略物資占日本全部消耗量的92%。日本侵華頭三年消耗的汽油由美國進口的占70%。1939年與1938年相比，美國出口到日本用來造槍炮的廢鋼鐵一下增加了十倍！《陶行知日志》中曾記載：

“（1938年5月4日）洛杉磯五千人集會上.......在座國會議員司克脫（Scoot）先生對大眾說：‘請大家記著，日本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幫兇而殺死的’。”

是啊，我們中國人是不是更應該記住，這是美國對中國干的無恥的壞事！一個強盜正暴打一個病弱者，另一個還給強盜遞刀子，不無恥嗎？

在半殖民地時代的舊中國，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和經濟交往，對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不但毫無助益，而且起了阻撓作用。中國抗日戰爭剛結束，正是百廢待興，亟待恢復和發展經濟之時，美國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此條約用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話概括就是“全部領土均向美國商人開放”。對美國輸往中國的任何商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美國可以在中國開放口岸和內河自由航行。此條約表面是對等的，但當時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能對美國出口的東西很少，也沒有能力在美國自由航行。所以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單方面的優惠于美國的條約。結果抗戰后，中國成了美國獨占的商品市場。而四大家族成了美國傾銷的總買辦。陳納德與宋美齡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總資本就達10億元法幣。美國在中國的分店達百余處，美國貨泛濫于市場，上海最大的永安、先施等百貨商場，美國貨占了80%，還專門開設了賣美國貨的“中央商場”。美國貨的大量涌入，嚴重沖擊了本就脆弱的民族工業，僅一年多的時間，各大城市的工廠商店倒閉27000多家。如本來上海當時的牛奶產量每天只有3萬6千磅，隨著美國奶制品的大量輸入，把中國的奶場沖的幾乎全軍覆沒，只好殺奶牛賣牛肉。美國這種做法當時就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當時“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就發表聲明指出：“中美商約是絕對不利于中國的片面獨惠的喪權辱國的新的不平等條約”。1947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還把定約日定為國恥日。可見美國這一做法對中國傷害之深。至于美國在華投資，其目的不但是賺取巨額利潤，而且有時連本金也是中國人出的，美國則是空手套白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電力公司，這是當時遠東最大的火力發電廠。此公司原屬英國，大革命中中國先后收回了漢口和九江租界，英國對其上海的租界感到擔心，就急于出售公司。1929年美國摩根財團以8千1百萬兩白銀的價格買入。這樣美國就控制了當時中國發電量的三分之一，上海發電量的百分之八十。這筆購買款，摩根財團實際上一分錢沒出。財團先是讓工廠高級職員買股票，然后又開酒會讓宋子文帶頭動員買股票，他當場認購80多萬兩銀子的股票，其他民族資本家只好跟進購買。同時又向社會發行以白銀計價的債券。另外強迫用戶預交三四個月的電費，名曰“保證金”。通過這些方式，摩根財團控制下的上海電力公司共得到一億一千萬兩白銀。不但沒花錢得了個電廠，還凈賺二千萬兩白銀，美國資本家真是又壞又鬼。如今有些人為舊中國時期的外國投資大唱贊歌，豈不知這投資有很多是中國人自己的錢。

目前在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中，出現了所謂公司加農戶的發展模式。實際上這不是新玩意，舊中國外國資本就在中國搞過，它只是盤剝農民的手段而已。如美國與英國合辦的英美煙草公司就在中國煙農中推行這種模式：公司的美國老板先是宣傳美國煙葉好，還可免費提供種子，并承諾將來高價收購煙葉。這種煙的種植成本很大，很多農民聽信了宣傳，借高利貸種植美國煙葉。結果真到收購時美國老板層層設障肆意壓價，搞得很多煙民血本無歸。再來說說美國當時的對華經濟援助中的貓膩，1933年美國正處于經濟大蕭條中，他們為了給剩余農產品找出路，就提出給中國5千萬美元貸款，但不給現款，給棉花和麥子。而且要由中國雇傭美國船運，費用中國出。這批農產品的一部分到中國后，一在市場出售，農產品價格立刻大跌，農村經濟更加蕭條。這還不算，賣給中國的小麥帶來了吸漿蟲病害，從此影響了中國8個小麥產區。直到1950年，河南，江蘇，安徽三省受害農田就達730多萬畝，減產達一半至七八成。另外1935年美國賣給中國的棉種帶來了黃萎病，這種病害一直到解放后仍是中國棉花的主要病害。美國曾宣稱幫助“復興中國農村”，就是這么個復興法。

近年來親美媒體經常吹美國當年在中國的所謂慈善事業，吹得最多的就是醫院，什么北協和南湘雅之類的。首先要明確，在舊社會這些醫院主要服務于中國的上層人士和在華外國人，與廣大貧困的勞動人民關系并不大。更不像話的是他們還干過不少壞事。近兩年網絡也披露過，改開后美國人打著科研合作的旗號，采中國人的血樣研究中國人的基因，居心叵測。實際上拿中國人做研究對象的事，當年一些美國在中國開辦的醫院就干過。1921年北京協和醫院的眼科主任郝瓦德帶人來到千佛寺的“貧兒院”，以給孩子看病的名義挑了幾個孩子。其中一個叫恩寶善的孩子，那年才十歲。到醫院后先給他抽了一管血，接著給他眼睛里接種了沙眼病毒。當時沙眼還難以根治，他們就拿孩子做試驗。恩寶善眼睛很快就腫了起來難受的要命，等眼睛好點了，又要給他接種。他拼命哭喊掙扎，結果兩個美國人按住他，又給他接種了沙眼病毒，眼睛又一次腫了起來。孩子如此反復的受罪，他們卻用這種卑鄙手段積累了所謂學術資料和數據。1940年至1941年，協和醫院叫梅倫納和蘭杜亞的兩個美國醫生，從教養院弄來大批孤兒做斑疹傷寒和回歸熱的試驗。這兩種病可通過虱子傳播，他們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將盒子綁在孩子身上，孩子被虱子咬的又癢又疼不停地哭叫，他們卻威脅孩子不許亂動也不許將盒子拿下來，因為他們要觀察虱子和病情的變化。這些醫院不但拿孩子做試驗，有時還變相殺人。山東小學教師趙竹君得了肺病到齊魯醫院治病，美國醫生杜儒德發現他的心臟特別大，就動了歪心思。他對病人講你需要住院治療，費用全免。病人住院后，剛開始還煞有介事地給幾天藥吃。接著就停止給藥和護理，想辦法讓其死掉。人死后他的心臟被取出作為標本保存。1922年11月30日，一個不滿周歲的叫張琪玖的幼兒被花生卡住氣道，到協和醫院后一個叫斯萊克的美國醫生為了用孩子的肺做標本，有意用橡皮管將花生捅到支氣管分支處，當時在場的中國醫生不忍心，建議把孩子翻過來讓其嗆咳哭嚎，以便把花生咳出來，但斯萊克不許，結果孩子活活憋死了。一個孕婦由于缺鈣得了軟骨病，到協和醫院治療，醫院為得到一副這類病人的骨骼標本，不但不給吃鈣類藥物，還有意在食物中減少鈣的含量，最后病人死亡。醫院則得到一副這種病的骨骼標本。

那時在美國辦的協和醫院的入院規則上明確規定“病人住院治療，附有條件，既需被合理地用作教學目的，病人必須愿意接受一切檢驗”。北京豐臺區叫董小永的農民22歲時得了精神病，被送到協和醫院。腦系科主任萊門為了研究放射線對人腦的影響，向董小永的腦部做了6次超劑量的X射線照射，最后病人死亡。這個美國醫生為了研究強心劑有沒有鑒別癲癇病的效果，還在1936年從精神病房找了49個病人做試驗。病人被注射強心劑卡的阿錯后出現劇烈抽搐，有的將床條都拉彎了，可見多痛苦。他據此拍攝了大量攝影資料，并寫出了論文。其結論很輕松地寫到：“卡的阿錯不能用以鑒別癲癇，只能用以激發癲癇，以供觀察癲癇之用”。實際上當時美國辦的醫院用孤兒和三等病房的病人做試驗是常態。除此之外，他們還辦所謂“調養院”，專收無家可歸的中國人，稱其為“剖料”，供解剖之用的意思。他們被進行各種試驗，死了再換。一個叫竇威廉的美國醫生在美國的《科學月刊》寫文章，介紹他們怎樣利用饑荒，雇用了2萬個中國窮人做試驗的情況。他甚至說：“我們用老鼠做試驗，還沒有那么多。”

再說說美國在華辦的另一慈善項目——孤兒院。他們在廣東臺山辦的孤兒院，據美國神父自己說，每年收嬰兒60至70人，平均每年死60多個。在湖南衡陽辦的育幼院，由于孩子營養不良，十一二歲的孩子長得像四五歲的孩子。在北京的西什庫仁慈堂里，孩子吃的“圣餐”是早晚一碗霉米做的粥，中午是一碗蟲蛀的高粱米飯和一勺白菜幫湯。就這還不讓吃飽，孩子常跑到修女小廚房后面的溝里撈泔水吃。這些孩子并不能白吃飯，從三歲起就要干活。小的拆線頭，大點的要繡花、編織、縫洋襪子、打麻繩、納鞋底子，還要給修女干各種雜活，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一天要縫完一打半襪子，干不完晚上在廁所里昏暗的燈光下干。他們辦的育嬰堂條件極差，如武昌花園山育嬰堂，嬰兒來了，往床上一丟，吃的是壞奶粉和霉米面糊糊。奶瓶往嘴里一塞，修女就不管了。想不起看，兩三天也不來。不少嬰兒因奶嘴滑落而餓死。幾天換一次尿布，糞便在孩子屁股上結成塊，夏天蒼蠅叮就生了蛆。死了扔在后山任狼吃鼠啃。這樣幾百個嬰兒成活的只有兩三個。長大者有的還被賣給妓院或給有錢人做小老婆。當年衡陽育幼院有一個16歲的孤女叫凌房友，被賣給一個獨眼地主。在被賣走的前一天，美國院長賀亞倫以談話為名將孤女奸污。結果孤女到地主家第二天就自盡了。

與其它西方國家相比，美國在掠奪我國文物方面也是毫不遜色。如1942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華爾納以考古名義來到中國，將敦煌千佛洞的36幅唐朝壁畫盜走，并盜走了唐朝彩塑菩薩一座陳列在福格藝術博物館。另外他還在涇州下王母廟盜走7個菩薩頭像。1934年美國人普愛倫勾結中國奸商岳彬盜走了龍門石窟的《帝后禮佛圖》的浮雕。1915年至191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畢士博盜走了著名的昭陵六駿中的兩駿，還打碎了一駿，由于被發現未盜走。1917年至1937年，紐約自然博物館幾次派人到中國搜集古生物標本，盜走了世界首次發現的恐龍卵化石。1936年至1937年長沙雅禮學院的美國教師柯克思從長沙盜走了大批戰國文物，其中有珍貴的楚國繪書，它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插圖本文字。1903年到1908年，山東濰縣的美國傳教士方法斂先后盜走殷墟甲骨2720片。1908年至1928年，美國傳教士薛爾頓從西藏盜走大批珍貴文物，其中有巴塘喇嘛寺的藏文經典，是用金銀寫的。后來他賣給美國紐瓦克博物館的西藏文物就達1200件。他們不光是霸占我國文物，還有其他目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大量搜集我國善本古書，單是各種地方志就達四千多種，美國軍方當年在繪制軍用地圖時就用它們做重要資料。美國農業部圖書委員會主席施永皋用考察名義三次來中國。搜刮到有關中國國防，地理和資源的圖書資料6萬多卷。1919年，美國農業部的顧克用考察棉花種植的名義來華，盜走湖南，江西等省的地方志108種，共1239卷。美國人駱克自稱博物學家，來到云南搜刮到大批地方志，他本人就是替美軍繪制軍用地圖的顧問。

近些年，一些親美人士在各類媒體上為美國當年在華辦學校大唱贊歌，似乎他們是為了給中國培養人才，此類論調單純看似乎有道理，辦教育至少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但如果全面分析就另有說法。美國在中國辦學校最早是從1830年開始，它是與傳教緊密結合的，既所謂教會學校。辦學校的目的是培養親美的文化人，為美國的在華利益服務。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總統的信很清楚地講了美國在中國辦教育的意圖：“哪一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的中國人，那一個國家將由于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義的、智力的、商業的影響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獲。”“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而花一些錢，即使只從純粹物質意義上說，也能比別的方法收獲得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隨軍艦更為可靠的。”這種精神上的影響和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由于這些學校絕大部分是教會所辦，因此許多學校都設有宗教課，學生必須閱讀《圣經》，做禮拜和禱告。在中國人民深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迫切需要革命來推翻內外壓迫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向學生灌輸基督教的所謂“博愛”精神，其核心就是“愛一切人，甚至愛你的敵人”，“如果有人打你的耳光，你就應該把整個臉湊過去，他們打了你的左臉頰，你就應該把右臉頰湊過去”。這是在培養中國文化人的奴性。在這些學校的教育中，還極力培養學生的親美情感和親美意識。他們要求學生只記得兩個國家：一個是天國，一個是美國。學生每個人都有一個英文名字，相互以此稱之，久而久之連中國名字都淡忘了。學生中文不及格也可升級畢業，英文不及格則不成。上海晏摩氏女中的地理課，講美國當時48州的地理占多一半課時，學生對美國的地理知識遠多于對中國地理知識的掌握。在這類學校里，很多學生以做美國人為榮。在晏摩氏女中和滬江大學附中的校刊上，學生在表述自己的理想時，很多都是“到好萊塢去”、“做華爾街巨頭”、“升官發財”、“做達官夫人”、“做無冕皇后”之類的。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從1901年到解放時為止的畢業生中，有47%在美國工作。應當說，美國在華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在舊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精英具有著崇美、恐美、親美的情結。解放初期，中宣部長陸定一到金陵大學作報告，說了一句“美國沒有文化”，惹得一些教授當場退席抗議。實際當時美國才建國一百來年，而且是個移民國家，而移民者中文化人很少，因此美國確實沒有什么文化根基。說美國沒文化沒錯啊？但一說這個，親美教授就不高興。這不是知識不夠不懂美國歷史，而是美國迷魂湯喝多了，喝成傻X了。鑒于這種狀態，所以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不得不在知識分子中開展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教育，清除這種情結。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思想教育的開展，知識分子中的恐美情結基本消除，崇美親美情結也受到相當的抑制，民族自信在毛澤東時代得到了增強。但令人唏噓的是，改開后中國的教育實踐再一次將美國當年在華教育的目的近乎完美的實現了。如北大、清華研究生畢業后去美國的比例遠超當年的美國教會學校，中國知識精英中由認同美國價值觀導致的崇美、恐美、親美情結又成主流。實際上毛主席早就看到這一點，他指出：

美國在華辦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還要指出的是，在舊中國，美國在華的教育機構還承擔著搜集中國情報的功能。圣約翰大學經濟系的主任雷麥就公開說：“圣約翰大學要有步驟地得到中國的情報和統計，使學校能得到美國商人的好處。”他要求學生專門研究中國各類工農業產品的情況，寫成論文交給他，他再寄給美國相關機構。成都華西大學的美國人也曾干著同樣的事。甚至在成都解放前夕，他們都接到指示：要每周寫一封信，每月拍一份電報到美國，完成情報任務。

最后再聊聊美國怎樣看待和對待咱中國人的。記得改開初期，到外企或中外合資企業工作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工資高待遇也好。但是很少有人想到這是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才使得勞動者能在外企中獲得相應的待遇和地位。在舊中國，外國也在中國辦了很多企業。在這種企業，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地位如同奴隸。上世紀初，一個叫卡頓的美國佬在上海的美國商會發表講演，公開提出“美國主人、中國奴隸”的論調。他認為美國人“能更多地思想，有更大的創造性，有更高的天才”，中國人卻“缺乏這些性格”。他的結論是：“美國人適合于做經理，不適合做普通勞工，而“中國人則適合于從事現代的工廠勞動”。那中國人在他們的工廠里是處于怎樣的地位，又是怎樣地勞動呢？以美國辦的上海電力公司為例。該公司將職工分為四等，中國人是最低一等。中國人遇到外國人必須敬禮招呼，恭敬讓路，否則就被記過處分。中國工人的工資與外國員工差168倍，美國辦的上海電話公司更是差500倍。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很差，在電力公司，一旦鍋爐熄火，工人就要冒著高溫進去出灰，爐里溫度很高，工人沒有工作服，只能腰上圍塊濕麻布片，腳上拖雙木屐，嘴里含著蘸了水的臟紗布，手上包塊帆布鉆進鍋爐里，高溫燙的工人渾身起泡，干完活人都不會動了，只能用冷水將他們澆醒。吃飯時不許在廠房吃，也無食堂。工人只能拿著飯盒到黃浦江邊的煤堆上吃，一旦起風連煤末一起吃。有一次高壓鍋爐結了一塊巨大的紅焦，美國老板為了不耽誤賺錢，在不停爐的情況下硬逼著工人去打焦，工人剛把鋼釬捅進爐膛，巨大的紅焦轟然坍塌下來，爐門被震開烈火向外噴射，工人曹老三當場被燒得體無完膚，活活疼死。另一名工人從平臺跳下被摔斷腰椎。上海海寧洋行的軋冰工人手臂被軋冰機軋斷，美國老板不管不問，只能由工人兄弟自己湊錢醫治才保住命，但老板看他殘了，就把他開除了。天津士古油庫的制聽廠的工人長年在沒有隔熱設備的高溫爐前焊油聽，由于房間不通風，工人身上只圍一塊麻袋片，被火烤的喘氣都困難，常常有人暈倒在爐子上被燙傷，很多工人都是傷痕累累。美國人開辦的工廠還大量雇用童工，他們的大都是包工頭從農村低價買來的。孩子們的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紡織女工曾為爭取12小時工作日而罷工，可見工作時間多長），工作條件惡劣。在繅絲廠，孩子們整天在熱水里抽絲，手燙的又紅又腫。在紡絲廠，由于絲怕風吹，美國老板又不花錢改進設備，就將門窗緊閉，炎熱的夏天孩子就在高達四十度的廠房工作。英美煙廠童工占三分之一，最小的只有七八歲。他們不但每天長時間勞動，而且稍有違規就被嚴懲。一個叫“小紹興”的孩子，干完活后偷偷在磨刀間洗個了個澡，就被美國老板用涼水猛澆，孩子因此得病而亡。

抗戰結束后，大量美軍駐扎中國，他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一系列暴行。1945年至1947年，駐扎天津美軍的暴行包括車禍，槍殺，搗毀，強奸等，共達350件。被害死傷的中國人有兩千多人，這還是有案可查的（有些美軍士兵犯了案就跑了）。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美國兵強奸北平女學生的著名事件，此事之所以著名，主要是此事引發大規模學潮。實際上比這惡劣的事有的是。如1948年8月發生在武漢的“景明樓”事件，美國人利富在此舉行舞會，請了一些交際花和一些官員夫人陪美國人跳舞，當晚共有中國婦女三十多人，美國人二十多人。舞會進行過程中突然燈光熄滅，美國人獸性大發。后除一人逃脫外，其他婦女悉數被奸污。事后這些美國人不但未被追究，有幾名婦女反被以“引誘良家婦女與他人奸淫罪被判刑”。法院的司法解釋是：“洋人沒有強奸的主觀意圖，而是由于個別舞女搔首弄姿自行放浪導致洋人控制不住”。美軍駐扎中國期間，美國軍車的交通肇事成為一大公害，數不勝數，而且基本上不受任何追究。1947年冬天，北京郊區農民劉玉海、劉玉花等人出門辦事，在大紅門北邊的橋上被美軍軍車撞到，一個當場昏迷，一個腿被撞斷。美軍汽車絕塵而去。農民向警察所報案，得到的答復是：“死的自己埋，傷的自己治，我們管不了”。美國大兵不但在陸上如此，在中國內河同樣如此，1945年11月14日，在上海黃浦江上一艘渡輪載著四十多名乘客從龍華渡口開出，被一艘美國汽艇攔腰撞擊，乘客紛紛落水，汽艇揚長而去，結果二十多人喪命。

美國人一貫視中國人的生命如兒戲，他們殘殺中國人時往往懷著得意和取樂的心態。著名的五卅慘案雖然發生在英租界，但美國人也是兇手之一。一個住在上海的美國企業家叫洛里·史密斯，他是萬國商團的成員，參加了對中國人的屠殺。慘案發生兩星期后，他給朋友的信中很得意地描述殺中國人的場景：

“就在暴動的那一天下午，我奉命出動。......距離捕房大門口還差幾步時，排槍聲起，登時有八個人吃了槍子，四人死在捕房外，還有許多死的傷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門上濺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為流血過多，漸漸濘滑起來。死在前一排的人簡直被打成了碎塊，因為我們用的是柯立特45號快搶。

第二天，我們又全副武裝，持久地同他們對打，打死了十多個中國人，有許多成了終身的殘廢，南京路上流了許多鮮血。......我們又開起鐵甲汽車，鋼甲有一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機關槍，裝置得好像坦克車一般模樣。這兩輛鐵甲汽車開足了馬力，直往人堆里沖去。這種車子開過去之后真是厲害得很。壓死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的內臟擠得滿街都是，他們的手腳筋骨都壓斷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壓碎了手足。”

抗戰勝利后駐扎在中國的美軍更是拿殺中國人不當回事，屢屢犯案，甚至拿殺人取樂。1946年9月3日，工人王恩弟正在北平西站調車，突然一顆子彈擊中頭部，腦漿濺到車頭上，當場斃命。接著不遠處傳來笑聲，原來3個美國兵在比槍法，其中一個把王恩弟的頭當做靶子射擊。1947年8月2日夜，三個中國人在南京中和橋畔乘涼。坐著4個美國兵的吉普車突然停了下來，幾個美國兵下車，將兩個中國人舉起來扔到河里，當另一個人呼救，他們才開車離開。結果兩人淹死，其中一人連尸體也未找到。事后美國人辯護說：美國人常常把人扔進河里做游戲，遺憾的是這兩個人不會游泳。最后雖然將一人判終生監禁，但要送回美國執行，這不扯淡嗎？1946年3月26日夜，在上海百老匯路，唐巧珍正和同伴行走。一輛美國卡車突然停下來，車上跳下一個美國兵一把將唐巧珍挾持上車，車子飛快開走了。途中唐巧珍跳車當場喪命。1946年9月22日，上海人力車工人臧大咬子拉美國兵賴令奈到“安樂宮”舞廳，他不給錢就進去了。臧大咬子就在外面等。一直到12點多鐘，賴令奈和同伴饒立克出來，臧大咬子上去討要車錢，被饒立克一拳擊倒，造成腦底破裂于第二天去世。而兩個美國兵被美國憲兵護送離開現場。此事訴諸法院后，法官竟然說：“中國法律管不到美國人”，最終判決結果是：“證據不足，判決無罪”。

實際上美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干的壞事遠不止所羅列的這些，上面講的真是掛一漏萬。這些事情是不能忘記的，咱中國人不應當做不長記性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在這方面不是不長記性，而是根本不知道，這才是危險的。如果一個曾經經歷過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在通過艱苦斗爭而獲得民族解放后，其后代就忘記甚至根本不知道帝國主義的壓迫史，這個民族就會重蹈覆轍！因為帝國主義還在。

最后再談一個看法，美國統治階級愛拿人權說事，但美國人權記錄確實劣跡斑斑，因此正直的人們就說美國虛偽。實際不準確，美國統治階級在此并不算虛偽。因為人權是對“人”而言，而在他們潛意識里非白種人，根本不算“人”，他們跟你講什么“人權”？他們的人權源出于人文主義，而人文主義是伴隨資產階級產生而產生的。在資產階級那里的“人”實際是指自己這個階級，而人的權利是指自己這個階級的權利。到了19世紀的帝國主義時期，為了擴張的需要，資產階級從這個具有階級內涵的概念中衍生出種族概念，才產生出種族主義，以便為他們殘酷對待其它大陸尤其是非洲大陸居民的行為做出合法性解釋。如果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指向的 “人”是涵蓋所有的人，就不會產生種族主義了。所以在歷史邏輯上，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與種族主義并不是矛盾關系，兩者都貫穿著同一歷史邏輯——維護和拓展資產階級的利益。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帝國主義國家流行種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可以成為主流就毫不奇怪。說的坦率點，在相當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統治階級的潛意識里，非白種人與他們只是同屬于靈長目，但只有他們才屬于人科、人屬、智人種。改開以來親美的知識精英，一見美國拿中國的人權說事就感動的涕淚雙流，一旦被美國捧為人權斗士，成了美國的座上賓就更是不知自己姓什么了，真是可笑之極。實際上在美國人心里，他們這種人作為非白種人也不算是人。這么說吧，實際上美國人相當于馬戲團的老板，這些親美知識精英是馬戲團的猴，為了牟利老板耍耍他們而已。這一點他們毫無自覺，因此這些人實際很可悲。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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