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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夫：“名噪一時”的陳獨秀被捕事件

點擊：  作者：朱亞夫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07-14 10:06:26

 

陳獨秀

 

我們徜佯在國家3Ａ級旅游景點上海音樂谷，這里已是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從海倫路拐進哈爾濱路，就能看到一幢頗有些年代的建筑——原嘉興路巡捕房。 墻上有一銘牌，寫道“原嘉興路巡捕房，因逮捕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而曾經名噪一時”。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件緣起

 

《申報》是上海灘上權威性的老報紙。查《申報》1932年10月18日第15版，有這樣一條重要消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被捕》：“最近始由市公安局偵悉陳（獨秀）及該黨重要分子匿居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各處，經公安局長文鴻恩咨由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掣發搜查票、拘票，派總巡捕房政治部探員會同嘉興路捕房中西探員，于十五日（上星期六）午后二時半，開始活動，費兩晝夜之時間，至十六日午夜止，凡該黨著名人物，大都弋獲，搜出之宣傳共產文件書，尤為汗牛充棟，誠可謂自清共以來第一起巨案也。”

 

這個被《申報》稱為1927年“清共以來第一起巨案”，就是陳獨秀被捕事件。陳獨秀曾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反對派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但他頑固堅持托派立場，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雖然陳獨秀已經被開除出黨，但其影響猶在，故被當局稱為“第一起巨案”。文中所稱“該黨”，并非“中國共產黨”，實為托派組織“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而當時的嘉興路巡捕房積極參與其中。

 

 

陳獨秀被捕關押地嘉興路巡捕房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時年過半百的陳獨秀居住在岳州路永吉里11號(今254弄7號3室)。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時，面色清癯，留有微髭的陳獨秀身著淡藍色嗶嘰長衫，正在俯案寫作。電燈突然暗滅了。他氣惱地說：“怎么回事？保險絲又燒了么？”他摸到桌上的火柴，剛剛擦亮，門被猛烈地撞開了，幾支雪亮的電筒光柱照射到陳獨秀臉上，電燈也隨即亮了。手中拿著正在燃燒的火柴的陳獨秀一看便知大事不好，眼前站著一大幫黑衣警察。來自上海總巡捕房政治部和嘉興路巡捕房的中西探員，見陳獨秀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原來緊崩的神經才松弛下來。

 

陳獨秀被押到附近的嘉興路捕房，被推入看守所內，待定下神來，他發現彭述之、謝德盤、羅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關在里面，除秘書謝德盤外，其余四人均為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著名托洛茨基主義者。陳獨秀對彭述之悄聲說：“我以為就逮了我一個人，怎么你們也逮來了?”彭述之提醒他說：“我現在是張次南，羅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錯了。”原來那天下午二時許，他們幾個人在東有恒路春陽里（今東余杭路211弄）20號謝德盤家開托派常委會，結果消息被當局獲悉，于是一網打盡。

 

彭述之見因病告假的陳獨秀也被抓了進來，就悄悄地對他說：“我們要留心，這里面恐怕出了問題，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說著他用眼睛掃了另外4個人。陳獨秀會意地點點頭。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曉春也被抓來了。兩人在新閘大通路斯文里1044號被抓。陳獨秀說：“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說：“我也懷疑。”

 

隔了一會，陳獨秀突然想到了什么，問濮德治：“你們5個人抓來后，可分開過?”“我們是分開提審，謝德盤才20歲，提審的時間最長，回來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濮德治見問，警覺起來，看了謝德盤一眼，謝德盤也斜眼在看他們。

 

陳獨秀吃了一驚，說：“這孩子膽小，他是中常委秘書，重要的情況他都知道，還知道很多同志的地址，他要頂不住，麻煩就大了。”果然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兩人在唐山路業廣里335號被捕，王鑒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業里22號被捕。同時警局還往霞飛路284號，東嘉興路瑞吉里3號、白克路394號等三處抓人，結果此三處因聞知風聲，已人去樓空。

 

轟動各界

 

一石落水，浪花四濺。陳獨秀畢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明星，隨著歲月流逝，星光雖有損耗，卻并不黯然失色，還灼然閃爍。他的被捕，當時震動了社會各界。首先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國民黨發聲，雖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是要求“嚴懲”、“處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決”。 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就陳放著當時國民黨軍政人員的這類電報，發電人包括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湖南衡山縣等黨部，以及陸軍的幾個師團黨部。當時“最高長官”蔣介石的態度也十分堅決，他對中外記者說：“獨秀雖已非共黨之首領，然近年共產黨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中央日報》為此發表社評，宣稱“反對并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國民黨廣州市特別執委會宣傳部控制下的《廣州民國日報》刊發社論，提出“溯吾國共匪之由來，不能不憶及十年前李守常、陳獨秀等之提倡”， 認為陳是社會動亂的“罪魁禍首”，因此，“應處以極刑，勿能寬縱”。

 

同時，共產黨也發表消息，指責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紅色中華》發表標題為“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當時，《世界日報》曾刊登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受盡皮肉之苦的陳獨秀， 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 ，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兩個敵對的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后快。

 

 

陳獨秀被捕事發地東有恒路春陽里20號

 

除國共兩黨鮮明態度之外，社會輿論大多呼吁用司法途徑來解決陳獨秀案。如《晨報》、《益世報》等，紛紛發表社論，認為陳案不因軍法從事，而因在司法保障下，公正審判。《大公報》還發表短評《營救陳獨秀》，提出在法律邏輯之外，尚要一份對人性尊嚴的呵護。“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只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訴，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許多社會名流則紛紛為其說情，宋慶齡特地為陳案從上海抵南京，因蔣介石當時在武漢，她于是轉飛武漢。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人聯名致電當局，列舉陳獨秀早年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的功績，“伏望矜憐耆舊，愛惜人材，特寬兩觀之誅，開其自新之路”。國際知名人士杜威、羅素、愛因斯坦也致電蔣介石，為陳獨秀說情。愛因斯坦的電文這樣說：“陳獨秀是東方文曲星，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予釋放。”

 

不僅如此，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兼行政司法部長羅文干和胡適、翁文灝等社會知名人士也致電蔣介石，請求摒棄政治干擾，將陳案列為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交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就是在律師界，有章士釗等一批著名人士，也表示愿意為陳獨秀義務打官司。

 

一時間，陳獨秀案引起軒然大波，各路人物紛紛登臺旁相，各家報刊爭相報道，名副荷其實地成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名噪一時”的大案要案。

 

審訊波瀾

 

與陳獨秀案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相映成趣的是對他的審訊，也是一波三折，好戲連連。

 

先是租界審理，還是華埠偵辦。陳獨秀案發生地在公共租界，他也蟄居于公共租界，捉拿他的人大多也是公共租界中的巡捕。但此案因是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偵悉”的，事涉號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首腦人物，因此這里就有一個倒底是由租界審理，還是華埠偵辦的問題。

 

 

晚年陳獨秀

 

當時國民黨當局非常重視，此案一開始，就派員參與，先是“密派”要員，“持函”向租界法院簽發搜查逮捕證，然后“會同”租界捕房捉拿人犯。兩天后，也即10月17日，即從嘉興路巡捕房提取陳獨秀等一干人，押往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訊問。據《申報》報道，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公安局代表當庭宣稱：“本案被告中之陳獨秀，系政府通緝要犯，無論捕房對于此人起訴與否，務行準公安局提去，歸案訊辦。”也即要求引渡人犯，由華埠偵辦。對此，租界當局心領神會，積極予以相互配合，于是對陳獨秀等11人草草審問幾句后，就由庭長宣告，“裁決陳獨秀等11人一并交市公安局來員帶去，歸案訊辦！”各被告聽聞這個裁決之后，“紛紛起立抗辯，當以王曉春、濮一凡（濮德治）、梁有光三名發言最多。”陳獨秀倒底是見過世面的人物，并不多話，他最后“僅發寥寥數語，然可謂言簡語賅。”他們的辯護意見，都集中在法律問題上，表示不愿將此案移送公安局。那位庭長到也耐心，反復表示，此種移送手續是按照協議辦理，你們縱使抗告也不能停止本裁決的執行。但是“各被告仍嘵嘵伸辯，歷一時之久，此停彼起言之不已”。庭長覺得這樣徒費唇舌，“終難期其領悟”，于是手提法槌，“鐘鳴六下”——敲了六下，就宣告退庭。此案最終還是落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手里。

 

接著是軍法從事，還是司法審判。此案既由國民黨當局訊辦，但如何辦？是由軍事法庭審判，還是經普通法庭審判?這對陳獨秀他們生命攸關。1931年，托派內訌，有個叫馬玉夫的因為沒選上中央委員，就向國民黨告密，導致托派13人被捕。這些人就是被軍法審判，最后判了2年半到15年有期徒刑。而與他同為中國共產黨奠基者之一的李大釗，1927年4月被奉系軍閥逮捕，后由軍事法庭會審，依據陸軍刑事條例判處絞刑，并于當日下午行刑。因此倘若此案由軍法審判，肯定大告不妙。要命的是此案一落到華埠手里，就是奔著軍法審判這條道去的。當時其他案犯，被解送地處上海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而陳獨秀、彭述之二人，則于10月19日晚被轉送南京軍政部陸軍署軍法司審辦。 獲悉“軍法司”三字，彭述之一夜未睡，而陳獨秀卻鼾聲如雷。到南京后，他倆被關押于軍法司監獄，這無疑更坐實了軍法審判的真實性。

 

不過到了10月22日，事情有了轉機。那天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派專員去武漢，向蔣介石匯報陳獨秀案。面對黨內黨外和社會各方主張司法審判的呼吁，蔣介石考慮再三，于10月24日致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陳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國之生存，國家法律對于此種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規定，為維持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于是10月25日，軍政部長何應欽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軍政部會客室審訊陳獨秀。審訊的氣氛比較平和，陳獨秀在給高語罕妻子的信中是這樣記述的：“弟在軍部受何應欽半談話、半審問后，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之小紙條，情意殷殷，令人欣慰，四面包圍，弟真應接不暇，幸而墨盡，才能解圍。”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明星光暈猶存。次日晨，陳獨秀、彭述之即轉到江蘇高等法院江寧地方法院看管。

 

最后是反對政府，還是危害民國。此案既交地方法院，但按何罪定之？按蔣介石所定的調子是“系危害民國之生存”。果然經過近半年調查，于1933年3月，以”涉嫌危害民國罪“對陳獨秀提起公訴，其起訴書赫然寫著：陳“目三民主義為反動主義，并主張第三次革命，堅決掃蕩國民黨政府，以革命民眾政權代替國民黨政權，其意在危害民國，已昭然若揭”。

 

 

岳州路陳獨秀居住地

 

1933年4月14日上午，陳案開始公開審理。各地百余記者云集法庭聽審。據《申報》報道，陳獨秀藍布長衫，兩鬢已斑，須長寸許，面色紅潤，審問時態度安閑，顧盼自如。還以敏捷的回答引發滿堂哄笑。譬如，法官問他，被捕的十人中認識哪幾個?陳獨秀的回答譏諷有加：“黨內情形，我不能報告，我只能說政治意見。誰是共產黨，這是政府偵探的責任，我不能做政府偵探。”他的抗辯，集中在“危害民國”上：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在他的書面自辯狀里，更以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對此點闡述得更加清晰：“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則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說，即不必為近代國法學者所擯棄矣。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于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結果，陳獨秀經兩審后，被判處8年徒刑。于民國26年（1937年）8月23日獲釋。

 

為一睹陳獨秀被捕事件全貌，筆者曾實地探訪當年的事發地。先到始發地——東有恒路春陽里20號，其實春陽里后門即在周家嘴路橋（鴨綠江路橋）畔，這是一個比較整潔的石庫門建筑，20號位于小巷深處，很隱蔽，確是一個適宜搞秘密工作之地。再到陳獨秀當年居住的岳州路永吉里11號，這是一個老式的石庫門建筑，他住的3室，是底樓的廂房，比較簡陋，現在更是破敗不堪，很難想象當年一個托派頭頭隱藏在此等地方。

 

 （作者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本文原刊《上海灘》；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