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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以下簡稱《信仰》）講述的是肯尼亞和東非地區爭取社會主義斗爭的歷史，是一個討論過去和現在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斗爭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以及社會主義的前景和問題的平臺。

《信仰》還將引發對該地區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浪潮，這些社會主義者在過去革命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今天已經放棄了社會主義或屈服于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從未消失，仍然活躍在肯尼亞、東非、非洲和世界各地。《信仰》將通過記錄社會主義斗爭來表達這一真理和精神。

當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實踐主導著東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依靠帝國主義政府和組織提供資金的政治家、知識分子、高級公務員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精英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于人民。

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能或不應該受到挑戰或改變。它的失敗完全歸咎于國家和領導人的治理不善、腐敗無能，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新自由主義體現了20世紀90年代取代一黨制的多黨民主。這是人民為進行政治改革而長期、持久地斗爭產生的結果。社會主義者和進步分子、政黨和組織在爭取民主和人權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包括建立多黨制和憲法改革。

在國內、監獄和流亡地形成的眾多地下運動和組織是社會主義者參與這場斗爭的主要途徑。這場斗爭需要社會主義者作出巨大犧牲。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逮捕，未經審判就被拘留，被袋鼠法庭監禁（譯者注：袋鼠法庭指的是非正規的法庭，也指私設公堂或不合法律規程和正常規范的審判），失業，被迫流放，被暗殺，并受到獨裁腐敗分子和親資本主義政權的各種迫害。

但事實證明，多黨民主對該地區的大多數公民來說是難以實現的。每五年左右舉行一次的全國選舉被用來證明執政精英長期執政的合法化。就這一點而言，除肯尼亞、蘇丹和南蘇丹的共產黨外，東非地區幾乎所有已登記的政黨都信奉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實踐。

登記在冊的眾多政黨，雖然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內容上的資本主義、親帝國主義思想卻是一致的。他們視資產階級民主為阿爾法和歐米茄民主。他們崇拜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并把它作為愿景、使命和發展模式，寫入黨的宣言、憲法、網站和其他文件中。

再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實行的多黨制是有限的，它只是作為一種宣傳工具來取悅他們的西方帝國主義，用于從資本主義國家籌集資金，而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把新自由主義強加給這些國家和公民。

多黨制也被用來愚弄大眾，定期給他們希望，只有當他們明智地投票時，他們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然而，獨裁統治仍然盛行于該地區幾乎所有國家，盡管他們聲稱存在多黨民主。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登記并不意味著政治自由，因為他們甚至不被允許自由投票。在所謂的多黨民主制度下，獨裁和侵犯人權的行為仍然存在，其程度因國家而異。

善政、性別平等、民主、人權、公平、平等、可持續發展等新自由主義“口號”，已被證明是與新殖民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生活毫無關系的陳詞濫調。在新自由主義下，腐敗是普遍存在的，已經成為統治階級強加給整個社會的一種文化，違反包括憲法在內的現行法律而不受懲罰，司法制度則被掌握國家權力的精英們控制。

但是，東非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也確實已經并正在面臨挑戰，而且是受到了社會主義理論、意識形態和實踐的挑戰。《信仰》將參與挑戰資本主義及其新自由主義形式的思想斗爭，同時為社會主義而奮斗。

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中，進步的民族主義者將社會主義視為一種能夠實現真正的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社會政治制度。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肯尼亞、桑給巴爾、彭巴和黑手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已經出現。

在擺脫殖民主義的獨立斗爭之前和期間，該地區的親資本主義民族主義者和親社會主義解放力量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殖民地的階級和階級斗爭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現出來。

肯尼亞在20世紀60年代從古典殖民主義中獨立出來后，反動民族主義勢力從殖民者手中奪取了領導權，建立了新殖民主義的親資本主義國家和政權。

但即便如此，與新殖民資本主義并存的還有由國家、合作社和私營部門組成的三層互補經濟體系，國家通過在工業、農業、貿易、服務部門建立機構，并在經濟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農業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在這一時期對該地區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

政府內部獨立部門保障醫療、教育和推廣服務方面的福利主義是體現財富和發展水平分配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該政府部門還有著一支愛國、誠實、勤奮、專業和親人民的公務員隊伍。

坦噶尼喀像肯尼亞一樣發展，直到1967年，姆瓦利姆·朱利葉斯·尼雷爾領導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TANU)發表了烏賈馬社會主義《阿魯沙宣言》。《阿魯沙宣言》是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的、有思想性和革命性的宣言，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但《阿魯沙宣言》的實施面臨著主客觀的挑戰，不利于坦桑尼亞社會主義的勝利。客觀的挑戰包括新殖民主義和新興的地方小資產階級強加的經濟制裁以及其進行的其他破壞行動。阻礙《阿魯沙宣言》實施的主觀因素包括尼雷爾堅持天主教的宗教思想和所謂的非洲社會主義，拒絕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解決該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所有這些都將在《信仰》的后續出版物中詳細討論。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正確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尼雷爾和烏賈馬領導下的坦桑尼亞是當時該地區最進步的國家和社會，取得了許多惠及全國人民群眾的經濟、社會、文化成就。

尼雷爾統治下的坦桑尼亞也是真正的泛非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中心，特別是在非洲南部的反殖民民族解放斗爭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它為那些與肯雅塔和莫伊獨裁和新殖民資本主義政權斗爭的肯尼亞人進行聲援。

尼雷爾領導下的坦桑尼亞是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反對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人民的真正朋友。不幸的是，坦桑尼亞今天已淪為非洲最倒退的國家，當務之急的是要公開鎮壓反對派、媒體和其他不同的聲音。

在米爾頓·奧博特(Milton Obote)和烏干達人民大會黨(UPC)的領導下，烏干達在獨立后立即走上了與肯尼亞類似的發展道路。當時，烏干達是由進步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實行的是米爾頓·奧博特總統的泛非洲主義政策。后來，奧博特被推翻，烏干達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政變，整個國家陷入了伊迪•阿明(Idi Amin)領導下的類似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

烏干達在尼雷爾領導下的坦桑尼亞的幫助下推翻了獨裁者伊迪·阿明的統治，奧博特的回歸也沒有讓這個國家回到奧博特執政時期的輝煌。而正是烏干達全國抵抗運動(NRM)領導了一場反對奧博特獨裁政權的革命性軍事斗爭，承諾了具有社會主義內容的政治自由。

但今天，穆塞韋尼和全國抵抗運動是一個反動政權，不僅信奉新自由主義，而且侵蝕了烏干達人民在獨立后的民主成果。穆塞韋尼政權的特點是獨裁、腐敗、貪婪、部落主義、裙帶關系、反動軍國主義以及堅持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為擺脫殖民主義、奴隸制和封建主義而進行的獨立斗爭中，桑給巴爾、彭巴和黑手黨的革命階級斗爭使這些地區成為所謂的“非洲古巴”。支持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力量和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革命力量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和武裝斗爭。民族主義勢力甚至與殖民者、封建主義者合作，與尼雷爾領導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合作，最終壓倒了革命勢力。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是什么阻止了桑給巴爾成為東非的古巴人？尼雷爾在這方面的作用？以及該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政黨和組織去往了何處？這些都將在《信仰》的文章中進行討論，其中包括那些來自桑給巴爾、彭巴和黑手黨的作家的文章。

在埃塞俄比亞，在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領導下，馬克思主義者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延續幾個世紀的封建制度，他們推翻了壓迫農民和工人幾十年的海爾·塞拉西國王后，進行了革命性的土地改革。

門格斯圖政府不僅開啟了埃塞俄比亞共產主義政黨的建設進程，而且通過其馬克思主義出版物《埃塞俄比亞先驅報》和《Meskerem》，領導了東非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斗爭。

門格斯圖政府對該地區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構成了巨大威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受到帝國主義、地區反動政權和埃塞俄比亞境內帝國主義支持的反動民族力量的威脅。后來門格斯圖不得不放棄領導權，流亡到津巴布韋。

然而，盡管埃塞俄比亞在獨裁和種族戰爭中實施了新自由主義政策，但門格斯圖等人的土地改革仍然存在。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東非地區在獨立后的有利于廣大人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成果，都被新自由主義侵蝕。

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通過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實施的，一開始就遭到了政府和人民的抵制。

但是，控制著政治、經濟、教育和國家權力的政治精英逐漸接受并采取了反動政策，繼續實施結構調整方案使國家的債務負擔和不發達程度越來越重，且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近年來，該地區開展社會主義斗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蘇丹共產黨是僅次于南非共產黨的，在非洲歷史最悠久的黨，在推翻奧馬爾·巴希爾政權和政治改革的漫長斗爭中發揮了真正的先鋒作用。南蘇丹共產黨誕生于蘇丹共產黨，在與反動權力的斗爭中一直保持清醒。

2019年1月，肯尼亞共產黨(CPK)也獲得了“重生”，但在此之前，它經歷了與反動國家官員的激烈斗爭。反動國家官員認為，共產主義無權存在于由資本主義主導的政治中。

肯尼亞共產黨(CPK)是一個革命黨，深知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的政黨。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通過有組織的研討會來招募我們的成員，特別是干部和領導。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革命思想只有深入群眾，才能成為革命力量。《信仰》是肯尼亞共產黨（CPK）在肯尼亞和東非地區的群眾中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手段。

《信仰》將從該地區的兄弟共產黨、運動和組織中征集文章，以加強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斗爭中的社會主義力量，我們堅信《信仰：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將成為東非甚至被親資本主義政權剝削和壓迫的地區人民的理論武器。